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建构：科学家质疑记忆术的正确性

5.记忆的建构

对理解记忆而言，有关提取过程的脑机制的研究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心理学水平上对提取过程形成一个充足的理论说明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回忆某一往事经验时，关于我们忆起的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加以理解呢？究竟提取活动的功能，是否只在于激活某一隐伏的记忆或将之带入到意识之中呢？

例如，若我给你提示一个提取线索，说：“去年感恩节你是怎么过的？”那么，你立即就会想起去年感恩节是在哪里和哪些人一起度过的，但在这同时，你也会在主观上重新体验到那时那地的感受。那么，回忆活动的这种主观体验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最简单的回答是说，线索以某种方式激活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处于潜伏状态的记忆痕迹，而你对回忆这件事的主观体验，不管是如何地不完整，都是对沉睡于你的心灵之中的有关信息的直接反映：这就像一只关闭着的台灯突然被打开一样。

然而，记忆之提取过程决非如此简单。尼塞将对某一记忆的提取比喻为像是从恐龙化石碎片重新建构出恐龙一样，这一类比隐含了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对古生物学家而言，考古挖掘中所发现的化石碎片，与以这些化石碎片为基础所建构出来的恐龙不是一回事，所建构出来的完整的恐龙，是依据建构者关于完整的恐龙其形象应如何的一般知识，将这些化石碎片和另外一些可资利用的其他碎片相组合而成的。同样，对记忆主体而言，记忆影像（即对某一事件所贮存的信息片断）和记忆（即回忆起该事件的主观体验）是不同的。虽然被贮存的信息片断对回忆的意识经验是不可少的，但它们只构成回忆经验的组成部分之一。回忆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取线索本身。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提取线索只是激活或唤醒沉睡于大脑深处的某一记忆，但我已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线索需与记忆影像相结合，以产生一个与其组成成分不同的新的突显实体，那就是记忆主体的回忆经验。在普罗斯特的小说中已隐含了这一观点，其中，记忆产生于当前的某一感觉与往昔的某一感觉之间的比较和结合，恰似在视觉中，由双眼信息的复合而形成立体视觉一般。

我们最近做的一项实验研究证明，提取线索所具有的特征，会影响到我们的回忆结果。我们采用的被试是大学生，实验作业是让他们观看一些人物的照片，并相应地听这些人物的说话录音，这些人说话的语调或是欢快的，或是悲愤的。实验目的是一段时间之后，让被试看某一个人物的照片，回忆他的说话声调。结果发现，当照片上的人物面带笑容时，被试就倾向于将他的说话声调回忆为欢快的；若照片上的人物愁眉不展，他们便倾向于将他的声调回忆为悲愤的。事实上，人物在照片中的表情与他在录音中的说话声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被试所报告的“记忆”并不包含他们所要回忆的事件（即说话者的声调）的任何信息，反倒受到我们所提供的提取线索（即照片上人物的表情）的强烈影响。^[44]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还很少注意到提取线索的特征如何对回忆活动的主观体验产生影响，这可以归因为图尔文所谓的传统理论的“强大势力”，即认为记忆只是往事之记忆影像的被激活。^[45]人们从直觉上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在以某种方式贮存于我们大脑之中的记忆信息，与我们对这一记忆信息的激活而引起的回忆经验之间，存在着不变的一一对应关系，乃至于认为，要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研究记忆并试图对之作出理论说明的科学家们，正日益怀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例如，近年来，在记忆研究领域所形成的一股强劲势力是联结主义，它已放弃了将记忆看成是某一往事被激活了的影像这一观点。联结主义者或神经网络模型是以这样一个原则为基础的，即认为，大脑对记忆影像的贮存，是通过加强参与对某一经验进行编码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而实现的。当我们对某一经验进行编码时，那些活跃起来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就变得越来越强，脑活动的这种特殊的模式，就构成了对该经验的记忆影像。后来，当我们要回忆这一经验时，某一提取线索所诱导出来的是脑活动的另一模式。如果这一模式与先前被编码的模式足够地相似，那么所引起的便是一次回忆活动。在神经网络模型中，“记忆”并不只是被激活的记忆影像，而是由提取线索和记忆影响共同起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活动模式。一个神经网络将眼前环境中的信息与过去所贮存的模式相结合，二者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神经网络的回忆。对人而言，这一结论同样适用。当我们进行回忆时，我们所产生的是与记忆中所贮存的影像完全相匹配的模式，而不是将一束光线投射到被贮存的图像之上。^[46]

对于将记忆看成是产生于提取线索和记忆影像的一个突显特征这一观点，人们尚难以接受。如果我们要想理解，我们究竟如何将往事的经验残余转换成我们的自传故事并形成我们的自我，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为我们所熟知的种种偏见。

注　释

[1]参见罗蒂格（1980）和兰道尔（1975）。

[2]尼塞（1967），第285页。

[3]塞西、德西蒙及约翰森（1992）描述了巴伯斯·P的病例，并报告了对他的记忆能力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关于魔术数字7的重要性，见米勒（1956）。

