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逝去记忆：遗忘虐待的频度与原因

1.遗忘虐待：其发生的频度和原因如何

在第七章，我们认识了美林达·斯蒂克尼-吉布森，她多年来被那场险些让她丧命的大火的记忆纠缠着。她说她尽量不去想那件事，但她有时成功了，有时却失败了。我们又认识了佳德西亚·斯图柯斯卡，她的童年期是在那可怕的柏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的。她尽可能地不提发生在那里的大屠杀的恐怖情景，而希望在美国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她的那些可怕经历，而且，当新纳粹主义分子在她故乡附近的活动有所嚣张时，她重又站了出来，控诉她所遭受的那些经历。

美林达和佳德西亚两人都采用了同一种或许每个人都熟悉的认知策略，即当我们发生了什么令人痛苦的事时，我们尽量不去想它。对过去的经历而言，反复想到它会促进我们对它的回忆，所以，不反复地去思考过去的痛苦经验（或其他任何经验），就具有了某种意义，它降低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在将来进入我们心灵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已引证了这样一些实验研究结果，即在实验中，实验者告诫被试忘掉呈现给他们的某些信息。这种“指导性遗忘”告诫，通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试对目标信息的回忆水平。

因此，要说人们有时会努力地去回避或抑制痛苦的经验，这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由于性的受虐经验，就其典型情况而言，一般都不会被提出来与别人讨论——这一点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疑异——所以，性虐待事件的受害者也就失去了谈论并反思其受虐创伤经验的机会，从而反过来淡化了他们对这些经验的记忆。这种解释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像罗斯·蔡特那样的个案，其中，他所经历的事最初并不具有严重的创伤意义，但却让他感到困扰或迷惑，从而不去想它。新近一项对成年妇女进行的强奸经验的调查结果，与这些推理相互一致。遭受过强奸的妇女对她们所遭受的强奸的记忆，与遭受过其他性质的痛苦经历的妇女对她们的这些经历的记忆相比，前者更少想到或谈到她们的记忆，她们的这种记忆也远不如后者更清晰、更生动。^[10]

在美利坚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贝伦森那令人悲哀且难以理解的个案中，对童年期创伤的有意压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91年4月，贝伦森成了精神病学家们注意的对象，是因为他在办公室里给人打淫秽电话并被发现。在治疗过程中，贝伦森透露了一些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的事：他那具有心理疾病病史的母亲，在他8至11岁时曾对他有过性的虐待。在承认他所犯的不端行为后，贝伦森在电视台的《夜话》栏目中和特德·戈培尔一起讨论了他的受虐记忆。当他回忆他多年来为将这一受虐经验排出他的心灵之外所采用的各种策略时，他说：“起初我只当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这种方法帮我度过了几年的时光，但后来不起作用了。于是我决定忘掉它，但这种策略也只生效过几个月。于是我又决定拼命地工作，只要你没命地去工作，你就不会再想到它了。”贝伦森的访谈及其动人的回忆表明，他总也未能彻底忘掉那件事，而且他也向戈培尔承认，他的种种压制策略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每当我想起那件事并回忆起那种痛苦时，我就对自己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采用各种手段抑制所受性虐待的细节以及与之相联的痛苦情感。但是，当他在80年代后期因父亲的去世而回到老家时，他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多年以前发生在那里的事。此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一场与想打淫秽电话的内心冲动的持久战。^[11]

理查德·贝伦森企图压抑他的性受虐记忆的种种努力只是部分地成功了，他从来也没能使自己对那件事的记忆完全消失。他的故事与我们在第八章中提到的那个退役老兵A先生的故事十分相似。A先生虽然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曾参与过战争，但他在战时经历的创伤在过了三十多年后才使他痛苦不堪。但是，在记忆恢复的某些案例中，在他们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之前的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似乎对在治疗中恢复的记忆表现出完全的失忆，从来没想过他们曾受过虐待。^[12]假如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对那邪恶的仪式化虐待的记忆是真实的，那么她必然是把这些记忆完全压抑了很多年。在接受心理治疗之前，黛安娜从来也丝毫没想到过，她曾遭受过父母的性虐待或是参加过秘密宗教团体的活动，更不用说是杀死一个婴儿献祭了。对于这样可怕的活动，一个人果真能够仅仅通过不去谈论它或不去想它就把它遗忘吗？

