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往事的孔洞：局部失忆症
心因性失忆症的失忆范围并不总是像卢伯杰克和K那么广泛。应激和创伤有时也会引起对单个的事件或少量经验的记忆丧失，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局部失忆症（limited amnesia）。战争条件下的记忆丧失病例有时包含对某一特殊创伤经历的暂时性失忆。在强奸及其他暴力犯罪案的受害者中，亦有局部失忆症的报导，这些人有时会回想不起所遭受的犯罪及导致它发生的事件。[10]
在北美和欧洲社会，暴力犯罪案犯也经常声称对自己的罪行没有记忆。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那些被判有谋杀或（非预谋）杀人罪的案犯当中，有26%的人说回忆不出所犯罪行。在其他各项研究中，有25%—65%的案犯报告了某种类型的失忆症。由于声称对所犯罪行的失忆会导致罪刑判定的降低，所以，在这种案件中出现虚假失忆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多数专家学者都同意，暴力犯罪案中所声称的失忆症，有大量是假装的。但是，关于如何判别真实的局部失忆症和伪装的失忆症，则没有普遍统一的看法。[11]在上述各研究中，凡声称失忆的被告，与那些承认自己所犯暴行的人相比，对他们在案发被捕当时进行血样化验的结果表明，他们血液的酒精含量水平远高于后者。大量研究结果业已证实，过度饮酒对外显记忆具有破坏作用，甚至有时还会导致记忆缺失（blackout），使人对酒醉状态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形成记忆。[12]在法庭所承认的被告对暴力犯罪的失忆的许多案件中，引起被告局部失忆症的，可能是他们的酒精中毒而不是情绪创伤。
在瑟汉暗杀罗伯特·F·肯尼迪的那一臭名昭著的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对他的暗杀行为的遗忘也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虽然瑟汉宣称对暗杀一事没有任何记忆，但精神病学家伯纳德·戴蒙德还是通过催眠手段复现了导致他暗杀肯尼迪的那种狂乱的情绪状态。我们已经知道，催眠并不是恢复准确记忆的一种可靠手段，但处于催眠状态下的人偶尔确也能回忆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回忆得起来的真实经历。当瑟汉的情绪在催眠状态下接近于他早先在案发时所处的激愤状态时，他明确地回忆起了暗杀的经过，并且还复演了其中的许多细节。然而，在催眠过后，当他的情绪又逐渐恢复平静后，他又声称对此事的失忆。近年来，记者丹·莫尔迪亚又重新调查了一遍这一谋杀案，并引证了瑟汉的律师格兰特·库珀在1972年所作的一项声明：“瑟汉自始至终都说他怎么也想不起开枪射击过。”他又指出，“在瑟汉被判处死刑后，瑟汉对他所敬爱的母亲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妈妈，对不起，我什么也记不得。’”[13]
记忆在瑟汉一案中所表现出来的又恢复、又丧失的这种情况，类似于我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那种状态依赖性提取效应。若某人是在药物或酒精中毒状态下对某一新信息进行编码的，那么在回忆时，如果他处于与当初同一的中毒状态，会比他处于清醒状态时更能准确地回忆出那一信息。事实表明，情绪状态也能产生这一效应。在实验条件下，若被试在心情悲伤时掌握某一新的信息，那么在后来回忆时，若他的心情同样处于悲伤的状态，会比他的心情处于欢愉状态时更准确地对所掌握的实验信息作出回忆。对于瑟汉的记忆丧失以及其他人对创伤情节的失忆症，能够用这种状态依赖性提取效应加以说明吗？虽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14]
更为重要的是，瑟汉对暗杀的失忆症或许不能被归结为是由创伤引起的遗忘。莫尔迪亚也考虑到了瑟汉在暗杀那天晚上处于酒精中毒状态的可能性，但他最终否定了这一想法，并且提出证据表明，自开枪射击之后，瑟汉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是在全部时间里一直假装记忆丧失。当莫尔迪亚在1993年9月探访瑟汉时，他仍然坚持说：“我不记得我曾去过厨房，我不记得曾见过罗伯特·肯尼迪，也不记得曾朝他开过枪。我只记得被人拥挤着，并在屁股上被踢了一脚。”但是，莫尔迪亚在他那本书的结尾处交待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作为瑟汉的辩护成员之一，迈克尔·麦科恩曾在一次探监过程中企图对暗杀罪行进行重构：
