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逝去自我的记忆：揭示性受虐幻觉证据

3.性受虐的幻觉记忆：其证据何在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被恢复的记忆是准确的。但这依然留下一个独立而又关键的问题：有没有证据表明，其实没有遭受过性虐待的人，能够转而坚信他们受过性虐待？1987年夏天，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的心理医生提议结束她的治疗，结果，“我感到慌恐，因为我非常焦虑，而且越来越抑郁，”黛安娜回忆说，“我觉得我之所以慌恐，是因为想到再也不能定期看到他了，但他却告诉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由与我父亲有关的遗弃痛苦造成的。”她变得越来越忧郁，但不管她如何作出努力，“对于我父亲做的任何引起我这种痛苦的事，我都无法忍受。”在试图发现她父亲对她做了些什么的最后一次努力中，她的心理医生叫她写下她处于催眠的恍惚状态时所想到的任何事情，并给她暗示指导说：“我闭上眼睛来写，应该能够允许我的潜意识自由地诉说。”黛安娜已经能够很娴熟地在治疗中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这一次，当她睁开眼睛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后，她非常震惊地看到，“我写下的是，我父亲曾经骚扰过我。”

对黛安娜来说，似乎她的潜意识之门打开了，于是她继续进行这种回忆。与此同时，她参加了一个由她的心理医生组织发起的每周一次的支持性治疗小组，这个小组是由一些试图探寻其创伤记忆之恢复的妇女组成的。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妇女产生了很多关于恐怖事件的记忆和梦。随着她们将对这些记忆和梦的讨论，甚至以行为的方式将它们表现出来，小组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黛安娜回忆说：“小组中其他人所回忆出来的记忆越来越古怪：邪恶的仪式化虐待、杀死婴儿献祭、群体化的性生活，以及令人恐怖的酷刑。”此后不久，诸如此类的恐怖事件开始在黛安娜于催眠恍惚状态下写出的记录中出现。“1988年11月，我又在恍惚状态下写了起来，并第一次‘回忆’出邪恶的仪式化受虐。好像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似的。”到1989年，黛安娜就记起了曾杀过一个婴孩。

在被恢复的记忆案例中，令人吃惊地大量包含着各种邪恶的仪式化虐待事件，其中包括杀婴献祭、吃人行为，及各种流血仪式。一项对美国心理学会会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12%的人说曾治疗过仪式化受虐病例。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总是出现邪恶的仪式化受虐记忆。而那些治疗这种患者的临床医生则指出，这些患者很少有在开始治疗之前有仪式化受虐记忆的。然而，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有仪式化受虐的“记忆”，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例在全美范围内得到过证实，虽然联邦政府和联邦执法人员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广泛的调查。例如，联邦调查局的肯·兰林曾调查过300例有关邪恶的秘密宗教团体的虐待记忆，但其中没有一例得到证实。最近，全国受虐儿童保护中心就有关邪恶的仪式化虐待问题对几千名专业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并未发现任何肯定的证据表明，由那些记忆恢复案例所暗示的这种虐待或有组织的跨代际秘密宗教团体的虐待事件确曾发生过。^[38]

当然，这些有关秘密团体虐待行为的调查没发现证据，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不存在邪恶的秘密团体，也不意味着仪式化的虐待行为根本不会发生。例如，1995年俄克勒何马城发生的爆炸事件、东京地下铁路的与秘密团体有关的毒气案，以及威斯康星州杀人犯杰弗里·达哈马所犯的血腥屠杀事件等，诸如此类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联想到，人类是有可能做出各种恐怖行径的。^[39]人类能够做出罪恶行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要说人类具有形成对反复发生的罪恶行径的失忆能力，那是十分可疑的。除非我们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则，我坚决断言，对秘密团体所犯的仪式化恐怖行为的记忆恢复，即使不是全部，其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幻觉性回忆而产生的。而且，由于对邪恶的仪式化受虐的记忆恢复，大多是在心理治疗开始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这些案例支持了下列一个观点，即对邪恶创伤的虚假记忆，可以由心理治疗引起。

由于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的仪式化受虐记忆显得如此离谱，所以，她对她的这些以及她所恢复的其他记忆的真实性的怀疑日渐增加。但是，她的这些怀疑却遇到了她参与其中的那个支持性治疗小组成员以及她的心理医生的抵抗。“我总是不断地质问这些记忆，对它们表示怀疑，”黛安娜说，“但是，当我向心理医生提出质疑时，他却向我大声喊叫，告诉我不要怀疑我‘内心的那个小姑娘’，并说我是受到了蒙骗。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才好。但是，我信任他。”逐渐地，该支持性治疗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恢复了各种仪式化受虐的记忆，并且，包括黛安娜在内，几乎也都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

