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第一节　人化的自然

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人化的自然”的论述文本主要有：

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¹⁾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²⁾

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³⁾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⁴⁾

围绕着“人化的自然”这一命题所进行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人化的自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第二是“人化的自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第三是“人化的自然”能否作为美的本体。

在“人化的自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提出的“人化的自然”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著作，明显地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蔡仪、杨炳等人。蔡仪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一文中指出，《手稿》的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人本主义的，“人化的自然”作为《手稿》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正表现出人本主义的倾向。所谓“人化的自然”在蔡仪看来，是指“凡是一个人所看见的东西，所听见的东西，都是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他本身的对象化;这些也是把他的个性确证着并实现的对象，于是他自己也就成了这些对象的东西。因而这些言论就是人本主义特点的，实际上是物我互化以至物我同一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⁵⁾。

蔡仪先生把“人化的自然”这一概念看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显然是否定了“人化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蔡仪在批判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人本主义时，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应译为“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按朱光潜的考据，此“人本主义”应译为“人类学原则”)混为一谈，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的错误。其实，马克思此时的人道主义思想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的将人作为动物学意义上的“类”来研究的思想，实现了从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虽然还袭用一些费尔巴哈的术语，如“类”、“类本质”等。马克思在谈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时，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⁶⁾这里的“人道主义”显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它是扬弃了的自然主义，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是“物本”与“人本”的有机统一。(www.xing528.com)

第二种意见与蔡仪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人道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写作《手稿》时已基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观。程代熙的看法可以视为这种观点的代表。在《试论马克思、恩格斯“人道主义”的思想》一文中，他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和机械唯物论者的一个分水岭是:后者只看到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得出了人只能直观自然的结论。他们是见物不见人，因为人被他们给抽象掉了。费尔巴哈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则不同，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又指出自然也是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既见人又见物。‘人化的自然’就是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辩证的统一。”⁽⁷⁾

在对“人化的自然”的具体理解上，也有种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看法可以朱光潜为代表。朱光潜先生说:“人之中有自然的影响，自然也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化的自然’和‘人的对象化’，也就是主客观统一的基本观点。”⁽⁸⁾这是一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化”的途径，不仅是生产劳动，还包括艺术与审美实践。

与这种对“人化”的理解不同的是李泽厚的看法。李泽厚认为，“自然的人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这是狭义的自然人化”。“广义的‘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天空、大海、沙漠、荒山野林，没有经人去改造，但也是‘自然的人化’。因为‘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⁹⁾李泽厚说他通常使用的是“自然的人化”的广义，但他强调，“狭义的‘自然的人化’(即通过劳动、技术改造自然事物)是广义的‘自然的人化’的基础(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基础)”⁽¹⁰⁾。李泽厚不同意将艺术实践的意义与生产劳动的意义等量齐观。他说:“虽然好些人都讲实践，都讲‘人的本质对象化’，都讲‘自然的人化’，其实大不相同。有的是指意识化，讲的是精神活动、艺术实践，有的是指物质化，讲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我讲的‘自然的人化’正是后一种，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生产，即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¹¹⁾

围绕“人化的自然”，论争的第三个焦点是“人化的自然”能否作为美的本体。这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人化的自然”不能作为美的本体。持这种意见的是美学中的客观派。蔡仪先生在《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中指出，对象化的劳动不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形式，而只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私有制条件下，只有异化劳动。因为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是对抗的，根本无对象可言，既然无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那“自然界的人化”当然也不存在，而美却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马克思讲的“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对象化”与后人所理解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毫无关系。杨炳也在《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文中指出:“将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成是马克思《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都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美学观点的坚持者不是立足于物，而是立足于心，力主我的主观美感产生客观的美，故而说什么‘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没有丝毫相同之处。”⁽¹²⁾

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的人化”能够成为美的本体。这是实践派美学的共识。持这种观点的有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朱狄等。这派观点认为，“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的体现。美的本质、根源来于“自然的人化”。由于对“自然的人化”理解有异，因而在具体阐述上又有很多不同。比如，李泽厚认为，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这种本质力量创造了美;而另一些人认为，是人的情感、意识、意志创造了美。这一派都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也是从《手稿》中说“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来的，但对“自由”的理解不相同，有的侧重于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掌握，有的侧重于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有的综合这二者。对于“对象化”，也理解各异。故而虽都以“自然的人化”为美的本质，但具体说法不同。有人说“美是自由的形式”;有人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有人说“美是自由的形象”;有人说“美是自由的表现”……这不同的说法，反映出实践派美学内部对美的本质也有不同的理解。

第三种观点是:“人化的自然”作为哲学的本体论尚可，作为美学的本体论则嫌太宽泛。这种观点当时仍属实践派美学的阵营，这些年逐渐崛起，实际上成为实践美学内部的反对力量，试图冲破实践派美学而独立。张志扬说:“从逻辑上看，《手稿》(按:当指“自然的人化”)只具备了美的必要条件，即没有它，必不美，有了它，不一定美。”⁽¹³⁾“人化的自然”并不能作为美的本体，作为一种学说，它不是美学的本体论，而是哲学的本体论。张志扬说:“人的本质不仅对象化了，人还能直观自己的对象化本质，使客观和主观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时，美才应运而生了。”⁽¹⁴⁾这就是说，要使“人化的自然”成为美，至少还得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主体能在对象中直观自身。笔者在1980年写的《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中也说:“所谓美，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人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这个观点很重要，揭示了美的本质。”⁽¹⁵⁾笔者强凋“直观自身”，这种“直观自身”就是审美，人类的或者说社会的实践使自然人化，为美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但是它不是美，美的产生，还有赖于人从这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

在这场围绕《手稿》的论战中，实践派明显地占了上风。“人化的自然”说成为美学的基础理论，人成为美学研究的中心。应该说，美学从客观派的“物学”转到实践派的“人学”是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践美学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作为美学的本体论的，“人化的自然”毕竟只是产生美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前提，它还不是美。由“人化的自然”到美，还有不少的中介环节，虽然李泽厚也说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找到这个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