[4]有关工作记忆的最初的开拓性研究是由巴德莱（1986）及其同事进行的。巴德莱将工作记忆分为若干子系统：一个中央执行系统和两个附属次系统，这两个附属次系统是音回和视觉——空间模式，其中后者暂时保存非语言信息。关于音回受损患者的研究，参见瓦勒和莎利斯（1990）。

[5]加工深度这个术语和加工水平相类似，它是由克莱克和洛克哈特（1972）在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的。

[6]关于这些特殊技术的讨论，参见克莱克和图尔文（1975）。这些技术统称定向作业。

[7]这一发现最初是由克莱克和图尔文（1975）报告的。关于精细编码的早期实验研究工作，另见斯特恩和布兰斯福特（1979）。

[8]关于精细编码及记得体验和知晓体验，参见嘉迪纳和约瓦（1993）。

[9]见尼克尔松和亚当斯（1979）。

[10]参见耶迪斯（1966）。

[11]关于中世纪记忆术的历史，参见卡卢瑟斯（1990）。关于视觉意象记忆术和记忆改进问题，参见贝勒莎（1981）及波尔（1972）。赫尔曼、雷贝克和贾特曼（1993）还特别讨论了如何改进学生记忆表现的问题。

[12]关于对记忆术的批评意见，参见J·斯彭斯（1984）第4、12页。

[13]关于意象、心灵及大脑，参见柯斯林（1981，1994）。

[14]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另一位大学生长跑运动员DD后来达到并超过了SF的记忆水平。DD以他的有关跑步时间的知识为基础，利用精细编码策略，达到了能够准确回忆出100个数字的水平。关于DD及SF的研究报告，见蔡斯和艾里克森（1981）。

[15]关于象棋、桥牌及其他领域内的记忆研究，见艾里克森和斯密斯（1991）。

[16]根据K·安德斯·艾里克森（1992）：“某一活动领域内的专家所表现出的超常记忆水平，是他们对自己领域内的有关信息进行正常精细编码的直接结果。”关于专家身份获得过程的传记研究，参见布鲁姆（1985）。

[17]关于JD的个案史及其详细讨论，见沃特豪斯（1988）。萨克斯（1985）报告了若干与JD相似的孪生子白痴学者的病例。

[18]斯托尔（1992）第6页。

[19]杰拉德·艾德尔曼（1992）。

[20]关于杰里·科克的生平及其艺术的评传，见哈里斯（1995）。(www.xing528.com)

[21]在PET扫描研究中，被试通过注射或吸食的途径吸收某种同位素。同位素因不稳定而放射出质子（从而有所谓正电子放射图谱术的说法），质子接着会与电子相结合。在质子与电子相结合的过程中，会放射出r射线。这些r射线会激活扫描仪中的检测器，从而能反映出质子与电子相结合的部位。在执行某一作业的过程中，凡活跃的大脑部位比不活跃的大脑部位血流量更大，从而使这些部位的同位素含量增加，并导致更多的质子与电子相结合。PET扫描仪中的检测器能够将这些部位的活动水平记录下来，并转换成图谱以反映这些部位的活动水平。

[22]关于这一研究，见卡帕尔等（1994）。

[23]卡帕尔等（1995）的PET扫描研究结果已得到德姆布等人（1995）的神经成像技术研究结果的证实。德姆布等人所利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术，能同时在不同的血流量条件下（另见波斯纳和雷契尔，1994）。德姆布等人发现，精细编码过程总是伴随着左脑额叶皮质血流量的增加。

[24]关于差别性、精细编码及特殊事件电位的研究，见法比里和唐奇恩（1995）。

[25]正电子放射图谱资料表明，海马在对新异图形的编码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参见图尔文等（1994b）。关于我们对不可能图形的研究报告，见夏克特、雷曼等人（1995）。

[26]关于西蒙的记忆理论概述，见夏克特、伊希和图尔文（1978）；夏克特（1982）从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广泛讨论了西蒙的生平及其学术观点。关于西蒙论记忆的著作英译本，见西蒙（1921，1923）。

[27]瓦特（1905），第130页。

[28]关于现在所谓的“赫布式学习”的最初论述，参见赫布（1949）。关于这种观点的现代形式，见麦克诺顿和纳德尔（1989）；关于它的近时研究证据的概述，见默尔赛尼希和萨米希马（1993）。

