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发展历程-红帮裁缝评传

三、红帮的发展历程

红帮，是有一个完整的孕育、发展过程的，很值得探讨。

从1817年建立的上海轩辕殿成衣会所的有关史料中（史料存上海博物馆），我们知道，创建此殿的本帮裁缝后来有些人改做“洋装”，被称作“洋帮”（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改做“洋装”的，尚难以考定）；后来，从轩辕殿成衣会所分化出来、在虹口创办了“三蕊堂成衣会所”，^（36）他们是以做西式女装为主的。据初步考查，那已是20世纪的事情了。

据民国枟塔山童氏谱志枠记述：清同治末光绪初，宁海县前童沈坑岙的童汉贤兄弟已在镇海、慈溪、余姚结合部的“三北”地区创办三北成衣作坊，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上百人（这些裁缝在什么时候改做西服的，迄今无文献可征）。

明末清初，慈溪县的一批本帮裁缝在北京成衣市场上已形成大气候，他们参与修建了北京浙慈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19年后又立枟财神庙成衣行碑枠（现北京图书馆收藏），这些本帮裁缝的后代，有多少人、在什么时候改做“西式裁缝”，亦待考定（见图2）。

从“明的遗民”朱舜水的枟答安东守约书枠（十八）中，我们窥知，明代末年，

图2　慈溪县志

曾有一些中国裁缝流亡日本，为朱舜水所重视，但这些裁缝是何时到日本、是否改做现代服装，也尚待考定。^（37）实藤惠秀的枟大河内辉声文书枠中提及有一个叫邓文昌的中国裁缝在东京开服装店，但无具体史料记述。

被人们指称为红帮“祖师”的张尚义，何时流落到日本横滨，何时返乡带子侄重返横滨从事现代服装业，确凿的时间，亦尚待考定。^（38）

另外，一批又一批宁波所属奉化、鄞县、镇海等县的裁缝和农民，先后去哈尔滨、俄国的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从事西式服装（主要是俄国罗松式，亦作罗宋派），具体时间，也尚待稽定。

因为上述原因，以及后来上海、哈尔滨、北京、南京、武汉等东西南北中各大中城市中，红帮的创业情况，本帮和红帮交叉发展的情况，都很复杂，文献资料又极少（极少的文献中又有些不同记述，比如第一家红帮服装店、中山装何时由何人创办、创制的，尚有不同说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宁波服装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和宁波服装学院（即今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察所获得资料，以及10多年来的研究结果，大致为红帮的发展历程，做粗略的分期。

（一）孕育期

红帮大致孕育于西服在西欧定型并开始向东方传播的那个历史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即清同治、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酝酿时期，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服饰改良要求，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呼吁尽改旧服，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服饰改革政令已在推行，并取得成功。以求新求变为审美特点的宁波人在“东渐”、“西风”的催动下，因风而起，开始跟着“西服东渐”的新时尚试探起服装新路来。

这股新潮在国内国外同时兴起。

在国内“南有大上海，北有哈尔滨”，^（39）大致有南北两大线路；但又有特殊情况，张尚义及其裁缝世家走的就是一条独特的路。

张尚义既不属于“南路”的上海帮口，也不属于“北路”的哈尔滨帮口。

张尚义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原是农民，因种田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于是学做裁缝，借给人做传统中装赚点钱补贴家用，但裁缝收入有限，于是又到渔船上帮厨。后来遭遇海难，随渔船漂流至日本横滨港。他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为港区中的外国人缝补被服，悄悄学得了西服的裁缝技艺，开始学会做西服。凭着农民的本分勤俭和传统裁缝的精工细作，他在横滨港口站住了脚跟，开始创业。

由于西服具有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上当时横滨港的客观需求，主观上他又能抓住机遇，勤奋创业。不久，他就由一个难民变成了一个颇有信誉的裁缝铺的小老板。因之，他被后人指认为宁波裁缝第一个做西装的人、第一个开西服店的人。几年之后，他回乡探亲，向乡亲们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他的事迹引起乡亲们的极大兴趣，鼓舞他们到外边去闯世界的兴趣和信心。再回横滨时，他已带去了自己的长子有松（一作“舜”）、侄子有福，据说还有其他亲友。张尚义向他们传授西服制作技艺之后，便创办了“同义昌”、“公兴昌”西服店。由于大家同心协力，职工扩展至百人，除制作西服外，还兼营呢绒面料等。事业顺利发展，他们又到东京、神户开办了服装店分号。

在张尚义父子的影响下，茅山镇附近、奉化江两岸的裁缝和农民，以张尚义父子为榜样，出现了“一人唱之，万人和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乡亲先后结帮搭伙东渡日本学习洋裁缝手艺，获得成功后，大多回国创办西服店（见图3）。

图3鄞县茅山镇红帮裁缝情况调查表

据枟张氏宗谱枠记述：张尚义之子有松（舜）、有宪，侄子有福，孙子方诚、方广（见图4），重孙师言，重侄孙师月等承传祖业，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了胜利西服店，在东京创办了“培蒙”、“东昌”、“公兴昌”等西服店。鸦片战争后，张有松、张有福先后回上海创办西服店。张氏五代人都从事服装业，成为宁波第一个裁缝世家。张方广及其子肇扬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横滨华侨界颇有声望。张方广曾任横滨华侨总会、三江华侨总会会长，横滨华侨总会顾问、横滨中华学院顾问等职。据吕国荣主编的枟宁波服装史话枠以及宁波有关部门的考查资料，中山装最初就是由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等革命家与张氏后人谋构、初创而成的。^（40）后来，上海的荣昌祥西服店又根据孙中山的意图进行修改、定型。其后，“荣昌祥”、“王顺昌”等等上海的西服店都成为制作中山装的名店。

图4　汤姆森洋服店经理　张方广

中山装，自出机杼，风格超拔，风范独特，为广大革命者、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所欢迎，于是风起水生，风靡全国，曾有“国服”之誉。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党派、政界要人、无不喜爱中山装（张氏与中山装初创史，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与张尚义家族走同一条道路去日本学做西装的还有鄞县、奉化等县其他一些人。如姜山镇的孙通江及其子孙。据孙氏后代及同村老人回忆，孙通江在日本神户开办益泰昌洋服店的时间，大致和张尚义父子在横滨创办西服店的时间相近。孙通江因病回国后，“益泰昌”由长孙孙友益经营。不久，孙友益回国，“益泰昌”转交给同乡周盛赓经营，“益泰昌”被做大做强，其子周铭正曾任中日友好三江理事会会长。在“益泰昌”工作过的孙氏、周氏家族的人很多，如孙锦之、孙修生、孙铭利、周赓阳、周海山、周庆任、周万里等等，他们后来有的定居日本，有的回国经营服装业，分别在上海、汉口、九江、南京、宁波、重庆、天津等地经营现代服装店，也都成为早期的现代裁缝世家。他们的事迹在枟横滨市史稿·产业编枠、枟横滨开港五十年史枠、枟横滨华侨社会的形成枠以及枟日本震灾惨杀华侨案·鄞县侨人教员汪心田劫后余生记枠、枟横滨华侨史概观·洋服店枠等日本历史书史料中均有所记述。

所谓南北两路，最早的当属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及其所属的宁波本帮裁缝和北京浙慈会馆所属的宁波本帮裁缝。他们的一些后辈顺时而进，因风而变，华丽转身，改做西式服装，成了“洋帮”裁缝。还有鄞县潘火桥的蔡氏裁缝家族。在上海开埠后，这个家族的一些做传统中式服装的裁缝移居上海，人数很多，开过多家成衣店。业务拓展后，又开办了绸缎庄、呢绒号、洗染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独自成立“蔡氏旅沪同宗会”。从其事业发展轨迹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他们在上海依然只做中式旧装，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必然也有些人转身改做现代服装，或适应新旧过渡时期，兼营新旧服装。这也成为红帮的一个源头。

先说“北路”：“北路”，就已掌握的资料看，开辟时间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具体时间则难以厘定。

东北三省一些大中城市，在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中，已落入多国侵略者的魔掌中，服装业中早有“西风”吹来，于是，宁海、奉化、鄞县、慈溪县相继有一些本帮裁缝闯关东，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探营西方服装业；有一些则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去学做俄式罗松派西服。至1918年，在哈尔滨道里区开办西服店的已经有60余家，职工已达400人。由此可以推见其闯关时间（见图5）。

