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恢复：准确性如何，寻找逝去的自我

2.被恢复之记忆：其准确性如何

对受虐的遗忘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它在几年、几十年后会又被记起。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的琐屑情节，我们不仅现在想不起来，而且也许永远也想不起来。或许这其中有些情节，在我们碰到某些使我们重新体验到在经历这些事件时之所感所思的线索时，会重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但也有些情节，或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我们又在其后未曾想过或谈论过它们，致使我们对它们的记忆影像变得如此衰微，以致任何线索都无法激活它们。有时，对某一创伤的遗忘和对它的记忆恢复之间的界线是模糊难辨的。例如，1995年1月26日的《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刊载了一篇文章，报导了林达·威廉姆斯的有关研究发现，即有些性虐待受害者，会遗忘那致使她们到医院寻求急诊的受虐情节。文章的题目是《研究发现：创伤记忆可以被恢复》。其实，威廉姆斯并没有提供有关记忆恢复的证据。我们也不知道，那些遗忘了受虐事件的妇女，现在是否能回忆起它来。

近年来最熟为人知的有关创伤记忆之恢复的实例，也许要算伊林·弗兰克林了。伊林的记忆是如此地生动逼真，足以使陪审团相信她的父亲犯有杀人罪，并使像雷诺·泰尔这样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学家也相信，她的记忆是真实的。但是，伊林的记忆却没有独立的实证证据。正如哈里·麦克林律师早在他那份关于弗兰克林一案的权威解说中所说明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怀疑伊林·弗兰克林所回忆的那件悲剧的真实性。乔治·弗兰克林一案最近被推翻这一事实，也为我们理解伊林的记忆在法庭上的可信程度提供了另一个机会。^[30]

虽然弗兰克林一案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将被恢复的记忆作为罪行判定之基础的第一例，但是，认为被遗忘了的创伤记忆可以在后来被恢复的这种观点，已经历了一段悠久的历史。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早就认为，被压抑的创伤记忆可以在后来被回忆起来，尤其是在精神分析的艰苦努力和搜索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大量有关心因性失忆症的临床文献表明，凡在失忆阶段不能被回忆的许多事件，都在随后被恢复了。

由于那些探寻被遗忘了的性创伤记忆的心理医生们都相信，准确的记忆恢复不仅能够，而且确实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指望，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表明，被恢复的记忆一般都是准确的。但遗憾的是，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证据。这可能是因为，真实的虐待事件通常是秘密发生的，因而很难找到目击者和其他确凿无疑的证据，而且也因为，犯事者一般都在事发后对此加以否认。

就其所恢复的记忆得到证实的案例而言，除罗斯·蔡特、弗兰克·费茨帕特里克和JR外，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纳施也报告了另一个证据可靠的案例。他描述了一位40岁的男性，之所以参与到心理治疗之中，部分地是因为他深受一个挥之不去，又令他讨厌的心理意象的困扰，即他10岁时受到一群可怕男孩的围攻。该患者怀疑，这个意象很可能暗指着一次性的经历，并进而恢复了对一次与这些男孩有关的性的创伤记忆。于是，他就和他深信当时在场的一位他的表兄取得联系。他的这位表兄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那起事件，并且相当困惑不解地说，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表弟或我们的这位患者当时很不情愿地卷入了那帮孩子性事活动之中。^[31]

在林达·威廉姆斯新进研究的12位妇女当中，也发现了确证无疑的证据表明，她们虽然暂时遗忘了她们记录在案的受虐，但后来又恢复了对它们的记忆。有趣的是，威廉姆斯所研究的这些妇女，没有一个是在治疗情境中或是通过发掘这种记忆的特殊技术如催眠等，才恢复了她们的记忆的。她们大多是接受各种线索的作用而自发地回想起受虐事件的。例如，玛丽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人在外貌上与对她犯事的那个人非常相像而记起受虐事件的，并开始做恶梦；基姆是在有人问她是否曾受过性的虐待时而产生记忆恢复的；而塔利亚则是在看一部有关童年期性虐待的电影时突然回忆起她的性受虐的。^[32](www.xing528.com)

