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潘知常:美在生命
生命历来与美息息相关。从原始人的生殖崇拜到文明人类的生命意志,从“传神写照”、“气韵生动”到生命的绵延和超越,无不体现了生命对美的追求和呼唤。生命美学也因此被众多美学家所关注。早在20世纪初,范寿康、吕澂、宗白华等人就大力提倡生命美学,50~80年代,又得到蒋孔阳、高尔泰、周来祥等一批美学家的积极支持。到了90年代,生命美学更是焕发出勃勃的理论生机。潘知常在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将生命从美的边缘状态拉到前台位置,提出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为当代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参照模式。
一、实践与生命
潘知常生命美学的理论基点是人类的生命活动,这一基点的确立是基于对实践美学根本原则“实践”的一种具体的拓展。
他认为实践美学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阐释存在着严重的偏颇,着重表现在:阐释背景的理性主义和阐释本身的唯实践原则,从而使得实践美学简单地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等同起来,产生了一系列的缺憾。诸如:忽视了审美活动的非理性、个体性、超越性等。因此,有必要拒绝理性主义,重建中国当代美学。
首先,就要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实践活动原则虽然在结束传统哲学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毕竟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只有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命活动原则才可以把它展开为一个具体的原则。”(96)所以,“美学应该把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97)。这种结论并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的理论前提——“实践活动原则是抽象的”,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在这个问题上潘知常有自相矛盾之处。上面引文中,他说实践活动的原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然而在《美学的重建》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原则是古典哲学主客体抽象对立的真正解决。“最终解除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抽象对立而达到一种具体性,达到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具体的把握的,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不再用一种抽象性取代另一种抽象性,抽象的客体与抽象的主体真正统一起来了。抽象的物质与抽象的精神也真正统一起来了,转而成为实践活动的两种因素。”(98)他还说,马克思实践活动原则的提出,并非人类克服抽象原则的结束,而只是开端。这些论述恰恰说明实践活动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抽象的克服与解决,即使这种克服和解决如潘知常所说只是开端。也许潘知常并不认为自己言论存在矛盾,因为他把实践活动是对理性克服的开端和“抽象”联系了起来。“道理很简单,假如离开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单纯的实践活动原则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原则。”(99)
潘知常认为人类生命活动主要的类型有:实践活动、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以及理论活动,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这里就让人不明白,实践活动既然是生命活动基础,又如何可能脱离生命活动,被孤立为一个“抽象的原则”呢?实践美学虽然过于强调了实践活动的理性意义,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与生命活动完全隔离,所以他认为实践活动是抽象的原则显得有些偏颇。但他批评的意向是找出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差异,这对美学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美不等同于实践,应该有自己特殊的本质。潘知常认为要避免某种片面性的存在,就要从二者的差异入手,正确的做法是“找到一个在它们之上的既包含实践活动又包含审美活动的类范畴,然后在这个类范畴之中既对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给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又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其他生命活动类型的相对独立性给以足够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个类范畴应当是人类的生命活动”(100)。生命活动的确使美学的根基更为坚实,它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生命活动”是个异常宽泛的概念,中西方对生命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中国儒家生命美学集中体现于《周易》的生命美学智慧中。《周易·系辞上》云:“生生谓之易。”《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说明易的实质在于“生生”即产生生命,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周易·系辞下》又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表明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生殖乃美的底蕴。在儒家哲学那里,“生生”的美学智慧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阳刚之美。
中国道家则较看重生命的阴柔一面。老子提出:“复归于婴儿”,这是道家最推崇的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与生命密切相关的,所谓“柔弱者生之徒”。而庄子则以齐生死,物我化一的角度,阐释了生命境界之美。
禅宗近于道家,却比道家更为洒脱、自由,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悟道,同时体会生命之美。
西方人对生命美学意蕴的考察基于西方文化的原罪观念,表现为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浮士德精神:永不满足、永不停歇。无论是苦痛和幸福都只是阶段性的,超越是永恒的信念。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促使许多哲学家呼吁抗拒生命的机械化和被规定性,主张恢复生命的绵延和自由,以达到诗意地生存。
