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创伤记忆：其准确性如何
有些研究人员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对具有情绪创伤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是准确地以大量的细节方式而被保存着的，而且有可能是被永久保存的，并因而与对那些没有情绪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根本不同，其中后者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歪曲。[17]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情绪创伤事件的记忆，大多比对普通事件的记忆更为准确。但是，即使是创伤记忆，有时也会经历歪曲的过程。例如，我们可以以雷诺·泰尔对加州丘奇拉的那次校巴被绑架一事的研究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被绑架后，这些学生被歹徒埋在地里长达16个小时后才获救。研究表明，这些学生拥有创伤记忆的典型特征，即对被绑架过程的生动鲜明而极详细的回忆。但是，时隔四五年后，当泰尔又一次对当时被绑架的全部26个学生中的23人作回访调查时，她发现其中约一半的学生对此事的记忆发生了惊人的错误和歪曲。于是，泰尔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或许会问，‘一个具体的记忆怎么可能既是精确而详细的但同时又是错误的呢？’”[18]她相信，对创伤事件的记忆之所以会发生歪曲，主要是因为由事件发生时的心理压力而导致的对事件本身的知觉偏差。但泰尔同时又观察到，在她于事件发生后不久所进行的调查中表现出对事件记忆非常准确的8个学生中，有7个人在四五年后的测验中表现出了对那次事件的记忆的歪曲。这8个学生在当时表现出对事件记忆的准确，这就意味着他们最初对事件的知觉是准确的。泰尔的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即使是“留下深深烙印”的创伤记忆，也并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
1984年，有一位持枪歹徒在某一所小学校进行暴力犯罪活动，结果导致一名小学生和一位过往行人遭受枪击而身亡。随后有人对该校学生关于此事的记忆进行了研究，结果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创伤记忆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歪曲的证据。以事发后6至16个星期的时间范围内对该校学生所作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人员发现，事发当天在学校里的学生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的回忆，倾向于比他们当时实际所处的情境要安全得多。更有甚者，有些当天没上学的学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学校里！其中有一个男孩，在事发当天随父母外出度假去了，结果他却回忆说，当时他“正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有一具尸体躺在地上，并听到了枪声，于是转身回家了。”[19]
这里可能有很多影响因素在起作用。有些学生把他们当时所处的危险情境回忆得比实际情况更安全一些，这可能反映了某种受情绪驱动的回忆倾向，即为了降低他们因所发生的事件而引起的焦虑，他们会更主要地以当前的情绪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事件发生时真实细节为基础，来建构他们对事件的回忆。同样，那些事发当时不在场的学生，可能会感觉到当时应该在场就好了；他们也经常地和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因为一般说来，若儿童在某一事件发生相当长时间之后接受测验，他们往往易于将他们关于这一事件所拥有的知识的不同来源相混淆，所以他们有可能会错误地把从别的儿童那里听说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回忆片段整合到他们自己的记忆之中。例如，就上述那个在事发当天外出度假的学生来说，假若我们在他度假回家后的第二天对他进行测验，那他肯定不会错误地回忆说事发当时他是在场的。
对创伤事件的记忆虽然令人相信不疑但又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情况决不限于儿童才会发生。例如，1988年，有一位妇女闯进芝加哥郊区的一所学校滋生是非，制造恐怖事件，结果导致一名学生受到枪击身亡，另有五名学生受伤。在事隔5和8个月后，一群心理学家分别对该校教职员工进行了两次调查，询问他们诸如事发当时他们在哪里以及感受如何之类的问题。结果发现，在第一次调查中说自己当时在学校的三个教职员工中，有两个人在第二次调查时坚定地说自己当时在校外的附近处；在第一次调查中说自己当时在离学校25英里之外的各处的六个教职员工中，有两个人在第二次调查中坚持说自己当时离学校不超过一英里。在第二次调查中，凡自第一次调查以来其创伤后应激反应症状恶化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己当时所感觉到的个人危险；与此相反，凡自第一次调查以来其创伤后应激反应症状有所好转的人，却在第二次调查中倾向于把当时的危险回忆得不那么可怕。由此看来，这些教职员工似乎是根据他们在后来所经历的情绪状态的过滤作用而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回忆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类型的情绪过滤作用，似乎是发生于从战场上退役下来的军人身上的“回闪记忆”，这种记忆一般都非常鲜活生动，以至于使这些退役军人在主观上觉得好像是又在过着真实的战争生活。回闪记忆通常同时包含着真实的事件和所畏惧或想象的事件这双重成分。约翰·麦卡迪在他那有关创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军人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中发现，这些强烈的“重又过着”先前战争生活的主观体验，其所包含的往往更主要地是他们当时的“恐惧”而不是真实的战斗经历。他将这种情况称为视象（visions），以反映它通常既包含幻觉又包含现实的混合性质。这一说法较少带有回闪记忆（flashback）一词，按其通常用法所含有的那种关于这种记忆之历史真实性假设的意味，因而是一种更为恰当的说法。[20](www.xing528.com)