图5　红帮师傅工作过的哈尔滨市秋林洋行服装部

这一时期，北上的宁波裁缝，已知姓名的有：

顾龙海，奉化县西坞镇顾家畈人，鸦片战争后即与村人闯关东，到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学成技艺后，父子两代都在那里经营西服店。钱三德，奉化县白杜乡下沿村人，与堂兄一起，也远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兄弟俩在乌苏里斯克开办了钱德泰西服店；其侄儿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营同名西服店。鄞县姜山镇乔里村的陈顺来，早年在上海一家商店做学徒，后改学裁缝，清末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返回哈尔滨，与同乡合伙开办了一爿义昌西服店。还有其他一些奉化、鄞县、镇海人，先后去东北。^（41）

再说“南路”：

到上海等地学习西式服装制作的宁波人更多。因为宁波到上海很近，上海开埠前后已有不少宁波人移居上海，两地风俗习惯每多相同相近之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有利条件，上海一旦开埠，外国人和穿着洋服的中国人多起来，于是，消息灵通的宁波裁缝便相继迁往上海学做西式服装，到上海“学生意”的人改学西式裁缝的也多了起来。诚如上海枟黄浦区服装志枠所述：“当时一些外侨和洋行大多数居住和开设在黄浦江一带，外国邮轮往来甚多，洋人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一些中式裁缝到船上为洋人修补服装，在修补过程中又借助国外流入的服式样本，逐渐学会洋服的缝制技术。”这些裁缝拎着包裹到外轮上兜接加工洋服生意的，当时称为“拎包裁缝”（也称“落河师傅”）。

1862年，外商在上海福州路开办宜丰公司，兼营服装，尤受拎包裁缝们的关注。

这些早期的“小裁缝”不成气候，所以罕见文献记述。据一些家谱记述和拎包裁缝的后人传说，以及一些志书对后来的一些红帮裁缝的记述，在上海或通过上海去日本的有如下人物：

19世纪70年代，鄞县姜山镇周家埭村周乐鸿到上海当学徒，满师后在静安寺路创办协锠西服店。后由儿子周锦堂、周钰堂分立“协锠锦记”和“协锠钰记”西服店，后来都成为红帮名店。周家埭还有周茂达、周盛赓，曾去日本横滨学做西服，在横滨开办过同义昌洋服店。周惠庭曾在上海开办泰兴呢绒西服号。周菱舫、周兰舫兄弟在上海开办过“兆康号”和“北记”西服店。比较迟的周永泰也曾去日本横滨学做西服，回国后与侄儿周惠品在上海开办过西服店。周姓氏族中，后来还有人在哈尔滨、北京、天津、青岛、芜湖等大中城市开办过现代服装店，成为红帮发祥地的一个重要的裁缝世家。

奉化江口镇是红帮的重要源头之一。在红帮孕育期中，王昌乾是全村迁徙上海的第一人。时间是19世纪中期，他的儿子王睿谟于清咸丰八年（1858）随父亲去上海学习裁缝手艺，明治维新后，传来日本服装改革以及中国裁缝在日本学习革新服装的消息，王睿谟毅然决定去日本学习，到大阪后探骊得珠，掌握了全套西服制作技艺，光绪十七年（1891），他和几位同乡回到上海，1900开办王荣泰洋服店，后来成为红帮名店，由中国裁缝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用中国的面料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徐锡麟制服了一套西服，被后来人誉为红帮“第一套西服”。^（42）其子王才运后来更成为上海红帮的领军人物（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江良通是红帮孕育期出现的又一位“创世纪”人物。他是奉化县江口镇前江村人，他也听说很多奉化人下东洋学做西服的情景，于是和弟弟良达东渡横滨，结识了已在那里的服装界老乡，顺利学到了西服手艺，光绪二十二年（1886），兄弟俩回到上海，开创了和昌号洋服店，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之一。^（43）其子辅臣从上海圣芳济学院毕业后，承接父亲的事业，后来成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江氏后代出现了多名红帮高手（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红帮孕育期中由上海或其他城市先后去日本的宁波人日渐增多，各县都有，诸如鄞县的董笙鹿、董笙奎、王震葆、邵根财曾去横滨，李贵常曾去东京，张士康、洪友钰曾去神户。奉化胡平安曾去冲绳县志川市，孙通钿也曾旅日。奉化县的应兆文、邬德生曾去横滨，邬德生还和张有福过往甚密。慈溪县的陈圭堂、董仁梁曾旅神户。镇海县的朱炳赓也曾去横滨。先后东渡的宁波裁缝，是不胜枚举的。后来，他们当中有的人留居日本，多数则回国创业。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徒弟，多成为不同时期红帮的知名人物，为红帮的辉煌事业建树了功勋。1928年编印的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录枠有所记录。

当然，在孕育期中也有一些宁波裁缝出现在其他城市中。

据枟北平市志枠记述：清同治十年（1871），宁波人汪天泰便随一个欧洲人由上海到北京开办西服店。20世纪初，鄞县李玉堂在王府井开办新记西服店，后来曾为末代皇帝溥仪、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做过西服。同时，宁波人张永序在北京做拎包裁缝后迁至东安市场开办张永记西服店。1892年宁波人王阿明在法租界6号路开办王阿明西服店。

20世纪初，鄞县陈尧章在汉口开办祥康西服店，后来包揽过法国领事馆的服装业务。

18世纪末，鄞县的李来义先到上海邬顺昌裁缝店打工，20世纪初开办苏州第一家西服店——李顺昌西服店（见图6）。

光绪年间，陈子范、陈丽生父子在杭州高乔路开办裁缝铺，数年后，陈丽生兄弟创办了成源绸缎局，曾跻身四大同行之列，成为丝绸大亨。

20世纪初，奉化人张正安应杭州广慈医院院长梅藤根邀约，由上海迁至杭州，创办张顺兴洋服店，除了为广兹医院职工和所属医护院校师生制作工作服装、现代服装外，扩大经营后，也为在杭外国人和开放派人士制作各式现代服装，人们称之为“外国裁缝”、“西装裁缝”、“新派裁缝”，后人称之为“杭州西装鼻祖”。^（44）

图6　李顺昌西服店

孕育期中，也有一些南北两路交叉的人，或先去日本，回上海后又去哈尔滨、去俄国；有的则先去北路，又回上海，再去日本。比如鄞县的陈顺来，早年在上海学生意，清末去俄国，后回哈尔滨。奉化的张少卿早年在上海当学徒，后去俄国，又回哈尔滨。奉化的杨和庆等人则先去俄国学罗松派西服技艺，回国后又去日本，然后回宁波开办西服店。其子杨鹏云后来成为红帮裁缝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人物。

顾天云，则是红帮孕育期中的后起之秀，他在红帮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极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顾天云，鄞县下应镇人（见图7），生于1883年，15岁去上海做学徒，满师后即去日本，1903年在东京开办宏泰洋服店，几年后，又由东洋去西洋，到西服发祥地考察，1922年回国，次年在上海继续经营宏泰西服店。在红帮发展历程中创立了三大功勋：开创红帮服装科学文化研究之先河，为红帮的光辉事业奠定了科学文化根基；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服装专著枟西服裁剪指南枠，当时即被人誉为“革新之准”，成为中国服装史上和红帮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在培养红帮接班人方面，顾天云更倾注了主要精力，先后参与红帮商店联合举办的服装培训班、夜校、上海裁剪学院、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不但是主要创办人，而且是主要专业教师，被誉为一代红帮名师；把科研、教学一体化，科研成果就是专业教科书（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图7　顾天云故居

图8　2004年9月26日在宁波召开的顾天云纪念会

在孕育期中，不但从事西服业的人数尚不很多，而且是一盘散沙，各自求学、探索，尚未形成社群，还谈不上共同目标、统一风格、统一组织，处于自在状态下。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域（如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京津地区），由于多出同一师门，相互联络较多，因而具有某些原始同一性，但尚待展开，红帮概念亦尚在形成。

（二）形成期

“西风东渐”已过百年，明治维新已过半个世纪，戊戌政变已过20年，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热浪中，人心思变，“西服东渐”成为一个显著标志。这一时期（1911—1920），国内本帮裁缝转身成了“西帮裁缝”，在国外学习西式服装的裁缝已经学成，一批批从日本、俄国、欧洲归国创业，已成火候，于是，以上海、哈尔滨为主要基地的红帮裁缝应运而生，打出旗号，江良通、江辅臣父子开创的和昌西服店，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开创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王廉方创办的裕昌祥呢绒西服店，许达昌创办的培罗蒙西服号，在近代“中华第一街”上海南京路上，由奉化县王淑浦王氏创办的“王兴昌”、“王荣康”（见图9）、“王顺泰”、“汇利”、“荣昌祥”和“裕昌祥”6家现代服装名店相继亮相，被誉为“南六户”。现代服装店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东西南北中各大中城市涌现出来。

