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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时间:2024-06-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七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市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中国工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这些都意味着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第七章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市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中国工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中国工业产业国际化、工业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组织结构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章的任务是从产业组织层面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分析,重点考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国际化、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和中国市场结构等三个方面的影响,然后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回顾与现状

吸收外商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对外开放的28年,也是积极利用外资促进改革与发展的28年。在认真研究全球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中国政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吸收外资政策措施,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投资促进工作经过28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跨国公司投资的结构与质量不断优化

(一)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直接投资的两个阶段

尽管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各行业的投资并不是同步进行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跨国公司在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1]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试探性投资期。之所以要进行试探性投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涉及的项目一般比较大、投入资金多、建设周期长,所以它们十分注重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在投资以前一般都会对投资东道国相应的政策法规、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等展开详尽的调查,进行规范的、严谨的可行性论证。二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计划经济在中国仍占据主导地位,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较高,以市场方式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条件并不成熟。

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还不太明朗。因此,大多数跨国公司采取了观望态度,有些公司开始在中国的大城市建立其代表机构,主要是推销其产品,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或从事技术、设备、工艺等的出售和转让活动。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开始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通过与中方建立合资、合作企业,通过小规模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来了解中国市场。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华投资的日本著名跨国公司仅建立了17个投资项目,其中,松下公司只建立了一家企业,日立公司、富士通公司各建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另外,德国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只有一个小投资项目。这些公司通过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了不少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情况、已有厂商的供给能力以及政府在相关行业中的政策、法规等信息,为以后向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做好了准备。

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入了大规模投资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完善了外商投资环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形成了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而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外商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例如,外商投资额度内的进口设备免税、外资企业的出口退税等,沿海开放城市各自又有不同的特殊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影响跨国公司进入的制度性和政策性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城市从沿海扩展到了内地。这些都意味着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争夺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它们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暂时会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首先发现并进入了某一新兴市场,都将影响到它们的全球竞争力,引起它们对全球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为了在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跨国公司一旦决定投资,就必然要迅速占领市场,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拥有能够压倒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因此,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规模一般也比较大。而随后进入市场的跨国公司若想站稳脚跟,就必须付出比先进入市场的跨国公司高许多倍的代价。例如,美国通用在德国大众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后并没有紧随进入,在其后来的进入中,它不得不采用更高的投入和极高的成本,以有效应对大众公司已经遍布中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和品牌形象。

截至2004年9月底,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50万家,遍及几乎所有行业,实际已投入外资金额5502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在中国投资的有近450家,设立地区总部超过30家。[2]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在整个外商投资企业中数量虽然不大,约占1%,但规模却很大,投资额约占国内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2/3。[3]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内部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上海为例,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于汽车业的有大众、福特三菱本田宝马等公司,投资于通讯电子领域的有贝尔、西门子、IBM、摩托罗拉通用电气三星索尼等公司,投资于精细化工领域的有帝国化学、巴斯夫、杜邦、美孚、拜耳等公司。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项目数量和平均投资额度也有很大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投资项目已达42个,日本松下公司也已在中国建立了43家子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美国杜邦公司与德国巴斯夫公司在海南的合资项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阿莫克公司的合资项目等都是总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超大型项目。

服务贸易领域跨国公司则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旅馆业、水上运输业以及仓储业等。

目前,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可能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随着全球金融服务体系的跟进与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投资。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基本战略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跨国公司根据自身全球性战略调整和产业链整合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产业组织条件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及投资规模、本土经验和政企关系的状况,逐步改变和调整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尤其是根据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国际化步伐加快的形势,在华跨国公司在继续重视中国市场,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重点在于结合投资环境的变化系统地整合在华资源,使之更为合理地适合其全球竞争战略。目前较为明显的战略性调整行为有投资系统化、本土化和独资化等,跨国并购也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成熟正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这些基本战略变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是相一致的。

1.投资系统化战略

投资系统化一直是跨国公司贯彻其全球竞争战略的一种重要投资策略。自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大规模阶段以后,投资系统化就开始成为大多数跨国公司追求的策略性目标。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逐渐使这种投资策略进一步上升到一种战略的层面。

跨国公司经过多年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实践,对于中国市场的特点、发展的环境以及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面临更透明的政府法规和政策,更优越的投资环境,更开放的市场领域和更具吸引力的盈利前景,这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不少跨国公司陆续在中国建立了投资性控股公司或地区总部,[4]为捕捉新的发展机遇和更有效地组合资源着手进行组织上的准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一百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已超过30家,[5]这些机构负责对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华战略的落实和具体化,它们将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项目联合成一个系统,通过系统内部的整合,实现内部投资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原有单纯的生产制造基地的基础上形成综合性产业基地,使之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

投资系统化的另外一个战略方向是延伸产业链条。适应全球性的竞争已经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上升到整个产业链的趋势,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加大在华投资规模的同时,向产业的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条,即一面向研究开发、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基础原材料等产业链上游延伸,一面向销售、物流等产业链下游延伸,或者建立稳固的外包合作关系。

