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源记忆与学前儿童：寻找逝去的自我

6.虚构的陷阱：源记忆失忆与学前儿童

近年来，有关年幼儿童的记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源记忆失忆和记忆虚构的一些最惊人且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证据。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儿童记忆易错性问题一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主要是因为年幼儿童的证词在一些被起诉的性虐待案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学前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案件中，公众和媒体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在这类案件中，教师或专职人员因有猥亵性的而且通常也是怪诞离奇的性行为表现而受到起诉甚至有时也被定罪。^[43]

1973年7月，一家电视台跟踪报导了这类案件动人心弦之一例。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小镇艾登顿的地方法院受理一起案件，小拉斯卡尔斯幼儿园的数名教职员工被指控犯有对该幼儿园学前儿童的性虐待罪，其中还包括几名已身为人母的女教工。整个案件的审理，是以这些学前儿童对他们所遭受的性虐待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教工之间的性不轨行为的回忆为基础的。然而，儿童的回忆是极易受到具有高度暗示性的提问方式所影响的，而且，他们的回忆报告往往也包含着对可怕事件的幻觉性想象成分。例如，在测验中，有一个学前儿童回忆说，他曾潜入湖中援救他的一个同伴，而他的同伴正受到被放入湖中的鲨鱼的袭击；又如，另有一个儿童“记得”他曾看到过一次外星人的飞船。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学前儿童关于他们遭受性虐待的回忆报告，最终导致艾登顿地方法院将两名教工判刑入狱，其一是该幼儿园的负责人罗伯特·凯利，其二是一个在那里任职的已生儿育女的年轻妇女凯瑟琳·威尔逊。^[44]

在另一例与此十分类似的案件中，新泽西州威伊幼儿保育学校的一位26岁的女教师凯利·米契尔斯，因多种不同的恶劣行径而被指控：

凯利·米契尔斯被指控：往幼儿生殖器上涂花生酱然后用舌头舔食，在孩子面前裸体弹钢琴，让孩子饮食她的大小便，对幼儿施行强奸，并用刀、叉、勺子等殴打他们。她因在工作时间表现这些行径长达7个月之久而被起诉。然而，在保育学校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任何人曾发现她表现任何被指控的这些行为，入托的幼儿也没有一个曾向父母报告过这些行为，这些孩子的父母也从未在他们孩子的身上发现有这些行为的任何迹象，他们从未在孩子生殖器部位发现过伤痛，也未在孩子身上闻到过大小便的气味。^[45]

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没有米契尔斯犯罪的任何客观证据，而且在保育学校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过或报告过她犯有这些不轨行为，但是，该学校的学前儿童关于他们受到虐待的回忆似乎又令人信服，足以使法庭以20位学前儿童关于米契尔斯对他们进行性虐待所回忆的一百余条罪状为基础，判米契尔斯47年有期徒刑。然而，当米契尔斯在监狱里度过5年铁窗生涯后，她的上诉终于使她的一审判决被推翻。和北卡罗莱纳州的那个案件一样，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案件中，那些确信米契尔斯犯有虐待罪的审判官们对学前儿童所进行的反复不断且带有高度暗示性的提问，使这些儿童的回忆发生了严重的歪曲。

北卡罗莱纳州和新泽西州的这两个案件的起诉和定罪，都是以儿童的回忆为基础的。陪审团接受学前儿童关于他们受虐待的回忆的这种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儿童的回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易于发生歪曲甚至是纯粹的虚构？他们的证词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被相信？几十年来，这些问题一直使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甚至还有父母等深感头痛。对此，专业人员的意见倾向于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孩子从来不会撒谎”，他们能够准确地回忆他们大部分的过去经历，而且，他们接受暗示影响的程度决不比成年人更甚。另一些人则认为，年幼儿童通常不能对幻象和现实作出分别，他们极易受到暗示，而且，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对过去的事件提出可靠的证词。斯蒂芬·塞西和马格耶·布鲁克在对近百年来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考察后，采取了一种中立的态度：与年长儿童和成年人相比，年幼儿童更易于受到暗示影响，也更倾向于产生记忆歪曲，但在合适的条件下，他们也能够准确地回忆他们过去经历的诸多方面。^[46]

