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逝去的自我：老年代际沟通

3.老年叙事者：代际沟通

老年人的讲故事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传递意义。在很多社会里，老年人的一项基本社会职能，就是将他们的个人的及文化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由老年人的自传性记忆及社会的集体记忆，大多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因此，老年人可以随意地利用这些高度精细编码且结构化了的记忆，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叙事能力将这些记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老年人所承担的这种叙事职能，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都未被充分地加以认识；相反，这些社会都普遍地持有对老年人记忆的种种消极刻板印象。而在许多部落社会，老年人所拥有的故事和知识，都被看做是社会智慧的结晶。^[40]

美洲本土的氏族社会史为这两种观点提供了一个鲜明而强烈的对照。在美洲的本土氏族社会中，老年人在传统上都被当做文化记忆的资源加以敬仰，正是这些文化记忆为氏族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提供了指导。这些代际间的记忆传递，通常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创造一些故事，由氏族老人代代相传，而这些故事则包含着有关氏族起源史、人际关系、狩猎方法、食物准备，与动物及环境的关系等主题。例如，一项对塞尼卡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个氏族社会生活中，有大量表现文化记忆的故事，并由若干老人代代相传下去。对氏族成员的生活调查结果显示，凡虚心倾听这些故事的人，不仅在氏族社会生活中较有前途，而且他们的个人生活亦较幸福；而那些妄自尊大不听老人故事的人，则命中注定要重复氏族社会生活史中人们早已犯过的种种错误。^[41]然而，富有悲剧意义的是，西方文化和宗教对北美的入侵，广泛地破坏了土著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氏族社会生活中传统上受人敬重的文化记忆故事以及赋予叙事老人的那种社会角色以沉重的打击。^[42]

加拿大艺术家卡尔·比姆是奥吉瓦巴氏族之一员，他创作了大量强有力的艺术作品，以探索他的氏族的文化记忆之丧失以及叙事老人社会职能的衰退。为了将他的本族传统与他作为现代西方社会之一员的经验整合为一体，比姆曾苦苦挣扎了许多年，如他的作品《记忆有时很多……》（参见图10.3）和《学生时光》（参见图10.4）所发映的那样。^[43]比姆企图通过引起人们注意，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努力将个人的及集体的往事与目前的生活现实加以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以此来补救一种文化的失忆症。氏族生活中的老年叙事者的隐退，导致了代际记忆的中断，而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中断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所有这些考虑都突出了一个主题，即老年人在将现在与过去相联结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社会的及文化的记忆而言，老年人所拥有的经验和知识，为下一代人提供了走向未来的指引；就个人的记忆而言，老年人对所走过的一生的回顾，为他在现在的背景条件下反思过去提供了基础。

图10.3　卡尔·比姆：《记忆有时很难……》，1992，14×10″

图10.4　卡尔·比姆：《学生时光》，1991，60×42″

老年人记忆的这种整合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现已迈入老年的那些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苦难中。随着他们一步步地走向生命的终结，许多老年幸存者都未能将他们对大屠杀的创伤体验整合到他们的人生故事中去。心理治疗家耶尔·达尼利指出，正是“沉默”才使许多幸存者不能将他们的大屠杀体验与其生命的其他部分整合为一体。他们因无法哀悼亲人又觉得别人无法理解他们的创伤体验，于是，他们对大屠杀的记忆一直与他们的其他生活知识和回忆相分离。^[44]

作品的上部是一幅有关该族某一种仪式活动的已发生退化的照片，比姆在它的下面标出了作品的标题。照片中的那种仪式活动原来是以代际记忆存在的，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了。作品的下部是一根清晰的羽毛，象征着现已被遗忘了的氏族记忆。

作品中这幅已褪了色的照片，是本族小学生在校舍前的合影。在照片的上方，比姆用手写体记述了他当年上学时老师的教诲：要他信仰新的上帝而遗忘他们氏族内由老人世代相传的那些氏族记忆。同时，老师还要求他成为一位爱国者，努力掌握现代技术。作品下部的坦克、火车等形象即暗示着这种教诲。

因此，对于步入老年的大屠杀幸存者而言，人生的回顾过程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达尼利认为，对幸存者而言，将他们的创伤体验置于一个合适的背景中加以整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到，他们在大屠杀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助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也是无助的。或者说，他们对大屠杀中的那些邪恶事件的记忆，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整个世界都是邪恶的。^[45]

随着作为大屠杀现场见证人的那一代人步入老年，他们所剩的时间并不长了，人们越来越企图利用回忆录、录像等手段对他们的故事加以保存。达尼利指出，已经步入老年的那些大屠杀幸存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他们的记忆的代际相传：“对幸存者而言，令他们死也不能瞑目的问题是，‘谁将来会记住我们？’‘难道我们对亲人和大屠杀的记忆，就这样永远地在地球上消失了吗？’”^[46]