2.本土化战略

在不断扩大在华投资规模的同时,跨国公司顺应全球竞争战略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行在中国的经营本土化战略。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可以说是系统推进的,内容是全方位的,贯穿于其经营链条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①发展配套产业,建立产业群,如在上海建立的德国拜耳化工区、美国通用汽车配套基地,苏州的昆山电子城、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的石油化工产业群,北京的现代汽车配套基地等。②带动供货商一同来华投资,如通用、福特、丰田、本田、现代和标致等汽车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后,都有相应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一同前来投资。③伴随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各大型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至今势头未减。仅2004年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商在华投资的研发中心项目就有298个,合同外资金额达7亿美元,比2003年分别增加48%和38%,至2004年底,跨国公司以多种方式在中国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近700家。[6]④推动企业高中级管理人才本土化,这一点在美国和欧盟的跨国公司中更为突出,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相对比较保守。⑤重视当地市场的独特需求,公司的经营风格按照地域文化等影响因素进行调整。这种经营风格的调整在服务业领域更加普遍。如Google取中文名谷歌可口可乐公司根据中国国情调整营销方式,肯德基麦当劳等一直致力于研发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其他还有如培植本地供货商,延长在中国的产业链条等本土化策略。此外,进入21世纪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呈现出的全方位特征,还表现在投融资、组织架构、产品管理、资产管理、咨询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当地化。

3.独资化战略

多数跨国公司母公司投资的目的是进入并占领中国市场,实现所谓“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8%的预测能够实现的话,由中国市场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利润增长的空间,对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跨国公司来说,将变得极具吸引力。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外国公司同行而非本地企业,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必须不断地扩大其产品门类、提高产品档次,使产品链不断延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形成综合、庞大的生产能力。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和整合资源,便于控制运营和协调管理,一方面,跨国公司母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生产运营中心,形成企业集团;另一方面,随着外商投资控股政策的逐步宽松,跨国公司实行独资化战略成为普遍趋势。所谓独资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新发生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尽可能避开采用与本土中资企业合资或合作的形式,而是直接以独资企业的面目出现;二是在原有合资、合作企业中,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收购中方股权等方式使企业逐步转变为跨国公司独资企业,或者通过撤资缩股、出售转让外方股权等方式逐步转变为中资独资企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实行独资化战略十分明显。如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4年外商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继续下降,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明显提高。2004年外商对华投资新设立外商独资企业30708家,合同外资金额1172. 7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 22亿美元,同比增长13. 97%、43. 70%和20. 49%,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依次为70. 33%、76. 41%和66. 34%。[7]

通过独资化战略形成企业集团的代表是日本松下公司。进入21世纪后,松下公司成立了独资的松下中国有限公司,由其掌握了松下集团在华6. 3亿美元投资的股权,并逐步实现下属企业的独资化,同时为各企业搭建“现地自我完结的经营”平台,为各企业提供代表松下的统括功能、管理功能和经营功能等三方面的服务,谋取下属各企业乃至整个松下中国有限公司的最好效益。

4.跨国并购战略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系统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透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生产运营中心,并采用跨国并购作为在中国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实施跨国并购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间里业界关注的焦点。

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两种方式。跨国并购能在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扩大资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减少竞争对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直接投资采取并购形式,1996年以后,全球直接投资的一半是以跨国并购的形式进行的,而且90%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20世纪最后几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在逐年上升,跨国并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就目前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允许跨国并购的政策环境还不完善,跨国并购在中国的进展速度比较缓慢。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相关的竞争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出台和完善,加之政府在建立市场经济相关法规方面的不断努力,对跨国公司并购方面的政策限制也将逐步放宽,这些都将对跨国公司扩大在中国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面对中国市场和资源这样的空前机遇,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和调整投资结构将不必再从头做起,并购将会成为抢滩登陆和整合投资资源最便捷的工具。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的典型案例首推上海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2001 年10月23日,上海贝尔公司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达成协议,阿尔卡特将从中方股东收购上海贝尔10%加1股的股份,同时买断比利时拥有的上海贝尔8. 35%的全部股份。两笔交易结束后,阿尔卡特拥有上海贝尔的股份从31. 65%升至50%加1股,中方占50%减1股。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电信跨国企业之一的阿尔卡特,此次通过3亿美元现金收购上海贝尔股份,在承诺全面转移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同时,将9个关联企业重组整合在这个中国电信制造业首家也是最大的中外合资股份公司旗帜下。

此后,在华跨国公司结合自身的战略调整,开始考虑以并购为主要内容的合资大洗牌,中国大地上的跨国并购战略越演越烈。如2002年6月一汽集团并购天汽集团背后便有日本丰田汽车集团入资一汽的身影,而日产注资东风汽车、通用参股上汽五菱等一系列相关的汽车产业并购事实上造就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汽车业春秋战国时代的新格局。8月中旬,荷兰飞利浦增持苏飞股份也是飞利浦集团以将研发中心迁入来换得中方出让股权的空间,股份转让后,飞利浦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从51%增加到80%,苏州孔雀电器(集团)公司则从49%减持至20%,涉及转让金额4. 3亿人民币。其他如巴斯夫集团在化工业、达能集团在饮料业、米其林集团在轮胎业、富士和柯达胶片产品、维亚康母集团在传媒业等领域,全球跨国公司公司在中国的各个市场和各个产业上正在尽情驰骋。

2003年以美国柯达收购中国乐凯股权最为耀眼。10月24日,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与伊士曼柯达就股权转让等相关事宜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乐凯集团分两次将其持有的乐凯胶片20%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柯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并将为使用柯达的某些技术向柯达支付费用,为柯达拥有的股份支付股息。柯达公司将向乐凯胶片投入约1亿美元现金及其他资产,并提供各项技术支持。该年度其他令人关注的还有8月美国吉列公司收购南孚电池

