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司法行政官的寻找和挖掘

7.一位司法行政官的回忆

1993年春，《纽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报导了一桩稀世罕见的案件，激起了那些从未思考过人类记忆之工作原理的读者的强烈好奇心。该文以醒目的标题《回忆撒旦》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讲述着保罗·英格拉姆的案例。保罗·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州某县司法局的一位43岁的行政官员，他18岁和22岁的两个女儿控告他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进行过性的虐待。^[53]英格拉姆记不起对她们有过任何虐待行为，因而起先拒绝接受她们的控告。然而，由于他的两位女儿的回忆令人坚信不疑，因而导致当局将他逮捕归案。尽管如此，英格拉姆仍然坚持说记不起任何虐待行为，但他的同事，亦即逮捕他的法警却肯定地对他说，只要他坦白供认，他就一定能够记起这些事件。英格拉姆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当他为此去教堂忏悔时，他的牧师也鼓励他回忆被起诉的事件。在多次提审和祈祷之后，他供认道，被起诉的事件是真的，他可能是将这些记忆压抑下去了，并表示愿意在供认书上签字画押。

在提审的过程中，法官的提问范围逐步扩大，并胁迫性地想获得证据证实他们所相信的事实，即英格拉姆对他女儿的性虐待发生于他和他的朋友们所进行的某种邪恶的迷信活动的背景中。英格拉姆又去教堂向牧师忏悔，并开始恢复法官们所询问的记忆。他循着法官们的暗示，想象出了他的犯罪同谋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而且，他的回忆还受到了来自牧师的保证的鼓励。牧师对他说，上帝只会允许真实的记忆进入他的心灵。当两个女儿获悉，她们的父亲已开始回忆起与她们起诉的性虐待案有关的各种迷信的仪式活动时，她们也开始“恢复”她们自己关于那些可怕的迷信活动的回忆，包括集体性宗教迷信活动和对婴儿的谋杀等。不久，英格拉姆就承认他参与了所有这些邪恶的宗教仪式活动，包括动物祭祀和谋杀等。

英格拉姆所“恢复”的记忆不仅使他自己被捕，而且还导致他所回忆的两位同谋者锒铛入狱，尽管这两个人强烈地否认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任何外部的证据表明英格拉姆的两位女儿曾遭受过性的虐待，也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证实上述谋杀事件。而且，使整个案件更显糊涂不清的是，这两个女儿所产生的回忆往往相互不一致。在英格拉姆于狱中候审期间，社会心理学家里查德·奥夫希对他进行了一次访问，并要他回忆有一次，他强迫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他面前进行性交，这一事件与英格拉姆在整个案件进展过程中被询问的其他事件十分相似，只在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出差异性，即他的女儿从来未说发生过这件事，他的儿子对此也矢口否认。英格拉姆对奥夫希提出的问题的反应方式果然不出所料：他先是记不起这件事，但通过对这件事的想象并就此向牧师祈祷之后，他“恢复”了对他所强迫并亲眼目睹过的那个可怕事件的鲜明、生动的“回忆”。

这一矛盾的观察结果并不能证明，英格拉姆所有其他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而且我们也无法肯定地证实，奥夫希所编造的那个事件从来没有真实地发生过。^[54]然而，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事件确实未曾发生过，那么奥夫希的观察结果就表明，英格拉姆易于产生虚假的记忆，并因此也对英格拉姆在牧师帮助下所产生的其他各回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逐渐地，因有关谋杀婴儿及祭祀活动的外部证据不足，法庭不得不终止案件中有关迷信活动的纠缠。

尽管英格拉姆后来已对他的回忆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但他仍然相信他虐待过自己的女儿，并请求法庭的制裁。然而，通过长时间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仔细回顾，英格拉姆最终得出结论说自己的上述回忆都是虚假的，并声称自己无罪。因此，他试图反悔自己对法庭的治罪请求，但失败了，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在他入狱后的6年里，他上诉过两次，但均被驳回。随着《纽约人》杂志中那篇文章的发表以及一本有关英格拉姆案件的书的出版，公众对他的同情日渐强烈。然而，直到本书写作时，英格拉姆仍然被关在监狱。

