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闪光灯记忆：当时你在哪里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坐在我的那张位于教室后面的课桌旁。那时，我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往往宁愿在外面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打棒球，也不愿坐在教室里活受罪。没想到校长突然走进教室将我们的老师叫了出去，这立即引起了我的全神贯注。结果，校长将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的老师，那就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
随后，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了这一震耳欲聋的消息。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前后所发生的事件，我早已记不起来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当时的情景，三十多年来一直牢固地保持在我的心灵之中。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1963年11月份的那天下午的记忆，就好像是以照片的形式被永久地固定了下来似的。和其他一般事件的记忆不同，它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受到任何影响。
1977年，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罗杰尔·布朗和詹姆士·库利克，抓住了人们对肯尼迪暗杀事件的记忆的这一特征，并将这种记忆称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他们认为，新奇而令人震惊的事件会激活大脑的一个特殊的记忆机制，并将这一机制形象地称为“现场拍照”机制。他们假设，和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样，现场拍照机制将我们在听说一件令人振惊的事件的当时所发生的情景加以永久的保存或使之“固定下来”。
1976年，布朗和库利克对80个成年人作了一次调查，其中白人和黑人各40名。调查的内容是他们对肯尼迪总统遭受暗杀以及其他令人震惊的公众事件，包括马丁·路德·金及罗伯特·F·肯尼迪的暗杀事件等的记忆情况。在调查中，如果调查对象对“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说……时的情景吗？”问题被作出肯定的回答，并且能够详细描述他们是在哪里听说这一消息的、是谁告诉他们的，以及他们及其他人在听说这一消息时的感觉如何。就被认为是拥有对……事件的闪光灯记忆，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除一个人之外，其他79人都对肯尼迪暗杀事件拥有闪光灯记忆。布朗和库利克认为，这反映了肯尼迪总统遭受暗杀一事对全国人民都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全部调查对象中，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大约只有半数对罗伯特·F·肯尼迪遭受暗杀一事具有闪光灯记忆。与其兄弟约翰·F·肯尼迪遭受暗杀相比，罗伯特·F·肯尼迪遭受暗杀一事，其灾难性远不及前者。就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而言，在白人和黑人各40名的调查对象中，30名黑人和只有13名白人具有闪光灯记忆。布朗和库利克假定，决定现场拍照机制是否被激活以及大脑的闪光灯是否闪亮的因素，是某一事件的“后果的严重性程度”。[2]
从直觉的意义上讲，现场拍照机制对闪光灯记忆的说明是令人信服的，而且也能与人们的如下主观体验很好地相吻合，即觉得对肯尼迪总统遭受暗杀事件的记忆，是他们全部生命中最为生动鲜明的记忆。这一假设激发了摄影师安妮·图琳的创作灵感，使她完成了一系列的摄影作品，以视觉的形式描绘了人们对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闪光灯体验。在她的每一幅作品中，图琳都在照片之上配以一条相关事件的报纸新闻题目，而照片所表现的则是一个人可能在其中获知这一新闻事件的环境背景，如辛德伯格的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载人飞船月球登陆等。她的这些摄影作品的基本特征是异常清晰，从而保留了光线、阴影及物体的排列组合等的精确细节，而这正是现场拍照记忆机制所可能加以保留的那种细节信息，如图7.2所示的是她的《1926年10月5日（闪光灯记忆）》的摄影作品。[3]
图7.2 安妮·图琳：1926年10月5日（闪光灯记忆），1986，11×14″
图琳对作为现场拍照机制之结果的闪光灯记忆的视觉处理形式，确实抓住了闪光灯记忆的本质特征。但是，现场拍照记忆理论是否拥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呢？闪光灯记忆究竟是不是一种与普遍记忆不同的一个新的记忆类别呢？闪光灯记忆对它所记忆的事件，究竟是否是以其原本的初始形式永恒地以不可退蚀的方式铭刻在人的心灵之中呢？
布朗和库利克在他们的研究中未对调查对象在多年以后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杀事件的记忆的准确性表示任何怀疑。为了评估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我们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检验一个人的回忆的准确性。继布朗和库利克之后，有人对具有闪光灯性质的事件的记忆所完成的研究工作，是以下列方式进行的，即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不几天内收集人们对该事件的回忆，如1981年对里根总统的谋杀事件、1986年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的爆炸事件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由于他们假定，人们对这些在近期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因而可以作为他们对数月或数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的准确性的比较基础。
