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

第四节　先秦时期的学校、教育及人才选拔

一、教育下移与“学在私门”的兴起

相传夏商时期已有“庠”、“序”、“校”等三种学校，对贵胄及其子弟进行礼乐和军事训练，使之“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周时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殷商和西周都是官学时代，即由官府与贵族垄断学校教育。春秋时期，原为周王室服务的文化官员都各奔前程，有的贵族还带着图书出奔，或为保全文献而转移外地；一些贵族降为士庶，他们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随之下移到民间；有些庶民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掌握文化知识，他们通过拜师求学成为有文化的士人；一些士人致力于学术研究，培养出一批学生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或建立学派以实现其政治意图，扩大社会影响。文化教育不再为极少数贵族所垄断。这一时期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移，促使了政与教的分离、官与师的分离，从而使教育成为一门专业，教师成为一种职业，这无疑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机。

“稷下学宫”以设在临淄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而得名。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断定它始创于宣王执政时期。据《史记·田齐世家》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故被誉为“稷下风流”。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官立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著名的学者尹文、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孟轲、荀况等都在此讲过学，其中不少人还被封为上大夫。稷下学宫成为东方学者集中之地，堪称为当时人才开发的中心。

私学兴起以后，一些私学大师在实践中探讨教育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指导思想，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后代影响最大。孔子的教育原则主要有：博学笃志、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等。关于教师，孔子提出学无常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互教互学、严慈并济等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中国教育学的一份宝贵财富，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值得继承和不断发展的历史遗产。除孔子外，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在教育方面也都有过许多论述，比较著名的如荀子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作《劝学》，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教育史上看，当时教育发展的趋势是由“学在官府”转为“学在四夷”，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范围逐渐扩大，孔子顺应时代的发展，提出“有教无类”，意味着教育不受阶层、职业、族类、地区等的限制，凡愿意来学习且有拜师之礼的人，都可到孔子门下受教，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孔子提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在私学中受教育者已不再限于贵族及其子弟，人才的选拔也突破了旧的框框。《吕氏春秋·有度》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其成分不可能尽为贵族，其中也有平民、商人，甚至贫穷百姓。孔子倡导并实践“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们出身各异，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孔子教育人才思想的进步性。

二、商周时期乡兴贤能与贡士考察

（一）乡兴贤能和贡士考察

世卿世禄是夏商周选用人才、任用官吏的主要方式，高级贵族大都世代相袭。此外，商周时期还采取“乡兴贤能”和“贡士考察”等办法在贵族中选拔一些低级官吏。各地的诸侯有责任向上级直至朝廷推荐符合一定标准的人才。乡大夫的职责之一就是教化地方，并且在他们统辖的地区内考核乡民的德行和技艺，选拔出贤德多才之士，担任地方官吏。这里的“德行”最初主要指孝、悌这两种品德，以后泛指其他优秀品德；“道艺”指射、御两种技艺，这是古代男子必须具备的作战本领，选拔出来的人一般担任伍长、乡吏等低级官吏。王室有专门的官吏负责人才的初选、复选和考核，且程序繁复，逐级选拔考核取士也已存在，只是还不完备。

除此之外，周代还有诸侯进贡人才于天子的贡士制度。诸侯每三年一贡士，大国三人，小国一人。贡举后，再经过考试以定优劣。《礼记·射义》规定：“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得与于祭。”其考察的内容是举止行为是否合于礼，其节奏步伐是否合于乐，成绩优异者得参与祭祖，方可得到一定的官职。作为上古部落尚武精神的遗留，习武比射是这一时期选士的重要手段。上述周代贡士和贡士选拔的记载显然带有后人修饰和加工的痕迹，或掺杂了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任贤使能

商周最高统治者中的贤明之君往往沿袭上古的做法，通过一定形式的考察，破例把出身低贱，但确有真才实学，具备治国治军才能的人吸收到自己阵营中来，对有的还授予高官，委以重任。商汤时任用有莘氏之女的陪嫁之臣伊尹为相，他辅佐成汤攻灭夏桀建立商朝，汤去世后，又辅佐外丙、中壬，立太甲，为商政权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武丁时，国势衰败，“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假借神灵托梦，使百工求之于野，得版筑奴隶傅说，遂擢拔为相，经数十年的治理，商朝空前强大，成为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周文王曾亲自寻觅治国兴邦的贤才，后终于在渭水之阳发现了穷困潦倒的姜尚，与姜尚交谈后大悦，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姜尚倾心辅佐文王与武王，在翦商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封为齐国国君。周公旦第二次东征后，周王将殷原统治区封给康叔（周文王少子），周公惧康叔年少，曾告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这表明周公不仅善于总结经验，而且对包括敌国贤人君子长者在内的人才也颇为尊重。

尽管以上是任贤使能方面极个别的例子，但也说明商周时期选贤任能的古风犹存，这已成为统治者巩固自己统治、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统治阶级也因此而网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与察能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诸侯国君主争相招揽贤才，组织决策智囊团。他们通过招贤察能、举贤考核、奖励军功、养士等多种形式和途径，网罗各种人才，重用才学之士。春秋战国的历史生动地表明：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呼唤人才，人才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www.xing528.com)

（一）春秋时期的招贤、察能与考绩

综观这一时期君主招贤的标准，对能治国安邦，出奇计救国家于危难的相才；或是善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或是有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列国的外交人才，大多能委以重任。在动荡多变的年代，更加注重实际，注重对人才实际才能的考核和政绩的考核（考绩）成为这一时期招贤任贤的特点。