保罗·英格拉姆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他的回忆中，明显的记忆歪曲似乎太多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显然没有发生过的恶魔般的谋杀事件产生误记呢？我们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在保罗·英格拉姆和他的两个女儿之间，究竟真实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回忆环境对回忆的重要性、想象在回忆经验中的作用、记忆的演练效应，以及源记忆的性质等，那么英格拉姆一案的诸多特征便是可理解的了。在英格拉姆一案中，导致他恢复“记忆”的回忆环境包括若干特征：如审判官暗示性提问方式以及他们的一个暗示性的说法，即只要他愿意供认事实，那他肯定就能回忆起他的虐待行为。他们教他如何对他所要回忆的事件形成想象并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作出猜测，以及牧师对他作出的保证，即上帝只会允许真实的记忆进入他的心灵，等等。这些因素相互强化，随意地激发着英格拉姆的想象，使他想象出作为“记忆原始材料”的各种栩栩如生的视觉意象，从而在他内心引起一种是在回忆往事的主观感觉，并为他提供了法律的和道德的信念基础，相信自己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意象应该是对可怕往事的准确记忆。在促使英格拉姆相信这些心理意象是真实的回忆方面，对这些心理意象的多次重复和反复回忆，可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英格拉姆一案中，审判官的说教，即只要他愿意供认事实，他肯定就能回忆起这些事实，以及牧师的保证，即上帝只能允许他的心灵产生真实的回忆等，基本上为英格拉姆“排除”了源记忆问题，他也因此不会去思考一个他本来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即：这些产生于他的意识之中的生动意象，究竟是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回忆呢，抑或只是他现在的以及过去的各种想象和幻想的产物？由于他无需对这些在主观上似乎令他确信不疑的心理意象的来源进行分析，他于是便无拘无束地想象出一幅由各种邪恶的行为、通常情况下说不出口的宗教仪式，以及其中各魔鬼般的人物所构成的复杂画面，从而证实了那些想揭露英格拉姆所描绘的邪恶世界的人的最不着边际的怀疑，而这些人在无意之中却也助长了英格拉姆的这些想象。

像保罗·英格拉姆和凯利·米契尔斯等人的悲剧案件表明，记忆的脆弱易变和记忆的能力同时构成了记忆的两个显著特征，因为记忆的那些使之脆弱易变的方面——如提取环境在主观的回忆经验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回忆活动对被回忆事件发生之后的各种影响和变化的易感性，以及源记忆的瞬息即变的本性等——并不能削弱记忆的能力。

记忆的脆弱易变，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如下事实，即我们对某一往事是什么及其发生于何时何地的回忆活动，虽看似轻而易举且肯定、明确，却依赖于不同过程之间的微妙的相互作用，而这些过程我们却很难加以自觉和控制。然而，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需切记在心的一点是，记忆活动的错误和歪曲，尽管当它们真的发生时往往会令人吃惊不浅，但它们却远远不能构成我们记忆生活的普遍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记忆能够对我们的日常活动向它提出的大量要求作出可靠的处理。我在前面的论述已经触及到了大脑的某些系统和过程，正是这些系统和过程才使我们得以对构成我们人生历程的各事件和主题发生记忆。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记忆能力之脆弱的大脑基础，我们下文必须对由失忆症所产生的奇异世界作出更深入的考察。

注　释

[1]布莱兹尼茨（1993），第179页。

[2]关于瓦鲁斯一案的综述报导，见瓦格纳尔（1988），引文引自第17—18页。

[3]厄尔代里（1985）认为，弗洛伊德观点的改变，导源于他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回忆报告以及诱导患者进行回忆的催眠术的批判性分析。马森（1984）则认为，弗洛伊德是在批评意见的压力下才改变观点的。奥夫施和沃特斯（1994）认为，弗洛伊德的患者是在他的威胁之下作出虚假回忆的。

[4]关于这些观点，D·P·斯彭斯（1984）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分析。弗洛伊德关于屏蔽记忆的论文的英译本，见弗洛伊德（1899）。

