传统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第五节　传统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一、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法进步，其突出的成就是东晋虞喜发现春分、秋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称为“岁差”。岁差发现后，并没有马上被运用到历法的制定上去。到刘宋时，祖冲之第一个把岁差用到历法制定上，体现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在《上新历表》中，说他“博访前坟，远稽昔典”，“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考课推移”，算出冬至点“未盈百载，所差二度”，（《宋书·律历志下》）证明了虞喜岁差之说的正确性。祖冲之说他创制新历，改易之意有二：其一，提出了新的修润法，对润率作了改动，采用391年设144个闰月的精确润率。“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多，且经过二百年就要差一天。节闰移了，就要改法。于是他“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南齐书·文学传·祖冲之传》）其二，将岁差应用于历法，所定岁差为“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北史·艺术传上·张胄玄传》）《大明历》一年为365.24281481天，与今测准确数据反差46秒，十分精确，实为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但祖冲之的《大明历》遭到了刘宋著名恩幸人物戴法兴等的非难，朝中善历者难之，不能使之屈服，因此《大明历》无法施行，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509年）才被采用。后北朝也基本采用此法，隋朝用张胄玄所造历法，较之祖冲之的历法更精确，而张胄玄是“学祖冲之，兼传其师法”。（《隋书·律历志中》）

另外，当时制历已经懂得定气。我国历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并不懂定气。人们一直以为每过一天太阳就行一度，每个节气所占的天数都是15.2天，直到北齐张子信用浑天仪经过多年的观察计算才证明这是不准确的。他发现太阳在春分后行得慢，秋分后行得快，因此用二十四节气平分全年的方法不正确。

二、医学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良医收集医学文献，总结治病经验，推动了医学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名医有晋代的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和梁代的陶弘景等。

王叔和是东晋的太医令，他博览医书，加上他自己的医疗实践，著《脉经》10卷，把脉象归纳为24种，奠定了我国脉学理论的基础。他还著有《脉决》、《脉赋》，是著名的脉理专家。王叔和收集整理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10卷，附方10卷）及《金匮要略》（3卷）二书。阐述了中药学的理论与治疗原则，对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并保存了三四百个药方。这些都成为中医学宝贵财富，其医疗原则，为历代中医所遵循。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术，西晋的皇甫谧总结以往针灸的经验，著有《针灸甲乙经》12卷。这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

东晋葛洪著《肘后卒救方》3卷，记录了当时许多用之有效的药方。梁陶弘景增补葛洪的《肘后卒救方》，著《肘后百一方》。道教在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时，对药物学也很重视。有“先服草木以救亏决，后服金丹以定无穷”的说法。（《抱朴子·内篇·极言》）陶弘景既是道士，又是著名药学家。他与山结缘，到处寻访“仙药”，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药物学知识。他还对汉代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药》做了增补，整理成《本草经集注》，收集记载的药物730种，比《神农本草经》多出一倍。他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医疗属性的分类法，把这些药物分为七大类。这种分类法，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药物的标准分类法。

三、数学与机械发明的新进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数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割圆术”的愈来愈精。孙吴的王蕃推算圆周率为3.1555。到魏晋之际，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依次分割一百九十二边形，得圆周率为3.14，将此数值化为157/50，后人称之为“徽率”。南朝祖冲之又“特善算”，曾“注九章，造《缀术》数十篇”。（《南齐书·祖冲之传》）他在数学上的卓越成就就是求得圆周率在3.1415926和3. 1415927之间，并用22/7和355/113作为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求得圆周率精密数值的人。

三国曹魏时期的马钧是一位“巧思绝世”的发明家，他制造的翻车（即龙骨水车）轻便灵活，非常实用。又将60镊、50镊织绫机皆改为12镊，提高效率4至5倍。魏晋以来，水碓运用普遍。杜预制成连机水碓，利用水力带动几个碓同时舂米。与杜预同时的刘景宜发明以畜力牵引的连转磨。祖冲之制成水碓磨，并制“千里船”，皆提高了效率。更为神奇的是诸葛亮出军祁山，用木牛流马搞运输。《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说木牛“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太劳”。据推测，木牛是四人推的大车，流马是蜀中的独轮小车，“以流马运”比“以木牛运”要晚三年，表明流马是由木牛改进而成。（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第285页，合肥，黄山书社，1989）此外诸葛亮还发明一弩十矢的连弩，陈寿说他对于“工械技巧”的研究，达到“物究其极”的地步。（《诸葛亮传》）(www.xing528.com)