2004年1月5日,亚洲著名饮料企业日本朝日啤酒及国际贸易集团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以约30亿元人民币(3. 84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由康师傅13家饮品公司合并组建的康师傅饮品控股公司50%的股权。本次交易将康师傅饮料事业的企业价值作价9. 5亿美元。这是近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中涉及交易金额最大的并购案。6月,哈尔滨啤酒原第一大股东,世界第二大啤酒集团南非SAB Miller PLC宣布接受世界第一大啤酒集团美国安海斯Anheuser - Busch Limited以每股5. 58港元收购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股票的报价,SAB向AB出售它所持有的29. 41%哈啤股权,总价为50多亿港元,AB成为哈啤第一大股东。到2004年8月,AB公司已持有哈啤全部股份的99. 91%,并依例强制收购余下股份,哈啤从联交所退市。8月19日,美国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公司(Amazon. com)宣布签署最终协议收购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中资企业卓越有限公司,交易价值为7500万美元,约6亿元人民币,涉及约7200万美元现金以及员工期权。

2005年跨国公司继续在华连台演出并购大戏。1月14日,米塔尔钢铁公司以近26亿人民币受让华菱集团持有的华菱管线65625万股国有法人股股份(占华菱管线总股本的37. 17%) 。转让后华菱集团将继续持有华菱管线65625万股国有法人股股份,与米塔尔钢铁公司共同控制华菱管线。这是截至目前外资收购A股股权交易额最大的一宗,也是在中国钢铁工业新一轮重组背景下的必然结果。1月18日,意大利意利瓦公司以4. 81亿元购得张裕集团33%股权,美国国际金融公司以1. 46亿元购得张裕集团10%股权。新的股权结构为,烟台市国资委持有12%的股权,境外机构共持股43%的股权,职工和管理层持有45%的股权,张裕集团完成了股权多元化国际化的改造后管理层成为第一大股东。10月25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凯雷集团签署协议,凯雷将出资3. 75亿美元现金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由于徐工机械持有徐工科技43%的股份,凯雷已向深交所提交了要约收购申请,对徐工科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要约收购价格分别为每股3. 11元和2. 24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国际化的影响

产业国际化是产业内企业普遍实行生产经营国际化的直接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必然会对中国产业的国际化产生影响。

(一)产业国际化的特征

通常认为,产业国际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8]

(1)产业内主要产品生产的国际化。即产品的形成过程是由遍布全球的各国企业共同完成的,而非局限在一国之内。因为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已使跨国公司拥有了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决定所在地企业的职能。而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不可能拥有多项比较优势,即不可能同时承担某一产品的多个分工环节,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产品的生产车间是遍布全球的。

(2)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由于企业的生产体系是全球一体化的,所以企业生产计划的制订,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配以及产品的销售,甚至部门的管理等事项也要从全球的角度来处理,才能与生产协调一致,使企业顺利地运作下去。

(3)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与集中化。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使企业长期平均成本降到最低。那些利用国家或地区间比较优势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的跨国公司,为了使这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十分重视规模经济效应,它们往往在布点之前就已策划了相应的企业规模。

(4)市场竞争格局国际化。即产业市场已成为全球性市场,参与这一市场竞争的厂商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间,而是来自于世界各国,其中最有竞争实力的是各大跨国公司,它们之间的竞争支配着市场。这一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跨国公司任何一项新产品的推出都需要付出巨额的研究开发成本,如果需求不足或市场开拓不够,其前期投入将无法收回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巨额损失。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市场,以全世界的需求为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现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就要蜂拥而入,唯恐失去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

很明显,产业国际化的四个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都是与产业内企业的国际化紧密联系的,而最后一个特征是与产业的市场竞争格局有关的。我们将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各个阶段对中国产业国际化的影响。

(二)试探性投资阶段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国际化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封闭型经济,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当时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向型企业,即生产型企业,这类企业管理的中心在企业内部,主要任务是将产品生产出来,由于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安排商品的供配,所以企业不需要考虑产品销售问题,它们从事的是传统的、封闭式的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另外一类企业是专门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国有外贸公司,而且这些业务是垄断性的,因为这时进出口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从事进出口业务首先需要从政府机构获得相应资格。这类企业的经营活动是跨越国界的,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在试探性投资阶段,跨国公司最初的合资、合作对象主要是具有与外商交往资格和经验的进出口国有企业。然而,按照前述产业国际化四个特征中的前三个特征,这类企业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企业,或者只能称为处于国际化的低级阶段的企业,因为这类企业不满足产品生产的国际化这个必要条件。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将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或是将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进来,即使在国外有一些投资,也不是出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需要,而是体现政府对相关经济活动的控制要求,有着强烈的民族利益和政府干预的色彩。所以,当时的中国没有国际化的企业。

跨国公司的试探性投资对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影响呢?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当时投资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它们所做的仅仅是投石问路,故投资规模小,项目少,影响力也不大。到199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数不超过215亿美元,[9]来自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主要以合资的方式进入,而由于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初期,跨国公司不可能拥有太多的股权,大部分企业实际上掌握在中方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国公司的试探性投资其实是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中国经济之中,对中国经济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加上投资的跨国公司又少,竞争程度很低,更不用说带动中国的产业国际化了。

(三)大规模投资阶段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国际化的影响

这个阶段从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直接促成了中国产业的国际化。

(1)从企业国际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跨国公司已充分认识到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的地位,它们早就将中国纳入了它们的全球战略当中,它们在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它们的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中间投入品来自于全球各地,流转于整个生产体系中,所以它的生产是国际化的。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投资就遍及美国、英国、南非、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且这种全球生产能力扩张还在迅速进行。到2006年第一季度止,丰田公司已经在27个国家建立了52家生产制造企业。

(2)通常而言,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要服从于跨国公司总体的全球竞争战略,所以这些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营销策略、物流外包、部门管理等经营环节,往往都是从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角度作出的。

