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记忆：艾伦德的个人回忆与一般人的异同

3.对人生经历的记忆

1991年12月，作家伊莎贝尔·艾伦德在马德里参加一个晚会，说她最近要出版一部新的小说。就在她向客人解释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时，她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她年仅27岁的女儿鲍拉被送进了医院。鲍拉及其家人在几年前就已知道，她患有某种罕见的遗传病。现在，这种病开始发作并使她进入昏迷状态。鲍拉就这样昏迷地躺在病床上一年有余。在这一年的时间内，艾伦德一直守护在女儿的病床边。她无法使女儿苏醒过来，也不知道万一有一天女儿苏醒过来时还能否记得她的过去，于是便试图向女儿灌输记忆。她在回忆录《鲍拉》中记述了这一情境。她说：“鲍拉，你听着，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免你醒来后大脑一片空白。”于是，她开始讲述她和鲍拉共同生活的经历，讲述她自己那些从来为鲍拉所不知的故事，以及她家几代人流传下来的家族史。通过将她自己的传记的各片段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讲述给鲍拉听，艾伦德是想揭开将女儿孤立起来的沉默。她回忆说：“在那漫长的沉默中，我沉浸在各种回忆中，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我的全部生命也似乎是一个单一的、不可理解的意象。童年时期作为孩子和姑娘的那个我、现在作为妇人的我，以及将来变成老太太的那个我，都成了同一条河流。”^[28]

艾伦德充满激情地回忆着。她那自传式的回忆如此密切地与她女儿的病情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又使她的回忆带有一股特殊的辛酸味。然而，在许多方面，艾伦德对自传的回忆与大多数人对人生往事的回忆是相同的：它既包含对特殊事件的细节回忆，又包含对某一生活阶段的一般轮廓的回忆。她回想起小时候住在拉帕斯时所看到的闪烁星空，回想起8岁时在海滩上所经历的一次令人恐怖又迷惑不解的性遭遇，又回想起50年代住在黎巴嫩时的情境，以及她坐在鲍拉病床边时所遇到的无数的人和事。

尽管我们对个人的自传式回忆显得变幻不定，但在它的内部却也包含着大量的结构。关于我们所回忆的自传知识，许多研究者进行了不同水平或层次的划分，其中，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术语对这些层次加以描述。这里，我接受由自传回忆研究领域内的两位先驱人物即马丁·康威和大卫·鲁宾所提出的划分方案。^[29]他们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划分了三种不同的自传知识，其最高层次所包含的是各人生阶段的回忆，即以年、十年为计量单位的各生活期，如在大学读书的阶段或在某地生活、工作的阶段等。中间层次包括那些以天、周、月为计量单位的一般事件的回忆，如在大学一年级时所参加的足球比赛、对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游览、刚参加工作时所完成的第一项任务等。最低层次是对特殊事件的回忆，如第一眼看见科罗拉多大峡谷时的感受等。

在我们回首往事时，这三个层次的回忆通常都是相互交错的。例如，在艾伦德的自传中，她回忆起在黎巴嫩的那段时光。对这段时光，她又回忆起许多我所说的一般事件，如经常去苏克斯——那是一个狭窄而拥挤不堪的商业区。在这同时，她又回忆起各种具体的特殊事件，如在她回忆那个商业区时，她想起有一次，母亲劝她买了一件婚礼服，虽然那时她还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婚。^[30]

实验室研究已经揭示，这三种类型的自传知识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是以大脑的不同组织系统为基础的。从实验结果看，一般事件是我们产生自传回忆的切入点。当被试在实验中被要求就他们的往事经验进行回忆时，他们所报告出来的大多是一般事件水平上的往事。^[31]一般事件之所以具有回忆的优先性，是因为它们得益多次的重复。一般事件集中体现了我们某一生活阶段的经验的一般特征，并通过多次重复的强化作用而易于被忆起。

