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新年刚过，我来到了牛津。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国土。一到牛津，我立即就被神学院的那些高耸入云、结构精巧的塔顶所深深吸引，就被金壁辉煌的波德莱图书馆所吸引，被那些通往各处已有多少个世纪的古老历史的商店和客栈的石径所吸引。那时，我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本无缘来此。有幸天公作美，给了我一次来牛津的机会，因为我的导师恩代尔·图尔文获得了一项研究基金的资助，要到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的研究工作，我这一年也就要花大部分时间和他一起在这里度过。
我的导师安排我每周定期地与劳伦斯·威斯克兰茨教授会晤。作为有关大脑如何进行知觉和记忆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世界性权威之一，威斯克兰茨教授最近和他的一位同事、伦敦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瓦林顿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讨论一些令记忆研究者们迷惑不解、又兴味大发的失忆症病例。在他们的实验中，让失忆症患者和一组心理正常的自愿被试一起学习一个由一些常见单词所组成的单词表，如table（桌子）、garden（花园）等。几分钟后，实验者从这个单词表中选出几个单词，并和其他一些未出现于单词表的新单词混在一起呈现给被试让他们辨认，结果发现，失忆症患者很难记得哪些单词是所学单词表中的，哪些不是。这一结果并无惊人之处，因为先前的研究已经揭示，失忆症患者很难辨认出在实验中作为学习材料的先已呈现的单词表中的单词。但是，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却进行了另外一种记忆测验，即将一个单词的前三个字母提示出来，让被试填补上该单词所残缺的其他字母，如tab或gar等。在这种测验中，与让他们进行随机的辨认相比，失忆症患者能够写出更多在所学单词表中出现的单词。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某些实验中，失忆症患者所能写出的单词的数量与没有记忆障碍的被试一样多。[2]面对这种奇怪的实验结果，应作何解释呢？
对此，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案，认为所提示的三个字母对失忆症患者是特别有用的线索，从而使他们对所学单词表中的单词的记忆不被无关记忆所混淆，而这些无关记忆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会进入他们的心灵而干扰他们对正确答案的回忆。然而，在失忆症患者的表现中却另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他们在所给三个字母的提示下写出所学单词表中的单词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回忆所学单词表中的单词；相反，他们的表现方式就好像是在玩猜字游戏。因此，在测验中，他们显示出了对所学单词的记忆，但是，就“回忆”一词的通常含义而言，他们却并不是在“进行回忆”。
威斯克兰茨还在另外一种脑损伤类型的患者身上观察到一种更为奇特的现象。他研究了一个因枕叶皮质受伤而导致视觉大面积丧失的病例，枕叶是位于大脑后缘的皮质结构，为我们感知外部世界所必需。当他在与患者枕叶受伤部位所对应的视觉空间呈现一束光线时，患者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但当他要求患者“猜测”光线呈现的位置时，患者能极其准确地说出来！看来，这位患者拥有某种类型的无意识知觉能力。威斯克兰茨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为盲视（blindsight），并指出，这种能力很可能与失忆症患者所意识不到的记忆具有某种关系。[3]
这些观察结果使我深受鼓舞，并与布伦达·米尔纳及其同事在60年代所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十分吻合。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严重的失忆症患者HM能够学会新的运动技能。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实验中让HM练习对移动目标运动轨迹的跟踪反应，结果表明他的反应越来越准确，和记忆正常的被试的实验反应完全相同。然而，当实验结束后，HM对他在实验作业中所完成的任务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意识。[4]
当这一令人吃惊的研究发现最初被公之于世时，却没有引起记忆研究专家们的多大兴趣。当时的标准解释是，HM之所以能学会新的运动技能，是因为运动技能的学习构成了记忆的一种特殊形态，而这种记忆形态却不依赖于在HM身上被切除了的大脑的海马及颞叶中央区等结构。许多记忆研究专家都承认，运动技能的学习是与其他种类的记忆不相同的，因而也就没再进一步追问此事。然而，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有关失忆症患者的研究发现及其在上述视觉研究中所发现的盲视现象的证据却意味着，HM所继续保持着的运动学习能力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这些反直觉的观察结果暗示着一个由无意识记忆和知觉所构成的隐秘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是掩蔽着的，因而不为我们意识的心灵所知道。