这幅作品中，有一条新闻标题，说阿德米拉·比尔德驾机飞行穿越了北极然后又飞了回来，与之相配的摄影是光线昏暗的书桌。看着这幅摄影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出如下情景：有一个人正坐在书桌旁阅读着上面的新闻标题，或者是有人走进他的书房将这一事件告知于他。这样，内心的闪光灯闪了一下，当时的情景就永恒地被保存了下来。对更为当代的事件，图琳还经常使用收音机或电视机作为被固定了的记忆的组成部分。
在某些情况下，闪光灯记忆确实是既准确又持久的。英国心理学家马丁·康威及其同事在最近一次跨文化研究中，考察了一件他们认为对英国人具有，但对美国人不具有闪光灯意义的事件，即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90年意外地辞去英国首相职位一事。在撒切尔辞职后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收集了300名英国和美国大学生对此事的记忆，然后，在时隔一年后又收集一次这些大学生关于此事的记忆。结果发现，英国大学生对他们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过程有着高度准确的记忆，而美国大学生则表现出对此事记忆的大量遗忘。和康威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尼塞及其同事最近报告了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对于1989年发生在（旧金山附近的）洛马·普雷塔的那次大地震，深受地震影响的加利福尼亚人在若干年后的测验中仍表现出高度准确的记忆，其准确性远远高于只是从新闻报导中听说过这次大地震的亚特兰大人。这些研究发现为布朗和库利克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某一事件对个人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在他对该事件的记忆的持久性中起着一个关键的作用。(www.xing528.com)
但是，并非所有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闪光灯事件，其记忆都绝对地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瑞典学者斯文亚克·克里斯蒂逊研究了瑞典人对他们自己的一次类似于肯尼迪被杀的事件的记忆，即1986年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勒米在从剧院回家途中被暗杀一事。克里斯蒂逊分别于事发后六个星期内和一年后收集了年轻成年人对这件事的记忆，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的准确性在一年后大为降低。[4]
即使闪光灯记忆，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衰退，但它仍然能够比对更为普通的日常事件的记忆保持得更好。例如，关于1963年11月份，除了肯尼迪总统遭受暗杀一事外，我几乎记不起其他任何事了；而且，即使我对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事的闪光灯记忆因岁月的流逝而丧失了某些信息，我对此事的记忆也肯定比同期其他事件的记忆更可靠、更加内容丰富。（克里斯蒂逊也发现，人们对帕勒米首相遇刺身亡一事的记忆，远比同期其他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件的记忆要准确得多。）
丹麦心理学家斯蒂恩·拉尔森在听说帕勒米遭受暗杀时正在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一项研究，他于是立即将自己对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详细记忆输入计算机加以保存。几个月之后，作为他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又要求自己对此事再作一遍回忆，结果发现，他能准确地回忆起自己是在吃早饭时从收音机上听到这一消息的。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对此事记忆之生动性远远高于现已发生退化了的对同期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新闻事件的记忆。一般而言，对普通新闻事件的记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会被淡忘。然而，拉尔森对帕勒米遭受暗杀一事的闪光灯记忆也并非是绝对精确的，因为在第二次回忆此事时，他清清楚楚的记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时，妻子是和他在一起的，但在就此以计算机中所贮存的原始资料为基础进行检验时，他发现，其实在他收听这一消息的当时，妻子并没有和他在一起。此外，他还相当吃惊地发现，他对当时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做了些什么的回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拉尔森对此事的错误的闪光灯记忆，在主观上却令他坚信不疑，因为他说他在回忆时仍然可以“看见”妻子在和他一起收听这一消息的情境。[5]
其他证据亦已表明，某些闪光灯记忆远不如照片对原始情境的保存那么真实。在尼塞和哈希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先在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24小时内调查了大学生被试对此事的记忆，并在时隔两年半后又一次调查他们的记忆。结果发现，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间隔后，这些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他们是如何得知挑战者号失事消息的过程，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在第二次调查中的回忆结果与他们在两年半以前的记忆有很大的出入。然而，尽管他们的回忆是错误的，这些大学生的多数却坚信他们的回忆是准确无误的。确实，尼塞和哈希发现，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与人们对它的准确性坚信不疑的主观感觉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关联。[6]
