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被捕时所属的部队番号、阶级、职务是什么？
答：在被捕时是第五九队师团参谋部担任作战参谋助手，阶级是大尉。
问：你什么时候侵入中国，什么时候盘踞什么地方，任什么职务？
答：1941年9月上旬侵入中国，在德县一星期后就到山东禹城县独立步兵第四二大队三中队任小队长，12月被派到济南第一二军干部教育队受教育，1942年1月中旬回中队，2月初在德县大队本部任新兵教官，3个月后到山东省邱县任警备小队长，7个月后到济南任济南警备小队长，1941年11月升少尉。1942年8月到泰安县五九师团司令部任预备队小队长，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末任济南俘虏收容所长，同年2月转五三旅团，任济南警备防空工作，7月初旬司令部移到德县，8月任情报主任，同年九9升为中尉。1944年3月司令部移到张店，任情报系主任及作战系主任，1945年4月上旬，转五九师团司令部任后方参谋助手、“秀岭作战”参谋助手，7月初旬因五九师团要移动到朝鲜去，所以我作为五九师团先遣队先到朝鲜咸兴直到“八一五”止。1945年8月16、17日升为大尉，23日左右在兴上里被苏军逮捕。
问：讲一下你的历任职务。
答：我曾任过小队长，新兵教官，独立小队警备小队长，师团预备小队长，济南警备小队长，济南俘虏收容所长，旅团司令部警备防空系主任，情报主任，作战主任，师团司令部后方参谋助手，作战参谋助手等职务。
答：是，我承认。
问：你知道你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也是犯罪吗？
答：是，我也十分清楚这是犯罪的。
问：你在侵略中国期间犯了什么罪，你具体的讲一讲？
答：我犯的罪行有：虐待、杀害俘虏及和平人民，参与侵略作战的阴谋计划及搜集情报提供为侵略作战的资料，亲自参与及指挥侵略作战，放火烧毁民房，掠夺居民财产等罪行。
问：现在你先把虐待杀害俘虏的罪行讲一讲？
答：1942年11月末，我担任济南俘虏收容所长。最初在收容所里关押的俘虏约有900名，其中最多的是八路军，还有100名以上的农民及一部分抗日军人员。我们把这些人员关押在济南8个美国的石油仓库里，让俘虏睡在地上，只给一条破毯子和一些干草；到冬天仍是穿着破烂的夏衣，没给冬衣，也不给柴火取暖；每天只给两次小米饭，每次一人能分到的是约三两小米饭和卤白菜，没有开水喝，只让俘虏喝生冷井水，卫生设备和医疗设备可以说没有。由于这样的虐待，这些俘虏普遍生虱子，病者增多，回归热也流传起来。因此病人愈来愈多，而我们只是看着这些俘虏的病人死去，死后由济南市公署用俘虏用的破毯子包去埋掉，也未通知家属，这种虐待而患病死亡的俘虏约有十七八名。到1943年1月间，在俘虏收容所里流行着回归热病时，我接到第一二军司令部的命令：“把重病患者挑选去杀掉……”我想能够多杀掉几个可以防止传染，因此我欺骗所里的中国医生说：“把俘虏中之病者挑选出来准备送到医院去。”于是挑选了80名俘虏由司令部小岩井部队杀掉了。我听说在小岩井部队里是强制这些俘虏站在坑前，进行齐射，没有射死的也被踢进坑里活埋了。
问：把俘虏当作新兵教育而进行刺杀方面你做了些什么？
答：我在师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助手时，师团长藤田茂曾指示以俘虏来进行新兵教育效果才好，当时我曾跟随师团长参谋去视察部队教育等。而在第一一一大队进行新兵教育，刺杀了约40多俘虏及农民。一.○九大队及四五大队在张夏各刺了一名俘虏，第四一大队在莱阳县杀害了12名俘虏。这些是我参与杀害的。
问：你亲自杀害了几名俘虏？
答：我自己没有亲自杀过，只是在1944年7月间我作为旅团情报主任跟随旅团长去视察时，在沂水县马店看到第四三大队的士兵在练习刺杀一名俘虏，我看他们刺得不好，我就跑到前面去喊：“前进！前进！刺！”的口令，结果把一名俘虏刺杀了。