但是，即使被恢复的记忆有时是准确的，我们也还不知道其准确的程度究竟如何。精神病学者贝塞尔·冯·德柯尔克曾设想，对暂时被遗忘的创伤事件的记忆可能是极其准确的。他认为，那些我们需加以深思熟虑并和别人讨论的日常经验，会因重述的过程而发生变化；但被压抑的创伤记忆则以其原始形式被凝结而不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理解，创伤记忆不会以日常回忆所具有的那种歪曲的形式出现，相反，它会以不具时间特征且不因其他经验发生影响的情感状态、躯体化的感觉或视觉的形象（如梦魇、回闪记忆等）出现。”而且，冯·德·柯尔克及其同事确也报告了这样一些病例，即经历过严重创伤的患者以孤立的且伴有强烈情感的形象或身体感觉来重新体验他们所经历过的创伤，但同样是他们，对那些具有个人重要性（但不具有创伤意义）的经验，则以更为叙事化的方式来回忆它们。^[33]

我们已经知道，杏仁核及应激相关激素在情绪记忆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此可以理解，创伤记忆确实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日常记忆不同。但是，创伤性回忆和非创伤性回忆之间的这些差别，并不证实或意味着，遭受压抑并在后来又恢复了的创伤记忆也就会尤其地准确。认为创伤事件会以其原样印刻在脑海之中而不发生变化，这种观点非常冒险地将我们推向另一种毫无把握的观点，即记忆（或至少是创伤记忆）就像一盒录像带，保留了所记忆之情节的全部方面。^[34]我们已经知道，对日常经验而言，这种观点在根本上是误入歧途的产物。而且，我已在第七章中指出，对于一直记得其创伤经历的人的创伤记忆而言，它也不完全适用。因此，如果它完全适用于那些一直被压抑着，又于多年后被恢复的创伤经历，那倒是令人吃惊，甚至是异乎寻常的了。目前，还没有在科学上确实可信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

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争退役军人及其他人所具有的那种回闪记忆，有时被人加以引证，以作为证实被恢复的创伤记忆之准确性的证据。但是，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回闪记忆通常都是记忆和幻想的混合产物。事实上，回闪记忆强烈地受着期待、信念、恐惧等的影响。回闪记忆的内容更能说明的，是一个人对往事的信念和恐惧，而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本身。

回闪记忆尤其与被恢复的性受虐记忆直接有关，因为有些专治创伤的心理医生说，对受虐的记忆经常以孤立的回闪意象出现。^[35]但是，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利平斯基和哈里森·波普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却戏剧性地向我们表明，对这种回闪记忆，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他们报导了三位患者，这三位患者都形成了对极为折磨人的事件之鲜活生动而又挥之不去的心理意象。其中有一位患者“看到她自己是一个小孩，她父亲正要刺轧她，然后就是她坐在血泊之中。”^[36]在所有这三个病例中，患者的心理意象都被解释成是被压抑的童年期创伤的回闪记忆，患者也由此被施以相应的心理治疗。但是，这三个患者却出了某种差错，她们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要执行各种异常的仪式行为，如反复不断地洗澡或洗手。这些障碍行为都是一种叫强迫症的精神疾患的典型特征。当让这些患者服用通常用来处置这种使人精力消耗殆尽的病理情境的药物时，她们的那种强迫性的心理意象便完全消失。这就证明，她们的那些心理意象并非对真实事件的回闪记忆，而是她们所患有的强迫症的症状。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有关被压抑的童年期创伤的诊断结果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是这种药物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那么，这些患者必然会继续对所谓被压抑的创伤记忆进行一种不必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搜寻。

关于被恢复的童年期性受虐记忆之准确性，它的科学证据的当前状况可简要概述如下：确已有了少量记录完善的个案，但还没有在科学上可信的信息可以为我们所用。近年来，法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95年5月，在新罕布什尔州所发布的一项裁决结果，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面对着两起以被恢复的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性犯罪案，格罗特大法官请来这一问题的两方面专家进行论辩。结果，格罗特大法官在他那份关于这两起案件的意见书中，开篇就写道，“法庭发现，受害者就他们遭受强奸的记忆所做的证词，不能在审判过程中被接受，因为，记忆压抑现象以及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被用以恢复记忆的那种心理治疗过程，在心理学领域内还没有受到认可，而且在科学上也不可信赖。”^[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