(3)到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普遍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如摩托罗拉(中国) 、中国惠普、天津佳能在1998年的产品内销比率分别高达70. 7%、98. 7%和100%。个别产业市场,如汽车、洗涤用品等,目前已基本上被跨国公司的产品控制。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目的和中国市场极大的需求总量及扩张空间,促使跨国公司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其成本问题,反映在投资规模上,一般都不会低于产业最低有效规模水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都已达到国际化的要求。从产业国际化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一旦有一家跨国公司进入,其他的跨国公司也会纷纷跟随进入。因此,在中国市场上,跨国公司面对的并不是当地同行企业的竞争,而是同行的跨国公司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从它们巨额的广告费用就可以看出来。由于产业国际市场的竞争也由这些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支配,于是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便将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传导到了中国市场上,使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国际化了。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化的程度与前一阶段比较而言大大提高了。中国的产业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的直接结果。在系统化投资的趋势下,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力量的重新整合以及考虑到其建立生产基地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将愈演愈烈而导致中国产业国际化的更高程度的发展。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产业国际化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而非中国的民族企业。中国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产业市场上相互竞争的都是一些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虽然跨国公司的日益无国界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有主权国家的存在,各国的利益就不会达到完全一致,任何国家都将自己的民族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之中,中国的教育、技术与发达国家均无可比性,唯有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至今在中国所设立的企业大多数都以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为目的,从事诸如产品组装及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在技术上,虽然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10]然而最先进的仍保留在母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子公司中。而高技术环节是价值增值最快的环节,所以,这些中国子公司在跨国公司的产品增值链中仅处于较低的层次,产品在中国所得到的增加值并不高,相应的,中国也就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的较低层次,因此中国的产业国际化是被动的,受制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这将导致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部的经济状况,使中国产业国际化的质量只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四)中国的产业国际化的质量

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国际化的进程与质量是否一直都将受制于外部经济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讨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另一个方面的影响。诚然,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实力与它们之间激烈的竞争使传统的中国企业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许多民族企业在跨国公司的进攻下被击垮了,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竞争,它们先进的经营理念、有效的管理方式、强大的品牌效应与高超的技术水平,以及完善的销售渠道、多样的营销手段和巨额的广告费用无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在给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带来强烈冲击和震撼的同时,也迫使他们以新的视野和战略眼光来思考中国民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于是,一些颇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发展起来了。海尔、格兰仕、万向、联想和奇瑞等便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企业不但在中国市场与跨国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取得了自己的市场份额,还将生产经营与市场向全球拓展,开始了企业国际化的历程。

1999年4月,海尔在美国南卡州的生产制造基地奠基,并建立了在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在南卡州的生产中心以及在纽约的营销中心。海尔还与世界级的大公司如摩托罗拉、飞利浦、东芝等结盟,保证在所处领域保持领先水平,并通过在当地的融智与融资,发展本土化的世界品牌。目前,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 5万个规格,并出口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海尔实现全球营业额1016亿元,成为首个规模接近千亿的中国自主品牌,实现出口创汇突破10亿美元,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突破10亿美元。[11]

格兰仕集团是生产微波炉等小型家电产品的著名企业,从1995年到现在,格兰仕微波炉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居第一位。1999年3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格兰仕的美国微波炉研究所成立,并聘请Anderson公司为集团的财务顾问,格兰仕开始走向合作和自主开发的新阶段,不断推出新开发的产品,其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达到25%。[12]2004年,格兰仕微波炉年产销量达到约1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专业化制造商。

但就目前的整体状况而言,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仍然是劳动力成本占有相对优势,决定了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仍主要处于“生产基地”的地位,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这样的作用。尽管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日益白热化,跨国公司也会在中国使出越来越多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中国子公司将逐步从生产型企业向研发型企业,进而向经营管理型企业等高级阶段发展。但由于跨国公司营运与研发基地的建设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教育水平以及专利保护的完善程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都较为落后,因而在一定时间内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国企业仍然主要起到“生产车间”的作用。

从产业关联以及动态的产业发展过程来看,随着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不断推进,向国际分工更高阶段的“研发基地”和“营运基地”发展所需的资本将逐步积累形成,加上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跨国公司将为中国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些人才中的很大一部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在这方面,由于中国正向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的目标不断努力,今后法制的完善将使各类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变得更为公平,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完善也将为企业家创造更优越的创业环境,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要实现中国国际产业分工的高度化和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化并不是可望不可即,而中国产业国际化的质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伊始,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就与外商投资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而当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所有制结构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变。其中,跨国公司对公有经济的影响自然最令人关注。