问：关于虐待俘虏问题还有什么？
答：另外还把农民也当作俘虏关押，到俘虏收容所解散时才释放的还有五六十名农民。我任职期间还送过两次俘虏到伪满去做苦工，每次约150人，二次约300人。这些人都是我挑选后送到碳矿及伪满的秘密军事阵地做苦工，后来听说被杀掉了。其中有一部分，听说是送到石井细菌部队当实验品杀掉了。在济南时我曾把约100名俘虏送到货物厂去做苦工，我当时命令警卫：“如果他们企图要逃跑可以射杀！”而在某次奴役中，说有2名俘虏企图逃跑被射杀了。
问：送去做苦工的俘虏你是根据什么来挑选的？
答：除了病者和军官外的人都可送去。有一次，我把一名军官也当作士兵送去做苦工，当时发现时我觉得麻烦，也就没有把那个军官名字取消。
问：杀害的80名俘虏你是依什么挑选的？
答：杀害的名俘虏是我当时告诉所里的医生把所有病者都挑选出来，这是我指示的。
问：这说明你在管理俘虏时，把健康的人虐待致病，就将病者处死，而没病的就挑选去作劳工，是否是这样？
答：结果是这样的，在我任俘虏收容所长时是这样做了。
问：在上述的俘虏问题上你应负什么责任？
答：我自己的责任是关押俘虏时不让俘虏吃饱、喝冷井水、冬天穿夏衣等方法进行虐待俘虏，有病不给治以致病者很多，并且挑选俘虏病号杀害，派卫兵打死企图逃跑的两名俘虏及参与以俘虏为教育新兵刺杀等一切责任。
问：你亲自杀害过多少中国人？
答：我在侵略作战中曾经杀过七八名。
问：你把这详情讲一讲？
答：1942年7月间于山东省邱县北边2公里的某村庄里，我在邱县警备小队长指挥部下进行侵略行动时，我指挥着2个掷弹筒手，就在这次侵略作战中，我发现七八名八路军战士，我把他们射杀了。
问：你怎么知道是你射杀的？
答：我用步枪在距离20米左右的地方进行射击，我见他们倒下去的。
问：现在你接着讲参加侵略作战的罪行？
答：1941年10月我担任小队长参加“博西作战”时，俘虏了七八名中共军战士，其中有2名伤兵，妨碍小队的行动，因此我命令部下把这2人射杀了，其余的人都送到大队本部去了。同年11月末，在恩县西边与抗日军萧建久部队作战中，我担任第三中队小队长指挥着30名部下，曾射杀抗日军人员约20名，并射杀了1名军使，缴获步枪约20支。在1942年7月邱县北边，我任丘县警备小队长时，曾与中共军交战射杀了10名八路军人员，缴获步枪约10支。
1945年5月份起一个月期间，我担任五九师团战斗司令所作战系工作，参加了所谓“秀岭作战”辅佐师团作战参谋进行作战。这次战斗计第四二大队在北石桥附近，射杀中共军约60名。第四五大队在蒙阴一带射杀中共军约10名。后来第四三大队又在渤海地区射杀中共军约200名。下面我讲有关情报方面的事。
问：你先讲一下你是采取什么样手段、方法去搜集情报的？
答：搜集情报的手段方法有使用密探的，当时在旅团下面使用着约200名密探，我在旅团司令部里也使用着一个叫“王工作队”的密探工作队去收集。还有用各中队向盘踞地周围村庄的村长进行威胁，强制村长一天送一个情报；在主要城市里设分哨实行盘查，对外地来赶集的商人、农民进行刑讯；从俘虏及居民中搜集。还有使用伪军、伪县公署、伪警察送情报；与宪兵、领事馆警察等交换情报。就是以上这些。
问：你讲一下搜集了些什么情报，结果如何？(www.xing528.com)
答：1943年8月我担任五三旅团情报主任时，我提供情报与辅佐旅团长指导梁水镇作战，结果使第四一大队杀害了抗日军约300名，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约200支，手枪30支，通信机2部，马约10匹，自行车约20辆。在1944年6月“吴化文部队救援作战”中，于博山县南边不动山附近，刺死中共军战士约6名，掠夺步枪5支。同年6月任情报主任时，以我搜集的情报，旅团长命令我担任临时“讨伐大队长”对抗日军杨相生部队进行攻击。这次我亲自制订了作战计划，指挥约180名日军及1000名伪军，结果射杀杨相生部队人员1名，俘虏了约200名，缴获步枪约200支，轻机枪约6挺。