图9　红帮名店“王荣康”

在南京，史久华率先以“玉兔”的新颖商标注册，他创办的庆丰和西服店比较开放，曾因按时高质量完成大批量革命军军服，受到孙中山的接见。李顺昌长子李宗标的李顺昌西服店等等，都誉满南京。

在哈尔滨，殷伦珠创办的协兴洋服店，张定表（见图10）创办的瑞泰西服店，石成玉创办的兴鸿西服店等等，都成为西服名店。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哈尔滨的西服店已有60余家。

图10　张定表

在长春，陈清瑞三兄弟创办的三益西服店（后更名为“瑞记”）打开了北国春城长春现代服装的第一页，为汉、满、蒙、回、朝等38个民族的居民和东洋、西洋的外国人制作了款式多样的西式服装，作为东北三省的中心城市，为中国现代服装业谱写了创新篇章。他们兄弟后来又回上海、宁波创业。

在北京，李秉德兄弟创办的新记（后更名为“新丰”）西服行。李氏三代人都经营此店，一代胜于一代，也成为一个现代裁缝世家。应元勋的应元泰西服店，善创新颖款式，被北京人称为“摩登派”。徐顺昌西服店是继“荣昌祥”、“王顺泰”等上海红帮名店之后，以制作中山装闻名于北京的红帮名店，因之有“中山装专家”之誉。

在天津，20世纪初，宁波裁缝已在这个北方港口城市建立了天津制售西装业公会，“劝业场”、“小白楼”等著名商业街都有多家宁波现代裁缝旺铺。天津的西服以罗宋派、英美派著称，“何庆锠”、“王阿明”西服店均以工艺精良著称。“何庆锠”后来还在汉口开了分店。

在济南、青岛，也有多家宁波现代裁缝商店，他们敢于在这些城市和日本人的服装业相抗衡，在竞争中有一些名店脱颖而出，后劲尤大，诸如李鼎诚父子经营的顺兴祥西服店、朱顺泰经营的华昌洋服店，都是在与日本人经营的西服店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在汉口，宁波裁缝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快发展起来。汉口、武昌、汉阳是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清代就是洋务派的重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相当繁华，现代服装自然因势而发（见图11）。

图11　红帮研究者陈万丰、季学源（左一）在武汉走访红帮老人

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武汉亦具特别意义。1911年，清廷借实行铁路国有之名，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遭到镇压后，发展为武装斗争。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即决定于10月10日实行武装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即组成革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上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武汉三镇遂成为宁波裁缝发展事业的一大目的地。他们从宁波、上海、南京等地陆续向武汉进发，现代服装商店“一半以上为宁波人所开”。^（45）1920年编印的枟夏口县志枠已有如下记述：“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大多数从师于江浙人。”这些衣帮，实际上大多数是宁波红帮裁缝的传人。武汉其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服装店不胜枚举。

在长沙，辛亥革命后，现代服装业也发展起来。湖南督军汤芗铭趋赶时尚，邀约在上海经营同森西服店的红帮裁缝陈阿昌到长沙，1914年，在长沙再开同森西服店。宁波裁缝陆续从各地迁来，湖南现代服装业由此拓展开业。

总之，在这个不长的独特的历史时期内，宁波现代裁缝已在全国相当多的大中城市经营起现代服装业来，而且往往有大手笔，有名师出现，诸如海派西服的创制、中山装的创制与定型以及革新旗袍的崭露头角，“西服王子”、“模范商人”、服装业“四大名旦”以及“正反面阿根”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都是“红帮”群体形成的必然征候。多种脱离血缘关系的横向行业组织，诸如宁波及所属鄞县、奉化、慈溪等县人士在各大中城市创立的“同乡会”、种种“会所”，大行业帮口“新服式同业公会”也呼之欲出。“红帮”旗号的亮出，已是必然的事情了。

一言以蔽之，红帮的形成，是水到渠成，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三）繁荣期

在这个时期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红帮人在思想意识、伦理关系、道德精神3个方面，都完成了群体性的转换。作为一新兴创业群体，整体面貌一新，已经摆脱了旧式农民和个体小手工业者的过度个体主义和一生一世不知家外有家、乡外有乡，基本上只为自我、家庭操劳一生的狭隘心胸（详见本篇第五部分）。

繁荣期又可分为上下两个阶段。上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下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

红帮在20世纪上叶迅速形成之后，如日东升，蓬勃拓展，不但经营地域迅猛扩大，经营品种日新月异，而且，经营理念、经营风格、经营伦理、经营方略进一步明确、成熟；服装科技文化的研究、培养高水平接班人的工作，都取得空前的成就，并且形成优良传统。红帮由此进入发展的大繁荣时期。

在红帮形成后，他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适时地抓住发展、开拓机遇，全面拓展，北上、南下、西进、晋京，全面开花，无论是前期各地的各自为战，自我奋进，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统筹安排，组织调配，他们无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占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现代服装高地，锐意进取，不断从各方面拓展自己的事业空间。

在发展、拓展、创新中，也曾经历过曲折，遭遇过风浪。在上阶段中，他们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长期战争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但红帮人仍在风浪中搏击前进，继续朝着服装现代化的方向艰难奋进，创制了海派西服；中山装定型了、普及了；由中山装为母本衍化出来的多种现代服装，军装、学生装、职业制服等等陆续发展起来，还创制了“毛式服装”。在这一阶段中，红帮已不再单一经营西服，同时更多地着力于各种中国现代服装的研制。应该说，这时的红帮，已不宜再称作“西装裁缝”、“洋帮裁缝”，而是中国“现代裁缝”了。

在这一阶段上，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为那个城市服饰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从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不少荣誉称号。在全国东西南北多数大中城市中，红帮都成为其服装界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很多红帮人都成为所在城市的精英人物。风格流派进一步鲜明了、发展了。行业空间进一步扩大了，行业知名度、信誉度进一步提高了。任何其他服装群体和流派，在这些方面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红帮进入繁荣期第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各大中城市服装同业公会的普遍创立。鄞县一县在各地建立的同乡会、公会等已达40余个。这些同业组织在现代服装业的发展、红帮的群体创新中，都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见图12）。

图12　上海市西服公会纪念册及纪念章

繁荣期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中山装大普及大提高。全国城镇中，广大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都穿中山装及其演绎出来的系列服装。在大普及时期中，杰出的代表作有二：

一是红帮裁缝为周恩来总理精心制作的中山装。这款中山装飒爽英挺，风神超迈。周总理穿着这款中山装于20世纪50年代出席著名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国际活动，为年青的新中国树立英姿俊朗、蓬勃向上的服饰形象，令人振奋，通过各国新闻媒体的热忱报道和形象表现，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影响深远广泛。

二是北京红帮裁缝为毛泽东主席精心设计、制作的中山装，既有中山装的特征，又另有独特风范、独特气韵。毛主席很喜欢，在各种正式场合和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中，都穿这套服装。

这款服装的制作者王庭淼，是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由上海迁京的红帮名师；田阿桐是北京红都服装公司高级服装师，青年时代在上海红帮服装店当学徒，1956年，随店迁往北京。王庭淼、田阿桐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们根据毛泽东的脸型、身材和气质特点，对中山装进行别具匠心的创新，将上面两个衣袋的袋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下边的两个口袋比较大，整个服装较为宽舒；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大，改变了紧扣喉部的款式。毛泽东很喜爱这种中山装。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标准画像上的服装，就是这种服装。人们把这种改进了的中山装称为“毛式服装”。从整体形象上看，显得伟岸豪迈，器宇轩昂，因之影响很深远，于是国内外都将这种服装称作“毛式服装”。国外的一些服装设计大师也认同这一名称，在国际上的影响随之加大。

通过这两款代表作，红帮的革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红帮的科技水平都再次显现出来，红帮这一群体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服装的代表队。

红帮的新成就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独特的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的，这是必须关注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水平普遍有所改善，根据艰苦奋斗的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中山装大普及，城乡各阶级阶层、各民族的人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选择各种各样的布料做成中山装，制作中山装也就成为红帮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

