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评传：子承父业，生意兴旺！

三、子承父业，生意兴旺

裁缝在封建社会一直被视为鄙陋薄技，为富贵者不屑。穷苦农家子弟因为生活无着不得已去学裁缝手艺。裁缝虽是社会底层的一种职业，但好歹也是谋生之道，俗语说得好，“积财万千，不如一技在身”，江良通当属此种情况。

江良通虽然是商人，但本质上是一个农民。他从农村走向城市，通过努力积累了一定财富，在城市站住脚跟之后，他十分渴求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在他内心深处掩藏着一种深刻的自卑感。没有资料显示江良通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估计是家境贫寒未能接受教育。这使得他在学艺和创业阶段吃尽了苦头。

江良通认识到自身在文化修养方面的缺陷，也认识到要发展事业，必须让后辈继承自己的事业，这种认识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很注重培养孩子，愿意花费辛苦赚来的钱供孩子去读书，而且是读洋学堂。他把希望寄托于后辈，希望通过后辈读书和创业在社会上谋得一席地位。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第二个儿子，在上海长大，自小聪慧好学。他高中毕业，被父亲送到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读书。圣芳济学院创办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1880年吸收部分中国学生读书。1889年，迁址到虹口南浔路新校舍。1901年，学院正式设立中国部。江辅臣就读圣芳济学院的确切时间不很清楚。从其“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会员登记证”上记载情况推算，应该是在1915年前后。

圣芳济教会学校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规定学生进校一年以后一律不能用汉语交流会话，只能用英语沟通。这种硬性规定使得中国学生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江辅臣毕业的时候，英语已经讲得十分流利，这为他以后与外国人做生意打交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江辅臣从圣芳济学院毕业后，其父即让他继承自己的家业，担任和昌号西服店经理。老一辈西服裁缝大都不懂英文，与洋人沟通有语言障碍，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江辅臣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在和外国人做生意时得心应手。那时候的静安寺路尚属于英租界，江辅臣西装革履，仪态潇洒，用英语与上流社会的洋人交谈，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就包揽了英租界工部局的员工制服和下属巡捕房的制服定做生意，还包括帽子、皮鞋、警棍等附属用品。定制生意不但量大，而且年年定期更换，给“和昌号”带来滚滚财源。

江辅臣接任“和昌号”后，既善于经营管理又乐于扶植同乡同业，因此在业界有很高的公认度。1937年，他被公推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此后连任三届。担任理事长期间，他经常四处奔波，维护同业利益，为红帮裁缝在上海的形成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早期红帮裁缝的创业功臣。

“和昌号”在江辅臣经营之下生意更加红火。20世纪40年代，呢绒西服大兴。1942年，江辅臣把“和昌号”改成“和昌呢绒号”，由自己和江辅仁任经理。全店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工7人。呢绒业发轫于清同治年间，最初由西洋侨民来华时带来。20世纪初，呢绒业开始兴起。但是在上海，因市民生活水平底下，呢绒生意清淡。外商开设的呢绒店少有本地人问津。随着中国毛纺织业的逐渐发展以及大量洋呢绒的涌入，到30年代，呢绒服装生产进入旺盛期，上海成立呢绒商业同业公会。30年代末，上海呢绒业商店已有近50家。当时上海的西服业从业人员以宁波红帮为主。1931年到1941年的10年间，呢绒同业公会有163户会员商店，宁波人有97家，占57畅6%。南京路上红帮西服店“荣昌祥”、“裕昌祥”、“王兴昌”等都兼营呢绒，挂起呢绒西服号的招牌。江辅臣改店名为“和昌呢绒号”，制作销售呢绒服装，可谓紧跟潮流，顺应时势。

江辅臣也像父亲一样，从家乡招收职员。在这些学徒中，后来比较出名的有江辅丰。江辅丰1933年10月生于上海，5、6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一家人从上海回到家乡。回乡后，江辅丰就读于锦沙学校。1948年秋，年仅14岁、还在读书的江辅丰被江辅臣选中，到上海西服店当学徒，并拜江辅臣为师。江辅丰与江辅臣同辈，都属“辅”字辈，但是年龄相差整整一代。新中国成立后江辅丰一直从事服装行业。1956年，上海实行公私合营，江辅丰在“和昌号”所在地段担任组联会主任一职，后被上级抽调到公司合营的工作机构。公私合营结束后，上海新城区服装公司任命江辅丰为培罗蒙西服店的公方经理。改革开放后，江辅丰一直担任西服店的党支部书记或经理，为上海现代服装业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1945年10月，江辅臣奉上海市社会局命令，与夏筱卿、唐琼相一起成为西服业整理委员，整顿上海西服业。1954年起，“和昌号”一直替上海友谊商店承担来料加工和定制西服业务。公私合营后，“和昌号”整个店号和全体员工并入上海友谊商店，江辅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