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理解情绪：我们从情绪体验中记住的是什么
对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事件的回忆，为我们理解记忆和情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丰富而动人心扉的体验，我们就必须进行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虽然实验研究有它的局限性——显然，我们不能在实验室诱导出被试的重大情绪反应来——但实验研究的可控性及其精确性也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长处。
近年来，实验室研究开始对那些使情绪事件尤其易于被记忆的不同因素进行分析的考察。例如，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被试观看内容不同的幻灯片，其中有些内容令人欢愉，如表现的是妩媚动人的男人或女人，有些内容令人痛苦难忍，如被肢解的尸体等。除这些具有强烈的情绪唤起能力的材料外，被试还在实验中观看一些内容平淡的幻灯，如家具什物等。结果发现，被试对情绪唤起能力强的材料比对情绪唤起能力弱的材料记忆得更好，但对内容令人欢愉和内容令人痛苦的材料的记忆程度不相上下。这个研究发现以及其他类似研究暗示着，人们对某一经历的记忆的准确性，往往与由该经历所诱导的情绪唤起水平直接相关，而与该经历所引起的情绪的性质无关。[24]
情绪唤起水平也可以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经历的某些特殊的方面，从而影响到我们会从某一情绪体验中记住些什么。例如，观看某一创伤事件经过的幻灯（如表现一次血淋淋的交通事故）的被试，与那些观看非创伤事件经过的被试相比，前者对所看事件经过的中心主题比后者记得好，而对事件经过的边缘的特殊细节的记忆则不如后者。这一研究结果意味着，在创伤事件中，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地被事件的那些显眼的、具有情绪唤起能力的方面所吸引，因而“留给”细节的注意力也就所剩不多了。[25]
实验室研究的这一发现，令人联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所谓武器聚焦（weapon focusing）现象。所谓武器聚焦现象，举例来说，对某一犯罪活动的见证人而言，若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使用了某种可见的武器，如用枪械抢劫银行，那么，见证人一般都能对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武器保持着准确的记忆，而对犯罪事件的其他方面的记忆则要差得多，如犯罪者的面相等。具有情绪意义的突显信息（如枪械），似乎攫取了见证者的注意力，从而使所见情景的其他方面不能被编码入记忆之中。[26]
有些从越南战场退役下来的军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障碍，也反映了过去的情绪创伤所具有的注意驱动效应（attention-driving effects）。经历过创伤的退役军人，往往会长时间地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唤起状态，从而倾向于把环境中的无害信号当成是严重的威胁。他们的注意力会很容易地被那些使他们联想起过去的创伤事件的环境刺激所吸引，这又会引起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和惊恐发作感。心理学家里查德·麦克纳里曾向我讲述过一位越南战争的退役军人，他所经历的一件可怕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他从越南战场退役回国多年后，有一天，他开着吉普车外出，行走在街道上。当时，有几个孩子正在街上玩耍，将点燃的爆竹扔到他的车轮底下。这突然的爆炸声激起了他那可怕的回闪记忆，使他在感觉和行动表现上都好像是又一次遭到了伏击。他于是迅速跳下车，匍匐到车轮的另一侧，并发狂似地打开油箱，(www.xing528.com)
以图赶走“敌人”，不久，汽油就被点燃爆炸了。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是在科罗拉多而不是在越南，但是，他那由爆竹声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和他当年在越南战场遭到伏击时的反应完全相同。[27]
有些退役军人，他们的心思几乎完全固着于对战时经验的记忆，以至于无法对战争以外的生命时光进行记忆。麦克纳里及其同事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有些经历过战争创伤的退役军人是如此地被他们在越南战场的经验所支配，乃至于他们在几十年后仍然佩戴着战争的种种标志，如军服、战斗勋章及战俘编号证等。有一个退役军人，甚至在来实验室进行测验时还带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当要求对他们过去经历过的任何事件进行随意的回忆时，与那些适应良好的退役军人相比，这些穿戴徽章的军人所回想起的更主要地是他们在越南战场的记忆。他们也很难回忆起生活中任何令人愉快的事情来。这些人在情感上是如此紧密地关联于他们在越南的战争经历，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事件都很难加以注意或表示关心。[28]
