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超越论争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关记忆恢复的那场论战仍然在沸沸扬扬地争吵着。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获得任何科学的证据，与我在这里讨论的这些基本论题直接相关。在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历史上，就所争问题的资料与争论的激烈程度之比而言，还没有哪一次争论像这一次这么低。我坚信，如果我们真想发现真理，那我们就必须将这场关于被恢复之记忆的论战，从其黑白分明的两极对立态势，拉回到更为缓和的状态，从而认识到这里所争论的问题并不那么黑白分明。
首先，“虚假记忆”这个观念就太过于粗糙，而不能公正地指出记忆与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假若有一个患者记得自己是在一个原本不存在的虐待成性的邪恶秘密团体里长大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与事实完全对立的信念。即使说仪式化受虐记忆是对其他某些令人痛苦的经历的一个隐喻，这个记忆本身也在历史事实方面以某种其他多数记忆不可能发生的方式错了。但是，假若有这么一位妇女，曾在情感上受到一位粗心大意的父母的伤害，如或者是听到或看到在性的方面为不合适的语言或行为，或者是被不适当地爱抚，于是产生了原本没发生过的乱伦记忆，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理解呢？这其中，乱伦记忆是幻觉性的，而且也应该被看成幻觉，但它却可能抓住了往事的某些不应该被忽略的重要方面。这样，它一方面尊重了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公正地指向父母的叙事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记忆并不是以非此即彼的两种方式存在的——即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虚假的——而且，重要的任务是要检验记忆如何以及以什么方式与事实相对应。[57]
与某些人的说法相反，在有关被恢复之记忆的论战中，有一片中立的过渡地带；问题就在于如何发现它。我坚信，对于解决这场波及到患者、家庭和专业人员的激烈而相互对垒的争论而言，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条路线。趋向这一争论的两个极端的政治态势和一般意见都应该终结。各种富有冒险性的治疗措施应被放弃，相反，我们必须发展新的、更为完善的治疗技术，从而能够区分真实的记忆恢复和由暗示引起的幻觉记忆。果真如此，必将有助于把那些并未受过虐待却又怀抱着他们受过虐待的这种具有心理破坏作用的信念的可能性的人降到最低限度，减少（甚至我们还希望终止）那些对人生和家庭都具有毁灭性的虚假指控，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高真实的性虐待受害者的记忆报告的可信性。不幸的是，对虚假记忆的法律关怀，可能助长了对真实的性虐待受害者的真实记忆的怀疑，而治疗家、研究人员或社会，对这一结果当然是无法容忍的。
诺瓦克对家庭生活的记忆本质深为关注，她强调在我们对童年生活所记忆的理想模式与潜藏在这一理想的表面之下令人烦恼的情感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作品《碎片》中，有一幅对50年代理想家庭生活的偏振光快照照片，其中，画家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小女孩，从而引起一种对美好往事的怀旧感。但是，作品前面部分所表现的，是诺瓦克处于某一年长阶段时的破碎形象。它意味着，其天真烂漫的家庭生活表象，掩盖着一个更为复杂，甚至可能是痛苦的生活现实。
当黛安娜对她现在知道是幻想的那些特殊记忆进行反思时，她反复不断地思考着唯一的一个主题：即她的家庭在其中的重要性。她认识到，在她的早期家庭生活中，必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她成长于其中的，并不是被二战以后这一代人视为楷模的50年代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家庭。在她家的那些旧照片和家庭录像的微笑的表面底下，确实存在着一些为黛安娜长大成人后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参见图9.2）。
图9·2 洛里·诺瓦克：《碎片》，1987，16.5×22″