(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影响所有制结构的方式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与它们的投资方式紧密相关,因为投资方式不同,企业的股权状况也不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新建和并购两种方式,前者即所谓的“绿地投资” ,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新企业,而后者是兼并与收购东道国市场已有企业的简称。新建投资所设立的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资企业,因此,它的股权状况视具体情况而定。并购则不同,“合并”多指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另一家或更多公司的行为,各公司在合并前都是互相独立的; “收购”则是一家企业通过收买另一家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份,从而取得另一家企业的控制权的产权交易行为。[13]所以,企业的并购行为将使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发生变化。而作为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的所有权安排一旦发生了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宏观层面上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以上新项目、建新企业的方式进行,通过兼并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不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然而,据统计,在当今世界的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中,通过并购方式完成的投资占总额的60%左右。虽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大规模并购浪潮还未波及中国,但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重组及跨国公司间竞争的需要,很有可能将导致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由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公有经济的影响与它们在华的投资阶段有关,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投资的各个阶段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二)试探性投资阶段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的政策,但对于外商投资可涉及的领域仍有严格限制,在工业领域也如此,即使跨国公司不顾风险要在中国大展拳脚也是不可能的。另外,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当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封闭式和板块式的。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非公有经济尤其不能越出界限,从事公有经济范围内的活动,两种经济成分之间不存在竞争,各自相安无事地发展。因此,公有经济的地位在国家政策强有力的保护下牢不可破。而从企业的角度看,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它们仅进行试探性投资,投资规模小,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权对于中方而言微不足道,也不能影响中方在企业中的地位,倒是跨国公司的参与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与企业中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增强了公有经济的实力。所以,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的试探性投资对于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影响不大,当时所确立的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作为辅助性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跨国公司的参与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大规模投资阶段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是造成这一阶段中国所有制结构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从表7 -1可以看出直接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占有重要地位。跨国公司之所以能有大举进入的机会,首先应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引起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程度的扩大和消费者对于跨国公司的认识从排斥到合作的逐步转变,使中国政府几乎每年都要重新修订外商投资的相关政策。有的行业,从不准进入到允许进入;有的行业,从限制投资到鼓励投资;有的行业,从只许占少量股份到可以控股;有的行业,从只准中外合资到可以外商独资。这些政策的出台首先是基于对公有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的。中国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的建设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公有经济并非在所有投资领域,在任何经济活动中都具有优势,盲目地发展公有经济,使公有经济在所有产业与地区都占主导地位,无疑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低效率。[14]虽然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初具雏形,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仍存在着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的问题,经济低效率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更大范围地引入竞争,打破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以此为基础,在更大的程度上以市场来配置资源。跨国公司以全球为市场,在各国建立生产基地,同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正是很有代表性的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投资主体。因此,在政策上对跨国公司在行业及股权上的限制有所放宽。另外,中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指它必须在所有方面都占很大的比重,重要的是它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所以,中国人应该做的是把精力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如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核工业等,而不应该将资源浪费在那些公有经济难以发挥优势的竞争性领域。其次,这些政策也是为了让中国企业更好地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与其让跨国公司攻破国门,还不如及早主动参与竞争,在竞争中获得与之抗衡的能力。

表7-1 1995~1998年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注:数据转引自桑百川: 《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

那么,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不断放宽的政策下对所有制结构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对于所有制经济之一的公有经济来说,从正面的影响看,它一方面促进了公有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由于外资注入以及先进技术与管理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使企业的国有资产的增值能力得到提高,因而提高了公有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与国有企业的竞争虽然会导致部分国有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将产生许多敢于与跨国公司竞争、协作的国有企业,它们将把学到的先进知识与管理技术应用到企业的发展中,使企业不断壮大,从而也会提高公有经济的实力。然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唯一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不会受制于任何投资东道国的政府,因此,对公有经济必然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造成了很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从跨国公司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开始,就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

在大规模投资阶段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政府和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利用外资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仅片面强调吸引外资的好处,似乎与跨国公司合作合资就意味着经济的高增长速度,丰厚的利税,合作合资企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造成了各地政府在优惠政策上进行激烈竞争的局面,这一来就使跨国公司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加之它们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高超的谈判技巧,压低国有资产便成为一件简单的事。而中方的所失成为了外方的所得。在着手建立合资企业的过程中,也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资产评估不规范及企业产权不明晰。由于中国仍未建立起正规的资产评估机构,除各种形式的有形资产的低估情况外,许多无形资产,诸如企业多年苦心培植的品牌、信誉,竟没有估算或者低价折算在内,以至于当原企业的经营者在几年后认识到这个问题时,不得不花一大笔资金重新购回原品牌。上海家用化学品公司的著名商标——美加净的失而复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91年初,美国庄臣父子公司与上海家化组建了上海庄臣公司,美加净商标被折价1200万元投入合资企业。合资后,由于外方企业对原商标的忽视,上海家化的销售额锐减54%。1995年秋,上海家化以重金赎回“美加净” ,并将其重新定位,公司当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2亿人民币。[15]企业产权的不明晰会造成资产管理的混乱,使跨国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许多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流失直接造成了公有经济总量的减少,公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削弱了公有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跨国公司对公有经济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引起了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对于非公有经济的另一组成部分私营经济来说,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的商机及其全球化的思维方式、经营理念使许多企业家跃跃欲试,纷纷建立自己的企业,谋求发展机会。许多民营企业随之诞生了。在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后的前几年,这些民营企业虽然大量地建立起来,但基本上还是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毕竟银行贷款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何况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很不发达,资金严重不足是当时的首要问题。而且,这些民营企业也需要时间来创立自己的品牌、信誉,作为发展的基础。所以,这部分非公有经济的比重虽然得到了提高,但它们的竞争力还不强。

表7-2 外商投资企业(年末登记企业数)的所有权结构

续表

注:企业数单位(个) 。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0年, 《中国经济年鉴》1995~1998年, 《中国企业管理年鉴》1992~1994年。

(四)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行为

如前所述,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日益增多的合资企业控股行为和日趋明显的独资化战略倾向(如表7 -2所示) ,也必然引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例如,在重庆26家500强投资企业中,外方注册资本占53. 1%,中方注册资本占46. 9%,从总体上看外方占有控制地位。500强在天津投资企业共有120个,其中,外商独资企业48个,占40%;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有51个,占42. 5%;双方股权相等的12个,占10%;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9个,占7. 5%;外商独资和外方控股企业合计占82. 5%。500强在吉林投资的13家企业中,外方控股的有6家。在深圳的合资企业中,大多数已是外商控股的企业。[16]由于跨国公司的所有优势都与它的技术优势相关,加上中国市场上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也不得不拿出它的看家本领,所以跨国公司十分重视其技术的扩散,即保密的问题,而只有掌握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才能放心拿出它的先进技术,而且对公司的绝对掌握也有利于跨国公司按照其全球战略经营企业,它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因此,跨国公司对控股与独资的追求也并不奇怪了。

