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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逝去记忆:大脑心灵记忆受挑战

时间:2024-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汤普森对这一传讯深感蹊跷,但幸好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原来,受害者在遭受强奸前不久正在收看汤普森的电视讲座,她显然是将在电视上看到的汤普森的记忆与遭受强奸时对罪犯的记忆混淆了。洛夫特斯的这一研究亦不例外。[29]认知心理学家拉里·雅各比设计了一个聪颖的实验程序也表明,源记忆的失败会导致记忆歪曲。

寻找逝去记忆:大脑心灵记忆受挑战

3.心理学家被误认为强奸犯:源记忆之变幻不定

多纳德·汤普森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终生献身于记忆研究。他是澳大利亚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留学加拿大,师从恩代尔·图尔文。汤普森与图尔文合作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最终导致他们提出了编码特殊性原则,即我们对某一事件进行编码的特殊方式,决定了有哪些线索会在后来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回忆。获得博士学位后,汤普森回到澳大利亚继续从事研究,并主要集中于有关记忆歪曲和见证人辨认过程的研究。在那些包含见证人回忆的法律案件中,他经常以专家的身份对见证人的回忆作出鉴定。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汤普森被法院传讯,说他是一桩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时,他内心会产生何样的感觉,因为案件受害者对罪犯特征的回忆,与汤普森完全相吻合。虽然汤普森对这一传讯深感蹊跷,但幸好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因为就在强奸案发生之前不久,他正在一家电视台主持一个电视讲座,从时间上讲,案发时他决无可能在犯罪现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讲座主题正是人们如何才能提高对人的面孔的记忆能力。当事情的原委被弄清之后,汤普森也就被立即释放。原来,受害者在遭受强奸前不久正在收看汤普森的电视讲座,她显然是将在电视上看到的汤普森的记忆与遭受强奸时对罪犯的记忆混淆了。

此外,各类文献还报导了大量与此相似的案件。见证人之所以往往会向法庭提供关于案犯的错误指证,是因为他们在犯罪现场以外的某时某地遇见过被指证的人。作证之后,他们往往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见到过被指证的人的,却又对他产生一种强烈的熟悉感。[27]

记忆歪曲的这些戏剧性的实例表明,准确的回忆通常强烈地依赖于我们能否正确地回忆某一事件于何时何地发生的能力,这一过程我称之为源记忆(source memory)。上述强奸案的受害者确实正确地回忆起,她曾看到过汤普森的面孔,但关于她对汤普森面孔的记忆的来源,她却记错了。近期的一些研究清楚地表明,源记忆是极易出错的,而且,正是对所记忆之信息的正确来源的记忆失误,才导致了证人回忆以及其他日常回忆的种种歪曲和错误。

在洛夫特斯及其同事关于见证人记忆的经典研究中,他们让被试观看一个幻灯片,表现的是有一辆汽车在碰到一个红灯信号而停车后被卷入一场撞车事故。在目睹这一事件后,有些被试被问及:“这辆汽车在红灯信号前停车后发生了什么事?”而另一些被试则被问及另一个具有误导性质的问题:“这辆汽车在停车信号前停车后发生了什么事?”随后,每一个被试都被问及,这辆汽车是在看到红灯信号还是停车信号后停下来的,结果,那些被问带有误导性的问题的被试,都倾向于回忆说在幻灯片中看到的是停车信号。洛夫特斯据此论证说,正是那个具有误导性的问题,使被试想不起红灯信号。[28]

一般说来,某一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会激起一个随之而来的研究热潮,从而有助于我们澄清或修正我们对最初研究发现的理解。洛夫特斯的这一研究亦不例外。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误导性信息并不消除原始记忆,若测验适当,结果会表明,被试的原始记忆仍然存在。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这类实验中,被试在源记忆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记不清究竟是实际看到了停车信号还只是听说了停车信号。在一次尤其引人注目的实验中,被试还特别被告知,事后陈述所包含的任何信息都是伪造的,但尽管如此,一周后的测验表明,他们有人仍然坚持说,这个信息是原始事件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源记忆发生了失误:他们不再记得,哪些是事后陈述的信息,哪些是原始事件的信息。[29]

认知心理学家拉里·雅各比设计了一个聪颖的实验程序也表明,源记忆的失败会导致记忆歪曲。请看下列名单:塞巴斯蒂安·威斯道夫、罗杰尔·巴尼斯特、瓦勒里·马尔施、米尼·帕尔、阿德里安·马尔。这些人当中有谁属于社会名流呢?田径运动健将罗杰尔·巴尼斯特和笑星米尼·帕尔或许算得上名流,但其他人则否。在雅各比的实验中,若被试在看到这些无名小辈的名单后立即进行测验,那么他们很少会将这些无名小辈如塞巴斯蒂安·威斯道夫说成是名流。但如果在第二天进行测验,他们经常会把塞巴斯蒂安·威斯道夫当成是某一名流的姓名。这又是源记忆失误在作怪: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忘记了是在实验名单中看到过塞巴斯蒂安·威斯道夫这个名字,但却仍然觉得这个名字好面熟。雅各比颇具挖苦意味地说,他已经证明,确实可以使一个人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行列。[30]

对信息来源的回忆能力,构成了我们对记忆和幻觉、想象等的分辨能力的核心基础。读者或许有过这种体验,即计划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如邮一封信,但后来却很难记得清楚,究竟是真的已将这封信邮出去了还是只是准备邮但尚未邮出去。为了使自己相信,确实将这封信邮出去了,你可能会费尽心机地回忆你在邮信时的一些背景因素。例如,假若你特别地想起,在你走近邮筒时,邮筒里已经装满了信,你是将你那封信硬塞进邮筒的,那么你就放心了,相信那封信确已邮出去。相反,如果你怎么也回想不起邮信当时的任何原始信息,那么你肯定还会费心地想,那封信究竟邮出去了没有。(www.xing528.com)