关于这个隐秘的世界，哲学家、临床医师和精神病学家们已经作过零星的观察。我很清楚地知道，多年来，弗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在对一个无意识心灵进行理论建构，那是一个作为被压抑的愿望、幻想及恐惧之贮藏库的心灵。但是，就我所知，失忆症患者所意识不到的记忆以及在盲视中所意识不到的知觉，均与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无意识概念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科学进展。甚至在弗洛伊德之前，英国外科罗伯特·唐就于1845年报告了一位妇女的病例，她在一次险些被淹死的溺水事件后几乎回忆不出任何事情（这可能是因为大脑缺氧所致）。唐颇有些迷惑不解地写道，她竟然能学成一个技艺娴熟的服装师，虽然她不记得自己曾制做过一件衣服！1911年，法国伟大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区分了对往事的有意识的回忆和无意识地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习得的习惯。柏格森雄辩地论证了下述观点，即往事是以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存在的，那就是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对我来说，想到了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柏格森及其他人所进行理论建构或在临床病例中所观察到的事实，那是令人兴奋不已的。[5]
回到多伦多后，我亲眼目睹了已由其他人加以描述过的失忆症患者的那种特殊的记忆。1980年夏天，身为临床心理学家的保罗·王博士邀请我对他的一个患者进行测验，该患者在一次事故中导致了严重的脑伤。这位患者，我们且称他为米奇，对近期经验没有任何记忆。我跟他隔着测验用的桌子相对而坐，并告诉他说我要给他说一些有趣的消息。我随便地问了他一些我在百科全书或字典中信手翻来的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如“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棒球赛是在哪里举办的？”（霍波肯）、“握手次数最多的世界记录保持者是谁？”（西奥多·罗斯福）等。对每一个问题，若米奇不知道正确答案，那么我就告诉他。事实上，对所有这些问题，他基本上都回答不上来。对于这些消息，他感觉很有趣，并很愿意和我做这种问答游戏。当我离开测验室20分钟回来后，米奇只对我刚才对他进行过测验这件事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但对在测验过程中我所提问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丝毫的记忆。然而，当我再问他世界上第一次棒球赛是在哪里举办的时，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是“霍波肯”；当我问他全世界谁握手次数最多时，他也觉得肯定是西奥多·罗斯福。当我问他是怎么获得这些知识的时，他一般都说不知道，而只是觉得答案“好像是如此”，尽管他有时也说，好像是从姐姐那里听说的。[6]
我对米奇的测验结果戏剧性地证实了我曾经与威斯克兰茨教授讨论过的一个观点，即失忆症患者确实可以接受他未能加以自觉地回忆的近期经验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和图尔文教授继续对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的实验结果进行深思：为什么失忆症患者在被提示以若干字母时能够那么成绩优秀地写出所学单词表中的单词？如果说这些线索接通了患者内心所保持的某种无意识记忆，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能在未患失忆症的正常人的身上发现与此相类似的过程呢？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项实验研究。我们的设计原理是十分简单的：如果字母线索能接通失忆症患者的某种无意识记忆，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记忆正常的被试身上诱导出这种记忆，做法是向他们提供所学单词的若干字母，然后要他们猜出正确的答案。威斯克兰茨已经观察到，失忆症患者是将这些字母当做猜字游戏的。我们假设，如果我们能在健康的成年人身上诱导出一种效应，使他将我们即将进行的记忆测验当成是一种猜字游戏，那么他们完成实验作业所依赖的，应该正是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在患者身上所观察到的那种类型的记忆。
1980年夏天，我们将我们的实验计划付诸实施。为了帮助读者体会我们的实验程序，请读者在5秒钟的时间内逐一地仔细阅读下列几个单词：assassin（谋杀）、octopus（章鱼）、avocado（鳄梨树）、mystery（神秘）、sheriff（司法官）、climate（气候）。设想你现在外出办事一个小时，然后回到实验室进行两项测验。首先，我向你呈现一系列单词，并要求你回答是否记得在一小时前所学的单词表中见到过这些单词：twilight（黄昏）、assassin（谋杀）、dinosaur（恐龙）、mystery（神秘）。当然，对这个测验你不会有任何困难。其次，我告诉你，我要给你呈现一些有字母残缺的单词，你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将残缺字母填补上：chnk，otus，ogy，lmte。在这项测验中，你可能会对其中两个残缺单词很难作出正确解答（即chipmunk和bogeyman），而对另外两个单词很容易作出正确解答。这两个单词易于解答，当然是因为你在一小时前所学的单词表中见过octopus和climate这两个词。这种记忆被称为“启动效应”，在先所学习的单词表上看到这些单词，能够在你对其中某一单词完成填补任务时启动你作出正确解答的能力。
