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逝去的自我记忆及大脑编码

1.巴布尔·P与编码的性质

巴布尔·P是费城的一个职业赌徒，他的全部生命时光几乎都在骰子、扑克牌等赌博活动中度过。他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他说他一辈子只读过两本书，但他的记忆能力却非同一般，甚至最博学的各类博士与他相比也望尘莫及。对一般人而言，要在看过或听过一遍一个由七个数组成的数字串之后，立即按正确的顺序把它们回忆出来，那是比较困难的，若要按相反的顺序把它们回忆出来，那就更困难了。然而，巴布尔·P在这两个方向上的记忆力都是惊人的。^[3]为了体会他的记忆能力，请读者看一遍下列的数字串，其中每个数字看1秒钟，看完后将目光从数字串移开，并立即按相反的顺序对这个数字串进行回忆：43902641974935483256。我想，当你回忆到8，4，或5时，恐怕就很难再往前回忆了，而且，我敢打赌，没有人能回忆到0，更不用说回忆到第一个数字了。但对这个数字串或其他类似地由20个数字组成的数字串，巴布尔·P却能够准确地倒背如流。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是因为他天生地具有一种惊人的，甚至像照相机式的特殊记忆吗？

这个问题的可能的答案，同样也在于我们如何对经验片断进行建构的那个过程之中。心理学家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编码过程（encoding process），即一个人将他所见、所闻、所想或所感的某事转换成一个记忆的过程。我们可以将编码过程看成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种特殊的注意方式，正是这种注意方式对我们随后记忆这些事件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心理学家们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有关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的争论中，才第一次认识到了编码过程的重要性。短时记忆只持续数秒钟。现在，研究者们都相信，这种暂时性的记录依赖于一个特化的、被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系统，它只在短暂的时间内持有极少量的信息，如在前面有关数字串回忆实验中所表现的那样。关于工作记忆的作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经验中都非常熟悉。假设你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要在电话号码簿中查找他的号码。当你查到他的号码之后，在你走向电话机准备打电话的整个过程中，你会在心目中反复不断地快速默诵这个号码。如果你在走向电话机的过程中，受到了哪怕只是极短暂的分心作用，那么你恐怕就会忘记这个号码而需要重新查一遍。如果你拨通了电话，那么号码可能就会立即被你忘掉。这种记忆为什么会如此飘忽不定呢？

原因部分地在于，与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相比，工作记忆所依赖的是大脑结构的一个不同的神经网络。有些在大脑颞叶内侧受到损伤的患者，他们能够正常地在记忆中保持一个字符串数秒钟，却不能对此形成更长时间的记忆并加以显在地回忆。另有一些在顶叶灰质表层某一特定部位受到损伤的患者，他们能够形成长时记忆，但却不能保持并复述一个字符串。他们丧失了工作记忆的某一特殊的部位，称为音回（phonological loop）。音回的作用正在于为我们把一定的少量语言信息保持在心灵之中数秒钟。^[4]

编码概念正源出于此。在你利用音回默诵一个电话号码时，你只是对这个号码进行表面的编码。要想建立长久的记忆，那就必须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更彻底或更深入的编码，即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一信息与已经存在于记忆之中的知识相联结。此时，你就不能只在音回中重复所要记忆的信息。试想，你要记住电话号码5890624，你就不会仅仅是反复地默念它。相反，你会以某种方式赋予这些数字以意义。例如，假设你家5口人，除了你之外，还有父母、妻子（或丈夫）及儿子（或女儿），儿子（或女儿）生于1989年6月24日，那么，你就可以将这个电话号码记成你家庭成员及子女的生日。这样，你就对这个电话号码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编码，从而能永久而准确地记住它。这在心理学文献中被称为“深度加工”效应。^[5]

在诸如巴布尔·P等的情况中起作用的，可能正是这种效应。巴布尔·P对数字非常敏感，他似乎能够毫不费劲地将一长串的数字分割成若干有意义的单位或组块（chunks），因而，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是发疯式地对这些数字加以背诵，而是利用他在多年的赌博活动中对数字所形成的某种技能，将所看到的数字与他记忆中已有的知识相联结。除了数字之外，巴布尔的记忆并不在一般意义上表现惊人，他对字词、物体、位置以及人的面孔等的记忆，并不表现得比别人更好。

精细编码

近二十年来，记忆研究者们设计了若干特殊的方法，以控制一个人的编码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大大促进了对记忆和失忆症之谜的揭示。^[6]假设我要在一个小时之后测验你对下列单词的回忆能力：floor（地板）、car（汽车）、tree（树林）、shirt（衬衫）、flower（花卉）、grass（草地）、table（桌子）等，那么，你既可以通过联想起这些单词的视觉形象、也可以反复背诵，或杜撰一个故事把这些单词串连起来，以对它们加以记忆。你究竟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记忆，如果我不加以控制，那么我就很难知道编码过程是如何影响记忆的。因此，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对你就这些需要记忆的单词想到些什么加以控制。