跨国公司控股主要是通过增资扩股和直接购买中方转让的股权实现的。据调查在48家增资的上海外商投资企业中,有20家发生了股权份额的变化,外方股份在增资中比例上升的有14家。天津120家500强投资项目中,约有40%是通过增资扩股实现控股的。[17]因此,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使在跨国公司投资的领域中,公有经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公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比重也迅速减少,一加一减使得所有制结构中外资经济的比重得到迅速扩大。

对于私营经济而言,经过这许多年竞争的考验,许多颇有竞争力、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民营企业也得以成长起来,例如,海尔、联想、康佳、格兰仕等企业,它们的产品甚至可与跨国公司的产品一争高下,因此,它们的发展使民营经济的生命力得到增强,在国有经济中的比重得到增加。

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海默(S.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指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及其市场结构效应的基础,是产业市场中存在的不完全性。[18]由于母国市场存在不完全因素,尤其是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使跨国公司在面对相同的进入壁垒和其他市场不完全因素的条件下,进行跨国投资比在国内进行增长投资更具优势。对于东道国而言,如果东道国的市场充分完全,则跨国公司对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交易的完全内部化就显得毫无意义,一切交易行为都能在理想的外部市场,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于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优势没有了用武之地,直接投资也就不会对其产业市场产生结构作用。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还未得到完全的发挥,各产业市场中存在着许多不完全因素,因此,跨国公司对工业中各产业的直接投资必然会对各产业市场的结构产生影响。

对市场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主要是产业市场集中度和产业市场进入壁垒,因此,我们将从这两个层次来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新建投资方式,另一种是并购方式。到现在为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在投资初期,即跨国公司的试探性投资期,由于其主要目的在于面对行业内原有企业的抵御和政府的限制而站稳脚跟,不论新建的独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一般不具备垄断市场的能力。例如,世界轮胎巨头美国固特异公司、韩国锦湖集团以新建投资方式进入中国轮胎市场,初期的生产规模只有500万条左右,相对于在位企业的5000多万条来说,规模相对较小。[19]由于工业中各产业市场主要为国家所垄断,这些企业的建立增加了行业市场中生产商的数量,整个行业的产量有了增加,促进了市场竞争,所以,市场的集中度会相应降低。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跨国公司投资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那么进入的跨国公司就成为了该产业市场的第一个厂商,这将导致市场集中度的明显上升。例如,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主要生产中档轿车,而当时中国并没有研究开发出相应的生产技术,于是大众公司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是中国中档轿车唯一的生产企业,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很高,相应的市场集中度也很高。

表7-3 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的规模结构

注:数据转引自王洛林等: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 》 ,《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4期。

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大规模投资阶段后,产业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较高水平。一方面,跨国公司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所具有的优势主要产生于高进入成本,高集中度产业。因此,它们的投资十分偏好于这类产业,以便于利用它们的特有优势。对500强在华投资的调查显示,它们在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制品等集中化程度很高的行业。500强在以上4个行业的投资项目合计486个,占500强在中国投资项目总数的40%;投资规模合计166. 10亿美元,占500强在中国投资规模的55%。[21]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资金优势进行大规模投资,表7 -3中500强在华投资项目规模反映出这种特点。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所偏好的这类产业同时也是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行业,在大规模投资阶段,跨国公司投资一改以往谨小慎微的态度,它们十分注重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不存在外部的限制条件,项目的投资规模至少能达到行业最低有效规模(MES)的水平,而在这些行业中,即使是最低有效规模也意味着巨额的投资。当然,这一点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并不是多大的困难,而且往往还是它们的特有优势。对于行业内原有的厂商而言,它们的生产规模与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几乎没有可比性,产品的生产成本相比之下变得很高,这将使这些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并最终导致它们退出该行业。而对于一般的国内潜在进入厂商而言,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很不发达,资金的筹措十分困难,这往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导致了进入的极大困难。所以,市场上的生产者数目将变得很少,市场的垄断势力得到增强,集中度也得到提高。

以500强在华销售收入为例,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有229家,占500强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19%;年销售额在5000万到1亿元的有120家,占10%;年销售额在1000万到5000万元的有330家,占28%;年销售额在100到1000万元的有220家,占18%; 297家年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占25%。②另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不在于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而是在中国进行市场型的投资,即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当地,于是,跨国公司抢占市场份额,阻止其他厂商的进入更是不遗余力。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由于其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电子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需要,跨国公司进入后,这一产业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其中,日本的NEC已控制了中国50%以上的半导体市场。在程控机交换行业,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西门子、三星、爱立信、诺基亚等纷纷抢滩中国,早在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力就已达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23]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的实力将进一步得到增强,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而且,由于中国相应政策的放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投资,投资的领域也将变得更为广泛。由于国际跨国公司所具备的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强大优势以及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投资中国的趋势,虽然不排除中国当地厂商通过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改善其市场效率,逐步具备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从而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但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资本、技术投入的质和量较高、发展前景较好的产业,产业的市场份额仍将集中于国际跨国公司手中,但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将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市场进入壁垒的影响