黛安娜逐步理解到，她可以在认识一个痛苦现实的同时不致诋毁或否弃其父母。她反思道，“我们一直都在进行重构，并试图对记忆中被遗失了的时光进行虚构、弥补，从而使每一个生活时光都有可能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经历记忆之战的所有受害者都能与她们的家庭重归和好。这一现实既令人悲哀，又让人哭笑不得。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生时光而言，家庭构成了我们自传回忆的社会贮藏库；我们经常会回顾家庭聚会或家庭度假等最美好的人生时光。然而，对某些患者而言，恢复对遥远过去的创伤记忆——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的——都将他们与其最丰富的个人生活史的源泉之一即家庭分离开。我们人生故事的最初篇章正是在家庭里写出的。而且，当我们走向人生的暮年并企图理解这些故事的意义时，我们所回归的正是家庭。
注 释
[1]取材于与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的私人通信，1995年4月24日。
[2]有关蔡特，转引自彭得格拉斯特（1995），第102页。
[3]关于记忆恢复及其对患者家庭的影响的详细讨论，见戈尔德斯坦和法莫尔（1992，1993），洛夫特斯和凯切姆（1994），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及彭得格拉斯特（1995）。
[4]关于弗兰克林的案例，有不同的论述。关于它的被告一方的辩护观点，见洛夫特斯和凯切姆（1994）；关于它的原告一方的观点，见泰尔（1994）。麦克琳（1993）对此案作了详细的综合报导。
[5]参见巴斯和戴维斯（1994），第477—534页；另见赫尔曼和哈维（1993）及奥利欧（1994）。
[6]有关这一争论的综述，见林赛和里德（1994）及洛夫特斯（1993）。
[7]有关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见夏克特、科伊尔等（1995）。
[8]有关“过去”生活和外星人虐待的研究资料，见巴克尔（1992）、斯潘诺斯等（1991）及马克（1994）。
[9]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1995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夏克特，1995），深入讨论了近期出版的几本有关记忆恢复的著作。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来信。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其中多数人都同意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10]关于遭受强奸的记忆的研究，见特洛姆普等（1995）。
[11]有关贝伦森的电视采访，报导于1991年3月23日。引文引自贝伦森和帕尔莫（1993），第67页。
[12]关于这类案例，参见洛夫特斯和凯切姆（1994）、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及雅普科（1994）。
[13]关于定向遗忘的相关实验研究，见布乔克（1989）及约翰森（1994）。
[14]布莱温等（1993）证实，人们对童年期往事的一般轮廓的回忆是准确的。
[15]有关这种压抑过程的讨论，见赫尔曼（1992）、弗雷德里克森（1992）及泰尔（1994）；关于批评意见，见克卢斯（1995）、洛夫特斯和凯切姆（1994）、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及波普和哈德森（1995）。
[16]这些观点是由厄尔德尼（1985）强有力地提出来的。他指出，当弗洛伊德“说‘压抑是全部精神分析的基石’时，我们应将此理解为，他实际上是在泛泛地谈论防御”（第218页）。关于压抑概念的当代含义及其与当代记忆研究的关系问题，参见琼斯（1993）。
[17]关于消极经验中的压抑因子和记忆，见戴维斯（1990）及麦尔斯和布莱温（1994）。关于患者BM，见大马钱登（1995）。荷尔姆斯（1990）在综合考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防御性压抑的存在。他的结论看似合理，但是，他所考察的实验室研究究竟是否代表真实生活中的创伤事件，则很值得疑问。
[18]伊里卡·马奎亚特（1992）。
[19]关于神父鲍特的虐待行为及其受害者的研究资料，取材于与斯图亚特·格拉西恩医生的私人通信，1994年12月和1995年10月。