实验中，我们对测验的时间间隔进行了控制，或者在被试学习实验单词表一小时后进行测验，或者在一个星期后进行测验。在这两种情况下，后者对所学单词表的有意识的记忆，自然远不如前者准确。但是，在残缺单词的填补测验中，两种情况下的启动效应是完全等同的。这一结果的理论含义是十分有趣的：引起单词填补测验中的启动效应的，是在测验前看到这一单词所引起的某种并非自觉记忆的因素。同样有趣的是，对填补测验的某一单词而言，即使被试说不记得曾在学习阶段看到过这一单词，启动效应也会产生。事实上，对某一测验单词而言，不管被试是记得曾在学习阶段看到过该单词还是不记得，其启动效应的强度是一样的。这些研究结果促使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启动效应的产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记忆。[7]
这些发现对我们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对瓦林顿和威斯克兰茨在以字母为线索所做的实验中于失忆症患者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施以某种控制。这“另外”一种记忆形式，似乎也隐藏于正常成年人的心灵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残缺单词的填补测验窥探出来。我们的这种兴奋的感觉，必然类似于天文学家在发现了一个他们一直怀疑其存在的新的星体或星系时的兴奋感觉：一个可能存在的新的世界突然被我们发现而展现于我们面前，并构成我们探索的对象。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启动效应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或许，在那些无意的剽窃事件中就存在这种效应，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恐怕要数比特勒·哈里森及其在20世纪7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作品《我的上帝》了。不幸的是，他的这首歌的曲调几乎是对奇丰斯兄弟在1962年创作的那首经典歌曲《善良的他》的翻版。于是，他受到了起诉。在法庭上，哈里森承认，他在创作《我的上帝》之前听过《善良的他》这首歌，但他否认自己是有意抄袭这首歌的曲调的。鉴于这两首歌曲的相似程度是如此之高，它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此该案法官判定：“哈里森的作品确实构成了一种侵权行为。法庭认为，哈里森肯定是在无意之中抄袭了一首处于他的下意识记忆中的歌曲的曲调。”[8]
读者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可能也碰到过启动效应的这种事例。假设你向一位同事或朋友提出一个观点，而他却根本没在意。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他却兴奋不已地把你的这个观点提出来，就像是他突然想到了这个观点似的。当你将事实告诉他，说你早已向他谈起过这一观点时，他或许会强烈地加以否认，或许会像孩子似地承认说对此已没有一点记忆。弗洛伊德的一则生活事件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多年来，弗洛伊德一直与柏林的一位医生威廉·弗利斯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有些不太正常的友谊关系，他经常把他的最新观点和洞见写信告诉弗利斯，并近乎病态地看中弗利斯对他的观点的支持。有一次，他写信给弗利斯，说他有了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即每个人，不论男女，都在根本上具有双性特征，并满怀希望地认为弗利斯一定会对这一观点着迷。然而，弗利斯却回信告诉弗洛伊德，说他自己早在两年前就已清楚地产生了这一想法，并已详细告诉了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却拒绝接受这个观点。后来，弗洛伊德逐渐回忆起这件事，并指出，“以这种方式放弃一个人的发现优先权着实令人头痛。”由于受到这类观察事实的启发，近年来，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够在实验研究中证实无意剽窃现象的存在，并将之直接归结为启动效应的结果。[9]
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入高潮，其标志是，富有挑战性的科学文献在各类杂志中大量涌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启动效应在多种不同的测验中都有所表现。在这些测验中，研究者们要求被试辨认短暂呈现的单词或物体，或者是猜测某一答案，而不是要求被试对先已学过的单词表或物体清单中的某一单词或物体作出外显的回忆。例如，拉里·雅各比和马克·达拉斯发现，不管被试进行的是深层编码（即集中注意于某一单词的意义或联系）还是浅层编码（即集中注意于某一单词的各组成字母），其启动效应的表现程度不相上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深层编码所产生的外显记忆水平远高于浅层编码。当然，尽管如此，启动效应也可以很容易被消除。如果被试在学习阶段是通过录音带听到目标单词而未见其书写形式，那么在随后的视觉测验中，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启动效应。因此，对目标单词的词形的某种感知，看来是启动效应产生的必备条件。[10]