突然，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瑟汉开始解释他在开枪前看到肯尼迪时的情况。
麦科恩对此大吃一惊，便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开枪打他呢？”
瑟汉毫无迟疑也毫无悔过地答道：“因为那个杂种突然将他的头偏到了倒数第二个人的位置。”(www.xing528.com)
瑟汉是否只是在虚张声势？抑或这个情节意味着，他一直都记得他所犯的罪行？对此，我们不能加以肯定，但莫尔迪亚坚信，瑟汉的失忆症只是为了企图逃脱这一罪行的法律责任。这一结论与瑟汉在催眠状态下所产生的回忆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瑟汉或许会觉得，在催眠状态下进行回忆，决不会透露他有关案件的意识的知识。莫尔迪亚指出，“或许经过多年以后，瑟汉已通过某种方法使自己坚信，他对那个可怕的夜晚没有任何记忆。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每天都在回忆着那天晚上。”[15]
在另外一例案件中，案犯也对暴力犯罪过程表现出且遗忘且恢复的现象，但却很难用伪装、酒精中毒或状态依赖性提取效应来加以说明。案犯马尔文·贝恩斯是一位50岁的机械师，他因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而烦恼。有一天，他被发现躺倒在邻居家门前石阶上，下颚右侧被炸裂了。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发现贝恩斯的妻子在自家厨房被枪杀了。后来，贝恩斯逐渐被指控为此案嫌疑人，但他却声称对杀人过程没有丝毫的记忆。关于他下颚为何受伤以及他的妻子如何被杀等，他也提供不出任何信息。在他的辩护小组中，有一位成员是精神病学家，他通过催眠手段诱导贝恩斯将整个事件详述了一遍。根据贝恩斯在催眠状态下的回忆来看，他原想自杀，却在自杀过程中意外地杀死了妻子。催眠过后，贝恩斯又声称对此没有记忆。但是，他在催眠状态下的述说却暗示了本案中一个未得到解释的疑点，即他的猎枪中少了一发子弹不知去向。以贝恩斯在催眠状态下的回忆为线索，他的一位律师和警方回到杀人现场，检查他家厨房的天花板，因为贝恩斯在催眠状态下说子弹朝天花板方向飞去了。结果，他们在贝恩斯所说的天花板处发现了爆炸痕迹，那显然是子弹爆炸引起的。以这一证据为基础，法庭认定贝恩斯犯有意外杀人罪，并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不久，他开枪自杀了。[16]
在贝恩斯一案中，他似乎表现出对强烈情绪创伤的严重失忆。这种类型的失忆症极为罕见。在多数情况下，对某一单个创伤事件的失忆，可归因为诸如中毒、脑伤或在创伤过程中所发生的意识丧失。即使是在贝恩斯一案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的下颚也因子弹爆裂而严重受伤，这可能会暂时使他丧失意识或引起他的脑震荡，从而导致他的记忆丧失。就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对某一强烈情绪创伤的失忆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这些证据来自战争退役军人和其中包含着许多复杂因素的犯罪案件，以及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心理创伤病患的大量零星报导。但是，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还远不够充实，不能就此对情绪创伤（和中毒状态、大脑受伤，及意识丧失情况不同）在导致人们对某一特殊事件的失忆症中所起的作用，得出肯定的结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考察对性虐待经验的遗忘时再行讨论。[17]