实验室实验研究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表明有意去遗忘一件事会产生对这件事的严重失忆。^[13]同样，佳德西亚指出，她很多年都没有跟其他大屠杀幸存者在一起谈论他们的经历，但他们都没有形成对这些经历的失忆症。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有意回避那些痛苦的记忆，降低了其所压抑的经验以那种使许多心理创伤受害者痛苦不堪的强度自发进入心灵的可能性，而且，它还有可能使某些个别的情节尤其难以回忆。如果某一情节多年不被想到或谈到，那么它就不能被编织进它的主人的不断演进的生活故事之中，因而易于被遗忘。绝大多数“正常”的遗忘过程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大凡我们不去谈论也不作思考的事件，会隐退到幕后而不现。然而，这和对暴力性受虐形成长年而极度的失忆症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们也还记得，当人们被要求对童年期的一般特征进行回顾性评估时，他们的评估都是相当准确的。^[14]如果黛安娜果真是在一个邪恶的宗教团体里被养大而她又多年丧失对此的全部记忆，那必然反映了她对童年期一般生活特征的回忆产生了某种严重异常的歪曲。如果她的治疗后记忆是准确的，那么，她的治疗前童年期记忆必然完全是幻想性的。由于这种程度的歪曲是高度异常的，它的产生必然有赖于更为复杂得多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演练。这就是压抑概念得以被提出的原因。压抑概念构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大厦的奠基石。

压抑机制一直被描绘为大脑的一个保护装置，用以排拒由那些仅仅是因为太过严重而不能为意识的心灵所承受的经验所遗留下来的情绪残迹。据某些治疗家的看法，压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足以阻止那些长达数月或数年之久的性虐待、强奸，甚至仪式化的酷刑等骇人听闻的事件进入意识之中。某些高度恐怖的事件，实际上在刚刚发生的时候就不能进入意识的心灵。^[15]但是，和弗洛伊德的早期观点相一致，被压抑的记忆并未被永久地丧失；它们被过滤到潜意识的某个偏僻的角落，从而引起不同的问题和症状，直到它们因治疗或其他有利环境而被揭示出来为止。很显然，作为压制痛苦经验的手段，与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有意回避的诸策略相比，这种大规模的压抑要有力得多。

或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弗洛伊德最初提出的压抑概念，更接近于世俗的有意压制的日常形式，而不是后来某些治疗家们所提出的这种大规模压抑机制。弗洛伊德在早期著作中还特别指出，压抑包括对痛苦的思想和记忆的有意拒斥，使之不进入意识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点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是，弗洛伊德开始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压抑一词，用以指多种不同的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在人的意识之外起作用，而且自动地排拒那些危险性的材料，使之不进入意识。因此，就潜意识防御和有意压抑之间的分别而言，弗洛伊德制造了大量的混乱。^[16]

有关压抑的科学证据的力量，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这个术语。如果压抑从狭义被界定为对某一经验的有意压制，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压抑理解为某种潜意识地起作用，并且防御性地对创伤经验进行排拒的机制，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更具习惯性地进行防御性的压抑。在若干研究中，凡在口头上说自己一点也不感觉到焦虑，但在行为上表现出防卫性的人，被定义为“压抑型”的人。与非压抑型的人相比，压抑型的人对生活中的消极经验记忆得相对较少。关于脑伤患者的防御性压抑，亦已见诸报导。关于那些患有肢体瘫痪、但又意识不到自己肢体瘫痪的患者的选择性遗忘，心理学家V·S·大马钱登进行了某些有趣的观察。读者也许还记得患者BM，对于那些与她关于她的那只已瘫痪了的胳臂的幻觉性信念不相一致的各种经验，她尤其难记忆。^[17]