这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第二阶段,因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往往会引起产业市场进入壁垒的质的变化,使进入壁垒大幅度提高。市场进入壁垒主要包括成本优势壁垒、规模经济壁垒和产品差异化壁垒。

1.跨国公司进入后产生的成本优势壁垒

成本优势包括绝对成本优势和相对成本优势。跨国公司拥有高度垂直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体系,其子公司产品的原料来源、中间投入品的获得都比普通厂商更为容易。[24]这就是跨国公司相对于一般潜在进入厂商所具有的绝对成本优势。相对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产品的研究开发、广告、营销等方面。跨国公司的特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技术优势,为了得到更先进的技术,进而在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往往会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产品的研究开发,研发成果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而一般国内厂商如果想获得先进技术,只有花费巨额资金从国外引进。在广告、营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激烈竞争,若想赢得消费者,就需花费越来越高的广告和营销费用,而跨国公司自身所拥有的强大的实力以及高度发达的国际资本市场,使得这些壁垒对于跨国公司的作用相当有限。在跨国公司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国内产业市场的已有厂商所具有成本优势只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之上,而非全球市场,因此,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使成本优势壁垒得到质的提升,还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壁垒的提高。

2.规模经济壁垒

在跨国公司进入之前,这一壁垒根本不成为壁垒,国内厂商很少考虑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跨国公司进入后的规模经济壁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行业的进入资本需要量,另一个是由规模经济效应产生的成本优势。由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业多为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相应的,这些行业的进入资本需要量也很高。为了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跨国公司投入一个项目的资金至少会达到行业最低有效规模的水平(MES) ,如果不存在外界的限制的话。因为跨国公司有充分的实力克服这一壁垒。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金缺口问题,所以,一般的国内厂商则没有这个实力,尤其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汽车工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著的行业,在中国汽车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投资规模高达15. 21亿美元,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家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商能与之相匹敌。即使有能力实现这一前提条件,也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使企业运作起来,例如购买原材料、购买先进技术或进行研究开发、广告、营销等,才能生产产品并与跨国公司竞争。所以,从进入开始到生产出产品,在该行业中站稳脚跟,厂商所需要的资本量是迅速递增的,因此,通过这一壁垒可以很有效地淘汰许多“不合格”厂商,提高市场集中度。一旦生产规模达到了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水平,厂商的生产与经营成本就会由于规模经济效应而大幅度降低,这就是规模经济效应产生的成本优势。其他没有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厂商相比之下其生产、经营成本很高,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它们不采取或者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则将最终退出该行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但使规模经济壁垒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还通过不断攀升的广告、营销费用使这一壁垒不断提高。

3.跨国公司进入后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产品差别化出现于同类产品之间,它产生于消费者的特别的偏好,对产品的销路和市场占有率有很大的影响。这在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消费品行业与生产资料行业不同,后者的产品大多数都已标准化了,买者对于要买的货物有充分的信息。在消费品行业中,恰恰相反,买者对多数产品的信息往往是不甚了解的,于是广告宣传就有了很大的作用空间。这也是跨国公司进入某一产业市场以后,首先做的往往是投入巨额的广告费用,宣传它们的产品,树立公司的形象,以改变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结构的原因所在。跨国公司进入后一般通过两种方法构筑产品差别化壁垒,一种是品牌多样化战略,另一种是产品系列化战略。[25]两者的作用机理都是通过减少产品的可渗透空间,有效提高后进入者的渗透成本,进而提高产品差别化壁垒,实现阻止进入者进入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分散风险成本。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宝洁公司和日本松下公司。宝洁公司创立了“海飞丝” 、“飘柔” 、“潘婷” 、“沙宣”等多种品牌的洗发用品,各品牌的产品之间其实并无特别的差异,最多只是配方有细微差别,但宝洁公司通过强有力且极有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和多种营销手段,使消费者对于各品牌产品功能的印象有了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它的产品几乎囊括了洗发用品的所有需求空间。潜在进入者要想寻求新的需求空间以挤入这类产品的生产,难度非常大。松下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生产彩电、洗衣机、空调、冰箱、录像机、传呼机、音响设备和各种电子元件,涉及松下公司视听、信息通讯、生产设备、家用电气化、住宅设备、空调设备和元器件等几乎所有的事业部门。

另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国际化也会影响到产业的市场结构,产业国际化程度的不同将对产业市场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试探性投资期,中国产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当低,工业的许多产业都为国家所垄断,少数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由外国厂商独家垄断,例如那一时期的中国轿车工业。所以,工业中绝大多数产业市场呈垄断型市场结构。当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时期到来以后,在各相关产业市场上,世界各大著名跨国公司相继来到中国投资,建立子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已越来越接近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因此,产业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政策的不断放宽使原来被国家所垄断的市场或成为国家和跨国公司相互竞争的市场,或成为跨国公司之间及少数中国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原来为某一家先入外国厂商所垄断的市场,也由于各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使市场的竞争性得到很大提高。从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集中度降低了,当然,由于投资的行业特点,产业市场集中度仍会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从进入壁垒的角度来看,在试探性投资期,主要存在的是政策性壁垒,而到了大规模投资期,政策性壁垒对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很少,这一时期起重要作用的壁垒来自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国际化程度越高,参与竞争的越是一些国际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也更为激烈。为占领市场,各跨国公司将投入更高的研发费用以获取最先进的技术,它们也将投入更高的广告费用以争取消费者,从而使进入壁垒不断提高。