对回忆而言，生活阶段的划分具有另一种功能。如果我要你对一生中的任何往事进行回忆，那么，我想你不会先想起某一个生活阶段，如“在我上中学时如何如何”，因为这个信息过于泛化而不能传达有关自传的知识。相反，你的回忆会在想起某一阶段的同时想起那一生活阶段的一般事件。生活时期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回忆起有关一般事件和特殊事件的自传知识，它们为我们的自传回忆提供了大体的框架结构。^[32]

这些事实导致康威和鲁宾就自传回忆的性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记忆中所贮存的，并不是与我们对往事所产生的回忆经验一一对应的单一的表征或记忆形象。相反，回忆所产生的记忆经验，是通过将自传知识三个不同水平上的各信息片段加以组合而建构出来的。

这一观点在退行性失忆症的一个变种中得到说明。1993年，英国学者约翰·霍杰斯和罗斯琳·麦卡锡描绘了一个叫PS的67岁患者的症状，他在一次事故中伤了丘脑，而丘脑的受伤一般都会导致失忆症。事故发生后，PS很难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产生记忆，而且也失去了对事故之前发生于他生命之中的几乎每一件事的回忆——只有某一特定的生活阶段是例外。他相信他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海军，他的假期行将结束，他很快就要归队。作为患者，PS虽然还能回忆起其他生活事件的些许零星片段，但他对自己的理解则主要受这个幻觉信念的支配，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半个世纪以前。

PS的病例表明，当自传知识不同水平层次的信息被相互分离时，就会导致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PS对任何一般事件都不能产生回忆，而只能零星地回忆起若干特殊事件。若说他的这些记忆已被遗忘，似乎不大可能。记忆研究的专家们从来没人认为，丘脑是贮存记忆的大脑部位。我们当可记得，GR也是因为丘脑受伤而患失忆症，但又逐渐恢复了对往事的记忆。不仅如此，在那些作为永久（或巩固了）的记忆影像之贮存场所的大脑皮质区域，PS没有遭受任何损伤。然而，丘脑却是一个使大脑前后各不同系统发生联系的关键结构。霍杰斯和麦卡锡认为，PS关于往事经验的知识已经与位于大脑额叶的提取系统失去了联系，而在正常情况下，正是提取系统才使对往事经验的回忆成为可能。^[33]

但是，仅仅是这种失去联系的分离假设当不足以解释PS那持久的幻觉。PS还患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症状，即不能对最高层次的自传知识亦即生活的各阶段划分产生回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关于某一特殊往事的记忆都处于压抑的状态，除非我们进行某一回忆活动，从而将之激活。例如，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北卡罗莱那大学的，但我关于这一生活阶段的记忆知识通常是处于休眠状态的，只有当我注意到我的人生经历的这一阶段时，它才能活跃起来。然而，这一知识的活跃却不致使我相信，我现在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并生活在北卡罗莱那，而且，随着我转而思考其他事情，这一知识又回复到休寂状态。但在PS的病例中，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海军部队服役”的神经表征，似乎永久地处于活跃状态而不能回复到休寂状态。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丘脑的受伤，从而使他陷于20世纪40年代时在海军部队服役的那个世界而不能自拔。PS在现实上相信他正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部分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于战时服役于海军部队的经历，构成了他全部人生极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我还怀疑，他之所以形成这一病理信念，可能也是因为他关于战时生活经历的回忆知识与其他记忆失去了联系。正是由于他无法回忆起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往事，他便无法逃避一个挥之不去的信念的支配，即他的假期即将结束，他很快就要归队。