即使某些形式的防御性压抑确实存在，这也还不能说明，大脑没有受伤的人究竟有没有那种对过于严重的创伤加以排拒的压抑。有关儿童和成年人对真实生活创伤的记忆证据表明，这些创伤一般都被记得相当好，如前述丘奇拉绑架事件、堪萨斯城一家饭店内空中餐厅的坍塌等。尽管这其中也发生了某些遗忘和记忆歪曲，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对这些可怕的事件情节完全失忆。患局部失忆症的人不能记起某一特殊的创伤事件如杀人或遭人强奸等。多数局部失忆症的产生，都可以归因为酒精中毒、大脑受伤、意识丧失，或甚至是精心的伪装。只有极少数戏剧性的病例是例外，如马尔文·贝恩斯。他显然对自己开枪打死妻子患有失忆症，这其中的遗忘就很难归因为上述诸因素。

由于这些及其他多种原因，有些治疗家便认为，广泛的压抑只出现于反复发生的创伤事件。泰尔就主张，单一的创伤经验（Ⅰ-型创伤）一般都能被很好地记住，但反复的或多元的创伤经验（Ⅱ-型创伤）则被压抑了。例如，多次遭到虐待的儿童，越来越熟练于利用压抑来排除过于严重的创伤经验，使之不进入意识之中。如果虐待是某些儿童需从他们那里获得营养或支持的人如父母等所施行的，那么，这其中的遗忘很显然有助于儿童的生存。

泰尔的观点虽然颇富挑战性，但是，大量的研究工作却业已揭示，对某一信息的重复，导致了对该信息之记忆的改善而不是丧失。因此，要造成严重的失忆症，压抑机制必须非常有效，足以成功地将经验的重复导致记忆的提高这个正常趋势消除掉。一般说来，在战争中反复多次地经历创伤事件的人，对这些可怕经验的记忆都非常好。而单个的经验或创伤则易被置而不顾，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但是，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如一般都只持续很短时间的梦游症而外，人们不会将重复发生的创伤事件全部遗忘得一干二净。

伊里卡·马奎亚特的人生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于德国的艺术家。对于那些以她无法理解的方式塑造了她的童年的反复出现的创伤体验，她仍记忆犹新：

我的儿时生命是在防空洞、炸弹，毁灭及废墟中度过的。纳粹政府那强烈的政治压抑使人窒息、骇人听闻。你总是觉得自己淹没在一个恐怖的王国，完全被外部的力量所控制，而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我是在一个苦苦求生的妇女和儿童的群体中长大的。对于那种求生方式，由于我当时还小，我无法理解，而总是只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害怕。报警器的声音随时都会响起，你只能没命地跑向藏身处。每到夜晚……凡世界上最美好的设计，都成了轰炸的对象，并在一片雷鸣般的爆炸声和冲天火光中化为乌有。夜间，你所能看到的只有穿制服的军人，所能听到的只有军靴的脚步声。^[18]

马奎亚特的绘画《柏林墙上的微缩景观：作品之三》（参见图9.1），正抓住了这种恐怖的某些方面。(www.xing528.com)

图9.1　伊里卡·马奎亚特：《柏林墙上的微缩景观：作品之三》，1991年，11×13″

伊里卡·马奎亚特，以及其他许多长时间生活在恐怖活动中的幸存者们，都能记得曾经反复不断地发生过的创伤事件。对于性虐待创伤事件而言，情况亦许如此，如那些说曾遭受詹姆士·波特尔神父虐待过的人们的记忆所说明的那样。波特尔是麻省的一位牧师，他承认了对其中一位受害者弗兰克·费茨帕特里克所犯的罪行。对于其他人所作的指证，我们也没有理由表示怀疑。这些人之绝大部分，都能记得自己所遭受过的虐待。但是，在他们当中，大约有20%的人说，在他们受虐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到媒体对这种事件作大量报导之前，她们从来都没去想它。我们必须注意到，那些说自己曾多次反复地遭受虐待的人，与那些说自己只受过一次虐待的人相比，他们更少发生对所受虐待的遗忘。^[19]这一研究的发现，与我们从泰尔关于Ⅱ型创伤的观点所能作出的预测恰好形成对立面。

作品的左半部，是对笼罩着艺术家早年生命的各种创伤事件的形象化处理：炸弹、爆炸、闪光等。右半部则绘有头颅及大脑的切片，这可能是意味着，那些创伤记忆只存在于她的脑海之中。在记忆者和她的记忆之间，穿插着柏林墙的断壁残垣（暗指柏林墙在1989年被炸毁）。

