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人创伤:记忆的持久力
虽然闪光灯记忆是一种令人兴味勃发的现象,但是,在1984年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当研究人员要求被试想出三个最为鲜明、生动的记忆时,这些被试所产生的回忆,几乎没有一个涉及到具有全民重要性的事件;相反,他们所回忆的都是些高度个人化的,带有重大情绪意义的事件。[11]也许,对那些引起情绪创伤体验的事件情节的记忆,与日常生活记忆具有根本的不同。这种异常准确的记忆,会不会是依赖于大脑的某些特殊的机制,甚至还包含了某种类似于现场拍照机制的过程呢?
哈佛大学伟大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在1890年指出:“一个经验可以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体验,以至于它可以在大脑组织中留下一个痕迹。”前不久,儿童心理学家雷诺·泰尔也指出,儿童在经历一次创伤事件之后,会终身保持着对它的“不可磨灭的视觉印象。”[12]我可以轻易地想起几例我自己的这类体验,它们就像是被永久地烙进了我的大脑似的。我很清楚而准确地记得,当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父亲去世时我在哪里以及其时感觉如何;在另一个积极的方面,我又庆幸自己对我的两个女儿出生时的情境拥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要想理解对那些具有情绪意义的事件的记忆,其最便捷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那些曾经历过极度的或异常的创伤事件的人的记忆。在这些人身上(如美林达·斯蒂克尼-吉布森),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对创伤事件的反复而摆脱不了的回忆。例如,1981年7月17日,在堪萨斯城的海亚特摄政大饭店内,有两座空中旋转餐厅坍塌了。当时,饭店大厅和两座旋转餐厅内共有二千多名顾客在吃饭、跳舞或观光。突然,伴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两座空间旋转餐厅塌了下来,使大约六十五吨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掉入饭店大厅,导致一百一十四人死亡和二百多人受伤。试想,当时在场亲眼目睹这一悲剧的人,他们对此会形成什么样的记忆!
在这一悲剧发生后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精神病学家查尔斯·威尔金逊对其中102位受害者的反应作了调查。这其中有将近90%的人都说他们反复不断地想起这一灾难。对于所有那些目睹这一灾难性悲剧事件的人而言,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印象是如此强烈而挥之不去,以至于其中约五分之一的人甚至连正常的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有将近一半的人说他们尽量回避各种有可能引起他们回想起这一悲剧的情境,但他们的努力大多失败了。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总是纠缠着他们,使他们感到悲哀、焦虑、压抑甚至自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在经历这一事件后都有“记忆困难”的感觉,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灾难使他们太过紧张而心神不定,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正常发生着的种种事件进行编码和记忆。[13]
由这一次灾难性悲剧事件所引起的这些强烈的反应和回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也能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洛马·普雷塔的地震、1976年丘奇拉校巴绑架事件、1984年发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的龙卷风事件,以及越南战场的战争体验等。最常见的创伤后症状是对创伤事件的不由自主的回忆,尤其是在情绪波动时或偶尔产生记忆障碍时。凡在人们经历某一创伤事件之后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内,有人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案例为数不多。仅就这些案例而言,研究证据表明,人们对创伤事件的不由自主的回忆的频度有降低的趋势,但决不会消失。[14]
关于情绪创伤记忆的持久性的某些最辛酸的证据,来源于大屠杀事件幸存者的回忆。劳伦斯·兰格尔在他那本雄辩而哀婉的《大屠杀的证据:记忆的遗迹》一书中,对这种记忆作了大量的记录和分析。其中有一位幸存者回忆说:“我虽然有妻室儿女……但是,我无法从我的子女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中获得多大慰藉,因为我目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的回忆,是我对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总是给我的生活罩上一层阴影。”另一位幸存者也说:“你们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这种体验——你只能生活于其中,那是永无止境的痛苦:你永远忘不了它,也摆脱不了它,你只能学会忍受它。”[15](www.xing528.com)
佳德西亚·斯图柯斯卡的故事亦明显表现了与此相类似的主题。她是在纳粹柏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一位波兰妇女,后来定居于芝加哥。佳德西亚曾将她对集中营的记忆讲述给著名摄影师杰弗里·沃宁,他创作了一系列摄影作品来表现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在《佳德西亚·斯图柯斯卡,1924年生于波兰托莫索-马兹,1993—1994》(参见图7.3)中,他用手稿的形式表现了佳德西亚的回忆,并在手稿旁配以佳德西亚的肖像,让她手持宝贵的家人照片,表现了正是对家人的思念支持了她、使她得以从柏根一贝尔森集中营存活下来的主题。
图7.3 杰弗里·沃宁:《佳德西亚·斯图柯斯卡,1924年生于波兰托莫索-马兹,1993—1994》,16×20″
佳德西亚·斯图柯斯卡是柏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将家人照片偷偷带进集中营的故事,她是将照片卷在一根微型赛璐珞管中,又将赛璐珞管放进肛门里才冒险成功的。但是,她冒这个险的结果表明是值得的,她后来回忆说:“家人的照片是我在集中营里的唯一慰藉,我经常将这些照片打开看着他们说:‘上帝啊,我不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我是一个人,我拥有一个家庭呵!’”
军人对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经历的战争恐怖的回忆,也说明了创伤记忆的让人逃避不了的魔力。《新生》是帕特·巴克尔描写英国军人如何在医院里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种种创伤事件做斗争的一部动人小说,它以虚构的方式表现了一位真实的精神病专家威廉·里弗斯帮助这些军人摆脱他们的恶魔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凡来到克雷喀德医院的患者,其典型表现一般都是要花相当的精力来完成一个任务,即忘掉那些导致他们患神经症的全部创伤事件。即使当患者认识到他的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时,他的亲戚、朋友、医生都鼓励他继续努力。他所经历过的恐怖,虽然在白天因他的努力而部分地被压抑下去,但在夜间却以加倍的力量回来作祟,从而引起战争神经症的最典型的症状,即战争梦魇。[16]
里弗斯鼓励他的患者每天花一定的时间来回忆他们所经历过的事件。和其他许多类型的恐怖经验的幸存者一样,在里弗斯的照料下,这些军人逐步学会了与他们的恶魔般的记忆和平相处,通过将这些记忆作为故事讲述出来的方式,使之成为他们余生的组成部分,并等待时间的流逝来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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