五、政策建议

(一)完善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加快产业整合的步伐

中国工业中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早已跃居世界前列,如1994年中国煤炭、水泥等就已达到世界第一位,钢铁、化纤等世界第二,然而,在相应的产业市场上,中国却没有与这些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现代大企业。在发达国家,产业的生产能力主要体现在产业市场的跨国公司或者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上。因此,中国产业市场在开放以后,由于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显然不能与跨国公司较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下,国家通过统一调拨的方式将这些企业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于是,企业之间有了很强的技术联系(原料供应、行业分工等) ,而在改革以后,这些企业纷纷从计划纽带中松绑,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单位,它们之间的技术联系也就不存在了。然而,由于这种技术联系是现代大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割断了技术联系的那些分散的企业往往无法生存下来。如今,波及全球的又一次并购浪潮表明了跨国公司进一步集中已有能力和资源,以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紧迫性。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进程的加快,如果中国不加快产业整合、组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步伐,各跨国公司将逐步把中国产业市场上这些原来相互联系的企业纳入它们的分工体系,根据它们系统内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中国工业产业的生产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等综合能力将被严重削弱。因此,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中国更应抓紧整合产业市场上分散的企业,尤其是在工业的基础产业部门,以使它们形成至少能与中国相应产业相匹配的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同跨国公司的竞争。

(二)完善对外资企业的监管体制

以往对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或外商投资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政治性的行为来对待,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投资行为进行管理和规范。事实上,投资者接受投资所在国的普遍性监管是国际惯例,是投资者应履行的义务,投资东道国对监管的放弃往往会导致本国企业的资产流失。因此,首先要完善政府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的过程中,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应依照法律对其所拥有的产权和其他一切权益实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进一步完善监管的法规和制度,不但要对企业进行行政监督,而且必要时还应控制企业中方盲目让渡股权的行为。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地应该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来实施对外资的监管,尤其在资产组合前的资产估价阶段,应由社会化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价值审定,以免发生中方资产高价低估或外方资产低价高估而造成中方资产流失的情况。另外,还应通过规范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企业进行检查评审,从而使监督更具体化。

(三)平等内外资企业税费,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1)对跨国公司实行国民待遇,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对跨国公司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显然是不合理的。仅就其强大的竞争力一项而言,就是许多国内企业可望而不可即的,在这种情况下,仍对跨国公司提供优惠政策,更是使它们如虎添翼。而对于另一方的国内企业来说,不但没有诸如此类的优惠政策刺激它们的发展,相反的,许多企业还需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中,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内企业不仅没有轻装上阵,而且还背了许多包袱,当然没有竞争力可言。如果这些问题仍得不到改善,国内企业在跨国公司不断地进攻中,处境将更为艰难,更不用说振兴中国的产业了。因此,为国内企业提供“国民待遇”已是刻不容缓了。

(2)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由于几乎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相继来到中国投资,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已不相上下。即便是跨国公司,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要生存和发展下去,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所以,对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应采取相同的政策,不能因为某些跨国公司在其投资计划或投资行为上有一些特别的符合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期望的特点,就对其实行特别的优惠政策。须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投资都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而设计的,它不会受制于任何投资东道国政府的限制。而对各跨国公司实行平等的投资政策,可以使它们更为放心地在中国大展拳脚,同时也可以促进中国市场体制更深入地发展,使中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四)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并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持市场的竞争性

从上海大众的例子可以看到,只要中国政府不赋予某一特定跨国公司独占权,那么,市场就不会成为垄断性市场而使跨国公司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相应技术得不到进一步发展。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可以使各跨国公司由于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竞相采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与垄断相比,既可以降低产品的市场价格,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福利,还可以真正实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标。

【注释】

[1]王志乐: 《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及带来的问题》 ,《管理世界》 ,1996年第3期。

[2]马秀红: 《在2004年OECD国际投资全球论坛上的演讲》 , 《中国商务年鉴(2005) 》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3]王洛林等: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 》 , 《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4期。

[4]商务部在2003年两次修订《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的基础上,2004年又对该规定进行了两次修订。按照修订后的规定,外商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不仅可以从事投资和再投资,而且可以经营出口贸易和有限的进口贸易及在华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还被允许从事为所投资企业的财务支持。

[5]《中国商务年鉴(2005) 》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6]《中国商务年鉴(2005) 》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7]《中国商务年鉴(2005) 》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8]张纪康: 《国际直接投资》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9]王志乐: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0]江小涓、冯远: 《合意性、一致性与政策作用空间: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为分析》 , 《管理世界》 ,2000年第3期。

[11]《海尔赢了再赢一次》 ,《人民日报》 ,2005年6月20日。

[12]康荣平、柯银斌: 《格兰仕集团的成长战略与核心竞争力》 ,《管理世界》 ,2001年第1期,以及格兰仕集团网站www. gelanz. com中相关信息。

[13]引自“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政策”课题组: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意义趋势及应对战略》 ,《管理世界》 ,2001年第3期。

[14]桑百川: 《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

[15]王景明: 《中国企业创立世界驰名商标的思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 ,2001年第3期。

[16]王洛林等: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 》 , 《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4期。

[17]王洛林等: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 》 , 《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4期。

[18]转引自胡志宝: 《浅析跨国公司投资与我国市场结构改善》 ,《国际贸易问题》 ,1998年第12期。

[19]李太勇: 《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1999年第11期。

[21]②王洛林等: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 》 ,《中国工业经济》 ,2000年第4期。

[23]李太勇: 《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1999年第11期。

[24]特别是中间投入品,由于技术含量很高,如果放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则交易价格显然要比公司内部的转移价格高出许多倍,而且在中间投入品的交易中极有可能出现歧视性定价的情况。

[25]李太勇: 《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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