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创业，学成回国-红帮裁缝评传

二、学成回国，上海创业

江良通兄弟学成回国，他们决定到上海去。那里是最理想的创业之地。一方面，在上海便于经营生意。19世纪末，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已成为远东乃至世界的大都市，外国列强盘踞，使馆、商埠、洋行、办事处等到处都是，惯穿西服的洋人大量集聚。而那些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着西服的国人也越来越多，因此生意客众多。此外，当时的上海有从日本学艺回国的宁波西服裁缝，也有“本帮裁缝”（以宁波奉化人居多，故称“奉帮裁缝”），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行业群体，西服市场日益成熟。另一方面，上海与宁波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水陆交通便捷，且同为吴语方言区，两地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小。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农民，乡土观念重，虽为生计所迫离乡背井，还是有浓浓的家乡情结。宁波人在上海做生意，一旦家乡有事或思念家人的时候，回乡一趟也比较方便。

来自于农村的商人虽然缺乏精于算计的生意才干，但是大都具有吃苦耐劳、诚实厚道的品质，那些品质足以使他们在生意场上牢牢守住阵脚，而且对财富的渴求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促使他们不断谋求发展。江氏兄弟初到上海时，他们露宿街头，每天肩背包袱，起早摸黑，走街串巷，上门为客户量身定做西服。生意清淡时在马路旁、小巷口摆摆地摊，有时还要乘小舢板到外国轮船上兜揽生意，辛苦不说，还要时时遭受冷眼黑脸。尽管如此，江良通还是用心做西服。他服务周到，做工精良，深受顾客好评。一些老板常常慕名请他们上门去做衣。兄弟俩便拎着包袱应邀上门，在堂屋中央搁一块长板，将衣料摊在上面剪裁，一个飞针走线，一个熨烫锁眼。一住十天半月，在这段时间里将主人家一家老小春夏秋冬四季衣服全部做好。

江良通的好手艺和好名气不胫而走，找他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手艺的日臻纯熟和资本的不断积累，他决定自己开一家西服店。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兄弟俩在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8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中国人取名向来颇有讲究，在名称中寄予心愿和祝颂，寓意大都是“吉祥如意”、“繁荣昌盛”之类。江良通给店取名也如此，“和”有“祥和、和乐”之意，“昌”有“兴盛、繁荣”之意，先“和”后“昌”，反映出江良通创业理念中“以和为本、和气生财”的意识，有“和”才能业“昌”。

和昌号所在的北四川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商业街。早在清光绪三年（1877），租界当局便开始修筑此路。北四川路南枕苏州河，紧靠黄浦江，水运条件十分优越，既是通往世界的水上门户，又是沿海、长江、内河航运的枢纽；西邻当时上海的陆上大门北火车站，可谓水陆交通便捷。因地理位置优越，客流量大，商贩云集，商店鳞次栉比，逐渐形成上海商业中心。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枟上海风土杂记枠中有这样的描述：（自老靶子路以北起）跳舞场、影戏院、菜馆、茶楼、妓院、浴室、美容院、按摩院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最为繁盛，车辆、行人日夕拥挤……

江氏兄弟在北四川路开店经营西服生意，一方面服务周到，诚实守信；另一方面精益求精，大胆创新。勇于进取、不断创新是红帮裁缝所具备的重要品质，江良通在西服领域敢于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大胆制作西服。当时在上海的洋人国籍、肤色、体态多种多样，因此西服流派也多样，有罗宋派、欧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江良通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依照不同洋人的体型和审美爱好制作西服。其所制作的海派西服肩胛薄、腰身直，轻便、挺拔，深受各国洋人喜爱，成为奉化三支红帮裁缝之一（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王溆浦村王氏一脉，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顾家畈村顾氏一脉）。(www.xing528.com)

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多，江良通对西服业前景信心倍增，大有一展宏图之意。他想起在家乡，不少乡亲为了养家糊口，都学过裁缝手艺。据资料统计，1915年，奉化全县从事成衣业的有两三千人，后陆续向外发展，至1936年，在县内做服装的有924人。江良通决定到家乡去物色服装工，带那些会裁缝手艺的亲友出来，一起把西服店做大！这个决定很是明智，一则，家乡亲友容易沟通和管理，二则，起用熟练工可以节省培训成本，提高制衣效率。其实，当时上海的一些“红帮裁缝”店铺都有这样的惯例，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招收同乡同族人为职工或徒弟，比如王才运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00余职工中有不少是奉化本地人。

江良通招收的人大多来自家乡前江村，且都有点沾亲带故。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道理，不管亲与不亲，同等对待，从严管教。所有学徒，都要到工场实习一段时间，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量才选用，有的到柜铺当伙计，有的到工场做技工。在工场做工，还要再拜师，按制衣工序，一道一道学艺。到柜铺工作，必须学会量身、算账、接待等本事。

随着店铺规模的扩大和店员人数的增加，原有的小店铺已经不能适应。而要在北四川路找到更好更大的店铺却很不容易。江良通经过考察后，决定把西服店搬迁到静安寺路407号（今南京西路）。静安寺路于清同治元年（1862），由英租界当局越界修筑，亦称涌泉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静安寺路划入公共租界，商店相继出现。江良通应该是在此间迁店落户，属于静安寺路上较早的一批商家之一。一份“和昌号”“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会员登记证”的登记信息显示：位于“静安寺路407号”的“和昌号”，当时的经理已是“江辅臣”，资本为“六百万元”，职员“9人”，职工“3人”，登记年月为“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是年，江辅臣47岁。从此份原始档案看，当时的“和昌号”已经是有所衰微的了。民国34年（1945），正是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经过战乱动荡的店铺，还能保留一定的经营能力实是难能可贵。

其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昌号”是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于沪的。当时的“和昌号”已经初具规模，一楼前半间为铺面，用于与客户谈生意、算账交付；后半间为成衣库和量身定衣之处。二楼是工场间，辟有裁剪间、熨烫间和配料间；另有阁楼供店员住宿。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商开辟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经外滩，折向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电车开通，交通便捷，因此静安寺路人气日旺，店铺日增，商业、娱乐业迅速发展起来。江良通的“和昌号”处于兴盛发展阶段。

红帮裁缝中无论是张尚义家族还是上海的江良通、王才运家族，他们的事业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其原因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近代中国出现通商口岸，洋人云集，西风东渐，中国流行西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地利——上海、青岛、大连等地濒临海港，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给西服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和——一方面西服流行已有成千上万的受众，另一方面，从事西服业的多数是社会底层出身的农民，他们既有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等优良品质，又有生意人敢拼敢闯的冒险精神，他们在生意场上无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