1944年7月下旬我任旅团情报主任时，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辅佐旅团长的作战指挥，结果四三大队在沂水县葛庄的战斗中射杀中共军约100名。同年8月我又参加“夺回□县城作战”，于博平县司家营与中共军交战，我亲自指挥重机枪分队射杀中共军战士约20名，掠夺步枪约20支。同年11月在“渤海作战”时，我依据电波探知器等所得到的情报，辅佐旅团指挥作战，使第四三大队在博兴东北地区射杀了渤海军事区中共军约300名。又使芳信挺进队射杀了约25名中共军。这次侵略作战掠夺步枪约有300支。1944年独立步兵第四四大队在堂邑县的西边亦杀害了中共军约250名，其中有专员1名。该队还举办了“步枪5000支战果”的庆祝会。按当时情况，最少也要杀1000多左右。
问：这5000支步枪是一次的侵略作战所掠夺的吗？
答：是该大队从1942年8月至1944年7、8月间作战中缴获的。
问：由于收集情报杀害了多少和平居民？
答：1945年5月中旬第一一一大队在坦埠附近逮捕了1名居民刑讯后砍死了。同时在一○九大队也为了收集情报对1名老太婆进行拷问，并用烧火烤等刑讯，结果烧死在莒县东边之马耳山。
问：你还参加过什么阴谋行动？
答：1944年5月，解除了杨信县部队约五百名的武装。我提了这一阴谋计划基础的情报，并参加了旅团长的计划及打电给独立步兵四三大队与伪军刘佩忱部队实施了。1944年8月北京宪兵队司令部侦缉班长谷川队侦悉，南定张店宪兵工作队与八路军有关系要求旅团协助，旅团长即命令我带了50名日军去协助解除该宪兵队的武装，这些人由宪兵带去，武器我带走了。计逮捕了人员10名由宪兵队带回关押。
1943年11月我任旅团情报主任时，为了对曹振东部队进行“讨伐”，我出差到第四三大队去指导德平县中队收集情报，并亲自使用该中队的特务进行收集。后来我奉命配属于第四三大队，辅佐监督大队长进行作战，结果俘虏了曹振东部队约300人，缴获轻机枪6挺，掷弹筒四五个，步枪、手枪约200支。
1944年6月间我曾使用伪军王砚田部队收集情报，我根据所收集的情报，亲自制订了“讨伐”计划，指挥约1000名伪军俘虏了约200名抗日军。这是我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侵略政策所犯的罪行。
1943年8月我担任旅团情报系工作时，曾出差到莘县城约10天，当时我使用了第四二大队第四中队的情报人员并派出密探收集了朝城与范县地区中共军的兵力及后方等情况。这个情报的一部分后来作为师团范县地区作战资料，结果掠夺了小米约500吨、牛300头。
问：上面所讲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有些是我亲自做的，还有的是我看到的及部下报告的。
问：关于破坏卫河你做了什么事？
答：我参加了这个阴谋计划，选择了破坏地点等事。
问：现在你讲一下这个前后的情况？
答：1943年8月末，山东省卫河涨水时制订了防止石德、津浦铁路被冲毁及毁灭八路军根据地之“一举两得”的阴谋计划。我以旅团情报主任身份参与了这个阴谋计划，并选择了掘毁卫河地点为馆陶至临清中间的弯曲点。经旅团长认可后我向第四四大队通电，下达了实施掘堤的命令，结果使馆陶县北部，曲周县、邱县一部分，临清县河西地区，威县、清河县之一部分受到灾害，受害面积约900平方公里，受害居民约45万人，由于水灾被淹死的，因决堤而流行霍乱病致死，的以及被水围困而饿死的约有22500名。第四四大队除决溃上述地点外，又将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堤决溃，结果受害面积约达960平方公里，受害居民约有70万人，其中由于水灾而死亡的居民约30000人。这个数字是事后由第四四大队去调查的，我也乘飞机去视察过。
问：因决堤后，居民中流传的霍乱病是怎么造成的？
答：我到这里来以后，听说是当时日军用飞机散布而流传起来的。