记忆研究专家是通过所谓定向提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定向提问作业不允许被试对目标单词进行随意的记忆，相反，它通过就目标单词向被试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让他回答，从而决定了他的编码方式。例如，就“衬衫”一词而言，我可以通过要求你回答诸如“衬衫是一种服装吗？”之类的问题，诱导你对目标单词“衬衫”进行一次深层的语义编码，因为，如果你不思考“衬衫”一词的语义，你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我也可以通过提出诸如“shirt一词的字母是辅音多还是元音多？”之类的问题，诱导你对目标词作出表层的非语义编码，因为你不必注意到这个单词的意义而仅根据其字形便可对问题作出回答。如果我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测验你对上述单词表中各单词的回忆能力，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那些你作过语义编码的单词，你的回忆或再认的效果，会远远优于你作过非语义编码的单词。

这一发现其实并非惊人之举，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已表明，凡有意义的事件，我们易于记忆，而无意义的事件则不然。然而，问题在于，只有某一特殊类型的语义编码，才能提高我们的记忆水平，那就是精细编码（elaborative encoding），只有它才能帮助你将新的信息与你已掌握的信息加以整合。例如，如果我通过提问“衬衫是一种昆虫吗？”来诱导你对“衬衫”一词的编码，你自然要顾及“衬衫”的语义才能作出回答。但是，在你作出回答时，你并没有将目标词与你已有的关于衬衫的知识相整合。也就是说，你没有对“衬衫”一词作出精细的编码。在回答一系列这种类型的定向问题之后，关于“衫衬”一词是否属于上述测验词表，你的回忆能力之差会令你自己也感到吃惊。^[7]

在日常生活中，记忆往往是我们对正发生着的事件的思考方式的一个自然的，甚至可能是自动化的副产品。如果我们想提高对一个事件或事实的记忆水平，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之进行反思，并使之与我们所已掌握的事实发生联系，从而对它进行精细的编码。实验室研究已表明，仅有想记住某事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这种愿望转变成对所要记忆的事件之有效的精细编码。例如，一个学生在准备考试的复习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对所学的内容形成有意义的联系，但当他不必参加考试时，也就不会如此麻烦地进行这种精细编码。

反过来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加以回忆的许多经验，最初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想记住它们的特殊愿望而被编码的。有时，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促使我们对它加以深层的编码，但是，如果我们刻意地去对生活中所发生的每样事件进行编码以期为日后回忆之用，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无法进行。事实上，我们记忆什么、不记忆什么，受到某种形式的自然选择的决定。一般而言，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决定了我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选择性注意和编码，反过来讲，一个事件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我们便会自发地对之加以精细编码，从而有助于日后的回忆。我们记忆系统本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我们去记忆那些最重要的事件。^[8]

深层的精细编码不仅影响到我们所能回忆的事件的数量，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回忆经验的质量。我在第一章已指出，如当我们遇见一个陌生人时，如果我们对有关信息进行精细编码，那么我们在日后就更有可能“记起”当时的情况；但如果我们不进行精细编码，那我们恐怕“只知道”那人似曾相识。对于我们记住某一往事丰富而鲜明的细节而言，精细编码是一个关键，甚至必不可少的环节。^[9]

编码与记忆术

精细编码几乎是所有流行于世的各种记忆术的关键之所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记忆术，是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于公元前477年提出的视觉想象记忆术。作为一个诗人，西莫尼德有一次被指定在一个大型晚会上朗诵诗歌。晚会上，他意外地被两个年轻人叫了出去。就在他走出晚会大厅的一刹那，大厅倒塌了，将所有来宾砸得面目全非而无法辨认。西莫尼德之所以成为一位英雄，是因为他能通过想象每一个桌子的位置、并因而想起每一个座位上的人，且以这种方式重构了一份来宾名单。

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功绩，是因为他利用了他自己所发明的一种记忆术，称为位置法。位置法也因这一次事件而在古希腊闻名一时。这一方法的根本特征，在于对记忆信息进行一种特殊的编码，即对所要记忆的事物形成鲜明生动的心理意象，并在心里将这些意象放置在一系列熟悉的位置上。之后，在需要回忆这些事物时，记忆者只需在心理上查对这些位置即可。西莫尼德正是这样回忆起所有来宾的名单的。^[10]

虽然现代人利用位置法以及其他类似的想象技术完成了记忆的各种惊人的成就，如记住了厚厚一本电话号码簿中的全部姓名和号码。但在历史上，这种成就绝非新颖。古希腊的演说家们就已经能够利用记忆术对长篇演说加以记忆，古罗马的将军们也利用记忆术记住了自己军队中成千上万士兵的姓名，而在中世纪，学究们则依靠记忆术的帮助，来研习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记忆术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对艺术和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11]