实验室研究也已揭示,我们对记忆和想象的分辨能力,取决于我们对原始信息的回忆。一般而言,对外部事件的记忆都典型地含有对事件发生时的背景条件的大量细节的知觉记忆,而对内部事件(如思想、想象等)的记忆,则很少包含这种背景信息。若我们不能就背景的任何特殊细节作出回忆,那么我们在判定某一外部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时,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的依据,并因而极易发生记忆歪曲。反之,若某一想象的或幻觉的事件包含了大量有关它发生时的背景的细节信息,那么我们便会倾向于相信,由这种想象或幻觉所产生的那种心理体验,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真实记忆。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记忆过程的这些规律,才导致了那次著名的英格拉姆事件。保罗·英格拉姆是一个叫华盛顿的小镇的人,他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事件的“记忆”,在全镇引起了一次轩然大波。[31]

源记忆的相对脆弱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传播媒体的环境中,这些媒体时时不断地向我们传送着大量其来源的可信程度各不相同的新闻、小道消息及流言飞语等。例如,假设你在一次排队购物时读着一份小报以排遣时间,并在其中读到一则丑闻,对某一社会名人的诚实性大加非议,那么你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它的来源十分可疑。又假设几个月过后,你有一次在和几个人一起讨论社会名人的诚实性问题时想起那则丑闻,但却没有在意那是一家小报刊载的,那么,此时你的感觉会如何呢?很可能你会超出合理限度地相信那则丑闻,因为你对它的记忆是在一个可疑的来源中获得的。

社会心理学家们业已证实,当人们从某一不可信赖的人那里获得某一知识之后,虽然当时嗤之以鼻,但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忘记了这一知识是从一个不可信赖的人那里获得的,那么他们便会不适当地受到这一知识的影响。例如,假设有一个人自称是记忆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他告诉你说,人能够记住刚出生时的事件,但在这同时,你又得知他的博士学位是假造的,而且他从未受过记忆研究的正规训练,那么你是不会相信他关于人能记住刚出生时的事件的说法的。但假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只记得他说的话,却忘记了这话是谁说的,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些研究发现着实令人担忧,因为社会心理学家们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证实,人一般都具有一种偏狭的倾向性,即愿意相信新接受的信息。丹尼尔·吉尔伯特及其同事做过一项实验,是向被试呈现一系列陈述句,每个句中都含有一个杜撰的字,如“bilicar是一种长矛”(英文中没有bilicar这个词,它是实验者因研究目的而杜撰的——译注),并随意地对每个句子给出对或错的判定。结果发现,对任何一个句子,若被试忘记了它在实验中的对错判定,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一个偏见的趋势,即把它说成是对的。吉尔伯特指出,人们需要煞费苦心地调集各种相关的心理功能,才能“不相信”新接受的信息。因此,源记忆的失误,为我们形成各种不合理的、甚至是危险的信念打开了方便之门。[32]

对某一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忆也构成源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假如我要你回忆,在1994年6月16日那天,你做了些什么,那么你不大可能对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形成直接的回忆,而至多只能缩小其可能性(如回忆说“那年6月中旬我在卡普科德度假,所以16日那天我可能是在海滩上游玩”),并试图寻求其他信息以进一步作出假设(如“从日历上看,那天是星期六。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卡普科德参观那里的古城堡”)。然而,尽管如此,你对通过查看日历而形成的回忆,肯定不像你查看当年的日记那么确信无疑。

记忆对时间的这种建构性质,在各种幻觉和记忆歪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33]有一种常见的记忆歪曲现象叫标记效应(scale effect)。例如,试回忆你在1995年对某一博物馆的参观。你能回忆起那次参观的日期以及在那天的什么时间去参观的吗?或许你能准确地回忆起是在晚上去参观博物馆的,但同时却把日期回忆在6月,而实际上是在8月。如果我们的记忆中有对时间的逐日记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把某一日期记错几个月,但同时却又能记住某一日期的准确时间。标记效应得以发生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是以所回忆的其他信息如物理环境的背景特征为基础,来推论并建构某一事件的发生时间的。例如,在上述回忆中,你可能会回想起是在夜色中离开博物馆的,从而使你作出推论,说是在晚上参观博物馆的。在这同时你可能又回想起当时因天热而穿着薄衣短衫,但这只能说明参观是发生在夏天。因此,当你试图回忆某一事件的发生日期时,除非你能够回忆起其他某种更为显著的信息(如那次参观博物馆是作为你的生日庆典的一个部分而安排的),从而得以将日期建构出来,否则,你就有可能作出错误的,甚至是相差甚远的错误回忆。

在回忆一些为世人所熟知的公众事件的日期时,人们也有可能产生系统的误差,具体表现为倾向于将重要且显著的事件的日期回忆得较近,而将不重要的事件回忆得较为久远。[34]

人们在回忆某些事件的精确日期或其他原始信息时所产生的失误,反映了我们人类外显记忆的一个重大弱点,即构成我们某一日常经验的各种视觉、听觉、意义等的信息,并不总是被结合在一起而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因此,对某一经验而言,如果我们忘记了它的原始信息,却又保留着它的某些方面,如记得某人的面孔或对某一人名的熟悉感等,那么我们就会搜肠刮肚地对这种熟悉感或知道感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明,从而形成错误的或歪曲的记忆。如果所记之事无关紧要,那倒也罢了。然而,如果所记之事关乎人命,那么这种记忆的失误必将会导致一场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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