[29]关于编码特殊性的最初论述，见图尔文和汤姆森（1973）；另见图尔文（1983）。

[30]这里可以以巴克莱等人（1974）的一项实验研究为例加以说明。他们要求被试思考一些简单的句子如“那人要举起一架钢琴”。被试在看到这个句子后，很可能会想象出，有一个人满头大汗地在搬动一架沉重的钢琴，甚至有可能会怀疑，他能否搬动钢琴。他们又要求另外一些被试思考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句子：“那人在调试钢琴。”在这种情况下，被试会想象出有一个人在拨动着琴弦，甚至在心理上“听到”了某一弦音。这些句子作为背景，会诱导被试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目标单词“钢琴”进行编码。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实验者通过向被试提供一些简单的短语作为提取线索，要求被试对目标单词（“钢琴”）进行回忆。线索“某一重物”可能会使被试回想起某人努力搬动钢琴，但很少使人想到有人调试琴弦；与此相反，若以“某种能发出优美声音的东西”为线索，被试会回想起有人在调试钢琴而不是试图搬动钢琴。这正是巴克莱等人的研究结果。“某一重物”作为线索，要引起被试回忆起目标单词“钢琴”，则被试必须在此前看过“那人要举起一架钢琴”的句子；相反，“某种能发出优美声音的东西”作为线索，要使被试回忆起目标单词“钢琴”，那么被试必须在此前看过“那人在调试钢琴”的句子。

[31]安德森等（1976）。

[32]关于状态依赖性提取过程的研究，伊希（1989）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概述。伊希强调指出了状态依赖性提取过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只要实验者向被试提供外显记忆之提取线索。那么，被试在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药物状态相同或不同便无关紧要了。例如，若被试在用药状态下学习一个词串，如peach（桃子）、apple（苹果）、banana（香蕉）、tiger（老虎）、horse（马）、monkey（猴子）等，那么，当被试在后来进行独立的回忆测验时，就会表现出状态依赖性效应，即被试在同样的用药状态下会比清醒时能够回忆出更多的目标单词。但是，假如实验者在测验阶段向被试提供某种线索如“水果”和“动物”以帮助被试回忆，那么被试就不会表现出状态依赖性效应。因此，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条件下，重新诱导出先前的状态有助于被试的回忆，但是，当有其他线索时，学习阶段的状态便对回忆不产生影响。

[33]这个实验是由费施尔和克莱克（1977）报告的；莫里斯、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1977）报告了另一个与此相类似的实验。

[34]曼梯拉（1986）报告的实验表明，在看过大量单词后被试可以有很高的保持水平。谢帕德（1967）和斯坦丁（1973）的研究表明，当向被试呈现数百个甚至数千个真实情境的画面后，若立即加以测验，那么他们能够正确地辨认出其中的绝大多数。对这一发现的理解方式之一，是认为真实生活情境的画面，能够引起高度不同的精细编码，这些编码在测验时很容易被恢复，因为画面本身就向被试提供了回忆的提取线索。但是，若被试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进行测验，则他们的回忆量会大为降低。

[35]关于人类和动物在提取线索的作用下能回忆出似乎已经忘记了的内容的证据，参见卡帕尔梯和尼思（1995）。

[36]关于尼尔个案的详细说明，见瓦尔格-卡的姆、伊萨克斯和米希金（1994），引文引自第692—693页。尼尔的肿瘤位于第三脑室附近的松果腺区域。显然这个病例最终被治愈了，但MRI扫描研究却揭示了海马、间脑及其之间的联结结构的破坏，而这些结构对记忆则极为重要。

[37]卡拉马扎和希利斯（1991）。

[38]关于记忆提取之细胞基础的讨论，参见约翰逊（1994）；关于提取的心理学理论和计算机理论，见麦克兰德（1995）和麦特卡尔夫（1993）。

[39]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说明，见大马西奥（1989）及大马西奥和大马西奥（原文如此——编者注）（1994）。

[40]关于提取过程中左右脑额叶不对称的证据，见图尔文等（1994a）。

[41]在斯奎尔等人（1992）那项提示海马在提取过程中的活跃水平的研究中，当被试被提示以单词的头三个字母时，他们能回忆出所学的单词来。但从那以后，有的实验揭示了海马在提取过程中的活跃，有的则没有。这可能是因为，海马的活跃依赖于被试回忆某一往事的独特方式。关于有关证据的讨论，参见巴克纳和图尔文（1995）、巴克纳等（1995）、格拉斯比等（1993）、安格莱德（1995）。

[42]为了区别提取与回忆的主观体验，我们采用了深度加工控制手段。我们先让被试学习一个单词表，并要求他们对其中一些单词进行精细编码，而对另一些单词进行浅层编码。在精细编码实验作业中，被试能轻易回忆出多数目标单词；而在浅层编码作业中，被试需努力才能回忆少数目标单词。在被试进行提取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大脑扫描研究，结果发现，当被试在回忆进行过精细编码的目标单词时，海马具有高度的活跃性；而在回忆进行过浅层编码的目标单词时，最为活跃的则是大脑额叶。

[43]关于联想性提取和策略性提取之间的差异，参见莫斯科维奇（1994）。

[44]关于音调和面部表情的实验研究，是与凯文·奥西斯纳及卡里·艾德华兹合作进行的，其中前者是我的研究生，后者是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

[45]关于我们认为记忆是线索和记忆影像联合作用的产物这一论点，参见图尔文（1983）。

[46]关于联结主义和平行分布加工理论，麦克莱兰和卢莫哈特（1986）为我们提供了从联结主义观点研究记忆的精彩论证。另见伊代尔曼（1992）、格罗斯伯格和斯通（1986）及麦克莱兰（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