黛安娜最终逃脱了这一具有毒害性的心理治疗，并设法又将她的生命的各片段统整为一个整体。现在，她再也不相信自己所“恢复”的记忆具有什么现实的基础。在记忆恢复领域，像黛安娜这样的人被称为反悔者（retractors）。反悔者在他们绝大部分生活时期内都没有受虐记忆，然后在某一特定阶段恢复了这些记忆，最后又转而坚信那些被恢复的记忆是不准确的。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所恢复的记忆表示反悔，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所恢复的全部记忆都是幻觉性的。一个人当然可以有多种原因而反悔自己的某一记忆，如迫于家庭或朋友的压力，或仅仅因为与这一记忆相联的痛苦太过强烈而难以忍受。但是，若某人所恢复的记忆就像黛安娜所恢复的记忆那样而显得不可能，那么，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被回忆的事件没有现实根据。

黛安娜和其他许多反悔者具有诸多共同的特征。新近一项对20位反悔其所恢复之性受虐记忆的妇女所进行的调查资料揭示，她们之间具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40]其中，有19位是在心理治疗中恢复她们的记忆的，而且，她们都说心理医生影响到了她们的记忆形成过程。在这20位妇女中，只有1人未参加过心理治疗。她是在读了《治愈的勇气》一书后恢复其记忆的。这本书构成了记忆恢复运动的《圣经》，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它劝告人们相信，他们都曾受到过性的虐待，即使他们回忆不起来亦如此。几乎所有这些反悔者——占90%——都报告说，为了恢复她们的记忆，在心理治疗中应用了某种形式恍惚状态的诱导作用。其中，催眠是最常用的技术，有85%的人都接受过催眠。恍惚状态中对受虐的书写记录、退行及暗示等都被广泛使用。这些妇女大多（70%）说，小组治疗法影响到了她们的记忆恢复。其中一位反悔者回忆说：“我们的治疗小组成员的记忆恢复从饮食障碍逐级上升到童年期性受虐、乱伦，直至邪恶的仪式化受虐。我们的小组共10人，有8人形成了邪恶的仪式化受虐记忆，而没有形成这种记忆的那两个人，则被认为是在伪装。”另一位妇女则评述说：“如果你没有这种记忆，那么你会觉得必须想出一个来，以和其他每个人保持一致。”^[41](www.xing528.com)

很显然，我们不可能获得毫不含糊的实验资料表明，一个人对性创伤的幻觉性记忆是从外部被安插到他的记忆之中的。但是，尼可勒斯·斯班诺斯作为一位催眠研究者，却在催眠研究领域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克服了这一问题。斯班诺斯及其同事利用催眠的一个变式，即催眠性年龄退行技术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在实验中，他们向被试提出一些暗示，要他们“退行”到很早的一个年龄中去。结果表明，有将近一半的被试在实验中确实相信他们是在过着某一过去阶段的生活。而且，当斯班诺斯向其中某些被试提供暗示说他们在童年期遭受过性虐待时，与那些没有接受到这种暗示的被试相比，他们更多地形成了受虐“记忆”。^[42]由于这个实验是被安置在某一“过去生活”的背景中进行的，所以它并没有解决能否在成年人的记忆中安插一段虚假的性受虐史这个问题，但是，它所获得的证据肯定是与这种可能性相一致的。^[43]

催眠在黛安娜的个案中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直到她的心理医生叫她在催眠的恍惚状态中自动地写下些什么之前，她从来都没有任何有关遭受父亲性虐待的记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在催眠的恍惚状态下将内心所想到的任何东西写下来，会促进对被遗忘的经验的回忆准确性。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恍惚状态下的书写记录就曾盛行起来。那时，它主要是在降神会中被用作研究心灵感应的一种工具。零星的轶事性观察结果揭示，恍惚状态下的书写偶尔也会导致人们产生对长久以来被遗忘的事件的内隐记忆，而这些记忆似乎又对他们显得奇怪而陌生。但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无法断定，在恍惚的书写状态下进入心灵之中的东西，究竟是对某一往事的真实记忆，还是对当前的关怀和恐惧的一种反映。这就和我们无法断定在催眠的帮助下所恢复的记忆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一样。就黛安娜而言，由于她在每周定期的支持性治疗小组中已经多次听到有关邪恶的仪式化虐待的说法，所以，当她处于恍惚的书写状态下时，她的心灵中逐渐呈现出了仪式化受虐的“记忆”，那也就不足为奇了。^[44]