精神病学家弗雷德·弗兰克尔指出，回闪记忆一词出现于60年代后期，用以表示LSD（学名为二乙基酰胺麦角酸，是致幻剂的一种，可引起食者种种奇异的幻觉——译注）使用者所报告的种种体验。对使用LSD的人来说，当LSD的药效高峰过去后不久，他们就会产生回闪记忆，其中，他们会突然地重新体验到由LSD所引起的各种幻觉的某些方面。最有可能产生回闪记忆的人，往往是那些最能接受催眠的人，他们很容易产生以幻觉为基础的想象活动。弗兰克尔指出，这种人所产生的回闪记忆更类似于梦而不是真实的记忆。后来，回闪记忆一词被用于指从越南战场回来的退役军人的那些不由自主地产生，并具有强迫性质的种种回忆。和麦卡迪的观点相一致，弗兰克尔也认为，对于回闪记忆的真实性，除非我们拥有某种肯定的证据，否则我们必须保持怀疑态度。他还描述了一位受困于一个回闪记忆的退役老兵，在他的这一回闪记忆中，他杀死了一位总是起夜的村民。事实上，这是因恐惧而产生的视象，而不是对某一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的回映。[21]
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古德报告了一例病患，也反映了这种因恐惧而引起的幻象。这例病患是一位成年妇女，她因一个创伤记忆而深深地苦恼，即她记得在5岁时把自己的阴蒂割掉了。患者还向古德主诉道，她总是反复不断地做恶梦，梦见这件事。当古德建议她去看妇科大夫以作进一步检查时，结果表明她的阴部解剖形态完全正常，她的阴蒂从来没有被切割过。古德指出，这位患者在儿时可能确实对被别人割去阴蒂表示过极度的恐惧。患者记得，她母亲是一个宗教情感极强烈的妇女，并在她3至5岁时，曾逼着她穿一件防护得非常好，使她不可能进行手淫的内裤。不幸的是，长大成人后，她可能是患了某种源记忆失忆症，从而使她无法分清阴蒂被割一事究竟是被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过的。[22]
即使是持续时间很长的创伤体验，对它的记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歪曲。心理学家威勒姆·瓦格纳尔和乔普·格罗恩威曾分析了伊里卡集中营内的囚徒的大量回忆。伊里卡原先是荷兰的一个监狱，在被德国征服期间于1942—1943年改成集中营。[23]当时，营内囚徒所受的酷刑、虐待，甚至屠杀等，大多是由马蒂鲁斯·德·雷杰克执行的。雷杰克本人原也是一个囚徒，后被德国人提升为管监，这个角色的任务包括对同营囚徒的恐吓和胁迫。当这个集中营被解散时，荷兰警察对其中幸存者作了访问记录。时隔多年后，当德·雷杰克一案重新开庭审理时（他于1987年被判处死刑），有15位幸存者又分别于1984年和1988年两次被法庭传讯作口供记录。由此，瓦格纳尔和格罗恩威得以对这些幸存者在两次访问中所报告的回忆与原始记录进行比较检验，并评估这些幸存者的回忆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相互一致。
即使是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从整体上看，伊雷卡集中营的幸存者也能保持对当时情境的较为准确的回忆。关于当时营内行刑方式，对犹太籍囚徒的虐待以及德·雷杰克被提为管监这一事实等，他们都作出了相互一致的回忆。他们每个人都能回忆出集中营的一般特征以及在营内所发生的基本事件。但是，当要求他们对特殊的具体事件进行回忆时，结果表明，他们的记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遗忘和歪曲。例如，在1943年至1948年时，他们对各自进入集中营的日期的回忆，都在一个月的时间范围内；但40年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将他们入营日期回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甚至将入营日期记错了季节。在40年的时间延搁中，许多幸存者都忘记了他们遭受虐待或目睹其他人遭受虐待的特殊情节。在1984至1988年间，警方将德·雷杰克的照片呈现给伊里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看，而这同一张照片曾在全国电视网上呈现过。对于那些未曾在电视上看到过雷杰克照片的幸存者来说，有58%的人能认出雷杰克；但对那些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这张照片的幸存者来说，竟有80%的人能认出雷杰克。这反映了一种可能性，即有些人之所以能认出雷杰克，不是基于他们的战时经历，而是基于他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张照片。
因此，对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事件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而言，人们对具有情绪创伤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是持久且相当准确的，但有时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歪曲。若某人真的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那么，他几乎总能记住这一创伤事件的核心经历；如果说发生记忆歪曲的话，那么这种歪曲一般都限于特殊的细节问题。若有人坚信自己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但实际上却未曾经历过，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或她曾经畏惧、想象或听说过这样的创伤事件。对于情绪创伤记忆而言，我在前几章所提出的那个一般原则同样适用，即记忆并不只是大脑内所贮存的图像的激活，而是以多元因素为基础而产生的复杂的建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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