西服，在这个时期产量少了，但依然是红帮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众多来华访问、工作的外国人、外交使节，都到红帮服装店定制西服。许多出国工作、访问、学习的中国人，以及从国外回国的人士，除了中山装（男子）、旗袍（女子）以外，也多备有西服。

20世纪50年代，苏联服装在我国日益流行起来，苏联服装是西式服装，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服装。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需求，红帮服装店除做中山装、传统西服之外，也做苏联服装。苏联服装影响最大的是列宁装。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最喜爱最常穿着的服装，因之，人们称之为“列宁装”。列宁装最初主要是干部穿的，后来逐渐向全社会流行，穿列宁装成为时尚。苏联其他一些服装也在全国城市中流行开来，例如仿苏联坦克兵服装设计的“坦克服”、乌克兰衬衣等等。

1956年2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专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次座谈会上，讨论了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文化部、商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花纱布公司和中国百货公司等部门。会议认为，当时的服装式样和色彩太单调，不能反映中国人民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主张根据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改进服装样式，丰富服装的色彩。与会者认为服装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在越来越好，人民的服装也必须越来越美，体现时代精神，男女青年应带头把自己的服装美化起来。座谈会还讨论了在北京举行有关服装式样、花布品种展览会的准备工作，以及今后开展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宣传和讨论等问题。^（46）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枟中国青年枠发表专文，号召人们穿得更美一些、多样一些，并向读者介绍了一些新颖的服装式样，女演员白杨身着新式旗袍的照片被枟人民画报枠选做封面，反应热烈，影响很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先后举办了服装展览会，上海还举行了时装表演，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枟人民日报枠4月29日还报道了北京一家妇女服装商店开业的盛况。

各式花色、款式的服装涌现出来，成为20世纪50年代广大人民在穿着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青年男女的服饰出现了一些亮丽色彩。

服装发展的新动向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密切关注。1956年3月，毛主席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能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为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草药和外国的药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47）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枟论十大关系枠的讲话，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列为首要问题加以阐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多处涉及服饰方面的问题，在新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是具有多方面重大的意义的。其一，服装应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应停留在一种款式、一种风格、一个水平上。其二，服装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与它的特点相一致的服装。其三，鼓励多样化，鼓励标新立异，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服装。其四，服装发展也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但学习外国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是体现民族特点，为我所用。特别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毛主席指出了服装革新的一个重要规律：“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就是说：服装革新，必须有横向吸纳，纵横结合，才会有大变革。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指明了新中国服装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创新的原则、必由之路。(www.xing528.com)

红帮从开始孕育，就是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步调一致的，其后，他们始终走在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前沿，始终置身于改革、创新之中。对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新政策、新举措，红帮一如既往，积极采取措施，为新中国服装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6年4月至1957年4月，一大批红帮高手和红帮名店告别创业基地上海，陆续迁往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时，又有一些红帮人奔赴边疆，支援西部建设，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

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不平坦的。1956年以后，由于“左”的和右的倾思潮的干扰，由于苏联当局的背信弃义，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10年动乱，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遭到严重干扰，服装多样化的愿望、多元化的理想完全被搁置。红帮一部分人向境外、海外移师，寻求发展，特别是在中国香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要具体地考察繁荣期红帮的状况，当然要从全国各大中城市来看。

首先看红帮的大本营上海。

红帮元勋王才运和他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王廉方和他的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南六户”各大商号，江辅臣和他的和昌号西服店、许达昌和他的培罗蒙西服店，顾天云和他的宏泰洋服店，以及周景堂父子和他们的协锠记西服店（含其子的“协锠锦记”、“协锠钰记”）（见图13、图14）等等都蓬勃发展，进入繁荣期期。红帮人还在上海创造了若干个“第一”：第一衬衫厂、第一内衣厂、第一黑炭衬厂、第一缝纫机公司、第一雨衣厂、第一木纱团厂……

图13　“协锠”店面

图14　“协锠”店面平面图

抗日战争期间，又出现了王宏卿、周永升等人创建的军用被服厂——华商被服厂，从上海到武汉、重庆、昆明、香港，再返回湖南，转战千里，凭职工的双肩，整体搬迁，为抗日战争立下了卓著功勋。在上海红帮人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浙东四明山根据地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创办了四明被服厂，成为新四军一个后勤部，不断扩大，屡建奇功。

顾天云的服装专著枟西服剪裁指南枠的印行，红帮名人名店自主联合创办的上海裁剪学院、上海市私立西服工艺职业学校，由红帮为主要发起人组建的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等全市性行业组织的创立，表明红帮已不再是各自为战的小群体，已走向集团式的创业大群体。这是红帮进入繁荣期的一个显著标志。

还有楼景康和海派西服品牌的创立。楼景康是鄞县云龙镇家村人，小学毕业后去上海学裁缝。20世纪30年代进入南京路上红帮名店雷蒙西服店，很快跻身“雷蒙名剪”的行列，不久又成为“雷蒙”掌门人之一。他以“七工制”的精工细作取胜，因而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成为他的主顾。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各种风格的西服争奇斗艳、激烈竞争之中，“雷蒙”既博纳兼容，又自力创新，以西服民族化为大目标，在红帮同仁的协同下，创立了独领风骚的名牌——海派西服，为此，1956年上海名店进京时，“雷蒙”便成为其中重要一员。进京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到“雷蒙”制装，紧握楼景康的手叮嘱说：“千万不要把海派西服的特点搞丢喽，也要把首都的服装业带动起来、搞上去嘛！”楼景康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他不但保持海派西服风格，而且在中山装、人民装等大众名牌服装的创新方面均有建树，曾为董必武、胡耀邦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制服，是红帮创业功臣之一。

戴永甫和“D式裁剪”也是上海红帮人的骄傲。戴永甫是鄞县古林镇人，13岁去上海当学徒，在红帮形成期中，他已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裁缝，在南市露香园开办了一家服装小店，此后50余年如一日，他始终如痴如醉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心无旁骛地研究服装科技。先后发明“衣料计算盘”（获国家专利），先后出版、发表枟怎样学习裁剪枠、枟D式服装裁剪蓝图枠、枟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枠等著述（见图15）。枟D式裁剪枠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枟解放日报枠在关于戴永甫的报道中报道了他“十年面壁图破壁”的情景，指出他在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是目前唯一具有理论根据的科学裁剪方法。”此书先后重印多次，印数超过百万册，获得过“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最佳服装书奖”等奖项，全国前来向他学习、求教的人不计其数（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图15　戴永甫服装专著

上海大本营中还有一位名师谢兆甫（见图16），他创立了“裁剪缝纫传授所”，为红帮在服装教育方面树立了一面旗帜。红帮人始终坚持科研与教学两者互动，服装科研带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促进服装科研，很多在服装科研上有建树的人都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途径教书育人，成为受人崇敬的名师。谢兆甫长期坚持举办“裁剪缝纫传授所”，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收入很微薄，但他并不在意。由于他坚持学以致用和诲人不倦的原则，上海以至全国各地学员蜂拥而至，传授所兴旺了43年，直到他病逝。他的学生数以万计，遍及沪、浙、江、闵、滇、陕、蜀等大部分省、市。

图16　谢兆甫

“裁缝状元”陆成法（见图17）也是红帮大本营中出来的名师。陆成法是鄞县下应镇江陆村人，12岁开始学艺，他善于博采众长，独创一格，因之加盟上海培罗蒙西服店之后，很快成为享誉中外的西服专家，很多到上海的外国人都要找他定制服装。利智华侨、亚历山大铜矿董事长来沪请他做了一套西装，取货之后，极为赞赏，恳切要求他在上衣商标上签上名字。陆成法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兴奋地说：“这套衣服有了陆先生的亲笔签名，就身价倍增了！”陆成法还为各种畸形体型的人制作过合体的服装，这手绝活尤令人折服。由于他德艺双馨，曾被评为上海市劳模，被选为黄浦区人大代表。1995年，上海市举行“陆成法服装生涯六十年”庆祝会时，大家一致称他为“裁缝状元”。

图17　陆成法

王庭淼和红都服装公司，也是上海大本营培育的。

1956年春暖花开之际，上海21家服装名店和一批高级技师，分批迁进新中国的首都，重组为“雷蒙”等7家国营服装店。2年后又合并为“友谊”、“友联”2家，后来又整合为红都时装公司。在迁京技师中，有一位叫王庭淼。