[20]关于性虐待受害者的部分失忆症，参见哈维和赫尔曼（1994）。
[21]见艾略特和布里尔（1995）。关于早期研究，见布里尔和康特（1993）、赫尔曼和莎左（1987）及洛夫特斯、波龙斯基和弗里洛夫（1994）。这些研究方案中尚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关于详尽的批评意见，见波普和哈得森，1995；林赛和里德，1994；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彭得格拉斯特，1995）。例如，赫尔曼和萨左（1987）指出，在参与他们的一次小组治疗的53个患者中，有14人（占26%）在记忆恢复之前，对乱伦受虐表现出“严重”的失忆。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患者都是在5岁以下遭受乱伦虐待的。如前所述，我们大多数人的最早记忆开始于2至3岁，而且，直到5至6岁时的记忆都很少（参见第八章）。因此，在他们小组治疗中的那14个患者所表现出的“严重”失忆，完全可能被解释为是对早期童年经验的正常遗忘，而不是由大规模压抑造成的。不仅如此，所有的回顾性研究都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患者如何对诸如“你是否曾有一段时间对此事一无所记”之类的提问作答，那是完全不确定的（艾略特和布里尔，1995，第635页）。不同的人会对这种提问作出不同的解释，因而在回顾时很难对先前的遗忘状态作出准确的判定。
[22]性受虐访谈中的调查对象往往因失忆以外的其他原因而留有隐衷，对于这些隐衷，他们只会在后继访谈中加以说明，而威廉姆斯却未对这些后继访谈加以报告。而且，就受过不止一次虐待的调查对象而言，他们易于在不同次的虐待经验中发生混淆。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注21中的批评论著。
[23]舒勒（1994）的报告指出，JR遗忘了的受虐事件显然持续了好几年。当他在看一部反映性受虐的电影而逐渐恢复了对这些受虐的记忆之后，他的牧师也承认了所犯的虐待行径。赫尔曼和哈维（1994）也以“艾丽米·B”的名义，综合报告了几个患者对所受性虐待的长期遗忘。
[24]威廉姆斯（1995），第655页。
[25]同上，第663页。(www.xing528.com)
[26]同上。
[27]麦克纳尼等（1995）报告了一次定向遗忘实验，其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性虐待受害者，与未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性虐待受害者相比，对与性受虐有关的单词（如“乱伦”）表现出记忆水平的提高，而且，与控制组相比，当要求他们遗忘这类单词时，他们较难做得到。这些研究发现在某些方面与抑郁症及其他情绪障碍患者所表现的结果极为相似（参见第七章）。
关于记忆压抑案例中的解离病理学，尚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加以评估。威克费尔德和安德威格尔报告了一次调查结果，其中调查对象是被指控的父母。他们并未发现证据表明，指控其父母的那些子女具有心理病理学的历史。这一研究结果因下列事实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主要是以被指控的父母的回顾性评估为基础的。
[28]虽然治疗过程中的“叙事事实”的重要性已广泛被认识到，但在案例审判过程中，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29]关于弗兰克林一案中压抑和解离之间关系问题的详尽讨论，见麦克林（1993），第391—395页。
[30]关于伊林·弗兰克林的回忆的详细记录，见麦克林（1993）。
[31]与此相同，在著名的前美国小姐玛丽琳·阿特勒一案中，她所恢复的受到父亲性虐待的记忆，得到了她的妹妹的证实，而她妹妹所回忆的，则是她自己所遭遇的性虐待。虽然阿特勒是在1991年因这些记忆恢复而轰动一时的，但她最初对这些记忆的恢复是在30多年前当她24岁时，那是在一次与一位老朋友的谈话中发生的。她说她从5岁起就开始遭受父亲的性虐待，一直到她上大学离家为止，而且后来又把这些事全忘了。根据泰尔（1994）的看法，阿特勒在当时的人格已“分裂”为两个，一个是白天的小孩，另一个是夜晚的小孩，从而每当受到父亲的虐待后就立即被遗忘了。虽然这可能构成了她的大规模压抑或解离的证据，但彭得格拉斯特（1995）指出，在阿特勒于1991年将她所恢复的这些记忆公之于世之前的三四十年里，关于她这么长时间对这些记忆的遗忘过程的性质，我们是很难确定的。
[32]见威廉姆斯（1995）。
