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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离与虚构,多重人格探索

时间:2024-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也很清楚,近年来,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结果呈迅速上升趋势。因此,尼森觉得,对这位患者多重人格的临床诊断,必然是通过仔细的观察而谨慎地作出的。已有证据表明,不同人格之间的内隐记忆是可能发生的。

解离与虚构,多重人格探索

5.多重人格:是解离还是虚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合作者、认知心理学家玛丽·荷·尼森遇到了一个异常古怪的患者,她是一个显然患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ies)障碍的中年妇女。事实上,尼森博士说,她拥有22种这样的人格,从一个5岁的小女孩到一个45岁的男人,各不相同。在她的多重人格中,有一种人格是39岁的艾丽斯,她正在努力学习想成为一位律师,她还花很多时间阅读《圣经》,并喜欢作宗教题材的绘画。鲍妮,36岁,最喜欢的是看戏。查尔士,45岁,好酗酒,喜欢看电视转播的摔跤比赛,也喜欢画野生动物。32岁的格罗里亚是几个惯用左手的人格之一,她也绘画,但与其他人格相比,她更喜欢抽象派。当患者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面临某一特殊情境时,在所有这些及其他人格中,就有一个人格站出来加以应付。在多重人格中,有些人格彼此相互知晓,但对绝大多数人格而言,其中每一人格对其他人格的经验没有任何记忆,也意识不到其他人格的存在。尼森博士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对这位患者的记忆进行一次合作研究。

我深知,失忆症可以以极端异常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也知道,专家们一般将失忆症看成是多重人格障碍的标志之一。虽然在多重人格中,至少有一个人格对其他人格的经验有所记忆,但是,就其他多数人格而言,它们只能记得当它们自己处于中心舞台并指导着它的主人的行为活动时所发生的事件。一项对100位患者所进行的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他们中有98人表现出了不同人格之间的相互失忆。这种患者经常抱怨“时间浪费得可惜”,因为他们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意想不到的场合,却又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到那里的。[34]尼森所说的这位患者正符合这种模式。

然而,在尼森向我提出这一问题的当时,我刚刚完成一系列有关虚假失忆症的论文,并立即形成一个严肃的想法,即一个患者竟然会有22种人格,这样的多重人格障碍完全有可能是装出来的。我也很清楚,近年来,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结果呈迅速上升趋势。不少批评者坚信,所谓多重人格这种病患,只能表现在可暗示性高的患者身上,是误诊和那些对病患无能为力而又采用暗示技术的治疗手段如催眠的产物。公众对多重人格的好奇心,产生于5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那本通俗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三面夏娃》,并随着1973年那本畅销书《西比勒》的巨大成功而骤然升温。《西比勒》描写的是一个小孩的故事,他曾受到他那具有施虐狂倾向的母亲的残酷虐待,并进而形成了16种相互分离的人格或“变式”。[35]在他的这些人格变式中,有些是小孩,另有两个是成年人。在这本书及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出现以前,多重人格患者大多只表现出二三种年龄和性别均相同的主要人格,但在这以后,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的病例,一般都表现出更加多得多的人格来,其中包括儿童变式及不同性别的人格。我担心,尼森所接受的这位患者,很可能在此前曾去某一位临床医师那里就诊过,而这位医师却迫不及待地要把她诊断为这种稀奇古怪的障碍。