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从前述关于一般事件知识和特殊事件知识的分别来看，泰尔的这些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谁也不会怀疑，多次重复某一相同类型的经验，会使人难以记住其中某一次具体的特殊经验的细节，尽管这会使对这一类事件之共同的一般特征记忆得更好。例如，我多次坐过飞机旅行，但是，我却很难记得其中任何一次具体的飞行过程的特殊细节。当然，我不会对自己以前坐过飞机一事产生失忆；我可以详细说出通常情况下的飞行过程的一般特征。所以，我一方面对作为一般事件的坐飞机有很好的记忆，但另一方面又对任何一次具体飞行过程的特殊细节记忆得很差。

当然，多次坐飞机旅行决不是什么创伤性受虐事件，但是，假若一个人多次重复遭受性的创伤事件，那么，他会因为与我不能回忆某一具体飞行过程完全相同的原因，而很难回忆其中任何一次具体受虐过程的特殊细节：特殊的具体受虐事件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彼此之间很难相互分离。如果说泰尔的Ⅱ型创伤指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遗忘，那么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然而，这却未必和压抑发生任何关联，也不会导致对相关经验的全面失忆——遭受虐待的人依然能回忆起受过虐待这一一般事件。但多次经历过的受虐事件之间的细节相互淡化和融合，却可以解释为什么性虐待事件受害者的记忆，有时显得具有杂凑的性质而不够完整。^[20]

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卢伯杰克及其他心因性失忆症患者的病例中，创伤往往也伴随着虽然短暂但却十分严重的记忆丧失。这些病例证实，具有情绪破坏性的创伤事件有可能与实质性的遗忘发生关联。但是，这种遗忘却与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所表现出的那种遗忘不同。就黛安娜而言，她的那些重复经历过的创伤被认为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排拒到了意识之外。但在卢伯杰克，首先由单一的创伤事件引起了失忆症，而后，由这一事件引起的失忆症却泛化到他的几乎全部的往事经历，而不限于他所经历的各次创伤事件的狭窄范围。卢伯杰克的失忆症虽然只持续了很少的几天，但却毁坏了他的全部生活。对这种失忆症来说，压抑只构成其若干可能的解释之一种。

总而言之，要理解大规模压抑可能会以什么机制在性受虐案例中起作用，其最好的方法，是考察有关性虐待受害者的记忆证据。到目前为止，已有若干这类研究见诸报导。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所有那些目前记得其所受虐待的人当中，有20%至60%的为数不同的人说，他们曾有一段时间不记得所遭受的虐待。但是，这类研究的一大弱点是，它们所有研究的这些人的记忆，绝大多数是在治疗过程中恢复的对性受虐事件的未经证实的记忆。批评家们指出，在这些研究工作所研究的那些人当中，有些人所恢复的记忆，很可能是对从未发生过的受虐事件的幻觉性记忆。在更为晚近的一项研究中，创伤研究专家黛安娜·艾略特和约翰·布里尔向大量随机取样的人们寄去问卷调查表；在对问卷作出回答的505人当中，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的人累计只占其中很小一个百分比，而且只有五分之一略强的人说他们曾受过性的虐待，这其中，约有20%的人说他们曾有一段时间对所受虐待没有记忆。尽管这一调查比前面几项研究稍有改进，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确证无疑的证据……”^[21]

林达·威廉姆斯的一项重要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她走访了129名妇女，这些妇女在70年代中期因遭受不同程度的性虐待而阴部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急诊。她们受虐待的年龄，从10个月至12岁不等。17年后，其中49人或38%的人，不能记起那次急诊事件。有些批评者列举了大量理由，认为这一数字可能过高估计了对急诊事件的失忆。^[22]即使如此，这项研究结果还是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忘记了她们的急诊。然而，这仍然远不足以说明她们对性虐待的多年压抑。她们之所以会遗忘住院急诊一事，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有意压制对它的记忆，或那次急诊只构成当时多次急诊事件之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她们还太小而不可能对它产生记忆。确实，就那些不能记起威廉姆斯所探访的那次特殊急诊事件的妇女而言，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记得她们所遭受的其他性受虐事件。

