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

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3]

1977年12月初，“上海新建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命名前的名字）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许言同志任指挥，市委、市政府决定，宝钢的建设工作由我分工联系。1978年8月，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宝钢领导体制改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任党委书记、指挥，我任副书记、副指挥，直到1983年3月我调离上海，到北京出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前后历时六年。我在宝钢的经历，正好与方如玉同志在宝钢的工作时间（1978年2月至1983年9月）处于同一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宝钢同事。

这六年多的岁月，正是宝钢从大红大紫地抢建，到备受责难并下马调整，直至恢复正常建设，波动极大。我不由得想起了1　4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写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两句名诗。宝钢的大起大落，确是一段检验“诚臣”的岁月。

方如玉同志是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长期战争和建设环境中磨炼的忠诚、敬业、奉献等优秀品格，在宝钢这一段工程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在宝钢抢建时期，方如玉同志要适应完全不同于过去在哈尔滨、武汉、马鞍山、酒泉和本溪等地的建设环境，指挥来自多个冶金建设、港口、电力部门以及上海市的各种建筑队伍，需要高度专业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指挥调度有方，数十个单项工程齐头并进，配合默契，从未影响工程总体进度，从未发生重大纠葛。在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施工现场，率先实行不搞“三通”临时设施，修建厂区主干线道路、实施上下水正式工程。以部分砼离心管桩代替钢管桩，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组合式、标准化钢模板和钢管脚手架。这些创新成果，争取了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效率，树立了全新的文明施工样板，在全国推广后，受到广泛好评。对于桩基位移等重大工程难题，也都有效地配合有关方面一一化解。总指挥部在工程建设上对他们从未有过担心，他们也确实能战斗，工程进度、安全质量、投资控制等，都让人放心，在社会上树起了“宝钢”高速度建设的良好形象。

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调整下马中的深谋远虑与卓越见识。中央决定宝钢“退够、下好”，指挥部令行禁止，具体落实、部署。问题集中在面对现场七万人的队伍，近三十万吨设备、材料，怎样退？怎样下？下了以后怎么办？将来还有没有恢复建设的希望？现在能为今后做些什么事？总指挥部党委闭门开会，讨论“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的实施方案及具体部署。会前，马成德同志征得我同意，决定由方如玉、陆兆琦、吴增亮、胡志鸿等同志组成设备维护小组，方如玉同志任组长，提出实施方案。在指挥部党委会议上，方如玉作了汇报，提出“就位保管”、“动维护”，并作了瞻前顾后的分析说明。下马停建，设备材料保管要建仓库，要投资，要征地，要用大量材料，不如将投资、材料用来续建厂房，用厂房代替仓库，存放设备材料，还可以按照施工图纸把基础做好，设备安放就位，避免在地上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对于精密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精密仪表等，还可以接线通电，进行动态维护，确保精密机件不损坏。参加会议的同志边赞同、边议论、边补充，形成共识，使“退够、下好”的原则得到更积极的落实，既能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考虑到未来的前景；既可以减少损失，又可以为以后的恢复建设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这是一个极富创意、饱含智慧的方案，很快获得国家建委和冶金工业部批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就位保管和动维护”的方案，使得全部设备、材料无一损坏、丢失，为几个月后宝钢恢复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一直认为，方如玉等同志确是好样的。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应对，更没有躺倒，而是完全置个人利害于不顾，想国家所想，处处以事业为重，在困境中找出路，在难题中寻求最佳选择，表现了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像方如玉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经过战争和建设的锤炼，造就一身过硬本领，识大体、顾大局，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拿得起、放得下，把任务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是有了这样的骨干，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他们的忠诚、敬业和奉献精神值得后人学习继承。

方如玉同志是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参谋长，他带领的队伍一直在为国家建设打硬仗。他对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凝聚了革命队伍的深厚情谊。1982年底，鉴于建设形势的变化，国家决定部分工程兵改编安置。这是件大事，也是个大难题，安置不好，会留下后遗症。在接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知后，方如玉就来找我，请示怎么办？在宝钢参加建设的冶金二支队、三支队怎样落实？当时在上海落户极其困难，如调出上海，安排去外地转业，对这两支队伍伤害太大，我们良心上会过意不去，也不利于宝钢建设。我们商量的意见倾向于留在

陈锦华（右一）陪姚依林（右三）参观宝钢，左三为方如玉(www.xing528.com)

宝钢，但要做艰巨的工作。我为此首先找了市建工局局长王国良。按市政府办理公务的行政程序，首先要征求建工局的意见，王国良是需要第一个表态的重要人物。我讲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说了我同方如玉商量的意见。王国良当即表示，赞成把这两支队伍留在上海，并说队伍素质高，作风好，上海也需要。有了王国良这一票，我再找市建委，也获得同意。然后，我就拿了文件直接找市委书记陈国栋，并讲了市建委、市建工局的态度。陈国栋表态积极，并要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市委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有了陈国栋这个积极态度，上市委会议我就完全有信心了。会上我作了汇报，书记会议一致赞成，决定把基建工程兵冶金二支队、三支队留在上海，基地机关人员和家属都落户上海。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一直认为，像冶金工程兵这样的队伍，是国家建设的野战部队、主力军，哪里任务艰巨就调到哪里，不计条件、不讲“价钱”，转战南北，四海为家，许多骨干都是几十年在艰苦环境下流动，国家有条件照顾他们，应当关心、照顾，作出妥善安排。方如玉同志对这支队伍的关心、爱护，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同志情谊，是人间大爱。

在宝钢与方如玉同志共事的六年，我们之间，不管是会上讨论，还是私下交换意见，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执、矛盾，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他的这种态度，绝不仅仅是部队养成的组织纪律性，而是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形成的一种领导素养，一种忠诚、敬业、奉献的团队精神。宝钢指挥部班子成员，是我一生经历中难忘的集体。这个团队让我引以为豪，终身难忘。方如玉同志是这个团队的优秀成员之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注释】

[1]＊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9月16日—18日接受宝钢采访的谈话整理而成，原载《百年潮》2012（3、4）。

[2]＊本文系作者2008年12月23日在宝钢建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3]＊本文是作者应方如玉同志的家属请求，为《方如玉纪念文集》写的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