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记忆之战：火线上寻求真理
有一个星期天的深夜，我坐在我的微机旁，检阅几天来所积累的电子邮件。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关于记忆和心理治疗的网上讨论小组，所以有大量的信件要看。其中有几封来自一个我所不认识的、署名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的人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她在10年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她逐渐相信，她母亲曾经要杀死她。其后，她又回想起，在她是个孩子时，她父亲曾对她进行过性的虐待。随着她越来越深地潜入她的过去，并倾听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女孩”的诉说，随着她的治疗师的不断鼓励，黛安娜开始相信，她是在一个邪恶的秘密宗教团体里长大的，并且奉行仪式般地接受了这个团体的虐待，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几位家人。她还回忆起一系列可怕的严刑拷打、杀婴献祭活动，以及有一位保姆刚来一天就被杀死献祭了——好像是因为她的呼吸系统患了某种罕见的不治之症。黛安娜相信，她自己也参与了一次杀婴献祭仪式。
关于这类故事，我早已听说过，也在书刊杂志上看到过，但黛安娜的故事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她不再相信她的这些回忆是真实的。她还意味深长地谈及自己如何重又和家人团聚并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我感到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她丢弃如此生动鲜活而又异乎寻常的记忆？当我在因特网上答复黛安娜时，她告诉我说，尽管她曾努力寻找过，但还是未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她家曾有人参加过任何这类邪恶的宗教仪式活动。她倒是找到了一份由一位内科医生签字的死亡证明书，证明她小时候的保姆死于一种呼吸道疾病。但她的心理医生却说，这只能说明那位内科医生也是那个秘密宗教团体的一分子。[1]
有一天，当黛安娜比预约晚十五分钟来到诊所时，发现她的心理医生并没有在诊室等她，而且对她的多次电话留言也不回话，这使她突然对6年来的心理治疗产生信任危机。于是，她决定将这种信任危机转化为对家人的惠益而回到他们身边，从此以后再也没找过那位心理医生。
虽然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关于她遭受父母的性虐待和仪式化虐待的记忆，结果表明是幻想，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突然恢复对遥远过去所受虐待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结果却表明是准确无误的。罗斯·蔡特是一位教公共政策的大学教授，他进入诊室寻求心理治疗是因为他对妻子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我感觉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好像我的生命被连根拔了起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怀疑我的婚姻，怀疑我的工作，什么都不可信。”[2]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对某一位夏令营管理员有一股强烈的感觉。这位管理员叫比尔·法莫尔，是他在60年代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时认识的。不几个小时，这种感觉就转而成为一个回忆：他回想起法莫尔在营地对他进行了一次性的骚扰行为。大约一年后，在一位私人侦探的帮助下，蔡特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现了法莫尔。蔡特在给法莫尔打了32次电话都没打通后，终于在第33次打通了，于是蔡特就把他们的电话对话录了音。电话中，法莫尔承认，他对很多男孩进行过性骚扰，并且因为这一问题而多次失业。他仍然记得蔡特，但起初未能回忆起曾对蔡特有过性虐待。蔡特最初经历过的那次性的经验并不具有多大的创伤意义——因为蔡特说，“我并不害怕，我没有想：‘噢，上帝啊，他又来了’”——而且，这许多年来，他也从未想到过那次所受的性虐待。三十多年后，他却突然恢复了那次事件的记忆。
黛安娜·霍尔布鲁克斯和罗斯·蔡特的这两个故事，只构成90年代以来那个影响了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的流行性社会瘟疫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瘟疫的典型过程是，某一个成年人，而且通常是一位年轻妇女，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回忆起多年来已被遗忘了的，对遭受父母之一方或某一位亲近的家人或某一位权威人物如老师或牧师等的性虐待的记忆。当就她的回忆向她所指控的人对质时，被指控的人一般都矢口否认。她的回忆在家庭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随着家庭成员向争论的两极分化而使家庭处于分裂的边缘。对多数案件而言，问题的争论都要超越个人与个人之间而走向法庭。对于被卷入其中的个人来说，其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常常也是不可逆转的。[3]
这种创伤记忆之恢复的第一个被广泛传播开来的案例，涉及到发生于加州北部的一桩杀人事件。1990年，乔治·弗兰克林被指控为1969年那起9岁女孩苏珊·纳森被杀事件的案犯。法庭对弗兰克林的定罪（后来在上诉时被推翻）完全以他的女儿伊琳对那起杀人事件的记忆为基础，她是在恢复了这一记忆之后向当局报告的。根据伊琳的证词，在她8岁时，她亲眼目睹父亲强奸并杀死了她的好朋友苏珊。她声称，她一直将对这一可怕事件的记忆压抑着，直到1989年的某一天，当她看到自己女儿躺在那里的姿势时，她立即想起了苏珊的死。此后不久，有关社会名流恢复性虐待记忆的案例大量涌现，包括一位前美国小姐以及喜剧演员罗西妮的回忆。到1992年时，这种以被恢复的记忆为基础而报告出的受虐事件，在美国普通百姓家庭是如此地泛滥成灾，以致促使一群被指控的父母与关心此事的专业人员联手形成了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或简称FMS基金会），并专门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些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高度受人敬重的专家学者。迄今为止，已有四千多人要么成为该基金会的成员，要么为该基金会的通讯撰写文章，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就有关被压抑的记忆问题与该组织联系过。[4]