问：你现在讲一讲放火烧毁民房的罪行？
答：在1944年6月我辅佐旅团长指导“救援吴化文部队”的作战中，部下部队在鲁中地区大张庄烧毁了约50户民房的一个村庄。同年11月的“渤海作战”中，第四三大队烧毁了约50户房屋。第一○九大队在利津县辛庄烧毁了约10户民房。这些是为了在作战中照明而放火烧毁的。1945年5月中旬“秀岭作战”时，我传达了师团长及作战参谋之“必须扫荡覆灭依汶庄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这次烧毁了约100户当地居民的房屋。我知道的就是以上这些。
问：你把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罪行讲一讲？
答：在1943年8月至1945年5月，我任小队长、情报主任、作战主任、师团作战参谋助手时，于山东省东临道鲁中地区、渤海地区、冀南地区等地，参与和亲自指挥部下先后共掠夺的粮食8927吨，菜8295吨，肉6821吨，盐146吨，燃料32535吨，油178吨，糖178吨。以上这些数字是依据当时日本军最低供给数字来计算的。
问：你讲一讲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
答：在1941年9月至1945年6月于广饶、禹城、邱县等地及秀岭作战时，我任小队长、作战主任、参谋助手，奴役中国人民修筑军事工事及搬运弹药、粮食，由于我拟定计划而部下酷使了21320人次，我亲自参加酷使了174000人次，这些人在日军的刺刀威胁与打骂下强迫使用了。
问：你为了毁灭罪证曾烧毁过文件档案吗？
答：是有，我曾把师团参谋部的所有秘密文件书类全部烧毁了。
问：把你烧毁的文件内容和你所负的责任讲一下？
答：在日本投降后，大约在8月十五六日，我们知道苏军要来了，为了毁灭日本军的罪证，我根据作战参谋村上的命令，在咸南高等女校校院挖了一个坑把文件烧了，共烧3天。我当时在现场亲自指挥烧毁的，文件的内容计有战斗详报、地址、情报记录、情报规定、情报勤务规定、暗号书等。我记得除了留下副官部的功绩名簿和人事名簿两册外其他全部烧毁了。
问：关于你参加反动军官组织的事讲一下？
答：1947年5月我在前苏联俘虏收容所里，前关东军第一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津森藤吉中佐以反共反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为目的组织反动集团名称“沿海州反动将校团”“津森一派”，参加者约有650名，到1947年9月只剩下我们88个人，所以津森藤吉为首称自己的反动集团为“八八舰队”。活动方面，动摇士兵不参加学习，我在有病住院时对病友作反动宣传，强迫士兵们不要认罪，并告诉坂尾传达大家不要说出杀害俘虏问题，因为说出便关系到国际法问题，并劝他们不要揭发别人，否则回到日本要遭到报复，从暗中鼓励积极反抗的人威胁他们妨碍认罪。此外我并拉拢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在他们回日本时，我便对他们进行反动宣传造谣，诬蔑前苏联等活动。另外我们在前苏联曾计划搜集日文报纸指导人的名字、各收容所积极分子的名字，准备进行暗害，或回日本后加以惩治等。
问：关于对付回国的积极分子，你们这个反动组织是否采取统一的措施呢？
答：在我们反动组织的人，回去的反动军官对他们一定会加以陷害的。
问：反动组织就是一个吗？
答：在前苏联时我们这个是最大的，其他有一些是小的。
问：你们这反动组织到何时才停止活动的呢？
答：来到中国后因组织分散，人也少了，他们是否继续活动我不清楚。
1954年12月27日于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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