威廉姆斯的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发现是，其中16位妇女（占12%）没报告出性受虐史。这一发现更接近于支持大规模压抑的说法。但是，由于威廉姆斯所研究的这些妇女，有些人在受虐当时是婴儿或小孩，因而她们之所以忘记送去医院急诊一事，很可能是因为一些与正常的婴幼儿期失忆有关的原因造成的。威廉姆斯并没有说明这12%的妇女的年龄分布，但却指出，其中反复多次受虐者对那次受虐的回忆，至少和其中只受过那一次性虐待的人的回忆相当。这一结论与泰尔关于广泛的压抑只发生于重复性Ⅱ型创伤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

威廉姆斯的研究发现无疑揭示了有些性虐待受害者不能回忆起单个的受虐事件，而且也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也有人会遗忘重复发生的受虐事件。与这后一种结论相一致，心理学家乔纳森·舒勒报告了这样一位30岁的男性患者JR，他忘记了他在童年早期遭受到一位牧师的多次虐待，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遭受虐待的当时曾对此进行过大规模的压抑。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于多年后遗忘了这些痛苦的事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他遇到某些提示性线索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或谈论过这些事件。^[23]

最近，威廉姆斯又报告了一些新的观察结果，其观察对象是一些具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受虐史记录的妇女。她向那些记得自己曾因遭受性的虐待而去医院治疗的妇女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曾有一段时间不记得自己所遭受的虐待？”^[24]在75个提问对象中有16人（占16%）作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其中有些人还谈到她们如何遗忘受虐的过程。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她们都说是在受虐事件发生多年以后才开始遗忘的。例如，有一位叫基姆的妇女是在7岁时受到虐待的，她说她到12岁时开始遗忘这件事，又在22岁时记起来了。又如，塔尼亚是在8岁时受到性虐待的，她说在16或17岁时忘记了这件事，一直到24岁。与此相反，另有两位妇女说是在受虐事件发生后就立即遗忘了，其中有一个人说道：“在它刚发生之后，我就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25]

在多数案例中，遗忘都在延搁一段时间后才发生，这意味着，它可能是因为缺乏演练或其他更为平缓的过程而造成的。但就那两个说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就遗忘了的妇女而言，更为有效的压抑过程可能在其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有人在回顾时说将性的受虐排拒出意识之外时，我们却很难知道她在多年前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理过程使之排出意识之外的：她真的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当时就不能记起它吗？其所谓“排拒到意识之外”，究竟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压抑活动呢？还是一个有意识地不去想它的努力？在威廉姆斯的研究中，有些妇女在实际受虐发生时对它产生了误记忆，因而她们很可能难以回忆出她们究竟是于何时且如何发生遗忘的准确细节来。例如，有一位叫乔伊斯的妇女说：“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几岁。我总认为那是在一两岁时，于是就不去想它了。也许我并没有完全忘记它，而只是不去想它而已。”^[26]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与应激有关的激素（右旋糖类皮质激素）分泌过量会伤及海马。我们也引用了一些证据表明，有些曾受过性虐待的妇女，她们的应激相关激素的分泌失调，并在自传记忆方面表现出某些缺陷，甚至与未受虐待的控制组相比，她们的左脑海马形态较小。所有这些发现，均与威廉姆斯的研究结果相互吻合，因为它们意味着，性虐待受害者可能会难以回忆其受虐事件的某些方面。然而，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海马体积缩小了的受虐妇女，经常能够记得她们的受虐事件，且在实验室测验中不表现出记忆缺陷。但是，即使海马体积缩小与受虐妇女某些类型的记忆障碍相联，这些研究发现也都不证实或暗示某一特殊压抑机制的存在，从而使她们得以在重复发生令人恐怖的受虐事件之后立即或很快地将之排拒到意识之外。像舒勒所报告的那样的病例表明，有些人对重复发生的受虐事件产生了遗忘，但其所获得的证据却不足以使我们肯定大规模压抑的存在。