随着媒体对此事的高度关注并开始在公众当中培育这样一种观念，即对多数报告出来的有关性虐待记忆的恢复而言，一种可能的或甚至是可靠的解释，就是把它们看成是虚假记忆，一些诊治受虐后遗症的临床医师和心理治疗师愤怒地撰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在形成一股对真实的受虐创伤患者之康复极为不利，且没有合理依据的反动思潮。相反，他们认为，“虚假记忆”这一说法，是对一个为那些被指控的人所无法接受的事实加以否定的一种在政治上方便可行但却根本错误了的方式。[5]
随着FMS基金会的成立和那些与此相对立的呼声的不断高涨，在心理健康、医学及法律等领域内的专业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6](www.xing528.com)
在读了1994年5月31日的《纽约日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也步丹尼尔·戈尔曼的后尘卷入了这场论战之中。
这篇题为《误编码：虚假记忆的根源》的文章，详细报导了此前不久召开的、我参与发起的一次有关记忆歪曲的科学会议，并多次提到我。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源记忆失忆在虚假记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源记忆失忆，就是遗忘某一记忆如何获得的过程。会上，戈尔曼就这一主题提交了一篇极为精彩的论文。会后，他的这篇论文被全世界许多家报纸转载发行了。[7]
此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大量的电话和来信。在这些给我打电话或写信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正是被指控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恢复了性虐待的记忆，而他们所回忆起来的这些性虐待事件，根据他们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父母的说法，则根本没发生过。他们的这些电话和来信，让我看到了那些被卷入到性虐待记忆之恢复这一狂潮之中的人们所经历的那种情感灾难。然而，我却无法知道在这些家庭里真实发生的事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临床训练的经验或资格向他们提供专业的咨询。
这场关于被恢复的记忆所形成的争论，虽然事态复杂，涉及到乱伦、家庭、社会道德准则以及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但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准确性、记忆歪曲以及记忆的可暗示性等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科学家对揭示与这些日趋激烈的论战有关的记忆之不同方面的真理，从职业上感到义不容辞的原因之所在。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寻求真理，那决非易事。1994年12月份，在参加于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记忆研讨会时，我对一群乱伦受伤者发表了一次讲话，因为他们在会场外组成一个纠察队，坚决不让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参加会议。几年来，洛夫特斯一直是对那些热衷于猎寻种种记忆恢复的治疗家们的猛烈批评者。这些抗议人群认为，凡怀疑任何被恢复的记忆之有效性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怀疑他们的记忆的有效性，或至少是在削弱他们的记忆有效性。时隔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在FMS基金会召开于巴尔的摩的一次会议上，对一群父母发表了一次演讲。这些为人父母者说，他们很冤枉地被他们的子女指控犯有对他们的性虐待罪。同时，我也倾听了这样一些妇女的心声，她们于最近否定了她们在心理治疗中恢复的记忆。就这些妇女而言，她们的苦楚同样深沉而哀怨动人。
由于我的职业生命有一多半是进行失忆症研究，所以我自然深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个人可以在对创伤事件表现出失忆症多年以后又恢复了对它的记忆。我已研究过多例创伤失忆症，如卢伯杰克，而且也知道，有些创伤事件会被暂时遗忘而后又恢复记忆。我深信，对儿童的虐待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我没有理由怀疑那些经常回忆起他们所受虐待的人的记忆，也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对先已被遗忘了的受虐经历所自发地产生的回忆。
然而，我也深深关心着那些用来恢复患者被压抑的记忆的暗示性治疗手段。我也深知，因接受某些特定类型的心理治疗而坚信不疑地说回忆起他们过去生活中所发生之事件者，亦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人回忆起曾在宇宙飞船中遭受了外星人的虐待。[8]
简而言之，我想我对记忆力之脆弱深有所知，因而能够理解到，对这一论战的双方而言，任何趋向极端的观点都肯定是完全错误的。
我深信，如果把这场关于被恢复之记忆的论战，描绘为发生于被恢复记忆的主张者和虚假记忆的主张者之间的一次非胜即败的战役，那不仅会流于肤浅，而且也会不必要地给这场论战火上浇油。[9]
相反，我们需要将若干交错复杂的问题区分开来，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被仔细地加以思考。这些问题之一是，性的虐待会不会被遗忘。如果说有些虐待事件会被遗忘——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是否需要提出一个特殊的压抑机制，来解决那些确实发生了的遗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压抑（repression）这个术语。另一个与此相关但又不同的问题是，被遗忘的受虐经历能否被恢复；对此，我相信是能恢复的。这又引起另一个独立的问题，即人们有没有可能形成虚假回忆，其中所回忆的创伤事件根本就没发生过；对此，我也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说对真实发生过的受虐事件的记忆恢复和对莫须有的受虐事件的虚假记忆都有可能存在，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对二者作出区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重访那个内隐记忆的隐秘世界，因为它在那些摧毁了我们社会许多人的生活的记忆之战中，起着一个十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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