王庭淼出生于鄞县云龙镇甲村，11岁开始学裁缝，20岁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1956年进京后，中南海成立“中办特会室服装加工部”，挑选12名技师前去工作。王庭淼成为最符合标准的人选之一。从此，他便开始了他的非同寻常的服装生涯。他和田阿桐曾为毛泽东制装，“毛式服装”成为经典性服装。毛主席逝世穿的那套服装，仍是由王庭淼为主制作的。他还为周总理修补过穿破的睡衣，修破如新，被传为佳话。他又曾为周总理改一件西装为中山装，当总理穿上十分合身的中山装时，连连称赞。除了中国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等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都曾满意地穿上过王庭淼缝制的服装。由于他的高超技术和杰出贡献，1959年曾出席北京群英大会。其后又曾出任红都服装公司（见图18）的第二任经理，一干就是20年，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红都王经理”的。现在，当你走过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时，“红都”的大红招牌依然会引起你驻足观赏，你或许会赞赏：百年辉煌，“红都”是红帮的形象大使！也许，人们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华访问，到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撩起西装，用标准的汉语对欢迎他的人们说“红都！红都！”^（48）他所说的“红都”显然是一语双关的。这位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总统先生，对中国的了解确实不少。

图18　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公司

除了上海红帮大本营涌现出来的红帮名人之外，在其他各大中城市，繁荣期中都有人堪登红帮功臣楼。

在南京。“李顺昌”曾于抗日战争期间迁往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几省，抗战胜利以后迁回南京，曾为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人员制装，以后数十年间长盛不衰，曾获得“西服优秀设计奖”、“中华老字号”等称号。奉化人蒋沛庆、谢多庆，鄞县人陈渭庆都是南京红帮的高级技师，各有绝技，誉满石头城，时称“三庆”。1941年南京军服西服业同业公会成立，有宁波籍会员51家，宁波红帮裁缝占公会理事、监事的1／3。1945年12月，以蒋明良为首的红帮裁缝发起筹建了南京西服缝纫业职业工会，领导成员17人，有12人是红帮裁缝。1948年“旅京甬商同乡会”调查统计，宁波人“旅京”商店233家，其中红帮呢绒服装店有67家。

在重庆。内地有很多红帮商店迁往重庆，除南京的“李顺昌”之外，还有上海王士楚的王荣康西服店（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据1941年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记述，著名的红帮商店有黄一峰的“华丰”、王厚甫的“柏罗斯多夫”、华家训的“国际”、乌一美的“环球”、徐有文的上海服装公司、周知行的青年时装公司等等。

在北京（见图19）。据1935年枟浙江全省旅平同乡会枠统计，当时，鄞县在北平（北京）的同乡会有314人，其中有115人从事西服业；奉化同乡会有64人，其中有48人从事西服业。1944年已有34家红帮店号，到1946年已有17家在北京黄金商业区王府井大街经营。李秉德兄弟和李秉德父子的新记西服店、新丰西服店都为名店，李氏也成为北京的红帮裁缝世家。成名于哈尔滨的红帮高手石成玉1946年迁京，享有“西装博士”、“中山装专家”的称号。红都服装公司的红帮名师余元芳（奉化人）、王庭淼（鄞县人）、陈志康（奉化人）先后出任经理，在这一时期，他们为中国服装现代化各自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图19　北京市东交民巷附近多西服店

在天津。在这个北方大港，没有人不知道“小白楼”，那是一条服装黄金街、高级服装店集结地，而这里的服装店主绝大多数是红帮裁缝。在这些名店中，无人不知“龙头老大”何庆锠西服店，它的老板是来自鄞县姜山的何庆丰。何氏服装以精著称，件件皆可以和正宗的英国技师之作媲美，因之，最具绅士派头的英国人，见到“何庆锠”都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除了西服正装，“何庆锠”也做中山装、职业装，因之，“何庆锠”门前总是中外顾客络绎不绝。

据1944年“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商号调查表”，全市共244家西服店，其中红帮店有95家，他们既做西服、中山装，也做军服、职业制服，1948年6月天津制售西服商业同业公会领导成员共18人，其中红帮裁缝有11人。除了做男装外，在天津还出现女装高手王庆和、孙光武，他们都获得“京津女装高手”的称号。

在哈尔滨。奉化人张定表，早年在上海，民国初到哈尔滨，1929年在中央大街创办瑞泰西服店，一年四季，中外顾客盈门，这位红帮高手被誉为“东北第一把（剪）刀。”鄞县人陈宗瑜，10岁即随父亲到哈尔滨创办义昌西服店。他讲究工艺特色，每道工序都精工细作。1949年哈尔滨解放，缝纫业同业公会成立，他被选举为主任委员，不久，又出任军需厂厂长，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作出过重要贡献。1957年被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委。鄞县人陈阿根缝制的西服表里如一，颇负盛名，被称为“正反面阿根”。其子祥华继承父业，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组织1200名技工，出色完成为志愿军赶制20万套军服的艰巨任务。20世纪60年代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技术负责人、技术科长、技术厂长、曾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优秀服装设计师”。

在青岛。1948年5月枟宁波旅青同乡会会员枠登记表中，经营服装业的有44人，占会员人数的18%。在这个外国人聚集的名城中，红帮名店、名人也很红火。

在烟台。当时算个小城市，1945年全市经营现代服装有36家，宁波人经营的有11家。由此可见红帮事业繁荣之情景。

在武汉。在这个“南北通衢”重镇，1934年已有西服店91家，1945年冬，西服业和军服业同业公会合并，1946年4月成立缝纫业同业公会，1948年，这个同业公会中宁波籍会员已有50家。宁波人创办的3家服装名店高誉永驻，1980年均被命名为“武汉市特级商店”。其中，除陈尧章于1909年创立的“祥康”外，邹佩庭的怡和服装店创办于1936年，方才德的首家服装店创办于1944年。3家名店于1956年合并为“首家”，枟长江日报枠在征集楹联中，有一联是赞颂“首家”的：“欲向天工夺魁首，向鼎荆楚创一家。”

在香港。至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服装业还较落后。40年代到60年代，内地红帮服装企业移师香港的甚多。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制衣业1950年有41家，1955年增至99家，1965年已达1514家。从上海迁去的红帮名店、红帮裁缝成为香港制衣业的开拓者，成为香港工业革命的一支主力军。在1992年印行的枟香港服装史枠中就有明确阐述：“香港西装与意大利西装同被誉为国际风格和最精美的成衣，全因香港拥有一批手工精细的上海裁缝师傅。”^（49）所谓“上海裁缝师傅”，其主体就是红帮裁缝。对此，凤三在枟上海闲话枠中作了说明：“在旧日上海，男子西装裁缝称‘红帮裁缝’，以宁波人最占势力。目前香港的‘上海西服店’，亦俱宁波人开设，一级、二级用上海裁缝无疑，即宁波裁缝。”著名的红帮名店有许达昌的“培罗蒙”、陈荣华的“W．W．CHAN＆amp;SONS”、王铭堂父子的“老合兴”、张瑞良的“恒康”、车志明的“利群”、尉世标的“锦锠”（曾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制装）等等（见图20）。

图20　陈荣华之子陈家宁（左）与东京培罗蒙经理戴祖贻

香港红帮名店度身定制的每一件西服，均可以作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加以鉴赏。所以，美国知名的购物指南Gault Millau—The Best of Hong Kong在评价香港一家红帮服装店时说：“假如你想挑选最好的欧洲面料配合比较传统款式的西服，这家店你一定会满意，价格高一点，但物有所值，工艺和品质是完美的。”

在台北。台湾西服业发展较早较快，这为红帮向台湾拓展提供了条件。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带去了大批喜爱穿西服的人，同时也带去了相当多的红帮裁缝。在台湾，六七十年来，西服业的发展与大陆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未间断过。因之，在台北有不少西服店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店，“汤姆”、“格兰”、“培罗蒙”等等均是。这些西服店的根都在上海等地，格兰西服公司便是显例。