到了十五六世纪，西莫尼德那相对简单的位置法逐渐被巴罗克式“记忆之宫”所取代。那是欧洲一些富有创造心灵的人们所构想并描绘出来的一种记忆术。随着巴罗克建筑风格的盛行，戏院的结构越来越精巧复杂，整个建筑包含着成千上万个建筑部位。于是，这些人便从想象上将不同的观念或格言放置到戏院结构的不同部位上，从而形成一个字典式的“记忆之宫”。对这种记忆之宫的不同部位及其相应的观念和格言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繁重，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那时的人们正是要在学会这一记忆之宫之后，将他们所要记忆的新的信息放置到宫内某一位置而加以记忆。助记系统的这种过量超载，逐渐地使它自身坍塌了。^[12]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述古代这种记忆术，意在说明，作为视觉想象记忆术之核心的认知活动，即对所要记忆的对象形成一个意象并使之与某一心理位置相联，正是深层精细编码的一种形式。记忆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编码形式，这些编码形式既与先已存在的知识密切相联，又与记忆中其他内容相互不同。而且，根据前文对自觉回忆过程中的视觉重现之重要性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想象记忆术的视觉形式，很可能提高了它作为显在记忆之辅助手段的效用。^[13]

在像巴布尔·P这样一些记忆能手的记忆活动中，精细编码也表明是十分重要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着手探明，普通人通过训练能否对七个以上的数字在呈现一遍的情况下加以记忆。他们请来两位普通的大学生，每天定时到实验室进行训练。他们在实验室向这两个学生呈现一系列数字串，并要求他们尽力回忆。在训练的头几个星期，这两个大学生的记忆情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此时，其中一个大学生退出实验，而另一个大学生SF则继续接受训练。随后，他的数字记忆广度呈直线上升趋势，最后竟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几个月的训练之后，SF能够在只呈现一遍的情况下，准确地回忆出由八十多个数字所组成的数字串。(www.xing528.com)

这里，我们可以问，训练所提高的是SF的一般记忆能力吗？是否任何一个人在接受这种记忆训练后都能获得同样的成绩？显然不是。SF的惊人记忆成绩，在于他使用了精细编码的策略。就在他的数字记忆广度要发生变化的时候，SF突然想到了一个对他所看到的数字串进行精细编码的方法。他是校田径队的中长跑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他突然想起，可以利用他关于作为赛跑成绩之时间的数字形式的意义的详细知识，来对所呈现的本来没有意义的数字串进行编码。如对于数字串4125，他可以这样进行编码：“要在刮风的天气，用4分12秒5的时间跑完1英里，这个成绩还可以。”他的数字记忆广度的增加，与他的精细编码策略的逐渐发展是同步的。但是，SF的记忆决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得到了提高，在训练结束时，当要求他对字母串进行回忆时，他最多也只能回忆出七个字母。^[14]

同样，象棋大师对棋盘上的棋子布局，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记忆能力。在一项研究中，对一个尚有25个棋子的实际比赛的残局，国际大师只需看5秒钟，就能记住几乎所有棋子的位置，而在这样的呈现时间内，象棋新手却只能记住约4个棋子的位置。而且，国际大师对棋局的这种记忆水平，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实验中要接受测验而努力的结果，当他们在无意中看到一个棋局时，他们也能达到这样的记忆水平。但是，当这些大师看到的是棋子随机摆布的棋局，而不像实际比赛的残局那样富有意义时，他们的记忆水平就和新手没什么两样了。后来的一些对桥牌等其他领域内的专家的研究也表现出同样的结果：某一活动领域内的专家，对相应活动的有关信息的某种有意义的组合方式的记忆水平，远远高出于非专家的新手。但当这些信息以某种无意义的随机方式呈现时，专家的记忆和新手的记忆就趋于一致。^[15]

对于某一领域内的专家人员而言，要建立起作为他超乎寻常的记忆所必需的广博的知识基础，那可不是一日之功。在绝大多数领域或行业，这需要十数年的学习、训练和准备。在准备或学习阶段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为专家人员进行精细编码提供了高度精致而有效的基础，从而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提炼出关键的信息，并通过将它们与先已掌握的知识相整合而赋之以某种意义。^[16]

精细编码概念甚至还有助于说明一些发生在所谓自闭症天才（autistic savant）患者身上的奇异记忆变态。这种患者智商低下、社交技能严重不足，因而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然而，正如杜斯汀·霍夫曼在电影《雨人》中所表现的一个人物那样，他们却可能具有惊人的记忆能力。有个小男孩JD在5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早在3岁时，他在社交生活中就表现退缩，并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类似乌鸦的叫声。与同龄儿童相比，他的语言能力的发展也严重滞后。^[17]