[33]引自冯·德·柯尔克（1994），第261页。关于创伤记忆和非创伤记忆的特征，参见冯·德·柯尔克和费施尔（1995）。他们指出，虽然创伤记忆“可能”是“对创伤当时所体验到的感觉的某种反映”，但患者“在回忆时杏仁核活动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是造成这种主观记忆感的原因”。赫尔曼（1992，1995）也深入探讨了创伤记忆和非创伤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
[34]例如，弗雷德里克森（1992）指出，“心灵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加以记录、贮存和回忆”（第88页）。她是在区分记忆的5种不同形式的背景中提出这一观点的，认为“心灵至少是利用这5种记忆过程之一”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第90页）。
[35]参见弗雷德里克森（1992）、赫尔曼（1992）及泰尔（1994）。
[36]里宾斯基和波普（1994），第245页。
[37]这一判决是由新罕布什尔州希尔斯堡县法院作出的。
[38]见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及杨格（1992）。
[39]来自日本的报告指出，有300多人在毒气爆炸案中丧生。
[40]纳尔逊和辛普森（1994）。
[41]同上，第126页。
[42]斯潘诺斯等（1991）。
[43]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亚普科曾对800多位心理治疗家做过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大多数不了解或很少关心有关催眠的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亚普科列出了很多与催眠或其他治疗方法有关的问题，并要求调查对象是否同意这些问题的陈述。在全部调查对象中，有47%的人不同程度地同意，“心理治疗家可以完全相信在催眠中所获得的创伤事件的真实性”；31%的人同意，“若有人在催眠过程中产生了某一记忆，那么这个记忆必然是曾经实际发生过的”；54%的人相信，“催眠可以用来恢复人们对很早以前甚至是出生时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忆”；28%的人同意，“催眠可以用来恢复对人生往事的准确回忆”。关于这些问题的陈述，目前尚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支持。在亚普科的调查中，有一个结果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即有80%的调查对象都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暗示让患者产生某一虚假记忆，而后患者则会将这一虚假记忆整合到他的记忆之中，似乎它是一个真实的记忆”。关于这一调查的详细情况，参见亚普科（1994，1995）。
[44]关于恍惚状态下的书写记录研究，见库斯塔尔（1992）。另见夏克特（1987a）和彭尼巴克尔（1992）。
[45]参见巴斯和戴维斯（1988，1994）、弗雷得里克森（1992）及赫尔曼（1992）。
[46]关于影响记忆的社会因素的论文集，见米德尔顿和艾德华茨（1990）。
[47]关于想象真实创伤的治疗效应，见弗瓦等（1991）。关于对已遗忘了的受虐事件的想象研究，见弗雷德里克森（1992）。关于想象、知觉及大脑的研究综述，见科斯林（1994）。
[48]见普勒等（1995）。关于心理治疗中使用催眠等技术恢复童年期性受虐记忆的详细分析和讨论，见林赛和里德（1996）。
[49]参见怀特菲尔德（1995）及彭德格拉斯特（1995）。
[50]引自班得勒和格林德（1979），第96页。
[51]关于想象事件和真实事件的记忆的差异的实验研究，见约翰逊等（1988）及夏克特、盖哈德和洛夫特斯（1986）。关于真实的和虚假的记忆恢复之分别的临床意义，见波尔森和克拉尔（1994）及泰尔（1994）。
[52]关于这一论点的不同观点，见马森（1984）、厄尔得尼（1985）及施梅克（1987）。
[53]关于创伤与游戏，见泰尔（1988）。
[54]参见林赛和里德（1994）、洛夫特斯和凯切姆（1994）及奥夫施和瓦特斯（1994）。
[55]波普和哈德森（1992）及波普等（1994）。
[56]弗雷德里克森（1992），第41页。
[57]关于记忆与现实之间微妙关系的哲学讨论，见哈金（1995），特别是其中第17、18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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