“格兰”的创始人包启新，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随红帮师傅钱世铭由上海迁往香港的。70年代，他由香港迁往台北，创办了“格兰”。和40年代由上海霞飞路迁往台北的“汤姆”一样，后来都成为台湾的顶级名店。在包启新经营近20年时，当地青年陈和平来到“格兰”拜师学艺。此人颇得包启新的赏识，遂成为得意门生。陈和平不但忠实地承传了红帮的精神风范、经营理念和独特技艺，而且敢于、善于开拓创新。1992年包启新打算退休，遂将“格兰”交给了陈和平。陈和平不负恩师厚望，在服装设计、工艺创新、科技研发诸方面，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从而昂首阔步走向国际T型舞台，积极参与国际服装顶级赛事，风采凛然地与各国服装大师切磋技艺，交流经验，进一步弘扬了红帮前辈的“洋为中用，中为洋用”的双向交流传统。从2002年起，陈和平连续多年在国际性的赛事中获得多项大奖，被台湾消费者誉为“天王级”名师，“世界级剪刀手”。陈和平先生荣获的那些大奖，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国际服装界获得的最多最高荣誉吧（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在西部地区。红帮裁缝挺进西部，先后有两次规模较大。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使自己的企业免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同时为了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情怀，支援抗战，“七七事变”之后，王宏卿、李宗标等著名“红帮”企业主先后将自己的企业迁往西南各地。另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内地城市发展服装业，开发西部广阔的沃土，上海不少红帮企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陆续迁往大西北，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上开拓自己的事业，显示“红帮”的新风采。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搬迁的是在1956年，上海支援边疆建设的服装业职工近500人（包括服装、鞋帽、呢绒、丝绸等有关人员），一部分到北京和东北的长春，绝大部分是支援甘肃、新疆、内蒙古、兰州、乌鲁木齐、包头等城市。第二批支边是在1957年，上海赴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山西等省的大中城市服装企业有10家，不少红帮裁缝加入了迁移的行列。

在拉萨。在这座雪域高原名城中，同样有红帮人的业绩。

红帮裁缝陈明栋，鄞县福明前洋畈人，于1935年到上海，在其父开办的“惠乐”衬衫厂帮工。后结识“勤昌”服装店的戴永甫，学习缝纫技术，并认真研读戴永甫写的枟永甫裁剪法枠，因此缝纫技艺进步很快。1953年，戴永甫经人引荐去了兰州，传授服装裁剪技艺，陈明栋应戴永甫之邀也去兰州，在“素云妇女服装学习班”任教，教材就是枟永甫裁剪法枠，半年后返回上海。1956年10月，33岁的陈明栋与宁波人孙家茂等裁缝师傅离开上海，到达雪域高原——西藏拉萨。他结合当地人的衣着习惯，设计、制作的衬有皮毛的大衣和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一推出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1959年，因工作需要，他奉命调到青海省的格尔木。在那里，他带领一批裁缝师傅用“林芝毛纺厂”的厚实面料，制作大衣、中山装等。1969年又调到“西藏自治区驻格尔木办事处”下属的一个服务社担任服装组组长。1979年，按规定他可以退休回乡，但几次因工作需要而主动延期退休。几十年来，他与戴永甫始终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戴永甫将上海服饰市场的信息、自己的科研情况告诉陈明栋，陈明栋协助戴永甫研究枟服装裁剪新法枠。退休回上海后，又帮助戴永甫研究枟D式裁剪法枠。1985年9月，陈明栋荣获西藏自治区政府颁发的“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在西宁。在这座西部名城中，红帮人也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1956年5月，在上海开往兰州的列车上，坐着一位祖籍宁波大矸周隘村的年轻人陈星发，与他一起踏上征途的还有50多位上海师傅。到西宁后，陈星发首先在西宁服装一厂工作，分管生产，后到西宁服装公司，任公司的技术科长，后又到公司组建的西宁市服装研究所任所长。在服装培训班和西宁市二轻中专服装班上，他从“三紧三松”老规矩讲到“推、归、拔、烫四部曲”，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先后荣获西宁第一服装厂颁发的“支边创业奖”和纺织部、中国纺织总会颁发的“边疆从事纺织工作三十年贡献奖”。证书的扉页上，印有胡耀邦总书记的题词：“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

在兰州。在甘肃的这座大城市中，自然会有红帮人的光荣纪录。

1956年春，上海红帮名店“王荣康”整体搬迁至兰州。“王荣康”创始人王士祺和其子王嘉志（曾是南京路上西服店中最年青的老板），设计风格新颖，又因信誉好，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如宋子文等国民党的官场人物与一些工商界、文艺界、金融界、医药界人士，往往祖孙三代都认定“王荣康”。“王荣康”呢绒西服店这块上海的老牌子在兰州亮相之后，当地省、市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专事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工矿企业的外国专家都慕名前往，门庭若市。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老字号，这家上海名店成为兰州市服装第一店。由此可见，红帮裁缝每到一处，“所止必成名”并非溢美之词。

在宁波（宁波原与鄞县合一）。如前所述，宁波裁缝多是外向型的，大多数人志在五湖四海，敢于到海内外开创事业。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在故乡，或因多种原因，从外地返回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管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六县，是浙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1932年，宁波城厢的商店中，有估衣店44家，成衣店23家，西装店7家，贳衣店8家。据枟1935年各业营业状况调查表枠：“本埠西服业大小计30余家，‘惠勒’以制军装制服业为主，‘源和’以各机关服装为主。”1946年，“鄞县（宁波）成衣商业同业公会”制定章程，同时，建立“鄞县（宁波）机制服装业同业公会”，公推沈崇章为理事长。“鄞县（宁波）机制服装业同业工会”有会员69家。主要红帮人物有杨鹏云、林丽水、沈仁沛、孙升高等。杨鹏云，1917年生于奉化县西坞镇杨溪头村。父亲杨和庆原是一位做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但他不像一般本帮裁缝那样封闭、守旧，而是一个头脑灵活、思路开阔的新派人物。辛亥革命后，传统袍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西服很快在中国风行起来。1922年杨和庆顺应潮流，弃旧图新，与同乡一起先至哈尔滨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罗宋派西服裁剪、缝制技艺，之后又两次去日本学习、考察日本式和其他新西服的制作法门。1932年，杨和庆从日本回到宁波，开办了“永和”西服店，在上海学艺的杨鹏云被父亲招回一起打理“永和”。至1942年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洋服店。他们的服装店，曾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场所，掩护、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他积极从事服装研究工作，在浙江省轻工业厅服装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林丽水，镇海县柴桥镇（现属北仑区管辖）河头村人。他开办的万兴祥西服号，用胜家牌缝纫机，全店10多个师徒分别来自鄞县、奉化和慈溪三地。沈仁沛是三一服装店店主。沈崇章之子沈仁沛到上海南京路宏泰洋服店拜顾天云为师。4年后，沈仁沛回到宁波，带来枟西服裁剪指南枠。因师徒和同乡关系，抗日战争时期，顾天云几次来宁波，在沈氏父子的“三一服装店”开课收徒，传授西服工艺，与同行切磋技术。沈仁沛得恩师提携，服装店生意日趋兴旺。20世纪50年代，沈仁沛编写了枟最新服装裁剪法枠一书，继承老师顾天云的事业，在店内开办职工培训班。孙升高是鄞县丽水孙家庄人，1900年去朝鲜学裁缝。20岁那年，忍受不了日本人的统治，经上海回到宁波开裁缝店。抗战之前，孙升高去哈尔滨，后又返回宁波。抗战爆发，孙升高关闭服装店，带原料向重庆转移。1941年，孙升高与家人从重庆回到宁波，在百丈街正君庙开办源丰祥服装店。孙高升事业成就有限，但却是红帮裁缝四海为家性格的充分体现者之一。

在海外。红帮，在海外不少国家，都有西服店。特别是日本、东南亚各国尤多红帮名店。

在日本。在日本的红帮裁缝声望最高的当推戴祖贻。戴祖贻，宁波镇海县霞浦镇戴家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34年6月，年仅13岁的戴祖贻到上海拜许达昌为师，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的必备技艺，成为许达昌十分器重的徒弟，随后许达昌便将南京国民党党政机关定制服装的业务都交给戴祖贻，视之为亲子，加以培养，戴祖贻不负师傅厚望，不久即独当一面。随许达昌迁往香港后，许达昌带他到日本开拓事业。经过几年的打造，“培罗蒙”西服店在东京的影响与日俱增。再次去日本的红帮名师顾天云也曾去东京“培罗蒙”参与打理。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培罗蒙”高级的面料、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团队游客，“培罗蒙”也借此扩大了知名度。1969年，许达昌将所有在日本的“培罗蒙”资产转让给戴祖贻。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1990年在东京帝国饭店开业，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和日本政要、商界领袖、文体明星等精制了数以万计精美绝伦的西装，戴祖贻的名字伴随“培罗蒙”品牌，飞向世界很多国家。他也热忱地为中国领导人制装。