若我们将自传知识的不同组成部分加以分离，我们就会理解到，作为对在不同时间发生于我们的过去的往事经验的保存，我们的回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是统一的，但在它的连续的表层之下，却隐含着诸多的结构和复杂性。我们所经验到的对往事的自传式回忆，实际上是从我们对各生活阶段、各一般事件及特殊事件的知识中建构出来的。当我们将所有这些信息组织到一起时，我们便拥有了过去。当艾伦德开始向她病危的女儿讲述她的往事时，她清楚地认识到了自传回忆的这种建构性质。她写道：“在讲述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被创造了出来，而且，在我将我的记忆记录下来时，我的记忆就变得更加强烈了。”等到终有一天鲍拉会苏醒过来——虽然事实上她未能如愿——的心愿的驱使，她想象着和女儿一起共同进行记忆的建构：“等你醒来后，我们将拥有无尽的时光，把你那破碎的过去编织为一体，并能创造出和你的幻想相一致的新的记忆。”^[34]

心理学家已逐步认识到，我们关于往事经历所保存的复杂的个人知识是被编织起来的，以形成我们的生活史和个人传奇。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传记，它为我们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提供了一种叙述的连续性。麦克亚当斯坚定地主张，个人生活史在认知和行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强调指出，这些高层次的回忆同样是建构的产物：

“个人史主要的是由叙述的过程而不是由所叙述的真实事件所揭示的，它决不仅仅是‘编年史’，像秘书所作的会议备忘录那样，对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详加记录。个人史主要是关于意义而不是关于事实的。在我们对往事的主观且加以修饰了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建构出了往事——或者说，历史是虚构的。”^[35]

如果说我们的回忆总是被建构出来的并时而发生歪曲，那么，我们关于我们的人生和自我的一系列基本信念会不会是完全错误的呢？如果说我们的自传建构和拼板玩具一样，是由大量碎片拼合而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眼下的需要和愿望的支配，那么，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基本事实是否总是被蒙而不见？小说作家普赖斯在回首往事时曾产生一个想法，但愿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多照了些照片、多作了些记录，以免他现在对自己的回忆的可靠性犹疑不定。他在“我回忆着那些悲欢离合的时光”之后，用括号进一步解释说：“我对往事的回忆是否可靠，取决于我的心智健康和我所做的工作。”但普赖斯接着又写道：“对回忆如何产生的心理力量的基本理解要求我承认，所有我自认为是真实回忆的事件，可能在事实上都是虚假的。”^[36]

普赖斯很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自传回忆都是复杂的建构产物。但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虚构的幻影世界中。事实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们对往事经历的回忆在基本轮廓上是准确的。就一个家庭而言，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一成员所记住的某一往事却被其他成员所遗忘，对同一事件，不同的成员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回忆。例如，我有一个弟弟叫凯恩。在我们很小时，我们全家去看过一场足球比赛，结果新英格兰队输了，这使我弟弟痛哭了一场。对此，我记忆犹新，但弟弟却早已忘了。那时，我家养了一只爱犬，有关它的事情，弟弟全记得，我却想不起来。对这些事件的记忆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我们当初对它们编码的程度不同，也可能反映了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不同，等等。我家的那只狗主要是我弟弟养的，他也经常对这只狗津津乐道。我们那次去看足球赛，是父母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带我们去的，因而对我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弟弟是新英格兰队的球迷，每当新英格兰队输球时他都感到悲伤。所以，我们同去的那次他因新英格兰队的输球而哭泣，只构成他无数次因此悲伤的其中之一，因而难以记清。

相比之下，对成年人而言，当他们就一般特征对更长时段的往事进行回忆时，这种回忆通常都是相当准确的。关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我的祖父母、亲戚等人，我和弟弟的回忆大体相同。我们的经验一般都具有典型性，因为研究已经发现，同胞兄弟姐妹对儿时家庭生活的一般特征的回忆，往往是相互一致的。^[37]

