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性的创伤而言，既有真实的记忆恢复，又有幻觉的回忆，那么，这就立即引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有没有科学的标准，使我们得以对关于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和虚假的回忆作出区分？很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虽然关于真实事件的记忆和想象事件的记忆之间的差别，实验室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线索，但是，还没有任何研究结果能使临床医师或科学家毫不含糊地对患者在治疗中所恢复的创伤记忆的历史真实性作出判定。但尽管如此，有些心理医生还是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区分真实的记忆恢复和幻觉性虚假记忆的方案。[51]其中一个有趣的方案涉及到对被遗忘之创伤的内隐记忆。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他们关于癔症的经典研究中描述了这样一些患者：他们虽不能对童年期性受虐作出外显的回忆，但却经历着各种反映了他们对创伤之内隐记忆的恐惧、焦虑，强迫性思维或令人遭受折磨的心理意象。但事实表明，这些病例是很难加以解释的，因为我们往往无法获得有关这种创伤事件之独立的实证证据。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他早期对这种创伤体验之真实性的信念，转而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创伤体验通常是在幻想基础上产生的虚假记忆。[52]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早期观点与当代的争论密切相关，因为有人主张，真实的被恢复之记忆——但不是虚假的回忆——一般都要以各种反映着患者对被压抑创伤之潜意识记忆或内隐记忆的行为和症状为前导。雷诺·泰尔对创伤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内隐记忆效应是确实存在的。她研究了20个曾在5岁以前遭受过不同类型之创伤的儿童；在几乎所有这些个案中，其所涉及之创伤事件均通过目击证人、警局档案记录或其他途径得到证实。泰尔发现，在这20个儿童当中，有19个人，其中还包括几个不能以语词的方式回忆出他们所受之创伤的儿童，在他们的游戏、恐惧等非语言行为中表现出了创伤对他们的影响。泰尔注意到，在她研究的这20个样本中，只有一个儿童没有在行为上对她所回忆的创伤表现出任何症状，而这个儿童正是全部样本中唯一一例虚假记忆个案。这个小女孩曾在家里听说过她所回忆的创伤事件，但实际上并未经历过。如果泰尔的观察结果普遍有效，那么，内隐记忆的出现与否，应该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对性受虐的真实记忆恢复和虚假记忆恢复。[53]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观点推广应用于个别的具体案例，其中，对长久被遗忘的创伤的记忆是在心理治疗中被恢复的，那么这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心理医生把大量的症状和行为，都看做是一个对受虐没有外显记忆的人受到它的影响的可能指标。这些症状大量构成近年来各种通俗读物为帮助读者核查自己是否有可能曾受过性虐待而提出的形形色色、声名狼藉的“查对表”的条目，而这些“查对表”还包含这样一些条目，如自卑、性障碍、饮食障碍、抑郁、对遗弃的恐惧，等等。
这里，我赞同一些批评家的意见，即这些症状太宽泛笼统了，它们能适用于很多人。[54]要说对某一往事经验具有内隐记忆，关键是要证明，某一行为或症状是特别与这一经验相关联的。利用各种通俗查对表中所列的那些宽泛症状，我们就很难在个别的案例中建立起因果的关联，虽然在个别案例中这种因果关联当然是有可能存在的。精神病学家哈里森·波普及其同事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童年期性受虐与一种叫暴食症的饮食障碍之间具有因果的关联，虽然总有人把暴食症引证为被遗忘之性受虐的可靠指标。[55]究竟某些特殊类型的行为和症状，是不是创伤性受虐的潜意识残迹，我们还不知道。(www.xing528.com)
当然，在某些病例中存在着更为特殊化的症状，例如，有些患者因对某一特殊的情境、气味或物体莫明其妙地感到恐惧而寻求心理治疗。心理医生雷尼·弗雷德里克森写道，“假如你特别被某些物体或情境所吸引，或竭力要回避它们，或因它们而痛苦难忍，而你的生活史又不能对此作出解释，那么，这些反应就是你的某些被压抑着的记忆的外部指标。”“在性的受虐过程中，你的心灵会集中注意于周围的事件和环境。因此，你可能会将这一记忆深埋于心底，但却保持着这些对使你联想到受虐的环境事物的反应。”[56]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在第八章，我们在心因性失忆症患者身上看到了一些对被遗忘之创伤的内隐记忆的实例，而且我还指出，杏仁核在对那些不能被外显回忆的经验的中介情绪后效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将患者各种莫明其妙的恐惧、吸引或厌恶就解释为对性受虐的内隐记忆。这其中的问题之一是，即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症状，也可能由多种原因而引起。在弗雷德里克森所引证的一个记忆压抑的病例中，患者感到对餐叉的一种莫明其妙的厌恶。后来，患者恢复了一个记忆，说是她姑妈曾用一只餐叉虐待过她。弗雷德里克森据此断定，这个受虐情节就是患者莫明其妙地对餐叉感到厌恶的根源。这里，患者的厌恶当然有可能是对一次受虐的内隐记忆。但是，假设患者对餐叉的厌恶根本与性受虐无关，它也仍然会构成促使患者或治疗者去探索她曾受过虐待这种可能性的决定因素之一。或假设治疗师注意于这一厌恶的意义，乃是因为她假定它是受虐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一症状就会转而成为患者建构一个幻觉性记忆的中心焦点。一旦治疗者和患者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症状反映着被遗忘了的受虐，那么，若患者由此开始产生各种以某种方式与这种症状相联系的心理意象、思想、情感等，那就不足为奇了。
谁也不能肯定地说，在弗雷德里克森的这个患者或其他病例中，具有这种过程在起作用。看来有可能的是，在记忆恢复的某些病例中，异常的恐惧、吸引或诸如此类的症状，结果证明确实是对先前受虐的内隐记忆。但在其他一些病例中，这类症状却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形成虚假回忆的基础，以对治疗者的暗示性探测作出反应，而不能反映某一在治疗之前就已存在着的创伤记忆的内隐影响。
对内隐记忆的推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它需要细心的比较和系统的推理。任何一个行为和症状，都有多种可能的原因，而我们又很难说究竟某一特殊的经验是不是某一特殊的行为或症状的原因。在实验室条件下，实验者当然可以控制一定的事件以引起内隐记忆。但在治疗条件下，患者不能外显地记得曾受过虐待，而我们又无法确知受虐事件真的发生过，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严格控制的比较研究。假若一个治疗师毫无约束地将恐惧、吸引等诸如此类的症状，解释为患者对被遗忘之虐待的内隐记忆，那么他很可能就是在走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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