然而,尼森却看不出这位患者有什么隐衷要装出这种障碍来,也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她是在伪装。不仅如此,这位妇女患者的智商相对较低,好像不具备装出22种不同人格所需要的那种精心程度的心智。因此,尼森觉得,对这位患者多重人格的临床诊断,必然是通过仔细的观察而谨慎地作出的。在对这位患者的诊断过程中,也没有使用催眠术。她的记忆有很多裂隙,而且常常也想不起她去过哪里、做过什么。自从儿童期以来,她的生活史中就具有弄不清自己身份的表现和症状。大约从五六岁开始,这位患者就时而莫明其妙地表现出攻击性的暴力行为。她的家人也注意到,她在做出这些不同的行为时,会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在学校里,她的出勤极不规则,行为表现也乖僻而反复无常。她的这些问题,均与在解离障碍儿童身上所典型地观察到的问题极为相似。对这些儿童的各种严重的行为问题,无论是家人、老师、还是其他人,均有所观察;他们也经常被送到专业人员那里接受精神病学检查,并且也常被认为是病态的说谎者或顽固的做白日梦者。一个真正患有解离障碍的人,总会表现出一系列严重的病理学迹象来,而这些迹象在尼森的这位患者身上,均可以很容易地被观察到。[36]

尽管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多重人格自19世纪有关这种现象的最初报导以来就广为人知,[37]但认为在同一个人的身体内竟然居住着分离的不同人格,这种观点一直而且现在仍然难以被人接受。但是,如果我们稍稍改变一下视角,那么这种奇异的障碍就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体验到不同的心情,并执行着多种不同的角色。如前所述,实验研究业已揭示,对过去在某种心情状态下所建立起来的记忆,若现在处于与当时相同的心情状态,则易于回忆;若现在处于与当时不同的心情状态,则难以回忆。或许,在多重人格病例中,不同的情绪状态和不同的角色,被分别地以不同的名称加以标记了。于是,这些不同的经验丛便以某种我们尚无人知晓的方式被相互解离了。当某一人格身份以及与其相联的一套记忆被“打开”时,某些或所有其他人格身份及其记忆便被“关闭”。有些多重人格患者会将解离应用于某一病理背景,但多重人格这一术语也许并不是描述这一过程的最佳选择。的确,在临床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内被普遍认同的标准分类(即《心理障碍的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或简称DSM—IV)中,多重人格障碍已被改称为同一性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38]

在接受了尼森的劝说,即她所接受的这位患者既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庸医的诊断和治疗的结果之后,我同意和她进行一次记忆合作研究。我们首先想探明的是,在多重人格中,假若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的经验没有外显记忆,那么它会不会表现出对这些经验的内隐记忆呢?已有证据表明,不同人格之间的内隐记忆是可能发生的。例如,在20世纪早期发表的一份经典个案报告中,莫顿·普林斯描述了一位叫比查普小姐的患者,她拥有4个人格,其中有的人格对其他人格的经验完全失忆。如人格Ⅳ对人格Ⅰ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均没有任何记忆,但是,它偶尔也会体验到若干意外的“视象”,而这些视象所表现的正是人格Ⅰ的生活事件。普林斯写道,“当她看到这种视象时,她不把它看成她自己的经验,尽管它是她的人格Ⅰ的生活。她对这一视象没有任何记忆感。”[39]

如果普林斯的观察结果构成解离障碍患者的普遍特征,那么现代研究技术应该能够揭示其中内隐记忆的确凿证据。于是,我们决定对我们的这位患者的那些彼此对对方的经验没有外显记忆的诸人格进行一次实验研究。例如,我们首先请为她治疗的精神病学家诱导出她的那个叫艾丽斯的人格,并由我们向她呈现一组我在早期进行启动效应实验时用的单词表:octopus,assassin,等等(参见第六章)。然后,再请精神病学家诱导出她的那个叫鲍妮的人格,这个人格对艾丽斯见过上述单词表没有外显记忆。但是,当我们向鲍妮呈现一些艾丽斯见过的单词的残缺形式时,她的回答的准确率,比当我们向鲍妮呈现一些艾丽斯未曾见过的单词的残缺形式时要高得多。在其他一些一般认为涉及到知觉表征系统(PRS)的测验中,我们也获得了启动效应存在的证据。

