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起义-都柏林文学地图

复活节起义

约翰·雷德蒙德是帕内尔的继承者，也是英国议会中的爱尔兰领袖，他曾经在立法领域为地方自治做过不懈的斗争。1912年，雷德蒙德似乎拉到了足够多的选票，可以通过地方自治法案，但是爱德华·卡森爵士宣布，阿尔斯特反对此项法案，并且组建了主张联合的军队，威胁说，如果通过任何自治法案将阿尔斯特包括在内的话，他将发起内战。民族主义者在都柏林的军队奋起反抗，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阻止了《地方自治法案》的实施，也避免了一场内战。但雷德蒙德错估了形势，在斯蒂芬斯看来，正是由于他的失误，1916年都柏林才爆发了长达一周的起义：当时，一战在欧洲大陆蔓延，雷德蒙德保证，爱尔兰会支持英国。事实上，大部分爱尔兰人已经准备好了，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先抛开他们和英国长期以来的分歧。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在法国加入了英国的军队。但是一些民族主义派系已经受够了雷德蒙德，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即将爆发的谣言在都柏林传了数年，1916年4月24日，它真的发生了。詹姆斯·斯蒂芬斯凭借着他记者的执著和诗人的敏感，开始记述重重包围之下的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在他菲茨威廉大街42号租住的公寓里可以鸟瞰全城，1917年出版的《都柏林起义》引人入胜地描述了都柏林人所经历的那场起义。

这场起义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很多警察和政府官员都在城外欢度复活节周末的长假，起义让他们措手不及。这天，斯蒂芬斯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早晨，在家吃过午饭，正走在回国家美术馆办公室（最近他刚刚找到了在这里做登记员的工作）的路上，他发现志愿军已经冲进并占领了都柏林的许多建筑。他们设置路障，使城内、出城、入城的交通陷入了瘫痪。

斯蒂芬斯的文章表明都柏林人对于涉及起义的任何细节都一无所知，所有的消息都是道听途说。究竟有多少起义者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圣斯蒂芬斯公园可能有36个或者3000个起义者。大家都谣传，志愿军已经在爱尔兰取得了全面胜利，完全控制了科克；德国的潜艇遍布爱尔兰海岸线，运兵船已经在东海岸登陆，来协助爱尔兰打英国。有些谣言可以轻易看穿（斯蒂芬斯开玩笑说，有人在圣斯蒂芬斯公园的池塘里看见了一艘德国潜艇），但是在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迎风飘扬，警察已跑得无影无踪，英国军队还没有出现。

有一些大胆的都柏林人出于非常私人和现实的理由，站出来反对起义：志愿军用枪指着，从平民手中强行征用了很多的轿车、卡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他们用大金属块制造的路障让城市里的生活非常困难；本周早些时候食物就开始短缺；而且，志愿军为了维持秩序还用暴力对付平民。斯蒂芬斯就亲眼看到，在圣斯蒂芬斯公园，一个人试图从路障边推走他的马车而被起义的步兵用枪打死。“那时，大家都痛恨志愿军。”（Stephens，The Insurrection in Dublin 24）

但是除了这些孤立的事件之外，和后来媒体恶意中伤诽谤起义的报道相反，持怀疑态度的都柏林平民对这次起义的真实想法是不确定的，大部分人对此三缄其口。起义三天后，斯蒂芬斯警告说，很难说人民究竟支持哪一方：

这个城市究竟是支持志愿军呢还是反对他们呢？现在（一两天后写的）普遍认为，都柏林人是完全反对志愿军的，但是在我写这些的那一天，这一点是很难确定的。大家对这个话题都保持缄默。人们见面时喋喋不休，但是却不会说出任何透露个人想法或者信仰的话。他们彼此询问，交换最新的消息，或者说是谣言。人们对事件的突然性和彻底性非常吃惊，但是却完全不会形成任何支持或者反对起义的观点。（46～47）

邮政总局大楼：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是起义者总部。在起义中被破坏。1929年重建。

陌生人之间小心谨慎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都柏林大街上到处都是穿便衣的志愿军甚至是穿便衣的政府官员。尽管斯蒂芬斯尽力在《都柏林起义》中努力想要保持客观中立的口气，书中还是不时能看到和《女士在此》中相像的都柏林市民的形象——浅薄无知、卑躬屈膝。在早期夺回邮政总局的战斗中，英国士兵骑着马冲向建筑物，却被炮火轰了回来：

据说在邮政总局发生的这场佩枪骑兵攻击战中，人们，尤其是女人，和英国士兵一起并肩作战，用砖头、瓶子、棍子痛打志愿军，并高喊着：

“你们还要伤害穷人吗？”

另外一些愤怒的女人用以下这种令人惊呆的质问来威胁志愿军：

“你们还要伤害可怜的马匹吗？”