在神户。在日本神户有2位有口皆碑的红帮裁缝。分别是卢德财和汪和生。卢德财是原日本兵库县浙江同乡会会长，1911年生于宁波大来街，16岁到神户，1943年拜国信洋服店老板汪和生为师。

图21　汪和生

汪和生（见图21）是奉化人，20世纪20年代意气风发去日本闯荡，在神户闹市区东亚路创办了幸昌洋服店，这位性格开朗、满怀爱国热情的红帮裁缝有个鲜明特点：娶妻要娶中国美人，而且一切都以中华民族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子女，儿子娶妻子，必须娶中国女子，否则一分钱不给。

1955年，得知奥运会将在日本举行，汪和生立即抓住商机，局面大开。后又适时调整经营方向，向日本女装市场进发。几年工夫，便成为神户数一数二的服装名店，影响遍及全日本。日本著名模特伊岛小姐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名模大赛时，特地委托汪和生为之设计服装；日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的服装也是委托汪和生制作的。汪和生博得了旅日华侨的钦佩，先后担任过日本关西华侨洋服公会会长、日本兵库浙江同乡会名誉会长。只要有中国各方面领导人到神户访问，卢德财、汪和生都热忱接待。

在神户的其他红帮商店很多。

在横滨（见图22）。横滨是宁波裁缝最早学习西服技艺之地，与红帮裁缝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22　1880年横滨地图

张尚义之后，较早去横滨的有镇海县本帮裁缝刘忠孝，同行的有鄞县茅山镇花园村的陈阿财、陈根财兄弟，他们在横滨改学西式服装，创办隆兴洋服店。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团职工以及日本皇族的人士都曾光顾“隆兴”，可见其产品之声誉。抗日战争期间，刘孝忠回国，抗战胜利后返回，重振旧业。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田中角荣访华时，都曾请“隆兴”制作服装。陈阿财的子孙继承了祖业，将“隆兴”更名为“隆新”，主营中国的改良旗袍。“隆新”三代人矢志不移，开拓红帮在横滨的事业，成为红帮裁缝拓业日本的一个驿站。顾天云、许达昌、张师月、张明德、楼信谊等等去日本时，都曾在“隆兴”——“隆新”解鞍稍住初程，或中转，或收集信息，解决各种亟须解决的问题，“隆兴”为“红帮”事业的勃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横滨创业的还有张氏第三代张方广和第四代张肇扬等。张方广小儿子张肇扬，从日本东京一个洋服专门学校毕业，专攻男式西装，是该校唯一一位华人子弟。毕业后到父亲的公兴昌洋服店协助工作。1967年去台湾，在台中一家西服出口工厂工作，一年后回日本，在东京帝国饭店开设“公兴昌”分店，进一步开拓祖业。

（四）腾飞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常简称“新时期”。在新时期中，经过拨乱反正，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新历程。

在复兴期中，红帮也启动了新的历史里程，开始腾飞。

红帮故乡宁波就是这个复兴历程的极为典型的缩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潮风起云涌，红帮故乡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迅速发生变化。风生水起，以敢为人先为职业性格特征的红帮人及其传人更适时地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了宁波服装的新辉煌。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并驾齐驱，各展雄姿，导致服装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展，民营和“三资”（国资、民资、外资）服装企业尤为活跃，很快占有宁波市服装企业95%以上份额。

全国其他省市也呈现出同样的发展势头。

这一形势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胡耀邦同志十分关心服装业发展的问题。1980年2月8日胡耀邦在听取深圳市委汇报时说：“特区干部要把衣服穿好些，要敢于穿西装。我1953年还穿过花衣服。”1983年11月在传达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时，他反复谈了服装的有关问题和服装创新问题：“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注意衣着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50）1985年9月，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内蒙古自治区视察，又一次谈了服装问题：“历代社会变革往往是同生活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往往首先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譬如，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清朝，就提倡穿中山装，不穿长袍马褂……比如穿衣，西装很方便，为什么不可以提倡穿。”^（51）

这是1956年毛主席、周总理谈服装问题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又一次关于服装发展问题的重要谈话。

如同辛亥革命前后引进西服、创制中山装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红帮传人又一次弘扬了红帮的服装革新精神，在红帮故乡率先发动了服装业创新浪潮。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新浪潮的风起云涌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展翅腾飞期。在腾飞期中，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服装企业，于是宁波有了“四张名片”之说（宁波帮、宁波港、宁波景、宁波装），服装成为复兴期中宁波的特征之一。

从服装企业的发展方面看。到20世纪末，宁波地区的服装企业已发展到近2000家，到21世纪前10年，已发展到近3000家。中国服装协会2004年对全国服装行业的“利润总额”和“产品销售收入”作了调查统计，在这种“双百强”企业排名中，宁波服装企业分别占有10席和8席，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进入“双十强”行列的，宁波有3家：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雅戈尔”）、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杉杉”）、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罗蒙”）。这一年全市年产服装能力为1畅3亿余件，占全国服装总产量的12%。

宁波洛兹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太平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奉化爱伊美服饰有限公司、宁波爱尔妮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服装企业名家。“十五”期间，宁波服装产业已经创造了5个全国“名列前列”：服装生产规模、品牌建设、国际品牌经营；政府对服装企业重视和推动作用、服装企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与劳动力就业的贡献。

1997年10月，宁波首届国际服装节亮丽登场，服装展位达450多个，与会客商达240余家，外商达108家。其后，每年10月举行一次服装节，各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旨趣。

在第二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中，已开始进入红帮题旨，开幕晚会由枟红帮故事枠领起，继以枟缤纷世界枠、枟梦幻未来枠。由此每届服装节都大做红帮文章，从枟人民日报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省、市各种传媒，都有以红帮为标题的大幅报道，鲜明地显示出红帮复兴的信息。2001年10月的第五届宁波国际服装节晚会以“起航”命名，进一步显示了宁波服装、中国服装业展翅腾飞的时代风貌。到2003年第七届国际服装节，已有一个特别的内容：枟红帮服装史枠首发式。对这本阐述红帮发展历程的史学专著给予了肯定性的充分评价。从此，红帮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枟红帮服装史枠成为各方面论述、报道宁波和中国现代服装发展史的主要依据之一，各种著述大量引用这本书的原创观点和原始材料。中国现代服装史的研究者由此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化服装的源头，重新编写中国近现代服装史。

随着第一届国际服装节的举行，1997年宁波服装博物馆（见图23）顺利筹建。这是我国第一家服装专题博物馆，经过不断充实、调整、提升，已于21世纪之初建成了以中国近现代服饰为主、以红帮裁缝史实为镇馆之宝的服装博物馆。依据世界博物馆公约，宁波服装博物馆除了收集、整理红帮史料（含实物）和布展、展出之外，也经常发布服装信息，发表服饰方面有史料价值的文章，还和宁波服装学院合作，开展服装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图23　宁波服装博物馆

1999年，宁波第一所服装高等学府——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在红帮故乡隆重奠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这所服装学院就高举红帮旗帜，学院主要创办人、党委书记毛大龙一直以“红帮传人”自诩、自励、自律；这个学院为宁波和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创新，培养具有服装科学技术和文化素养的高级实用型人才，为研究、总结、承传、发扬红帮精神，开辟了一条永流不息的渠道。他们将成为服装事业发展的思想库、资料库、人才库。2001年，学院又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服装文化研究所”，（以红帮文化为首要课题）潜心研究服装文化，发展、创新夯实基础（见图24）。2004年，已出版“服装文化研究丛书”4种；继而，又将“宁波继明红帮研究所”引进学院，在服装科技、红帮工艺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2005年，为进一步弘扬红帮精神，把学院办成特色鲜明的高校，与原浙江轻纺学院联合，更名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全面修订了创建真正具有红帮精神的特色学校规划，并于2009年成立了“红帮文化研究所”，重新规划了红帮研究深入拓展的各项举措。在这所服装学院中，红帮精神，唯此为大。

图24　红帮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研讨会

腾飞期中宁波服装业的这些“第一”，与红帮有何关系？仅仅因为它们是在红帮故乡出现的吗？当然不是。

这些原创性的成果始终都是与红帮有着最直接、最密切、最实在的关系。

且以宁波几家著名服装企业为例，他们无不是红帮精神的产物。是红帮精神哺育了他们，没有红帮人精神的、物质的、科技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支持、鼓励、帮助，就没有他们的顺利诞生、迅速发展和卓越成就。