有趣的是,在我们利用语义内容更为丰富的材料如句子和故事等进行测验的研究中,我们未能获得表示在同人格之间存在内隐记忆的证据。例如,我们先向艾丽斯呈现句子:“在布被划破时,草堆就重要了。”并配以线索提示词“降落伞”,这并不能帮助鲍妮在看到这个句子时想到线索提示词。但是,正如我们所已知道,即使是严重的失忆症,也会在这种实验作业中表现出启动效应来。那么,这种类型的启动效应为什么不会从艾丽斯迁移到鲍妮呢?原因可能是,艾丽斯用一种方式对这个句子作了编码,但鲍妮却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句子。因此,当某一记忆包含着大量为某一个别人格所特有的思想和联系时,即使是内隐测验也不能跨越失忆的界线。(www.xing528.com)

当然,从这一单个的个案研究出发,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对其他患者普遍适用。[40]所以,当我在1987年有机会研究另一位同一性解离障碍患者时,我感觉非常兴奋。这位患者我们且称之为IC,她的个案史具有记忆裂隙,她有时会出现于一些陌生的城市,却对自己怎么会来到这些城市一无所知。1987年年初,她被地方警察送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她走上了一条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并企图伤害自己。后来发现,在上个月,当她也屡次企图进行自我伤害时,她的丈夫曾几次给警察局打电话。他说,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她很有规律地表现得好像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似的,有时,她的说话声音和脾气会在突然间戏剧性地发生改变,却在后来又记不得这些变化,并否认她曾发生过这些变化。就在她住院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就表现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人格来。虽然所有这些人格都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其他人格的存在,但IC却对所有这些人格变式均表现出完全的失忆,并强烈地否定她患有同一性解离障碍。

和尼森的那位患者不同,我们无法在测验阶段把IC的不同人格变式诱导出来。而当她的这些不同的人格变式自然呈现出来时,她的心理状态又会发生恶化,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回避那些将她解离到另一种人格同一性之中的情境。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在她身上就内隐记忆在不同人格之间的迁移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但是,IC却知道自己具有记忆问题,并且对她自己个人往事的缺失部分感到奇怪。对此,我们也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对于那些同一性解离障碍患者的自传回忆,专业文献记录均未能提供切实可信的信息。于是,我们便利用多种用于评估自传记忆的线索技术和备忘录,开始研究IC对她过去的生活事件的回忆能力,并获得一个特别明显的结果,那就是:对于10岁以前的生活,IC一件事也回忆不出来;而对于10至12岁之间的生活,她也只能零星地回忆出少数几件孤立的事件来。

所有的人都对童年期表现出失忆,对二三岁以前的事,我们都没有任何记忆;对五六岁以前的事,我们也只能记得很少。但是,在我们所研究过的全部个案中,除IC是唯一的例外之外,没有人会对10岁以前的事表现出回忆的困难。对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是为什么,但有一种可能性是有据可依的,那就是,IC在青春期时曾遭受过她父亲的性虐待。[41]

在我们对IC进行研究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在1987年至1988年时,多数涉及到多重人格患者的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都相信,儿童期性虐待与同一性解离障碍的形成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讨论同一性解离障碍与患者所报告的童年期性虐待经验之间关系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对这些文章,我们也没有理由表示怀疑。但是,在那以后的几年中,这一论题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随着有关已被遗忘的童年期性虐待经验的记忆恢复问题的争论在90年代早期的出现,批评家们认为,同一性解离障碍患者关于性虐待的记忆,很可能也是那些具有某种欠缺的治疗手段的产物,正是这些治疗手段,最初在多重人格的产生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批评家们指出,早期那些关于多重人格与童年期性虐待相关联的论文,主要是以患者对性虐待的回忆为基础的,而这些回忆却未得到证实;如果这些记忆是在利用各种暗示技术的治疗过程中恢复的,那它们就很可能是幻想。