催眠在反悔者样本中构成一个共同特征，但对于那些坚信搜寻被压抑之性受虐的重要性的心理治疗家而言，支持性治疗小组中的记忆分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45]假如创伤回忆是真实的，那么，与其他创伤受害者讨论自己的创伤回忆，无疑有助于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但是，黛安娜和其他反悔者的经历却证明，群体在形成并保持对从未发生过的经历的记忆中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几十年以来，社会心理学家们一直在阐述和讨论与此相类似的各种社会影响力量，只是他们的工作令人吃惊地很少具体涉及到对记忆的社会影响力量。^[46]

指导性想象也是许多人用以提取被压抑之记忆的另一种方法。所谓指导性想象，是让患者想象他们试图要回忆受虐事件，以在他们的心灵中形成可能发生过的事件的图像。对患者而言，如果他真的发生过性创伤事件，那么指导性想象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心理学家艾德纳·弗娃及其同事业已证实，让患者想象出她所遭受过的强奸事件，能够明显地缓解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是，若通过指导性想象让患者力图回忆出假设其存在的、对某一事件的被压抑之记忆，而这一事件既可能发生过，也可能根本没发生过，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已经指出过，自由地想象某一事件，然后以当它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方式对之加以思考和谈论，这是引起伴随着真实记忆而产生的那种主观感觉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在多次想象和谈论之后，患者便无法确定，这一记忆让人“感觉”像是真的，究竟是因为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们多次地想象并讨论过这件事。斯蒂芬·科斯林及其同事近年来所进行的PET扫描研究已经证实，视觉性想象所涉及到的颞叶区域，正是视知觉所涉及到的那些同样的区域。这可能构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之一，即为什么人们经常想象的事件，会逐渐让他们觉得和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完全一样：想象的事件，正是由那决定着对真实事件之知觉的同一些神经机制所产生的。^[47]

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证实，诸如指导性想象和催眠之类的技术能促进对遥远往事的已被遗忘或压抑之记忆的准确提取。同样，我们也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需特别对治疗中产生的假记忆负责。如果说在真的发生过受虐事件而这一事件又被遗忘了的病例中，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某些患者恢复这一记忆，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除非心理医生能提出证据表明，某一特殊的记忆提取技术能够促进对记忆的准确回忆而又不致引起虚假的回忆，否则，如果他们继续使用这些未经证实而又极富冒险性的记忆提取技术，则是不合适的。然而，尽管如此，近期一项对美国145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心理治疗家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有时使用催眠术来帮助患者回忆其童年期的性受虐，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说采用指导性想象技术。^[48]

我相信，关于性创伤的虚假记忆因治疗而被安插到患者记忆之中的可能性，可以作出下列三点主要结论。第一，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没有获得肯定的结论表明，人们可以形成关于性受虐的虚假记忆；而且，由于伦理方面的考虑，这种证据也许远不能获得。第二，同样也没有肯定无疑的证据表明，心理治疗本身或特殊的暗示技术可以单独地造成不准确的记忆。第三，若干独立的研究证据在被综合考察时，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治疗家帮助患者形成了性受虐的幻觉性回忆。这些相互独立的研究证据包括：实验研究表明记忆易受暗示的影响；催眠能够产生在主观上令人确信不疑，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假记忆；调查未能证实邪恶的仪式化虐待事件的存在；对各种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如外星人的强奸）的记忆恢复；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地反悔他们的记忆；为某些记忆恢复鼓吹者所倡导的冒险性记忆提取技术。但是，关于由治疗诱导出的虚假记忆的流行程度，我们尚缺乏坚实可靠的研究资料。我们还不知道，幻觉性的性受虐记忆，究竟是像某些临床医师所说的那样极为罕见，还是像记忆恢复心理治疗的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随处可见。^[49]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认为人们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可以获得令人确信不疑，但却是错误的记忆，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哲学家艾恩·哈金指出，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皮埃尔·让内就程式化地以下列方式治疗受过创伤的患者，即向患者灌输虚假记忆，以代替他那对可怕事件的真实但令人痛苦的回忆。例如，有一个患者被这样一个儿时记忆折磨得痛苦不堪，即与一个脸上长满脓疮的患有急性皮肤病的女孩睡在一起。于是，让内便将之催眠过去，并用一个令人赏心悦目但却是幻觉的可爱面孔形象来代替其创伤记忆。在比那场记忆恢复之争早将近10年的1982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就在一篇论文中谈到过与此相似的问题。文中，她引述了两位心理医生，他们向患者灌输完全虚假的个人史，以使之感觉更好些。他们在治疗患有肥胖症的人时，成功地向患者灌输了虚假的童年期记忆，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很瘦。这两位心理医生说，他们“能向你灌输与现实生活经验有关但却从来没发生过的记忆”，而且，“和你现在所拥有的、对过去的‘真实事件’的那种真伪难辨的知觉一样，虚假记忆也能对你产生改变作用。这在心理治疗中是常有的事”。^[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