“罗蒙”：起步于奉化县江口镇一家镇办企业，1984年建厂。建厂第一件大事就是聘请红帮名师余元芳、陆成法、董龙清等来厂做高级顾问。陆成法倾心扶持“罗蒙”长达10年之久。厂里没有汽车，就开着拖拉机去接几位红帮老师傅来厂里。这种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以勤俭创业为本的红帮前辈，他们全心全意帮助“罗蒙”；“罗蒙”也全心全意向他们学习红帮精神、红帮风格、红帮技艺，彼此同心同德，创业很顺当。1985年有了主导产品后，“罗蒙”又到上海请来由红帮老牌名店发展而来的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孙富昌是1943年到上海学做裁缝的。1981年到1984年任“春秋”经理时，就曾应故乡宁波黑炭衬厂之请，帮助他们创办起中国第一家黑炭衬厂。1984年，孙富昌调任上海“培罗蒙”经理时，十分关注故乡创办的服装厂，通过代销、联营等多种方式支持乡镇企业创业，并曾先后组织多名退休老师傅到宁波多家服装厂驻厂做技术指导工作。“罗蒙”热忱聘请他做顾问，他也热情应聘，不但为“罗蒙”经销产品，而且还把“罗蒙”产品介绍给另外几家服装商店。走进上海市场之后，“罗蒙”发展很快，几年后，其产品便被上海黄浦区服装公司评为优质产品。1998年，“罗蒙”因势利导，把提升企业档次、争创驰名商标作为新战略。在老红帮师傅的鼎力支持下，这些目标几年后均提前实现了。

1986年，“罗蒙”老厂长盛军海说得很恳切：“我们罗蒙过去依靠孙经理建厂，现在依靠孙经理发展，没有孙经理就没有罗蒙的今天！”“罗蒙”第二代创业者盛静生一直以红帮传人自勉、自律。他说得也很恳切、真诚：“对罗蒙来讲。只有两个字：专注。专注于认认真真做服装，专注于兢兢业业创品牌。”10年后，他又说：“我以红帮传人而自豪，应责无旁贷地把祖宗传下来的裁缝这个老行当做好。”他把提升产品结构、档次和技术含量为发展的关键，品牌形象就从这里来。

“雅戈尔”：今日的“雅戈尔”是以纺织、服装、房地产、国际贸易为主体的多元并进、专业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公司。2005年完成销售收入155亿元，实现利润11亿元，拥有净资产50多亿元，员工近2万人，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综合实力列入全国大企业集团500强。雅戈尔西服、衬衫、西裤、夹克、领带5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公司的主导产品雅戈尔衬衫连续10年获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西服也连续多年保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雅戈尔集团原是鄞县石契镇的一家镇办“青春服装厂”。说是工厂，其实只是一个蜗居于乡政府礼堂戏台地下室的小作坊。1979年12月以2万元知识青年安置费起家，工具由职工自带，主要业务是为别的厂家加工背心、短裤、袖套等简单服饰。1983年与上海开开衬衫公司实行产销联营，当年11月改名为“宁波青春服装厂”，1986年“青春”厂推出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北仑”牌衬衫，1991年底更名为“宁波长江制衣厂”。与澳门南光公司组建中外合资“雅戈尔制衣公司”后，“雅戈尔”注册商标问世。1992年聘请红帮老师傅、上海人立服装店副经理王良然（奉化人）等2位师傅为技术顾问。从此以后，“人立”经常派技术人员来公司指导，并帮助安装生产流水线。在“雅戈尔”着手转型生产西装时，王良然鼎力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此后，该厂又聘请服装技师夏国定和柴建明为“雅戈尔”西服厂技术工艺指导，他们为“雅戈尔”西服品牌的提升与业务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994年1月，“雅戈尔”西服投产，成为主导产品。2001年，“雅戈尔国际服城”竣工，“雅戈尔”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服装生产基地。直到这时，仍有红帮老师傅在“雅戈尔”作贡献。

“杉杉”也经历同样的发展之路。

“杉杉”的前身可追溯到宁波甬港服装总厂。这个服装厂是浙江纺织公司和鄞县工业局于1980年联合创办的。建厂方案中就明确指出：“鄞县素称红帮裁缝之乡……历史悠久，技术力量较有基础。”“县内现有红帮裁缝退休老师傅50人左右，新厂一建立，即可聘为技术辅导人员。”建厂时，即聘上海退休红帮老师傅陈菊堂来厂工作（后任质量科长）。随后又聘红帮技师李峰为技术科长（后任副厂长）。由于有红帮人为技术力量，建厂后很快投产，并打入上海市场。上海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也鼎力支持他们，订购了他们生产的中山装5500件；继而，又由孙富昌邀请南京路上的红帮名店“王兴昌”、“裕昌祥”、“鸿祥”等20多家服装店到宁波参加订货会，再次给“甬港”以巨大支持。在此期间，“杉杉”成为注册商标。1992年“甬港服装厂”更名为“杉杉集团公司”，迈上现代化服装企业之路。1994年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斥巨资导入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1996年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服装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1997年提出“名牌、名企、名师”经营理念，推出中国服装业第一个设计品牌“法涵诗”高档女装。1998年建成国际一流生产基地，与日、意、法、美等多家著名服装公司合作，推出10多种品牌的男女时装、休闲装、童装，进入了一些欧美国家的主流市场，进而形成了服装、科技、投资3个板块的运作格局。1999年初“杉杉”总部搬迁至上海，在红帮大本营中展开新的一页。

“杉杉”的发展得到红帮前辈的各种形式的支持、帮助。以红帮“科技功臣”陈康标为例，他是奉化县跸驻乡三石村人，从事服装业50多年，在行业内曾被誉为“百名业内风云人物”。退休回乡后，十分关心故乡服装现代化，走南闯北，为服装业创新建言献策。宁波的“雅戈尔”、“杉杉”、“罗蒙”，温州的“夏蒙”、“华士”，江苏的“红豆”、北京的“顺美”等等，都曾多次得到他的技术指导。他经常到“杉杉”、“雅戈尔”、“罗蒙”等宁波著名服装企业走走看看，在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方面，贡献尤多。在他的帮助下，“杉杉”和“宜科”，均首先在全国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论证，领到了“国际通行证”。所以，服装界称他为修行高深的“老法师”。但他和其他老红帮人一样，反哺故乡，不求名，不求利，不邀功，不请赏。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培罗成”也是红帮老人精心培育的一个成果。

培罗成集团起步于1984年，与上海纺织局合资创办培罗成西服厂。“培罗成”一开始迈步就把目标定为“承传红帮技艺，做新一代红帮人”，为此他们诚邀上海红帮前辈、高级技师陆成法来厂指导，并委以技术厂长重任。经他推荐又请来陆梅堂和陆宝荣两位红帮师傅狠把技术关。

随着上海“培罗蒙”西服的盛销，红帮创业功臣、经理江辅丰亟须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培罗成”闻风而动，为上海“培罗蒙”加工西服。随后，“培罗成”开始自创品牌，以“现代商务、坚持经典”的鲜明个性出现在同行面前，专为大型企事业单位加工职业装。首批承揽到的业务是中国电信和中国民航。“培罗成”根据行业特点精心设计、制作，结果大获成功，“培罗成”商标隆重推出。此后，企业更注重品牌建设。1994年培罗成西服厂更名为“宁波培罗成制衣有限公司。”1995年“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中国职业装最大的生产基地，为公安部、安全局、水利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海地铁总公司、中国三峡总公司、“中国民航”及银行系统等30余家国家机关和大型集团提供服务。2003年，“培罗成”西服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52）

奉化服装商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奉化有700多家服装企业，至少有500家都在红帮老师傅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奉化如此，其他县市亦如此。

上海是红帮的创业基地，红帮的大本营，从这里回来反哺故乡服装企业的几代红帮人，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有的一个人就帮助故乡的几家服装厂创业。以老牌红帮名家上海“培罗蒙”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主动选送老师傅反哺故乡，奉化江口镇新桥下村的培罗西服厂、前江村的前江服装厂、盛家村的盛家西服厂、徒家西服厂等等，都是在上海“培罗蒙”“传帮带”下创办起来的。前文说的孙富昌，谁也说不清他为宁波多少家服装厂的创办出了多少点子、出过多少技术，尤其是人力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