有趣的是，那些已经证实就单个事件而言回忆往往会发生歪曲和不准确的认知心理学家们，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克雷格·巴克莱就大学生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回忆进行过研究。这些大学生被试有写日记的习惯，并在那些值得一记的事件发生之后立即作简要记录。有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去了一趟商业区，想为父母结婚纪念日买一件礼物，却未买到一件称心的，这使我很灰心。”后来，巴克莱测验了学生就类似的这些事件的回忆，其中时间间隔从数月至数年不等。在测验方法上，他有时从学生日记中复印一页，并问被试这是否是他的原始记录；或者将学生的原始记录稍作细节的更改，如“我去了一趟商业区。我走了不下十家商店，但却未买到我想要买的礼物，这使我很灰心。”就这些稍作改变的记录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倾向于把它们回忆为他们的原始日记记录。偶尔还有学生把别人的日记误认为是自己的日记。然而，虽然学生被试的回忆可能会在诸多细节上出现差错，但他们在总体上对经验的一般意义的回忆是准确的。巴克莱得出结论说：“若说将自传回忆加以组织的意义完全是对往事经历的虚构，那不是事实。我们的自传回忆都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性。”^[38]

如果我们关于人生往事经历的记忆完全被歪曲的可能性存在的话，那自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往事的存在和保持正是以这些记忆为基础的，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我们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认识过的人相联系的纽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我们的自传回忆，才使他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永生。阿根廷画家戴安娜·甘多尔菲在作品《记忆的回响》（参见图3.3）中表达了这一重要含义。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帕波罗·尼鲁达的启示，她逐渐认识到，她那些已经逝去的亲密朋友，仍然作为记忆的回响活在她的心中。她的这幅画所描绘的鬼影似的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她心目中的老朋友，而挂衣钩和衣物则令人想起那已经逝去的人。

图3.3　戴安娜·甘多尔菲：《记忆的回响》，1990，26×33

在这幅作品中，鬼影似的人物形象暗指已逝去的朋友，他们现在只作为记忆的回响活在艺术家的心中。

对艾伦德来说，记忆的回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每想到女儿所遭受的苦难，她就回忆起祖父曾对她说的一句话：“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只有在被我们忘记时，才是真正的死亡。”艾伦德认识到，鲍拉仍然活在她的自传回忆之中：“记忆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魔法师，它能使你想起一个人的音容笑貌，从而让他在你的内心复活。”鲍拉同样也认识到了记忆的这一本质作用，她由于预见到，病魔将会过早地夺走她的生命，于是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她的母亲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勇气打开这封信，但当她终于打开这封信时，她感到了无比的宽慰：“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我；只要你们记住我，我就会永远和你们活在一起。”^[39]

注　释

[1]引文引自大卫·鲍尼梯（1991）第154页。

[2]关于艾宾浩斯的那本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参见艾宾浩斯（1885，1964）。1985年，《实验心理学杂志》为纪念艾宾浩斯经典著作发表100周年特辑一个专刊。遗忘曲线可以清晰地表达为一个数学的幂函数，表明遗忘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少。另见韦克斯梯德和艾珀森（1991）。

[3]克罗威茨和希夫曼（1974）；另见卢宾（1982）。在这两项研究中，遗忘曲线的形状都符合幂函数。

[4]引文引自卡希和摩斯（1972）第5页。

[5]在对记忆的实验研究中，关于遗忘的干扰理论具有一个悠久而分明的历史。参见波斯特曼和安德伍德（1973）。

[6]洛夫特斯和洛夫特斯（1980）对这一观点作了批判性回顾，即认为所有的经验均永久地贮存在记忆中。

[7]潘菲尔德的实验研究结果，最初报告于潘菲尔德和派罗特（1963），后来，洛夫特斯和洛夫特斯（1980）及斯奎尔（1987）对此作了仔细的回顾性考察。引文引自潘菲尔德和派罗特（1963），第653页和第650页。

[8]潘菲尔德（1969），第165页。

[9]斯奎尔（1987）表达了类似的批评意见。(www.xing528.com)