有人指出，若某人对某事的记忆具有强烈的确信感，这就表明他对此事的记忆是闪光灯记忆。查尔斯·威弗尔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想探明，人们能否对普遍的日常事件形成闪光灯记忆。他在给本科生上第一堂记忆实验课时，就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任务，即要求他们对下课后回到宿舍遇到寝友（或如果是住单间，就指某一亲密的朋友）时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记忆。他还给学生每人发一张问卷调查表，要求他们在所要记忆的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填写问卷，以对他们对各该事件的记忆的不同方面加以测验。
结果，威弗尔给学生布置这份作业的时间很具有巧合性，因为这堂实验课的日期是1991年1月16日，正是布什总统下令轰炸伊拉克的日期。于是，威弗尔立即又将这些学生召集起来，给他们发下另一份问卷调查表，以测量他们对这一具有闪光灯意义的事件的记忆，并与两天后的第二堂实验课上回收两份问卷。其后，他又分别于时隔三个月和一年后两次测验该班学生对上述两件事的记忆，结果很明确：学生对轰炸伊拉克一事的记忆并不比对他们各自选择的个人经历的记忆更准确，而且，他们的这两个记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遗忘。但是，总体看来，这些学生对他们关于轰炸伊拉克一事的记忆的确信程度，要远高于对他们个人经历的记忆。正如尼塞和哈希关于挑战者号空难事件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一个人对他的某次闪光灯记忆确信不疑的主观感觉，与他的记忆的客观准确性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对应关系。[7]
为什么具有闪光灯意义的事件有时会在人们对它的记忆发生了错误的情况下还使之确信不移呢？其原因部分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某一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倾向于遗忘或混淆该记忆的来源。对此，尼塞和哈希以一个大学生被试为例作了说明。在挑战者号空难事件后的第二天，他们就此事问及该大学生，她说是在宗教课上因听到几个朋友在讨论这件事从而获知这一消息的；下课后，她回到宿舍，又从电视中收看到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导。然而三年后，当他们再次找到这位大学生时，她却坚持说最先是从电视中获知这一消息的：“我最初听说挑战者号空难事件，是在我大学一年级时所住的宿舍里，当时我和我的寝友正在看电视，”对此，她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的，“当电视新闻报导了这件事后，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8]这位大学生对她的这一记忆之所以如此肯定不移，很可能是因为她所记忆的这件事确曾发生过，但她却没有认识到，她将对这一空难事件的知识的两个来源混淆了。尼塞和哈希把这种现象称为“时间片段的偏差”，并指出，当人们在某一事件发生后若干年再被问及此事时，这种“时间片段的偏差”往往会产生。心理学家威廉·布鲁尔认为，这种偏差构成了源记忆失忆症的重要形式之一，对此，我表示赞同。[9]
同样，拉尔森关于他是和妻子一起从收音机中收听到帕勒米遭受暗杀的错觉记忆，之所以如此坚信不疑，很可能是因为他拥有对类似情景的不同的真实记忆，这就使他很容易将妻子“放置”到他最先听说帕勒米被杀一事的背景之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般知识和期望，往往可以不知不觉地潜入我们对某一特殊事件的记忆中——这一过程既可以分别地，又可以同时地发生于编码过程和提取过程——从而导致严重的记忆歪曲。当我们试图回忆某一久远的往事情节时，各种建构性质的错误都有可能产生。对具有闪光灯意义的事件的回忆，亦不例外。
对于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我们之所以尤其确信不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记忆是以某种不可更改的方式永恒地铭刻在我们的大脑之中的。但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有些闪光灯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改变。究竟这种记忆是否是以布朗和库利克所提出的现场拍照机制加以保存的，尚属可疑。当然，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看，闪光灯记忆比其他多数日常生活事件的记忆要更为持久和准确。闪光灯记忆之所以持久有力，其原因之一是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后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内，人们更有可能经常地对之加以讨论和思考，而这种讨论和思考，作为对相应记忆的“复述”，自然会加强人们对它的记忆。
有证据表明，光是复述因素尚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闪光灯事件比对其他更为普通的事件会记忆得更为牢固。由闪光灯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反应，也增加了人们对它的记忆的牢固程度。例如，在康威的那项关于撒切尔辞职一事的记忆研究中，除了复述因素之外，当人们在听说这一消息时所体验到的情绪反应，也是导致英国人在一年后仍保持着对该事件的高水平回忆的决定因素之一。[10]对于理解为什么有些记忆会伴随我们终身而言，复述和情绪反应均构成合理的解释因素。例如，我之所以记得1963年11月22日所发生的事，却不记得21日或23日所发生的事，就是因为在听说肯尼迪总统遭受暗杀的当时，我体验到了强烈的情绪波动，也因为自此以后我曾多次地谈到并强化了对此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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