新近的研究结果已令人信服地证实，年幼儿童通常都难以回忆源记忆信息，这反过来又使他们易于虚假的回忆。关于暗示性提问方式能够对某些学前儿童的回忆的准确性产生毁灭性影响这一点，也已得到证实。塞西及其同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戏剧性的研究发现。^[47]例如，在一项实验研究中，他们既向学前儿童提问一些已经真实地发生过的日常事件，但同时也向他们询问一些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知从来未发生过的另外一些事件，如他们要这些儿童回忆这样一次经历：“一只手指被捕鼠夹夹住了，因此被送往医院以将捕鼠夹取下。”其中有一位实验者鼓励这些儿童，让他们通过将这些事件想象出来的方式努力地回忆。整个实验程序每周进行一次，累计共进行十周。最后，实验者对这些儿童的回忆加以探测，说：“告诉我，你是否发生过这件事：你是否有过一次手指被捕鼠夹夹住了，并因此不得不被送往医院以取下捕鼠夹？”

塞西及其同事发现，在那些实验中杜撰的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中，有超过半数的儿童至少对其中一个事件产生了“回忆”。这些虚假的回忆典型地表现为各种复杂的陈述，其中包含着所想象的事件的诸多方面的大量细节信息。例如，有一个小男孩回忆说，那次事件是在他哥哥试图抢他的玩具时发生的：“我哥哥想抢我的卡通图，我当然不想让他抢走，于是我跑他追，将我逼到我家的木堆边，捕鼠夹正好就放在那里。就在这时，我的手指被夹住了。然后，我的妈妈、爸爸和哥哥一起开车将我送到医院，因为医院离我家很远。医生还用绷带将我这只手指包扎了起来。”^[48]

这个孩子以及其他孩子似乎都具有某种类型的源记忆失忆症。他们对他们的陈述的事件之感到熟悉，是因为他们已经对这些事件思考了数周的时间，但这些孩子却未能记住，这些事件是他们想象出来的。由于他们不能记起他们对这些事件所拥有的知识的来源，于是说起来就好像这些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然而，对孩子来说，这些虚构的记忆是确信不疑的。即使当这些孩子被告知，捕鼠夹及其他想象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时，他们有人还是对父母坚持说，这些事件肯定发生过，因为他们很确信地记得这些事件。(www.xing528.com)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米切尔·莱希曼与塞西进行过一项合作研究，揭示了儿童在接受误导的情况下会对日常生活事件产生虚假的回忆。实验是让学前儿童所不认识的一个人如萨姆·斯通与他们见面两分钟，实验场境是他们的教室。当这些学前儿童正在上课时，萨姆走进教室，向老师问了一声好，然后由老师介绍说，下面她要讲的故事的作者就是萨姆，并且是萨姆最好的作品之一。随后，萨姆就离开了教室。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研究者对这些被试学前儿童进行一系列的测验，测验的方式是就萨姆那次走进教室后的行为表现向这些学前儿童提出各种误导性的问题，如“请你回忆萨姆·斯通那次走进你们的教室时，他将嘴里吃的巧克力唾在白熊玩具上，你觉得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研究者还问，萨姆那次将书撕碎了是不是很愚蠢或很生气等，其实萨姆根本没有向白熊玩具唾巧克力，也没有撕书。然而，当实验进行到第十周以后，这些3至4岁的学前儿童有超过半数的人都说记得萨姆当时将嘴里的巧克力唾向白熊玩具或是将书撕了。他们约有三分之一甚至还说，他们是真实地记得当时看到萨姆做出这些事的。例如，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回忆说：“他……在老师说要小心玩具时，他却把玩具举了起来，然后就……就有些玩具碎了。”当研究者问她为什么有些玩具碎了时，她解释说：“因为他把玩具到处乱扔。”研究者又问，萨姆还干什么别的了吗？这个小女孩回答说：“然后他又拿起一本书，并扔向空中，有一页书就被撕碎了。”研究者又问：“真的吗？他是怎么把书撕碎的？”这小女孩答道：“因为他把书乱扔。”另一个小女孩还回忆说：“他在玩一个玩具时说‘应该小心’，但他却并不小心。然后他又走到玩具仓库玩玩具，并且把一个玩具摔碎了。”对5至6岁的儿童来说，他们的记忆稍强于三四岁的儿童，实验中，他们只有不到40%的人说萨姆做了这些事，而且很少有人说他们是看到他做这些事的。

与这些儿童相比，对照组的儿童没有接受研究者的这些误导性暗示，结果，在3至4岁的儿童中，极少有人说萨姆对玩具或书做了什么，5至6岁的儿童根本没有人产生这类回忆。这些没有受到暗示的被试儿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一般来说都对萨姆的行为作出了准确的回忆。^[49]