若干个案报告业已形成,其中描述了某些与这种批评意见相一致的过程。对那些热衷于搜索有关性虐待的内隐记忆的治疗家们来说,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施和作家伊森·瓦特斯的《鬼怪的形成》一文,无异于是一颗重磅爆弹。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叙述了一位他们称之为安妮·斯通的妇女的动人恻隐的故事。安妮之所以走进心理诊所寻求帮助,仅仅是因为她对自己刚生下来不久的幼子在情感上感到适应不良。当她有一天上午同治疗师谈起她丈夫说他像个孩子一样时,这位治疗师便断定她患有多重人格障碍,并进而企图发现她的不同人格。后来,这位治疗师把安妮推荐给另一位专门治疗同一性解离障碍的治疗师,而这位治疗师则坚信,多重人格患者必然经历过性的虐待。起初,安妮断然否定自己有过性虐待经历,但随着治疗的进行,她恢复了大量越来越离奇的回忆,说她曾有好几年的时间遭受着一个秘密宗教团体的那个魔鬼般的头目的性虐待。后来她又坚信不疑地回想起,自己在这个宗教团体里成了一位高级教士,并且犯了一些极卑鄙的行径,如杀死儿童献祭及吃掉自己流产下来的胎儿等。最后,她的回忆变得如此离谱,以至于说这个宗教团体后来卷入一场旨在捣毁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活动。[42]她的这一回忆甚至惊动了联邦调查局,以对此事探个究竟。或许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联邦调查局未能证实这个荒唐的故事。逐渐地,安妮否定了她的回忆,也不相信自己患有多重人格,并就为她治疗的那位精神病学家向法院提出起诉。[43]

1995年10月份,《前线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导了与安妮·斯通极为相似的两位妇女。她们也在治疗中被诊断患有多重人格障碍,并且也致使她们恢复了有关在邪恶秘密宗教团体中遭受虐待的回忆。但是,随着她们终断治疗,她们也否定了她们的回忆及其多重人格。我怀疑,这种患者可能绝不是少数,并且也坚信,我们应对批评家们的如下忠告保持高度的警惕,即暗示性疗法既能促成多重人格的产生,又能促成患者对性虐待的幻觉性回忆。如果认为多重人格普遍存在这种错误的观点,导致了某些治疗家在治疗过程中不自觉地诱导出患者的同一性解离障碍,那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治疗家,都是一个悲剧。

假若一个患者所具有的多重人格最初是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别是由于采用各种暗示性疗法如催眠术等,那么,我作为一位记忆研究者,自然极为关注对这种患者的研究工作。然而,证据似乎表明,并非所有的同一性解离障碍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例如,在我所研究过的那两个病例中,患者的解离障碍显然是在接受任何治疗之前就已存在了的,而且我们也未用催眠术来诱导她们的不同人格。不仅如此,关于性虐待在某些患者身上所表现出的与多重人格的相关,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外部的证实。[44]

在同一性解离障碍不是直接产生于诊断和治疗的失误的情况下,患者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文化氛围也会对他产生影响。像《西比勒》这样的个案在媒体中的广泛宣传意味着,多重人格障碍的潜在患者很可能对这种障碍早有所知,并且对这种障碍会如何表现亦已拥有诸多预先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精神病学家哈罗德·麦斯基走得如此之远,乃至于指出,任何一个多重人格病例,都不可能是在“没有接受任何外部因素如医生或媒体等的塑造或预备作用”的条件下形成的。[45]毫无疑问,在同一性解离障碍(或梦游症、心因性失忆症)患者所表现出的那些类型的记忆丧失中,社会的及文化的因素确实起着一个重要作用,即使是在暗示性疗法产生以前亦如此。对于某些因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作用而在内心深处深感困惑的人来说,这种障碍可能构成了他们的痛苦得以表现的一个特殊的形式。但是,除非有人执意要将这些失忆症看成是有意的伪装——但不管是麦斯基还是其他批评家都不这么认为——否则,这些病例仍然为我们理解记忆力之脆弱提供了重要线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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