[5]说来奇怪，巴特列特（1932）的那些开创性的实验工作，后来很少有人重复过。另见高尔德和斯蒂芬逊（1967）。

[6]关于卡尔鲍尼及其他三个人物照片的误认，见巴克豪特（1974）及瓦格纳尔（1988）。

[7]舒勒和恩斯特勒-舒勒（1990）证实，对语言标记的编码有损于对面颜和颜色的辨认。

[8]关于棒球实验研究，见阿基斯和弗雷德曼（1984）。类似的其他证据，参见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1971）及苏林和都宁（1974）。

[9]心理学家一般将这种推理称为以图式为基础的推理。图式是指过去经验的一个组织单元，用以解释和分析当前的情境；这一术语最初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列特（1932）在他那本经典著作中提出来的。关于图式与记忆关系的研究和理论的综述，见阿尔巴和哈希尔（1983）。

[10]见迪斯（1959）。另见罗梯格和麦克德莫特（1995）及夏克特、科伊勒等（1995）。

[11]夏克特、弗法里和普拉蒂尔（待出）。

[12]关于联结主义和记忆歪曲的讨论，参见麦克莱兰（1995）。

[13]有关阿诺德的故事，见吉尔里（1994）。关于记忆在11世纪欧洲的性质和作用，吉尔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的分析。

[14]有关这一方面的最早的实验研究之一是由洛夫特斯和帕尔马（1974）完成的，他们当时是想确定，作为线索的具体用词是否会对被试的回忆内容产生影响。在一次实验中，他们让被试看一段电影，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两辆汽车发生了相撞，并要求被试对此加以回忆。当他们向被试提的问题是“当那两辆汽车迎头相撞时其速度如何”时，被试对汽车速度的回忆结果，要比向他们问“当那两辆汽车相撞时的其速度如何”快得多。认为线索本身的性质会影响到回忆结果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研究发现的意义。就这个实验而言，被试对动词“迎头相撞”的解释，严重影响到了他们对电影中汽车行驶速度的记忆建构，其影响的程度可能不亚于他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汽车速度本身。

[15]关于刷牙和技能学习的实验，参见罗斯和康威（1986）。

[16]引自斯彭斯（1984），第93、94页。

[17]林和纳希（1994）得出结论认为，利用催眠暗示性量表所测得的高度可暗示性和中等可暗示性的人，都“特别易于产生与暗示有关的记忆歪曲，而这些暗示效应未必和催眠情境有关。”

[18]引自斯巴西亚诺的律师在《奥兰多前沿报》（19日）上发的文章《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虚假证词吗？》。

[19]迪万和鲍尔斯（198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表被试更倾向于将某一心理事件称为“记忆”。他们先向被试呈物图片，然后测验被试对这些图片的记忆。在测验结束后，半数被试施以催眠，再对全部被试进行另一项记忆测验。结催眠的被试与未被催眠的被试相比，他们能回忆出更多在第未能回忆出的图片，但他们同时也产生了对并未呈现的图片假记忆”。关于这个问题，迪万（1995）及克莱茨基和厄尔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另见林和纳希（1994）及希汉（1988）。

[20]引自劳伦斯和佩里（1983），第524页。

[21]此片播于1995年4月4日。关于对往事和外星人诱导性“记忆”，巴克尔（1992）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分析；（1991）则为我们提供了实验的证据。

[22]洛夫特斯（1993），第532页；另见洛夫特斯和柯(www.xing528.com)

[23]海曼、哈斯班德和比林斯（1995）。

[24]关于重复、演练和确信程度的实验研究，见贝格法林那斯（1992）及罗蒂格、韦勒和拉加拉姆（1993）。关于其确信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见鲍斯韦尔、德芬巴赫和布莱卡辛、里格比和卡斯蒂罗（1991）及韦尔斯（1993）。

[25]引自尼塞（1982）第159页。关于证人证词的可靠的研究，见韦尔斯（1993）。

[26]关于希尔-汤马斯一案中与记忆有关的问题的讨论95年6月4明，催眠使现一系列实他们对其中果发现，被一次测验中的许多“虚代里（1985）虐待的催眠斯班诺斯等恩（待出）。、阿娜斯和证人辨认与姆（1987）、性与可信性，参见佩兹代克和普鲁尔（1993）。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在《洛杉矶时报》（1995年8月25日）上撰文讨论了辛普森一案中的有关记忆问题。