事实上，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居住在都柏林。（32）

斯蒂芬斯客观冷静地分析志愿军的行为，判断都柏林人的出发点，他们会选择支持最终肯定占上风的那一方。但是人们憎恨起义的原因有很多，如不能自由行动、舒尔本酒店狙击兵和圣斯蒂芬斯公园枪手之间日夜不息的枪战、戒严令和宵禁、接踵而至的食物匮乏、对城中商店的抢劫掠夺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军站稳了脚跟（比起他们最初占领这个城市，这更加不可思议），斯蒂芬斯察觉到人们观点的微妙变化。英国人到达都柏林并站住了脚，但是志愿军依然驻扎在那里。“人们甚至开始感激志愿军，因为他们坚持住了，”斯蒂芬斯这样记录道，“如果他们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被打败了的话，这个城市将会彻底地丧失尊严”（52）。起义者被抓住时得到的所谓正义的处罚，更助长了这种情绪。有一些起义者在街上跪着被处死，有一些很快得到审判并判处死刑，复活节起义的所有领袖都在起义的十天之内被审判并执行审判结果。结果，英国的正义之举动摇了公众观点，使他们偏向于爱尔兰共和主义，这是起义策划者当初怎么都想不到的。起义失败了，但却向爱尔兰共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斯蒂芬斯和叶芝都写挽歌悼念复活节起义中牺牲的爱国人士。斯蒂芬斯的作品集《绿色树枝》中有一篇《1916年爱尔兰的春天》（The Spring in Ireland，1916）”，在文中，演讲者恳请大家满怀春天般的希望记住这些在起义中牺牲的人们：

让他们的墓地长青吧，快乐的春天，

因为他们英年早逝，热切期盼；

所有年轻的生命因热切微颤

他们最应该被怀念：

他们不是搬到了这里，而是融入了泥土里面，

他们不能为了自由再牺牲一遍；

因此应该永远地被国家怀念；

愿他们的墓地长青，愿他们的记忆长青。(www.xing528.com)

（Stephens，“Spring”lines 27～34）

但是，叶芝的诗歌《1916年的复活节》常被收入诗集，在所有纪念这次起义的诗歌中也最为著名。这是一首很复杂的诗歌，它把复活节和基督的复活同爱尔兰国家即将到来的起义结合了起来，这在副歌《诞生出可怕的美丽》中体现得更为清楚。但是这首诗歌也表达了叶芝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即令人困惑的“过度的爱”的破坏性后果的惋惜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希望：

毕竟那死亡是否不值得？

因为英国可能守信义，

对于做过和说过的一切。

我们知道他们的梦寐；

知道他们梦过现已死了。

足矣；如果过度的爱

把他们迷惑至死又如何？

我把一切用诗写出来

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莱德，

康诺利和皮尔斯之辈，

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

只要遍布有青青绿色，

他们都会变，变得彻底：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Yeats，Easter 1916，lines 67～80）

《1916年的复活节》写于那年9月末，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已经转变看法，在他们眼里，起义领袖们从最初的罪犯变成烈士。三年以后，大多数当选为西敏寺议员的人拒绝在英国众议院任职，相反，他们在重要的文化中心伦斯特议会大楼成立了爱尔兰议会的众议院。他们发表了独立宣言，但是国际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们在1921年签订协定，新爱尔兰自由联邦获得统治权。双方对该协定的条款都不满意，于是接下来爆发了支持协定和反协定派系之间的内战。根据1937年的新宪法，最终在占该岛南部四分之三的范围内成立了叫作爱尔兰的国家，直到1949年，它还一直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甚至到今天，爱尔兰公民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还享有许多和英国公民一样的特权。

一战极大地破坏了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文化。它永远地改变了英国文学，使爱尔兰的文学复兴运动也自此停滞。但是混乱在爱尔兰扎了根，尤其是在都柏林，即使是在一战结束以后，新的自由联邦陷入了游击战和内战。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涌现的人物为爱尔兰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把都柏林建成新的文化中心做了很多工作，以至于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存在所谓“文学的都柏林”；然而很多人后来还是离开了这里。斯蒂芬斯声名显赫，于是去了美国。二战（和他对爱尔兰中立地位的不满）又迫使他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成了英国广播公司一名正式的播音员。他死于胃部手术并发症，被葬在伦敦的金斯伯里旧公墓。叶芝从西爱尔兰跑到东英格兰，但是他一直把斯莱戈当做自己的家。按照他的遗愿，死后他被葬在了“庄克利夫墓地光秃秃的本尔本山山头”，他的墓志铭非常有名：

冷眼一瞥

生与死

骑者，且赶路

乔治·拉塞尔大概是最重视居住地的人了，即使在都柏林最暴乱的日子里，他位于拉斯格大街17号的家都从不上锁，这远近闻名。但是即使是他也在妻子死后搬到了英国，这让认识他的人都很吃惊。1935年7月17号他在伯恩茅斯的一家疗养院去世，死后遗体被运回都柏林。据说，他被安葬在杰罗姆山公墓，为他送葬的队伍有一英里长，悼词是作家弗兰克·奥康纳所写（叶芝拒绝为他写悼词），出席他葬礼的还有像爱国政治家埃蒙·德·瓦莱拉这样的名流。1923年，共和主义者们放火烧了乔治·穆尔在梅奥郡的祖居穆尔大厅。十年以后，即1933年，乔治·穆尔在伦敦去世。文艺复兴运动的潮流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推动下继续前行。大部分时间，詹姆斯·乔伊斯都居住在欧洲大陆，在那里进行创作，他对都柏林的描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