将记忆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和保存，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的迫切任务。正如心理学家莫尔林·多纳德所强有力地论证的那样，现代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它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来完成人类记忆的代际传递过程。^[47]随着书写系统的产生，特别是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现代社会主要依赖于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来保存人类的记忆。

随着记忆外部保存设备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知识和事件的代际传递，对老年人的自传性回忆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这可能是导致所谓“记忆危机”的原因之一。^[48]记忆危机产生于19世纪，并因近年来电子传媒的巨大进展而加剧，它指的是那种与过去的及传统的记忆形式的分离感。现在，最重要的社会记忆都是由传媒的电子档案加以贮存的，而不是由个别的记忆者和叙事者的头脑加以贮存的。随着电子编码信息的大量涌现，老年人的叙事职能已大为削弱。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将大屠杀幸存者的叙事史加以视听保存，这使得老年人的个人回忆直接进入现代的外部记忆保存技术。通过各种形式的电子编码，这些老年人的自传知识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而且，通过现代技术将大量个人的回忆收集在一起，还有助于使个人回忆中的遗忘和歪曲相互抵消，从而更能揭示过去事实的真相。

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外部记忆贮存形式是家庭照片。对老年人的自传回忆而言，照片起到了线索提示的作用。老年人倾向于把家庭照片视为他们唯一拥有的财富，而年轻人则不那么看重照片。老年人大多认为，他们之所以看重家庭照片，是因为这些照片对记忆具有提示功能：照片能够帮助老年人重新感触到、甚至重新体验到他们个人往事的各个部分。我和我的同事在最近一项实验研究中发现，当看到照片时，这些照片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回忆体验。^[49]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我们需利用外部媒介如照片等来传递我们的个人记忆，正反映了人类记忆力之脆弱的基本特征。往事的物理痕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或发生变化，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本·弗雷曼以他的绘画作品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原先是一个抽象派画家，但他越来越被他从古玩店里收集到的旧照片或传家宝之类的物体所吸引。他认为，这些物体浓缩或体现了它们的主人的人生，是其主人记忆的外化。这些外化的记忆向我们诉说着过去，又指明了我们未来的去向。^[50]于是，他放弃了抽象派绘画，而利用旧照片、传家宝及发黄了的地图作为他的绘画素材，以表现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各主题，如他那幅令人难忘的绘画《信奉》（参见图10.5）

图10.5　本·弗雷曼：《信奉》，1992，66×72″

就和我们试图用以保存往事的物体一样，我们脆弱的记忆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来源于何处的一般感觉，虽然它同时也掩盖了许多曾帮助塑造我们的特殊事件。我们既可以被我们所记忆的往事经验深深打动，也可以被我们对所恐惧或想象的事件的幻觉记忆所打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有时会受到我们根本回忆不起来的事件的内隐影响。我们所经历过的往事经验，已经有很多特殊的情节永远地从我们的心灵中消失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系统又相当成功地保持了我们往事经历的一般轮廓，并准确地记录了许多重要的事件。这一切都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记忆是我们的大脑企图理解经验并将往事经验组织成连贯叙事故事的核心职能之一。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并因而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我的强大决定因素。我们的记忆力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它是我们回顾往事、理解现在，并憧憬未来的综合产物。

这幅作品的核心部分是19世纪的一张家庭照片，并在作品中以两种形式加以表现：一为照片的原始形式，二为其破碎、污损且覆以薄纱的形式。在这两张照片的周围，是该家庭生活往事的各片段，如其他身份不明的人（或许是亲戚）的小照片，一幅住宅画，一张已退色的波士顿地图，以及一张贴了邮票且字迹模糊的名信片等。这些陈年物品传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往事是丰富多彩的，但其细节已不为我们所记。

注　释

[1]欧文（1992），第15、51页。

[2]同上，第97页。

[3]同上，第160页。

[4]其中主要依赖的是图尔文关于记忆的不同形式的观点。

[5]帕特·波特尔，私人通信，1993年3月29日。

[6]关于老年人外显回忆和辨认的障碍的最新研究综述，见克莱克等（1995）及莱特（1991）。关于回忆与辨认的比较研究，见克莱克和麦克杜德（1987）。

[7]关于老年人的大脑变化，见伊维等（1992）。关于老年化过程中颞叶中央系统和皮质联合区的缩减的核磁共振图谱资料，见吉尔尼根（1991）。

[8]关于老年化过程中的神经细胞丧失，见阿尔伯特和莫斯（待发）。

[9]关于海马神经细胞的研究，见韦斯特等（1994）。

[10]关于海马退化和记忆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见戈罗姆等（1994）。阿尔伯特和莫斯（待发）考察了基前脑神经细胞丧失的研究证据。

[11]关于老年化过程中额叶细胞的变化，见巴肖雷（1993）、伊维等（1992），及米顿伯格等（1989）。另见莫斯科维奇和威诺克尔（1992）及韦尼罕和莱施尔（1985）。