[27]里德等（1990）从“潜意识移情”的角度考察了汤普森一案；另见罗斯等（1994）。汤普森（1988）自己也提供了有关记忆歪曲的理论分析。

[28]关于洛夫特斯对证人暗示性的早期实验研究，见洛夫特斯、米勒和伯恩斯（1978）；关于这一问题的近时研究进展，见洛夫特斯、费尔德曼和达希尔（1995）。

[29]麦克洛斯基和萨拉戈萨（1985）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洛夫特斯对原始记忆的影响问题强调不足。关于证人暗示性研究中的源记忆失忆问题，参见贝利等（1994）、林赛和约翰逊（1989）及萨拉戈萨和兰尼（1994）。

[30]雅各比、凯利、布朗和贾赛科（1989）。

[31]这些关于真实事件和想象事件的分别的论点，在马西亚·约翰逊及其同事的早期研究中业已建立；参见约翰逊和雷伊（1981）、约翰逊等（1988）、约翰逊、哈希特罗蒂和林塞（1993）。

[32]关于源记忆失忆的社会意义，见约翰逊（待出）、里希欧、拉宾诺维茨和阿克塞尔罗德（1994）。关于源记忆的可信性及其遗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见普拉特卡尼斯等（1988）；关于源记忆失忆和信念之不合理之间的关系问题，见贝格等（1992）。

[33]弗雷德曼（1993）。

[34]布朗、里普斯和谢维尔（1985）。

[35]夏克特、哈伯卢克和麦克拉兰（1984）报告了对若干源记忆失忆症病例的实验研究，吉恩是其中之一。源记忆失忆症这个术语是艾文斯和桑恩（1966）在他们有关催眠的研究中提出来的。

[36]关于额叶受伤患者的源记忆失忆症，见雅诺斯基、希马姆拉和斯奎尔（1989）；关于额叶受伤患者的时间记忆问题，见米尔纳、柯西和来奥纳德（1991）。

[37]莫斯科维奇（1995）第228页。正如莫斯科维奇和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并非所有额叶受伤患者都表现出记忆虚构。只有当损伤波及额叶内部结构及其邻近的基前脑时，患者才表现出广泛的记忆虚构。

[38]达拉·巴尔巴（1993）。

[39]泰兰德（1965）。

[40]这一观点是由莫斯科维奇（1995）提出来的。

[41]关于大脑受伤所导致的误认的理论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诺曼和夏克特（待出）。

[42]见菲尔普斯和嘉萨尼加（1992）及麦特卡尔夫、弗内尔和嘉萨尼加（1995）。关于裂脑患者的导论性著作，见嘉萨尼加（1985）。

[43]关于这一问题的综述与讨论，见布鲁克和塞西（1995）。

[44]关于这一案例的综述报导，见《夏洛特观察报》1995年5月23日。

[45]塞西和布鲁克（1995）第12页。关于米契尔斯一案的详细讨论，另见布鲁克和塞西（1995）。

[46]关于儿童证人证词的全面综述与讨论，见塞西和布鲁克（1993，1995）。

[47]关于这些实验研究的综述，见塞西（1995）。

[48]引自塞西（1995），第103页。

[49]关于萨姆·斯通的研究报告，见莱希特曼和塞西（1995）。除误导性暗示会引起不准确的回忆外，他们还发现，如果向儿童被试预先说萨姆·斯通是个坏孩子，那么这些儿童被试会更倾向于产生对萨姆·斯通并未做过的坏事的虚假记忆。

[50]布鲁克等（1995）。

[51]见费弗希和施瓦茨缪勒（1995）。古德曼等（1994）、塞维茨和莫恩-哈迪（1994）也提供证据表明，年幼儿童能够对日常生活事件产生准确的回忆。

[52]夏克特、卡根和莱希特曼（1995）。

[53]关于英格拉姆的故事，见赖特（1993）给《纽约入》杂志写的文章及随后出版的著作（1994）。另见奥夫施和沃特斯（1994）。

[54]奥尼欧和康内尔（1995）对奥夫施的观察结果提出批评意见，并对他关于英格拉姆的实验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英格拉姆的障碍可能也与他的往事及其人格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