虐待事件受害者所表现的广泛失忆症，很可能起因于解离而不是压抑。所谓解离，是指不能对某一经验的不同方面加以整合，从而导致难以对该经验加以外显记忆。我已讨论过这样一些证据表明，患有解离障碍的人，包括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会大块大块地遗忘其往事。威廉姆斯指出，在她的研究中，那些说在受虐之后立即发生遗忘的妇女，可能是将受虐情节加以解离了。在我看来，似乎可能的是，有些性虐待受害者会反复地在多次发生的受虐事件中进行解离，甚至有可能产生多种想象的人格身份来应付受虐。但近期获得的证据却意味着，遭受过性虐待创伤的受害者，会极难遗忘与虐待有关的诸信息，至少在实验室中将这些信息呈现给她们时是如此。此外，如果受害者变得熟练于进行解离，以对创伤经历形成重度失忆，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她身上存在着解离障碍——这样，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对于那些恢复了先前曾被遗忘了的、对多年遭受之虐待的记忆的患者而言，如果她们已经广泛地进行过解离，那么，她们应该也具有一个严重病理史的记录，表明她们长期患有解离障碍。^[27]

在奥夫拉·比凯尔就那场有关被恢复之记忆的论战所编导的一部纪录片《分裂的记忆》中，有一个尤其令人感动的病例说明了这一点。片中，一个叫安的年轻妇女，描述了她如何在治疗中恢复对从她父母那里所遭受的可怕而邪恶的仪式化虐待的记忆，又发现她拥有多重人格的过程。安的家庭影集和家庭录像表明，在治疗之前，她是一个年轻活泼而初露头角的歌手。但是，纪录片却揭示了安的家庭具有严重的问题：她的母亲承认，在安很小的时候，她曾跟丈夫分居了一段时间，并在那时在情感上疏远了安。影片解说者说：“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每年圣诞节都举家欢庆。家里每个人的生日都从未被遗忘，并在过生日时总能得到一份礼物。但是，安只记得愤怒和对母亲的思念。”面对着安有关性的及仪式化的虐待的指控，她的父母都显得困惑不已。在安的指控中包括这样一些说法，即安的母亲曾将一根电极联到她的生殖器上并通电打击她，而她的父亲则从商店买来各种硬东西虐待她。安的父亲在读到她的那些受虐记忆之“无比荒谬”时几乎泪流满面。他指出，她的医疗记录显示，她没有她所回忆的那种邪恶受虐的任何后果，她的学校记录也揭示，她从来没有缺过学，而如果她回忆的受虐是真的，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安在整个童年期都采用解离的方式来应付梦魇中的仪式化受虐——从而解释了她在治疗前对受虐的失忆——那么，应该有种种迹象表明她患有解离障碍，如时而缺学、各种儿童期行为问题等等。“我不关心其真伪”，安的心理医生道格拉斯·萨文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孩子的实情，听到了患者的实情，那才是重要的。究竟事实上发生过什么事，那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当问及患者的报告有没有可能是幻想时，萨文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假若这些令人沮丧的信念同时也被其他心理治疗师所拥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在被恢复之记忆的案例中，这些被恢复了的记忆很少是被证实了的；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对那些在治疗中记起先已被遗忘了的受虐事件的患者而言，解离在其中起了作用。^[28]

在伊林·弗兰克林一案中，检察当局显然不想把解离一词用到伊林身上，这很可能是因为，若把这个词用到他的身上，那就意味着他患有严重而又可证实的解离障碍。^[29]我猜疑，在某些对广泛的性受虐事件的真实遗忘案件中，确实发生了解离的作用。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就应该有相关问题及病理的长期而明显的迹象。

关于性创伤的记忆问题，就我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毫无疑问，在童年期性虐待事件受害者中，有人对单个的受虐事件产生遗忘，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可能会遗忘受虐的重复情节。这种遗忘很可能是下列各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即记忆的正常衰退和干扰过程，有意的压制和演练的缺乏，其中可能还包括因遭受性的虐待而引起的生理变化。第二，目前尚缺少或没有在科学上值得信赖的证据表明，在婴幼儿期和童年早期之后长期遭受暴力的或可怖的虐待的人，会对他们所受之虐待产生立即而无限期的遗忘。如果我们果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这类证据，那么我相信它只能发生在解离障碍的背景之中。第三，认为虐待受害者所表现的遗忘是由某种比有意的压制更为强大有力的特殊压抑机制造成的这种观点，仍然缺乏一个科学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