[12]关于额叶对回忆比对辨认更重要以及对时间记忆比对空间记忆更重要的证据，见夏克特（1987b）及西马姆拉（1995）。

[13]这一项PET扫描研究是与玛丽琳·阿尔伯特、纳特·阿尔伯特、斯科特·罗希及卡里·萨维治合作进行的。

[14]参见格雷迪等（1995）。

[15]关于里根趣事，见威尔斯（1987）。

[16]关于老年人的源记忆障碍，见弗古森、哈希特罗蒂和约翰逊（1992）、麦克英特尔和克莱克（1987）及夏克特等（1991）。这些实验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源记忆能力在不同实验条件下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破坏。(www.xing528.com)

[17]这项研究工作是与凯瑟琳·安杰尔及苏珊·麦格琳合作进行的。

[18]迪万和雅各比（1990）。

[19]柯恩和福尔克纳（1989）。

[20]哈希特罗蒂、约翰逊和克罗斯尼亚克（1990）。

[21]帕金和瓦尔特（1992）。

[22]关于额叶受伤患者的工作记忆，见巴德里（1986，1994）及西马姆拉（1995）。关于它的PET扫描研究，见皮特莱蒂斯等（1993）及斯密斯等（1995）。

[23]关于猴子的工作记忆，见戈尔德曼-拉基克（1994）及韦尔逊、奥斯卡迪和戈尔德曼-拉基克（1993）。关于多巴胺受体和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见威廉姆斯和戈尔德曼-拉基克（1995）。

[24]关于工作记忆和老年化，见克莱克等（1995）及赖特（1991）的综述。

[25]关于老年人的语义记忆及其推理过程的研究综述，见赖特（1991）。关于老年人的棋艺的实验研究，见查尔尼斯（1981）。

[26]关于老年人启动效应的系统概念，见拉沃伊和赖特（1994）。关于老年人的内隐记忆，亦见霍华德和威格斯（1993）及戴维斯和伯恩斯坦（1992）。

[27]关于老年人启动效应的PET扫描研究，是与玛丽琳·阿尔波特、纳特·阿尔波特、斯科特·罗希及卡里·萨维治合作进行的。

[28]关于老年人的序列学习，见霍华德和霍华德（1989）。

[29]参见戴维斯和伯恩斯坦（1992）及塞尔和泰勒（1992）。关于老年人序列学习问题的一般讨论，见霍华德和韦格斯（1993）。另见菲斯克等（1994）、萨尔索斯（1991）及西马姆拉（1995）。

[30]关于老年人记忆的争论，见科恩、康威和梅伊勒（1994）。卡尔斯顿森和图尔克-查尔斯（1994）证实，老年人对某一故事的情绪部分比对其他部分产生更好的记忆。

[31]引自基德尔（1993），第184页。

[32]关于皮特曼的传记，见罗斯纳克和罗斯纳克（1990），第244、245页。

[33]引自胡弗德、亨特和赛特林（1987），第42页。

[34]引自杜布罗夫（1984），第xviii页。

[35]关于老年人人生回顾的研究，见柯尔曼（1986）、莫里纳雷和雷希林（1985）及桑顿和布罗奇（1987）。

[36]见费茨杰拉德（1988，1992）。

[37]欧文斯（1992），第82页。

[38]线索的提供只是偶尔地唤起未能回忆出来的经验往事的记忆，这个事实意味着，该经验往事的记忆影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退化。霍夫曼夫妇指出，为了恢复（似乎已被忘记了的）记忆材料，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线索。”（霍夫曼和霍夫曼，1990，第145页）这种说法与我在前面强调过的一个观点完全一致，即当记忆影像退化衰微了以后，只有采用高度特殊化的线索，才能重新唤起对该记忆的主观体验。

[39]关于老年人叙事能力比年轻人强，参见肯姆普等（1990）及普拉特和罗宾斯（1991）。另见普拉特等（1989）。

[40]关于老年人叙事的文化功能以及西方社会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的文献讨论，见施莱弗尔、戴维斯和麦格勒（1992）。另见麦格勒等（1984/1985）。

[41]关于北美土著人的记忆传递，见萨姆斯和尼希（1991）；引文引自霍布森（1979），第163页。

[42]霍布森（1979），第2页。

[43]关于比姆作业的评论，见格兰迪（1994）。

[44]达尼利（1988）。

[45]达尼利（1984）。

[46]同上。

[47]关于记忆的外部贮存符号以及记忆进化的广泛讨论，参见多纳德（1991）。

[48]关于“记忆危机”，参见利普西茨（1990）。

[49]关于老年人对记忆财产的看重，见卡姆特纳（1991）、谢尔曼和纽曼（1977，1978）及瓦普纳、迪米克和雷顿多（1990）。关于与记忆有关的电影业和照像业，见库恩（1991）及斯莱特（1991）。

[50]引自本·弗雷曼的画展《新艺术家1994：超越传统的照像术》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