如果我们将这些研究发现与我们关于残缺单词填补实验的研究结果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启动效应这种新异而神秘的现象，它所遵循的是与研究者们多年以来所一直研究的那种记忆有所不同的规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启动效应之神秘，部分地产生于被试在进行记忆测验时所接受到的指导语。例如，对失忆症患者而言，若我们给他提供某一单词的前几个字母及其他线索，并叫他从先已学过的单词表中回忆出目标单词，那么，他的实验作业水平会非常低下。但对同样的测验线索，若我们要求他对目标单词进行猜测或说出他最先想到的单词，那么，他的实验作业水平就会与没有记忆障碍的被试不相上下。同样，对正常被试而言，当他们试图回忆测验的目标项目时，编码的程度会影响到他们随后的保持水平；但当他们就最先想到的项目进行反应时，编码的程度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11]
科学家总是对未解之谜发生兴趣，因此，许多记忆研究者们一直试图探明，启动效应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我和图尔文早已提出过一种观点：由于启动效应与意识的回忆无关，于是我们推论，它不依赖于那种使我们得以从往事中回忆出各种特殊事件的情节记忆系统。又由于失忆症患者几乎没有任何情节记忆，但却表现出正常的启动效应，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启动效应的根源必存在于情节记忆系统以外。但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
语义记忆作为我们关于世界一般知识之概念、联系及事实的复杂网络，似乎是我们寻求启动效应之来源的一个合理的去处。就失忆症患者米奇来说，他虽然知道了世界上第一次棒球比赛是在霍鲍肯举行的，却又忘记了他是如何得知这一事实的具体情节，那么，他对这一事实的知晓必是语义记忆的结果。同样，在我们的一次有关启动效应的实验中，当患者看到octopus一词时，可能会在他的语义记忆中形成一股能量的冲击波，从而激活了他对octopus一词的语义表征或使之兴奋起来。或许，失忆症患者正获益于对语义记忆的这种能量冲击，尽管他的情节记忆的障碍使他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他是在测验前的学习过程中看到octopus一词的。这个观点虽然合理，但我们也自知它不是完善无缺的：如果说启动效应依赖的是语义记忆，那么，为什么在学习阶段对某一单词进行深层语义加工与只进行浅层的非语义加工的被试相比，不表现出更明显的启动效应呢？为什么启动效应的产生取决于被试在学习阶段实际看到测验单词的词形？而且，由于启动效应时效相当长，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总是不断地看到大量的单词，难道我们语义记忆中的所有通道就不能永久地处于启动状态吗？因此我们设想，启动效应反映了“另外一种尚不为人知的记忆系统的作用”。[12](www.xing528.com)
于是，我们便假设了一种新的记忆系统的存在，虽然我们对它的性质尚一无所知。认为心灵包含着多种而不是单一的记忆系统，这种观点已经具有一段历史了。1911年，当柏格森将有意识的记忆与习惯区分开来时，他就已经得出了这一论断；其他一些哲学家也作过类似的区分。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法国一位不太出名的哲学家梅因·德·比兰认为，记忆可以划分为观念、情感和习惯三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实验心理学家大多不愿与下述观点相绝裂，即认为记忆是一个单一且完全具有目的的系统，因为这种观点既简洁又符合科学的吝啬律，除非事实的证据迫使人们提出多元记忆系统假说。在六七十年代，关于短时记忆（现在被称为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是否依赖于不同的系统，实验心理学家们曾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前文我已提出一些证据表明，这两种记忆确实依赖于不同的系统，但并非每个人都对此确信不疑。1972年，图尔文区分了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但有些心理学家反对这种将长时记忆进一步区分为两个系统的做法。现在，我们又提出关于长时记忆的第三个系统，这对某些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坚信，启动效应发生于单一、不分化的记忆系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若企求于一个新的记忆系统来解释它，那既是多余的，又是完全错误的。[13]