由此,我们看出生命活动与美学的联结点有生殖、阳刚、阴柔、境界、超越、自由等,既有现实层面的,也有理想层面的,它们都具有美学意义。但生命活动里还充斥着罪恶与阴险,还有苦痛等,以这样一个异常宽泛、抽象的概念来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似乎不太妥当。在《诗与思的对话》绪论里,潘知常又说:“应该以人类的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101)在这里,他虽然以超越性对生命加以界定,但这种界定仍是模糊的,而且与他要找一个比实践原则更具体更广泛的原则相违背,实际上,它是把这种超越性的生命活动看成是审美活动而不是逻辑起点。
二、审美活动与超越
“美学从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的结果,又必然导致美学的研究中心的转移。”(102)潘知常认为美学的研究中心不再是实践活动,而是相对独立于实践活动的审美活动。以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中心,的确是基于美学自身的一种视点,有助于把握审美活动的审美特质,而且更易使主客体达到理论上的统一。所以,审美活动近年来已成为美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潘知常所提的审美活动是和生命活动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种把握方式,也不是一种形象思维活动,而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03)。这样一种理解基于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差异。潘知常认为实践美学把实践原则直接应用于美学研究,导致了把“实践活动如何可能”与“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等同起来,最终把对于审美活动的“性质”的研究偷换成对于审美活动的“根源”的研究,而生命美学强调的是“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美如何可能”,“美感如何可能”,这样才真正完成了学科自身的美学定位。(www.xing528.com)
这种定位,除了重视审美与实践的差异外,还有着另外一种意向:对理性的拒绝。“审美活动与理性活动并非附庸与被附庸的关系。因此,应该超出理性活动在生命活动层面上去为审美活动重新定位。”(104)对照他对审美活动的规定,显然认为实践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忽视了审美的非理性。
应该说,这两点批评确实指出了实践美学体系的缺陷。只不过,潘知常的构想也有不妥之处:他把审美活动看成是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忽视了现实层面的生命活动与美的关联。现实层面的生命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虽然它们在审美活动中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不可否认也产生美,创造美,具有美的意义与价值。显然,生命美学忽视了这一点,虽然它也认为生命活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但其理论本身忽视了实践活动的作用,这在潘知常论证审美活动的超越性时显得尤为明显。
“生命美学”的超越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生存有限性的超越。
他认为人类生命活动中多数是以服膺于生存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现实活动,例如,向善的实践活动、求真的科学活动。它们都无法克服手段与目的的外在性、活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矛盾,只有审美活动成功地消除了生存活动中的有限性——当然只是象征性的消除。“审美活动是以向真、向善等生命活动为基础但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105)
第二,理想地实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
潘知常说:“审美活动之所以成为审美活动,并不是因为它成功地把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对象身上,而是因为它‘理想’地实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106)仔细推敲起来,这句话不甚严密。阎国忠教授认为所谓的“自由本性的理想的实现”至少易给人造成两方面的误解:“一是人有着有待实现的先在自由本性,一是这种自由本性至少可以理想地实现。”(107)
第三,与生存及其世界建立起一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真实关系。
潘知常认为,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致使它终于有可能克服和超越主客二分的层面,走向了非二元性、非实体性的层面。“它追问的是,世界之所以是世界的那个‘是’,而不是作为对‘是’的回答的那个‘什么’,追问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世界的某一方面的关系,是人看到的世界,而不是人看到的某一方面的世界。前者是一种源初的东西,一个在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的本真的、活生生的世界。”(108)潘知常显然是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引进他的生命美学了。他的这个“超越”就是现象学的“还原”。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的这三重超越与杨春时的“超越美学”的超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大致说来如下:
(1)二者都是在对实践原则批判的前提下,强调对理性的超越,对现实的超越的;都注重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高扬人的主体性,但同时又都忽视了生存和生命的现实层面的美学意义。
(2)“生命美学”以“生命活动”为基础,其超越性是围绕着“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着重从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这两种生命活动类型的关系来阐释的;而“超越美学”以“生存方式”为基础,其超越性是围绕着“自由的生存方式的本质是什么”着重从自由生存方式的本质体现来阐释的。
(3)“生命美学”不主张超越实践美学,而这却是“超越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生命美学想表明自己的美学是与实践美学对话,而不是对抗,但其理论本身实则已对实践美学构成了消解。
生命美学从人类生命活动的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揭示了生命与美的本质的联系,为当代中国美学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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