尽管如此，JD的父母注意到，他却为人不知地拥有异常的视觉记忆能力。4岁时，他尚不会认字，但却能用玩具拼出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字来。当他们全家外出郊游时，JD能够精确无误地记住所走过的路线。JD的父母还注意到，对于那些需要进行复杂的视觉分析的操作活动，JD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在2分钟拼出由500块拼板所组成的儿童游戏拼图。

JD18岁时，心理学家林·沃特豪斯对他进行了一次心理测验，结果表明，他所掌握的词汇还处在一个6岁儿童的水平。但是，在那些需要以视觉表象为基础才能完成的智力测验项目上，JD的得分却异常地高。当然，和巴布尔·P及SF一样，JD的超常记忆力不是没有限度的，如他很难记住人的面孔，更不用说是记忆单词了。他虽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对视觉模型进行精细编码并加以记忆，但仅此而已，对视觉模型以外的其他信息则不然。

博物馆的测验

上文提及，索菲·卡尔曾对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人员对绘画作品的回忆做过一项调查，精细编码概念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调查的有趣结果。卡尔曾要求其中四位工作人员回忆马格丽特的《恐怖的谋杀》（参见图2.2），结果如下：

图2.2　勒内·马格丽特：《恐怖的谋杀》，1926，59×6′4″

1.画中有很多粉红的色调，有鲜血，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画面的背景呈蓝色，阳台上放有一些铁器。卧室呈米色基调，唯一显眼的色调是血迹的红色，看起来像番茄酱的颜色。

2.这幅画画面平整，易于记忆。它长约七尺，高约五尺，被裱在胡桃木原色画框内，显得有些庄重。我不喜欢这幅画。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绘画这门艺术，不想去理解它们。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看过这幅画。

3.这幅画看起来像是一张电影胶片的画面，带有一种神秘感，其中包含着一个谜。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细微的线索，却又不得要领。画中有几个男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礼帽，就像电影《东去列车的谋杀》中的阿尔伯特·芬尼一样。画中还有一具死尸。画面中央那个看起来像是谋杀者的人正在播放留声机，而两侧则隐藏着两个神秘的男人。阳台的窗户上还有一张面孔朝屋里看着，像是地平线上的一轮红日。而且，如果你看得仔细，你还会发现，那座塔身其实是一个被斩的人首。

索菲·卡尔询问博物馆工作人员关于马格丽特这幅绘画作品的回忆，结果引起了他们大量不同的回忆（参见正文）。

4.我看这幅画就是一个谋杀现场，其中有几个男人穿着黑色服装，还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及几道血迹。这就是我对这幅画的全部记忆。^[18]

以其回忆结果为基础，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猜出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第四个人是一个保安员或其他类似的非专业人员，第一个人也如此，因为他的回忆完全局限于绘画作品的外部特征。第二个人回忆的是作品的尺寸和装潢特征，因而可能是一个保管员。从第三个人关于绘画主题的丰富记忆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一个修复人员或其他类似的专业人员。这些猜测的根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作人员对一幅绘画作品的回忆，主要决定于他如何对作品加以思考或编码，而一幅作品的哪些特征会被他加以精细编码，则取决于他长时记忆中已经贮存的知识的种类。

编码过程和记忆过程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但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时也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引起严重的问题。我们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我们已经进行过编码的信息，但我们会对什么信息加以编码，则取决于我们的自我，亦即取决于我们的过去经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以及所有影响到我们的注意的各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两个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事件具有完全不同的记忆的原因之所在（参见图2.3）。

图2.3　杰里·科克：《林中人之恋》，1993，15×10×1″

科克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假面模型制作者，他利用金属碎片及其他日常生活废弃品，创作他儿时所记忆的人物的面像，俱富于表情。《林中人之恋》表现的是一个阿肯色乡下举家迁移打工者的面像。有一天，当小杰里在祖父的苹果林附近玩耍时遇到了这家人。看到他们眼馋的样子，杰里便让他们摘些苹果，他们于是摘了几麻袋，并高兴地与杰里攀谈次日再来的事。

但是，当这家人第二天果真回来并要将树上所剩的苹果全部摘走时，杰里的祖父不愿意了。他们却硬说是杰里要他们把这些苹果摘走的，但杰里却向祖父发誓说没这回事。那么，他们双方必有一方在撒谎吗？抑或他们对前一天的事发生了不同的记忆？杰里的祖父肯定知道这个道理，即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加以记忆，因为他明智地认为，只有苹果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虽然他公平地解决了这一事件，但却无法调解双方对前一天事件的记忆之不同。^[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