围绕这些问题曾有一场激烈的争论，而新发现的证据又使争论火上加油。这些证据表明，失忆症患者可以学会新的知觉技能，却又不记得是于何时何地学会这些技能的。尼尔·科恩和拉里·斯奎尔曾同时对失忆症患者和正常被试进行实验，实验作业是让他们对着镜子阅读常见单词的镜像。结果表明，每个被试在开始时都表现出阅读的困难，但又随着练习而读得越来越快。其中，失忆症患者表现出了正常的练习效应，但却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他们读过的单词是什么。[14]这两位研究者指出，技能的这种学习过程依赖于一种在患者身上丧失了的“序列”记忆系统，该系统选择性地关涉于对如何做某事的“知晓”之中：如骑自行车、在键盘上打字、完成拼图游戏，以及阅读单词的镜像形式等。这样看来，是否启动效应也包含着序列记忆系统呢？或者我们也可以问，除了情节记忆、语义记忆以及我和图尔文所指出的那种记忆系统外，是否序列记忆构成了第四种记忆系统呢？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多元记忆系统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乃至于我们很难在有关启动效应和技能学习的讨论中不把自己归于争论的某一方。此时，为使研究者们能够探讨在没有记忆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启动效应和技能学习的那些新发现的令人兴奋的现象，同时又不必卷入有关记忆系统多元性的争论之中，该研究领域急需提出新的理论术语。1984年，在我和我的同事彼特·格拉夫就有关启动效应的实验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过程中，我决定直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到，对我们及其他人在实验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而言，新的术语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先提出了若干可能的方案，最终采用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这一相互对照的划分方案，它能够抓住我们所要进行的区分的本质。[15]在失忆症患者表现启动效应或学习某一技能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在对某一近期经验的某些方面产生内隐记忆，虽然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外显的回忆。有一个大学生被试在残缺单词otus的填充测验中，虽然正确地写出了octopus一词，却又说她完全不记得在前面的单词表中看到过这个词。这就表明，她受到了她未能加以外显记忆的某一经验的内隐的影响。
此后不久，我就开始认识到，内隐记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我们任何人的想象都大得多。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们曾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某些事物比对其他事物更加偏爱。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某一图形的短暂一瞥——其时间如此之短，乃至于被试不可能看清所呈现的图形是什么——可导致实验被试相对于未曾呈现的图形而言，会更加偏爱在实验中短暂呈现的图形。但在这同时，他们对实验中呈现的图形是什么又没有任何外显的记忆。[16]这些研究发现使人想起阈下知觉问题，并在很可能是讹传的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广告阴谋事件中得到说明。据说在那场广告阴谋中，广告商们以极短暂的时间将Coca-Cola（可口可乐）和popcom（爆玉米花）等产品名称在电影屏幕上加以闪现，其时间之短足以使观众看不清这些单词。可以设想，这会引起观众对这些产品的消费狂潮。这里，对电影屏幕上闪现的、未被看清的这些单词的内隐记忆，似乎可以被理解成为什么人们普遍喜欢喝可口可乐，又喜欢吃爆玉米花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偏爱和情感，可以通过他们未能加以外显记忆的遭遇或经历而被塑造。例如，在实验中快速向被试呈现一些关于某人的否定性词汇，使他不能对这些词汇加以意识的知觉，这会导致被试对这个虚构人物的敌对情感。他们的这种敌对情感必定是由某种形式的记忆引起的，但他们却完全意识不到是在对某些否定性信息进行回忆。[17]同样，有关失忆症患者的研究揭示了他们具有对情绪体验的内隐记忆，而这种记忆，他们却不能作出外显的回忆。例如，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个脑炎患者鲍斯威尔，参加了我们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有一位研究人员被指定为“好人”（他对鲍斯威尔做了一项特殊的治疗），另一位研究人员被指定为“坏人”（他拒绝对鲍斯威尔做治疗），第三位研究人员保持中立。过后，鲍斯威尔对这三个人都没有任何外显记忆，也没有任何熟悉感。然而，当我们将这三个人的照片分别与另外几个未在实验中出现的陌生人的照片配对呈现，并要求鲍斯威尔在每一配对中选出他所喜爱的人时，他选择次数最多的是实验中的那个“好人”，选择次数最少的是那个“坏人”。