春秋时期最早打破常规任用贤才的是齐桓公。管仲在帮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争夺王位中，险些射杀小白，因而沦为罪隶。鲍叔牙认为，齐国欲称霸，非管仲不可，遂力荐管仲为相。齐桓公捐弃前仇，亲自迎之于郊，并当面请教。管仲大谈“王霸之业”，两人竟夕畅谈，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早期选贤往往先当面长谈，这实际上是察能的一种形式，是更加直截了当的考核。秦穆公从战败国俘虏中求得已沦为奴隶的百里奚，与之“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百里奚又引荐蹇叔，穆公厚币迎之，以为上大夫。其后秦穆公用计从敌国戎狄挖走贤相由余，使之为己所用。秦穆公时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终于称霸西戎，并开秦国任人唯贤、尤其重用别国贤能之士之风气。

孙叔敖是楚国才学之士，虞丘（今安徽临泉一带）相将其荐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三月而为楚相。他辅佐庄王，使楚国一度强盛，邲之战大败晋国后，相传曾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建水利工程，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功垂后世。齐人孙武善为兵法，幽居不仕，不为世人所知，伍子胥知其善于统兵打仗，遂积极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将所著13篇兵法一一呈上，每陈一篇，吴王“不觉口之称善”。后被任为将军，率吴军攻破楚国。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成为我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

由以上数例可知，春秋时期选贤任贤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远没有成为和察能联系在一起，察能的主要方式是引荐人介绍和当面交谈，一旦为国君所赏识，随即委以重任。由于“学在官府”的局面刚刚被打破，私学才兴起，士阶层尚在形成之中，所以，选贤的范围有限，主要还是在贵族中物色。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绩尚未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君主们的自觉行动，它仅仅是贵族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补充。这一时期招贤

（二）战国时期的礼贤、招贤

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的礼贤、招贤显得更为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某些国君的自觉行动。最早立志改革图强、礼贤下士的君主是魏文侯，他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优礼田子方、卜子夏、段干木等社会名贤，任用军事家吴起为西河守，善于治水的西门豹为邺令，开战国礼贤、任贤之风。李悝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军功爵禄制，从而奠定了魏国在战国前期的霸业。文侯时期人才济济，国势强盛，诸侯畏惧，以至“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

礼贤、招贤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秦国。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矣”，公开下求贤令。公孙鞅与孝公第三次面谈，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公孙鞅两次收效甚巨的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六国闻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从此无敌于天下。惠王时任用张仪，散六国之纵；昭王时用范睢之谋，废穰侯，逐华阳四君，强公室杜私门，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秦王政在统一前更是豁达大度，他博采众议，任人唯贤，几乎集中了当时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将为其所用。与山东六国人才外流、人才遭贬杀、人才枯竭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国人才济济，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秦最终统一全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秦一以贯之的任人唯贤、唯才政策的成功。秦国任贤政策最突出的两点是：首先，秦国历来重视并大胆使用六国宾客。仅就秦王政时代而言，就网罗了李斯、尉缭、王翦、蒙恬、茅焦、王离等一大批精英，这些人皆非秦国人。其次，秦国有一套保证人才得到利用的制度。商鞅变法后，秦国有了明确的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体制，奖励军功，做到“功赏相长”。可见尊重士人、接纳并信任士人是秦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也是秦最终能够吞灭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养士之风大兴和奖励军功

战国中期以后，六国出现了争相招聘士人、蓄养士人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所养之士各三千。其他养士数百上千的当还有不少。战国前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和秦国的客卿制度实际上是由国家来养士。这种争相招纳智囊人才的现象是战国七雄斗争的继续，也是更大规模斗争的前奏。

这些士经人引荐、自荐到权相或贵戚家为客，有的“为之谋”，有的“通其意”（指传递消息情报，相与串通），有的“制其兵”，有的著书立说。养士者由于众多才学之士的加盟和帮助，入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安危，成为了社会上的一股特殊势力。所蓄之士中确有不少人有真才实学，但由于不需要通过严格考试就被接纳，不免良莠混杂，其中也不乏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者，有的纯粹是混饭吃的庸才或鸡鸣狗盗之徒。私人养士是战国前期尊贤任贤的发展和继续，但私人养士的大兴，大批士流入私门，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真正为国家兴亡出谋划策的士人少了，所以四公子所在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振作起来，反而王权削弱，国势颓败。秦国吕不韦难以被强化集权的嬴政所容，必欲铲除之而后快。汉代以后，私人养士同样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严令禁止。

奖励军功，是根据战功的大小（实绩）封官晋爵，这是古已有之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战国时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主要考察在战争中的功过得失，并以此作为官吏奖惩徙黜的重要标准。考察战争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惩处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便于实施。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国君的宗室无军功不能名正言顺地列入宗族的簿籍，一般贵族更是如此。商鞅还具体规定了二十等爵制，把军功的大小与爵位的高低相联系，并与享受的政治待遇、经济特权挂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军功爵禄制度。这一制度在秦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使秦异军突起，无敌于天下。李悝和吴起变法都有奖励军功的内容，其他各国也都不同程度地推行奖励军功，但各国奖励军功远不如秦国规范、严格，其收效也因而不太显著。

奖励军功在战国这一较为特殊的时期确曾为列国选拔了一批可用之才，培植了大批军功地主，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和世卿世禄制。但也应该看到，对一个国家而言，军功仅仅是臣下众多建功立业中的一项，如果奖励主要局限于军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