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曲面镜中的影像：记忆的歪曲
伊莎贝尔·艾伦德逐步认识到，记忆构成了她的亲密朋友，并在鲍拉患病期间给她带来宽慰。当心理学家施罗莫·布雷兹尼茨在回忆战时逃避纳粹迫害的可怕经历时，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他说：“记忆是无拘无束的，地点是它们的仆人，而时间则是它们驰骋的疆场。在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比记忆更诚实的朋友了。”[1]正如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信赖亲密的朋友一样，我们一般也可以信赖我们的记忆。然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偶尔也会欺骗我们；与此相似，记忆有时也会在我们最需要信赖它的时候欺骗我们。当记忆的歪曲和幻觉真的产生时，这些失误为我们理解记忆力之脆弱本质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线索，并且也戏剧性地说明，我们相信往事如何，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弗兰克·瓦鲁斯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中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记忆的歪曲。1978年，他因被指控为一名纳粹战犯而受审，有几个证人把他认定为一名盖世太保，说他于1934年至1943年间在波兰城市捷斯托瓦和基尔斯对平民实行恐怖统治。其中有一个证人回忆说，他亲眼目睹瓦鲁斯杀害了两名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另有一个证人回忆说，瓦鲁斯有一次闯进他的家虐待他的父亲，并说他亲眼看见瓦鲁斯枪杀一名犹太人律师。这位证人还轻易地在一系列照片中认出了瓦鲁斯，并十分肯定地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张面孔。正是这个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平民，而他唯一的罪状就是他是犹太人。”基于这些证人的辨认，瓦鲁斯被宣判为战犯，并被剥夺了美国公民权。
然而，当瓦鲁斯就此上诉时，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对德国战争记录的调查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弗兰克·瓦鲁斯或与这个名字相似的任何人的记录。波兰的一个战犯管理委员会也没有任何关于瓦鲁斯的记录。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瓦鲁斯能提出档案资料和证人证实，战时他并不在波兰，而是被遣往巴伐利亚农场做苦力。战争时期瓦鲁斯在巴伐利亚农场的照片——照片中的瓦鲁斯与他在1978年时的相貌如此悬殊，以致瓦鲁斯案的一审法官怀疑，那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照片——与瓦鲁斯作为美国雇佣军时的一张确证无疑的照片完全吻合。因此，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但保留他被指控的可能性（他后来再未被指控）。心理学家威勒姆·瓦格纳尔曾对瓦鲁斯一案作过非正式总结，他指出：“美国地方法院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弗兰克·瓦鲁斯并不是证人所认识的35年前的那个战犯，因此，瓦鲁斯应该受到补偿。”瓦格纳尔还指出，证人的误认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瓦鲁斯在晚年的长相酷似某一位真实的、在战时年轻的纳粹战犯。
瓦格纳尔还指出了与瓦鲁斯一案相似的另一个更为家喻户晓的案件，即克利夫兰的汽车工人约翰·丹江朱克一案。他被指控为是杀人魔狂伊凡。伊凡是一名邪恶的纳粹战犯，曾在特里布林卡集中营对犹太人实行恐怖统治。丹江朱克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放逐到以色列。他在那里服刑8年后，以色列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原审判决。法院找到了一些理由相信，真正的战犯伊凡可能是一个叫伊凡·马尔芩科的人，他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死亡。瓦格纳尔作为丹江朱克的辩护人之一，曾对丹江朱克一案作过详细分析，并在丹江朱克被判刑后于1988年公开发表。他的分析对那些导致人们误认为丹江朱克是伊凡的提审程序和取证程序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认为，这些程序使用了误导性的问题，提供给证人辨认的照片组合方式亦不恰当，而且，直接将丹江朱克确认为伊凡的失败也被法院忽视了。毫无疑问，确实有过一个叫伊凡的人，而且他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以色列最高法院却发现了许多理由，足以怀疑那些证人将丹江朱克辨认为特里布林卡集中营里的那个杀人魔狂的结果的可靠性。[2](www.xing528.com)
诸如此类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令人震惊的实例表明，记忆是容易出错的。然而，对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早已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弗洛伊德有关患者对童年期性创伤事件的回忆的观点，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评述性文献。弗洛伊德最初相信患者的这种回忆，认为通过催眠而获得的这种报告，是患者对真实事件的回忆。但自1897年后，他将患者的这种报告看成是以幻觉为基础的虚构，因而和我们今天对有关童年期性创伤事件的记忆恢复问题的看法相一致。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变化，起源于他对临床观察结果的仔细分析和重新思考；也有人指出，弗洛伊德是由于同事不齿于他接受患者的性创伤回忆报告，因而缺乏必要的勇气以相信患者的回忆；还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最初是以某种方式迫使患者虚构出有关性创伤事件的故事，以证明他自己有关早期性创伤在心理病理学中的作用的理论。[3]
不管他改变观点的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弗洛伊德越来越关注于记忆中所发生的歪曲的意义。在1899年的一篇题为《屏蔽记忆》的经典论文中，他指出，当我们回忆童年早期的经验时，呈现于我们心灵之中的视觉意象，并不是童年期的现实的一幅图画，而是记忆的歪曲或屏蔽，从而使我们免于面对真实发生的事件。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即意识的回忆不可避免地被我们的愿望及潜意识冲突所歪曲——构成了全部精神分析的核心假定。在弗洛伊德看来，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隐匿于屏蔽记忆背后的“真正的”现实揭示出来。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家比喻为考古学家，通过层层挖掘，以最终发现遥远往事的原始痕迹和残余。但是，关于如何将作为歪曲的各层从隐于核心的真实剥离开来，他从来未作过详细的论述。[4]
弗洛伊德的观点因下列事实而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他无法知道他的患者在童年期所真实发生的事件。要想对记忆的准确性得出肯定的结论，我们就必须获得一个对被记忆事件的客观记录。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列特通过对人们如何回忆复杂事件进行严格的实验研究而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发表于1932年的那本经典著作《论记忆》。在巴特列特的实验中，他让被试听一则古老的印度传说故事，叫《鬼魂之战》，然后让被试分别对这则故事回忆若干次。结果巴特列特发现，被试很少能够将故事里的所有事件准确回忆出来，他们能够回忆出来的，一般都是那些具有某种意义或与他们关于故事应该如何发展的预期相一致的事件。此外，他还发现，被试在不同的次数复述这则故事时，他们的回忆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于是巴特列特得出结论认为，记忆是对往事的想象性质的重构。他指出，回忆活动所产生的记忆经验，不仅决定于特定往事的内容，而且同样也决定于回忆者的“态度”——即他关于应该会发生什么以及什么才有可能发生的预期和一般知识。[5]
记忆有时会产生歪曲，承认这一点是很容易的，看出这一事实的重大社会意义似乎更容易，但如何理解记忆的这一特点呢？这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揭示这些谜，下面我将试图说明记忆和现实是如何发生相关作用的，二者在通常情况下能相互一致，但有时却也产生奇异的歪曲，从而戏剧性地永久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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