四、地学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地理专著《水经注》等；另一方面是地图绘制方法的进步，特别是制图六体的提出。

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是专门记载水系的地理专著，全书共40卷。它以大约成书于三国时的《水经》为纲，但绝不是对《水经》的简单注解，其本身就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创作。通过搜集丰富的文献和进行一些实地调查，详细著录了全国1250多条河流的走向和经过。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著录了河流的分布、渠堰灌溉等情况，还详细介绍了河流经过地区的山陵、地形、物产、城邑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建筑名胜、当地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甚至涉及朝鲜、越南、柬埔寨、印度、伊朗、咸海和蒙古沙漠等域外地理知识。所以它不仅是一部地理名著，而且也具备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城市地理专著，共有5卷。它以追述北魏末年洛阳伽蓝（佛寺）的兴废沿革为主，叙述了所在的里巷和方位、附近的古迹、洛阳城的布局等等，还特别叙述了外国商人在洛阳的居住情况。同《水经注》一样，它也是一部兼具地理、历史、文学价值的著作。

这一时期在地图绘制方面的成就，是西晋裴秀创制的18篇《禹贡地域图》（历代地理沿革图），以及他提出的制图六体。他在《序文》里总结了前代制图学的理论，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分率，即比率尺；准望，即方向；道里，即人行路径；高下，即高取下；方邪，即方取斜；迂直，即迂取直。制图六体的提出把制图技术提高了一大步，奠定了中国地图学的基础。

五、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集中地表现在魏齐时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中。这部书是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之后写成的。在书中，他总结了北方地主经营庄园经济的主要经验，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的面貌。《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92篇。第一至第五卷的55篇中，分别用专题论述了各种作物的耕种栽培方法，其中包括土壤的整治和休息、肥料的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粮食蔬菜等作物的栽培、果树的培植和嫁接等；第六卷共6篇，是关于家禽家畜和鱼类的养殖方法；第七卷至第九卷的30篇是讲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储藏；第十卷只有1篇，记录了当时南部中国的许多地域性植物。总之，本书集农业生产技术之大成，几乎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堪称是一部生活实用百科全书。

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进，还出现了很多方便省力效率高的新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农具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铁犁更加轻便。农具的种类也有所增加，《齐民要术》中就收录了30多种。这些生产工具的大量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制瓷工艺的成熟

制瓷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也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在制陶过程中大量使用青釉，做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高级工艺品，即所谓的“青瓷”。青瓷的本名叫“琉璃”，它是我国由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中间工艺。据考证，最早的青瓷器出现在东汉。曹操使用过的器物中就有一件是琉璃笔，当时还十分稀有。后来这种工艺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工艺日益细致，发展成为越窑瓷器；另一方面粗糙和普及，成为后来的琉璃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制瓷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瓷器的烧造技术迅速提高，而且制瓷的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当时的南方，从浙江、江苏到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江西、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再到南部沿海的福建、广东均有瓷窑的分布，烧制出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青瓷器。这一时期，南方的制瓷工艺进步很快。在瓷器的成型技术上已经普遍使用了拉坯成型的方法，还兼采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多种成型方法，不仅提高了瓷器成型的速度，也保证了器形的规整。另外，化妆土即护胎釉的应用又使粗糙的坯体更加光滑和柔和。瓷器的种类增多。南方瓷器的种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用具，如碗、碟、盘、盒、盆、钵、耳杯、扁壶、瓶、坛、香炉、灯、虎子等；另一类是随葬用的明器，如谷仓罐、磨、碓、猪栏、鸡笼、羊圈、灶、人物俑、动物俑等。南方制瓷业中浙江地区发展得最快，浙江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质量最好，胎质细密坚硬，釉色均匀光滑，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北方制瓷工艺的发展要比南方晚很多，技术也明显不够成熟，烧出来的瓷器胎质比较粗糙，常带有黑点和气孔，而且种类也比南方少。在北方制瓷工艺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中曾出土了9件北朝的白瓷器，有三耳罐、碗杯等，胎质比较细白。尽管白瓷的烧制技术还不够完善，火候较低，胎釉中铁的含量仍然偏高，但人们已经学会怎样控制胎釉中的含铁量，这标志着我国制瓷工艺的巨大进步，也为后来缤纷的彩绘瓷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成熟，使瓷器部分取代了陶器、金属器和漆器，人们在生活用具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瓷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地可缺少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