关于那些因外科手术而被施以一般性麻醉的患者的记忆情况，亦已见诸报导。人们一般都认为，凡因手术麻醉而失去意识的患者，不管你对他们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他们都无法加以知觉或注意。然而，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手术故障的假象，并说了些关于该故障的严重性及患者可能永远得不到康复之类的话。对那些经历假象故障的患者而言，当他们在手术后被问及此事时，他们大多表现得极为不安。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处于麻醉状态下躺在手术台上时，他们对手术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内隐记忆。[18]
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随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若患者在处于麻醉状态时被给以暗示，说他们很快就会康复，那么，这些患者与那些没接受到这种暗示的患者相比，他们手术后的住院时间要短得多。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手术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暗示有任何外显记忆。后来，我和我的同事证实，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向患者念一个单词表，并在他们手术后康复过程中进行测验，那么他们就会对这些单词表现出启动效应。毫不奇怪，他们对这些单词没有任何外显记忆。[19]
内隐记忆也可以与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某些记忆障碍发生关联。当我们忘记了某一记忆的来源（如谁说了什么，某一事件究竟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只是被想象出来的等）时，我们可能会对此产生一个不准确的来源，并因而易于产生虚假回忆。内隐记忆就其本意而言，不包含对源记忆信息的回忆。因此，我们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看似合理，其实不然的源记忆，以解释我们心灵中何以会突然出现一个特殊观念或我们为什么会没来源地产生某种情绪。[20]
例如，在记忆错觉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体验中，内隐记忆可能就起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很多人都偶尔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即面对着一个显然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他会觉得好像在以前曾经历过。在19世纪末，这种尚未得到解释的熟悉感最初被称为记忆错觉（déjàvu），并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有一种理论认为，记忆错觉反映了某一经验片段的影响，而这一经验片段虽然因当前情境的作用而被激活，但却不能加以外显的回忆。例如，假设你在和某一同事的谈话过程中，突然觉得以前曾和某人谈过这一话题，但又想不起来那次谈话的情境，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谈话过程中的某一术语或观念，激活了你对前一次谈话的某些方面的内隐记忆。面对此情此境，你便想对这种奇怪的感觉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21]
内隐记忆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记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婴儿和儿童如何从经验中获得学习。发展心理学家们业已证实，尚未掌握语言的婴儿，甚至是新生婴儿，也拥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学习能力。他们设计了一个研究程序，让新生儿通过塑料乳头的吮吸反应来监控他们所听到的声音，结果发现，对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来说，当听到自己母亲的声音时，他对假乳头的吮吸频率，远高于当他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时的情况。这一偏差表明，这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已经在他的记忆中保存了有关他母亲声音的某些信息。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要求临床孕妇在产前6个星期的时间内反复大声地阅读苏斯博士的一则寓言故事，并在产后用吮吸反应对婴儿进行测验。结果表明，与那些未曾听到过的故事相比，婴儿更喜欢听母亲在临产前所阅读的那一则故事。这里，婴儿已经对母亲在产前所阅读的故事进行了某种编码和记忆，从而影响到他们在产后对乳头的吮吸反应。[22]
这种事实是否表明，婴儿对在子宫中所经历的事件具有外显记忆呢？否。颞叶中央系统受伤的患者以及实施外科麻醉手术的患者，他们能够受到他们不能加以外显记忆的过去经验的影响。新生婴儿所表现出的记忆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年幼婴儿能够保持对某些特殊情节之特殊细节的记忆。例如，卡洛琳·罗维-柯利尔及其同事观察到，甚至2—5个月龄的婴儿也能够学会移动彩色玩具车。他们的做法是，用细绳将玩具车拴在婴儿的腿上，当婴儿踢腿时，玩具车就会跑动起来，并开始播放音乐声，这使婴儿感到很高兴。若在实验一两天之后再将这些婴儿带回实验室，那么即使是2个月龄的婴儿，也会自发地把腿踢个不停。这意味着，他们在记忆中已保持了某些与玩具车有关的信息。对3个月龄的婴儿来说，他们的踢腿反应能保持到一个星期之后，而6个月龄的婴儿甚至能保持到两个星期之后。