但是，这种谨慎的做法只适用于对近期创伤事件的记忆。对遥远过去的创伤事件的记忆，有时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局部失忆症：多年来一直处于隐伏状态的与创伤有关的恐惧和应激，有时会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创伤压力时突然地重新复活。这里，我们仅以一种情况为例加以说明，即在童年早期所获得的恐惧往往在成年期似乎已经消失了，但在面临压力情境时却又以强大的力量不期而遇地重新表现出来。关于这种恐惧最初是如何获得的，人们并没有什么记忆，这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对生命最初几年的正常失忆。实验研究表明，通过条件作用程序而获得对某一特定声音的恐惧反应的幼年白鼠，过若干星期之后似乎“忘记”了这种恐惧，它们在听到这种声音时不再表现出恐惧反应。但是，当它们在后来又被置于应激状态如注射与应激有关的激素或被施以电击时，它们会又一次表现出对这种声音的极度恐惧。[18]
虽然婴幼儿时期所发生的正常的失忆过程，可能是这种类型的记忆丧失的基本形式，但成年期所获得的恐惧反应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衰退并在应激状态下又突然复现。对此，见诸报导的是几例对战争背景的失忆。例如，参加1973年禁食日战争的一名以色列士兵在战斗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心理创伤。当时，有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乘坐的装甲车并爆炸了，全车战友全部炸死，惟有他一人幸免于难。在接受治疗后，他逐渐从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过来，并于战争结束后又当了兵。1982年，当以色列与黎巴嫩发生战争时，这位士兵又被遣往前线。开始时，他在一切方面均表现正常，直到有一天又碰到一个在某些方面与上一次的创伤相类似的情境：他驾驶的一辆装甲车被敌人的火力所击中。这使他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表现出与上一次相同的障碍。[19]
就这位士兵的案例而言，有一种可能性是，他其实一直都记得第一次所经历的那个创伤，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受到它的困扰、折磨而已。在另一个与此相似的个案中，有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他的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创伤记忆在战后隐伏了三十余年，其后又突然复现。我们且称这位军人为A先生，他是美军的一位炮手，曾在德国参加了许多战役，在近距离内杀死了无数敌人。在巴尔格战役中，他因爆破筒炸死了他的副手和一位技术军士而极度悲伤，几近精神错乱。在随后一次更具创伤性的事件中，A先生和他的战友误将一群穿军装在玩耍的德国少儿当成德军而歼灭了他们。
战争结束后，A先生适应良好，并未表现出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时，他确实经历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且日趋恶化的医疗障碍。A先生原本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汉子，当他在1976年因健康问题而被迫退休时，他感到非常痛苦。就在他经历这种痛苦的同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反复地做战争恶梦。这些恶梦最终使他的全部心灵充满了对三十余年前发生于德国的那些事的记忆。报告他的病例的几位精神病学家指出，“三十多年来已经大部分被排除出他的意识之外的那些可怕记忆，突然又极其鲜明、详细地被回忆起来，并且，由它们所引起的情绪反应甚至比他当年置身于战场时的情绪反应还要强烈得多。”[20]
对于A先生在退休后所浮现出来的战争记忆的准确性，我们已无法作出评估。而且，我们也无法判定，A先生在开始做这些恶梦之前，是否真的一直回忆不起这些经历。例如，给A先生进行治疗的精神病学家指出，在他的助手和军士于巴尔格战役中牺牲之后，A先生曾打算给他们的家人写信，这就表明他对巴尔格战役并不是完全失忆的。1964年，A先生确也曾回访过他们命丧黄泉的那个战场。然而，尽管如此，和其他经历过创伤体验的人不同，A先生三十余年来却不受那些对创伤事件的强迫性回忆的折磨之苦。虽然这种遗忘与对那些在近期内所发生的暴力犯罪事件或心理创伤事件的失忆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它确也表明，记忆力的全部力量有时可以多年地隐而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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