对其他类型的患者而言，情绪也可以以与此相类似的方式对他们的注意和记忆产生偏导作用。威尔士人马克·威廉姆斯及其同事最先报告了他们所研究的极度抑郁的患者所拥有的那种所谓“过度泛化”的自传记忆。[29]这些患者能够记得他们过去经历的一般情绪基调，但对往事经历的细节特征的记忆远不如正常人。这类过度泛化的记忆，可能是产生于被偏导了的编码过程，因为患者的抑郁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引向日常生活事件的泛化的消极方面，以使之与他们先已具有的消极体验相一致。他们倾向于通过其情绪的消极过滤器对日常生活事件进行编码（以及提取），从而在他们全部生活经验的表面之上笼罩一层灰暗的抑郁情调。与此同时，他们也倾向于懒得对具体经验的各具特色的细节进行深入的编码。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PET扫描研究亦表明，抑郁症患者左脑额叶的活动水平普遍偏低。前面我们已指出过，左脑额叶在精细编码中起着重要作用。
即使是未患抑郁症的正常人，也时而会发生悲伤心情自动起作用的现象：当你感到悲伤时，你似乎很容易产生各种消极的想法并记起痛苦的经历来。心理学家们用一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常见的体验，即情绪一致性提取（mood-congruent retrieval）。实验研究业已证实，悲伤的心情易于使人想起消极的经历如失败和遭受拒绝等，而欢乐的心情易于使人想起高兴的经历，如成功受人接纳等。[30]这意味着，当我们心情不好并因而易于想起痛苦的往事经历时，我们会于不知不觉中对我们的悲伤产生了强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临床抑郁症患者而言，这种消极的反馈回路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更容易产生的是对消极经历的回忆而不是对积极经历的回忆，这反过来又使他的抑郁心情被保持着。与此同时，抑郁症患者更加敏感的是具有消极意义的新信息而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信息。在实验研究中，当我们要求被试同时学习一系列表示欢乐的单词（如微笑）和表示悲伤的单词（如失望）时，抑郁症患者对那些表示悲伤的单词表现出了异常准确的记忆，特别是当他们将这些单词与他们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时尤其如此。[31]
情绪一致性提取还具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临床意义。情绪一致性的提取倾向，会歪曲抑郁症患者对那些在临床治疗情境中具有重要性的童年早期经历的回忆能力。有一项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此相一致的证据。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并比较了患有抑郁症和不患抑郁症的成年妇女针对她们父母不同品性的童年期回忆，研究采用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而问卷涉及的均为童年期经验。结果发现，在填写问卷的当时患有抑郁症的被试与从未患过抑郁症的被试相比，更倾向于将她们的父母回忆得缺乏爱心或不接纳他们。在这一研究中，患有抑郁症的妇女对她们父母的回忆究竟是否准确属实呢？这当然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些妇女与那些曾经患过抑郁症但现已康复了的妇女相比，她们将父母回忆得更为不近人情。由此可见，在填写问卷当时的抑郁心情，可能是导致这些妇女对她们的父母作出否定性回忆的决定因素之一。对患有某种慢性疼痛病的患者而言，他们也表现了某种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他们对过去某一时刻所体验到的疼痛程度的回忆，取决于他们目前所感受到的疼痛程度。[32]
这些研究发现与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回忆偏向是相互一致的。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一般而言，人们对往事的整体轮廓的回忆往往是准确的。事实上，当我们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回忆的是其童年往事的一般特征时，他们的情绪一致性提取偏差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当我们要求他们回忆特殊的事件或情节时，这种偏差就会相当一贯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在特殊事件的知识水平上，情绪对记忆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更高的自传知识水平上，它的表现就不那么明显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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