罗维-柯利尔还证实，当婴儿在实验过后的第二天被带回实验室时，若给他们呈现的玩具车在外形上与他们在实验中学会移动的玩具车不同，那么他们的踢腿反应就弱得多。更为有趣的是，若在实验过程中，玩具车背后的布衬上装饰的是方形图案，那么如果在第二天将布衬上的图案换成圆形，并将6个月龄的婴儿带回实验室，他“只会呆望着”玩具车；但如果布衬上装饰的图案仍然是方形，他的踢腿反应就会明显表现出来。[23]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年幼婴儿能够在记忆中保持某一物体的诸多细节以及他在见到这一物体时的某些背景信息。那么，就罗维-柯利尔的研究而言，当婴儿被带回实验室并自发地表现踢腿反应时，他们是否是“记得”在过去曾见到过这些玩具车呢？抑或他们只是表现出了某种形式的内隐记忆，如序列反应或运动反应？婴儿当然不能告诉我们他的记忆是什么，但婴儿记忆的某些实例却表明，他们的记忆主要地是内隐的而不是外显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对5个月龄的婴儿进行条件反射训练，让他们在听到喂奶前的声音时转过头来。即使当这些婴儿已喂得很饱而不再吃奶时，只要他们听到这种声音，他们仍然会转过头来！如果这些婴儿真的记得与声音相伴随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已喂得很饱而不可能再进奶时，只要听到声音就仍然会转过头来呢？[24]
十多年前，我和莫里斯·莫斯科维奇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内隐记忆的大脑结构，位于外显记忆的大脑系统的前面。而且，我们确实也已发现，从发育进程来看，大脑额叶的成熟较晚，而这一结构在精细编码、策略性提取及源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关于1个月龄的幼猴的研究工作表明，中央颞叶结构的损毁对记忆具有破坏作用，其中包括海马。[25]如果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婴儿，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是记忆的某些早期表现，也要依赖于包括海马在内的，对成人而言与外显记忆密切相关的大脑结构。例如，我们在罗维-柯利尔实验研究中所看到的那种保持，可能也反映了某些原始形式的外显记忆的开端。
然而，尽管如此，只有当婴儿接近一岁或八九个月时，才能表现出外显记忆的明显迹象。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能够寻找被隐藏起来的玩具，虽然他们在搜寻之前尚需等待几分钟。更重要的是，心理学家安德鲁·麦尔左夫的研究表明，9个月龄的婴儿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延搁后尚能回忆起特殊的动作来。例如，若实验者在实验中用婴儿的头撞击一只塑料箱，那么一个星期过后，当这些婴儿又一次看到塑料箱时会重复这一动作。而那些在实验中看到了塑料箱却没有撞击动作的婴儿，在一个星期后又看到塑料箱时却不会有这种动作反应。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婴儿真的记得实验者曾用他的头撞击塑料箱，但他们显然能够对这一情节有所回忆。这是外显回忆和辨认随年龄而稳定地增长的开端；逐渐地，婴儿发展出语言能力并学会用语言的描述结构来表达他们的经验。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实，启动效应及其相关的各种内隐记忆在婴儿期很少发生变化。例如，3岁的儿童所表现的启动效应与5岁儿童不相上下，虽然后者比前者拥有更多的记忆。同样，虽然6年级的学生比1年级的学生能从所学单词表中回忆出更多的单词，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启动效应几乎完全相同。[26]
内隐记忆除了对记忆的发展具有这些意义之外，它还为我们理解各种患者的神经缺陷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些研究者发现，面颜失忆症患者虽然不能外显地辨认出熟人的面孔（参见第三章），但仍然拥有有关他们的内隐知识。例如，丹尼尔·川奈尔和安东尼奥·大马西奥在实验中向面颜失忆症患者分别呈现他们熟悉和陌生的人的照片，并记录他们的皮肤电反应，结果发现，当他们看到熟人的照片时，他们的皮肤电反应远高于当他们看到陌生人的照片时，虽然他们不能有意识地认出照片中的任何人！随后用启动效应技术进行研究也表明，面颜失忆症患者拥有对他们未能认出来的面孔的内隐知识。[27]
正当这些有趣的研究发现不断涌现时，我开始注意起内隐记忆研究对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与失忆症患者的长期接触过程中，我逐步深切地意识到，记忆丧失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灾难。绝大多数失忆症患者既不能坚持工作，又不能被委以最起码的责任，他们的日常存在空虚且暗淡。然而，内隐记忆的研究却表明，这些人不可否认地拥有某些被保存下来的学习能力。那么，这些能力能否被用来改善患者的生存状态呢？我们能否提出某种方法帮助患者，使他们利用起他们未能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记忆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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