和在那个捕鼠夹实验中的情况一样，在这个实验中，学前儿童的这些记忆歪曲，可能也产生于源记忆的不足：其中有些被误导的儿童记不清，他们究竟是真的看到过萨姆将嘴中的巧克力唾向一只白熊玩具，还只是在后来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于是，围绕着在实验中由暗示性提问所产生的信息片断，他们便杜撰出一个虚假的故事。

这些观察结果意味着，当我们向一个年幼儿童提供各种误导性的或虚假的暗示时，他就无法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产生准确的回忆。相反，在没有受到暗示性影响的情况下，年幼儿童的回忆则是高度准确的。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布鲁克和塞西对所有学前儿童都很熟悉的一个日常生活事件的观察结果的证实，那就是儿童去医院的就诊。^[50]有一组5岁的儿童去儿科医院进行日常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大夫对这些儿童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做了一次预防注射，并让他们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护士则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某些处置，并给他们讲了一则故事，还就墙上贴的广告宣传画给他们作了讲解。一年后，研究者就这次例行检查向这些儿童进行若干次提问，其中有些儿童在提问过程中接受到研究者的一些误导性暗示，如说到护士对他们进行了体格检查和注射，而大夫则给他们做了某些处置、讲了一则故事并讲解了宣传画。另外一些儿童则未受到任何误导性暗示信息。结果，在那些接受到误导性暗示的儿童中，有超过半数者将他们所接受到的暗示信息整合到他们关于那次检查的记忆之中，于是他们现在所“记得”的是，护士给他们作了注射，并且还在记忆中添加了诸多虚假的细节，如有的孩子回忆说，护士还检查了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与此相反，那些未接受误导性暗示的儿童则极少产生虚假的回忆。

其他研究结果同样也已揭示，凡未接受暗示性提问方式影响的儿童，都能对日常生活事件产生相当准确的回忆。例如，认知心理学家鲁宾·费弗希及其同事发现，3岁的儿童能够以相当的准确性回忆特殊的日常生活事件，如全家去看一次马戏团表演或坐飞机的旅行等。的确，若在这些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被问及这些事件，他们表现出很高的保持水平。费弗希也指出，就学前儿童对某一往事的记忆而言，他们并不总是将母亲向他们提及的有关这一事件的信息整合到他们的记忆之中。^[51]

在塞西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中，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方面是，由受到误导的儿童所产生的虚假回忆，对相对开明的成年人来说是可信的。在上述有关萨姆·斯通和捕鼠夹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儿童对有关事件的回忆报告制成录像，然后播放给有关专家看，让他们分辨哪些报告是虚构的故事，哪些报告是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准确叙述。结果表明，这些专家未能对二者进行分辨。所有那些专门研究儿童的记忆研究专家、治疗专家及专业执法人员，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所难住，即区分真实的记忆和虚假的记忆——虽然这些专家都非常自信，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儿童能够产生准确的回忆，什么样的儿童则否。显然，成年人在询问学前儿童时必须非常谨慎，以免在无意之中误使这些儿童对他们仅仅是怀疑其发生过的事件产生歪曲的记忆。布鲁克和塞西已清楚地证明，在凯利·米契尔斯一案中，正是陪审团缺乏这种审慎的态度才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有关年幼儿童的研究结果，与我在前面所已强调的关于源记忆失忆、记忆歪曲及大脑额叶功能之间的关系是相一致的。事实表明，学前儿童可能会在源记忆方面表现出某些困难，而这些困难似乎又与记忆歪曲密切相关。有趣的是，关于儿童大脑发育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额叶发育得最为迟缓，学前儿童的大脑额叶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直到青春期以前，他们的大脑额叶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样，行为水平上的研究亦表明，学前儿童在认知测验中的表现，与大脑额叶受伤的成人十分类似。我和我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同事即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和米契尔·莱希特曼详细考察了这类证据，结果发现，学前儿童的虚假回忆，部分地可以归因为他们大脑额叶的相对不成熟。^[52]虽然，如果我们将年幼儿童所表现出的记忆歪曲全部都归因于他们大脑额叶功能的发育不成熟，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但是，这一观点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上述有关研究中，有些儿童会强硬地坚持说，萨姆·斯通弄脏了白熊玩具，又有些儿童回忆起因捕鼠夹而引起的疼痛，而事实上捕鼠夹事件却根本没发生过。

年幼儿童及额叶受伤的患者所表现出的记忆虚构，为我们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对往事的某一回忆的主观经验，可以同时既是令人确信不疑的，又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虚假回忆决不限于学前儿童和额叶受伤患者，在某些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虚假记忆也可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