[10]引自班科德、布鲁尼特-鲍金、乔维尔和霍尔格林（1994），第78—79页。

[11]关于突触联结的丧失的神经生物学证据，见贝利和陈（1989）。

[12]林顿（1986），第63页。

[13]关于弗尼斯，见鲍格斯（1962），引文引自第112页。关于谢里谢夫斯基，见鲁利亚（1968）。

[14]关于将遗忘看成是对环境结构的适应反应，见安德森和舒勒（1991）。

[15]关于记忆增强的理论和讨论，参见厄尔代里（1984，1985）及派尼（1987）。记忆增强似乎对图像比对文字更易于发生。对此，派尼（1987）提供了若干可能的解释。关于巩固观念的历史分析，见波尔斯特、纳代尔和夏克特（1991）及斯奎尔（1987）。

[16]关于脑受伤后的失忆症的综述，见列文、本顿和格罗斯曼（1982）；卢塞尔和南森（1946））；夏克特和克罗威茨（1977）。

[17]阿贝尔等（1995），第302页。

[18]这一定律是由李播（1882）加以陈述并阐释的。关于对李播观点的富有洞见的讨论，见罗思（1989）；关于李播对早期有关记忆之科学研究的贡献，见哈金（1995）。

[19]关于名人脸谱测验技术的发展，参见巴特斯和阿尔伯特（1982）。关于电视测验，见斯奎尔（1987—1992）。

[20]麦金龙和斯奎尔（1989）。

[21]参见巴特斯和赛马克（1986）。

[22]关于动物的退行性失忆症，见左拉-摩尔根和斯奎尔（1990）；周、贝拉柯奇尔和贾法德（1993）；以及金姆和芳塞洛（1992）。

[23]关于EH的病例及面颜失忆症的一般讨论，见大马西奥、川内尔和大马西奥（1990）。关于物体及面颜的辨认障碍，见法拉（1990）。关于枕叶受伤患者的空间记忆障碍，见夏克特和纳代尔（1991）。

[24]关于巩固与颞叶中央区的关系问题的神经生物学观点，见大马西奥（1989），斯奎尔、科恩和纳代尔（1984）及斯奎尔（1987，1992）。

[25]麦克莱兰、麦克诺顿和奥雷里（1995）。

[26]关于视觉重组，见达里恩-斯密斯和吉尔伯特（1994）。

[27]关于梦、巩固及海马之间关系的观点，见温森（1985）和雷塞尔（1990）。关于视觉技能在快速眼动阶段的巩固的实验研究，见卡尔尼等（1994）。卡尔尼研究小组为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视觉技能的学习包含了早期视觉加工阶段的变化，因而海马对巩固过程的作用尚需进一步证实。为此，卡尔尼目前正在测验，颞叶中央结构受伤的患者能否表现出正常的视觉技能的学习。关于快速眼动睡眠能否有助于记忆的巩固，业已形成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28]参见阿伦德（1995）。引文引自第3页及第23页。

[29]关于自传知识的分类，参见康威和卢宾（1993）。林顿（1986）和尼塞（1986）也作了类似的分类。尼塞（1978）的论文在认知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中激起了对日常记忆进行科学研究的广泛兴趣。巴纳吉和克劳德（1989）认为，自然主义的研究工作的价值很有限，因为它是以方法不够严谨为代价的。但是我坚信，对记忆的科学研究应同时进行实验室研究和日常生活经验研究。

[30]阿伦德（1995），第83、84页。

[31]关于一般事件作为自传记忆的切入点，见巴萨洛（1988）。

[32]例如，康威和贝克里恩（1987）的研究表明，将生活阶段作为线索，有助于被试回忆出特殊的事件和情节。另见雷塞尔、布莱克和阿贝尔森（1985）。

[33]关于PS的详细记述，见霍杰斯和麦卡锡（1993）。

[34]阿伦德（1995），第8页。

[35]麦克亚当斯（1993）第28页。关于个人传记知识的其他类似观点，见柯特雷（1995）、克里斯（1956）、香克（1990）及辛格尔和萨洛维（1993）。

[36]普莱斯（1992）。

[37]关于童年期及家庭生活的回忆的研究综述，见布鲁温、安德鲁斯及哥特里布（1993）。

[38]巴克莱（1986），第97页。

[39]引文引自《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