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说明及应对方案

附　录　关于两个问题的说明

一、书中所采用的《老子》的版本

通行本最早可以追寻到汉朝的王弼，从通行本世代相传，各朝学者都根据自己的解读而对文中的某些字句实施改动的情况推测，《老子》在王弼之前也应该被改动过。可问题是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弼之前的改动都出在哪里。此时，帛书的出土不仅为这样的猜测提供了证据，也似乎给出了自汉初到汉末这几百年中《老子》被改动的细节。帛书最为成功的部分，也就是最能令人相信的部分是“恒”变“常”、“邦”变“国”。由于帛书所出土的汉墓恰在汉初，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汉文帝刘恒的时代，于是，自然就联想到，出于避皇帝讳的原因，《老子》中的这两个字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本中只有“常”和“国”，而没有“恒”和“邦”。以前，我也对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毕竟，土里挖出来的古版本是铁证。然而，事情好像并不那么简单。

最开始使我疑惑的是，帛书出土已经许多年了，而众多学者却很少有完全信赖它的。既然关于避讳的设想非常合理，那为什么知名学者们几乎都不采用帛书呢?他们大都在通行本的基础上，参考帛书。也就是在他们认为通行本有错误的地方，借鉴帛书来修改。我不是很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你改这里，我改那里，结果造成无数多的版本。我以为，要改就全改，要么就不改，也就是要么完全相信自王弼那里传下来的通行本，要么完全相信从汉墓里挖出来的帛书。到底该依从哪一个呢?这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从历史的角度，帛书在先，很自然，那时我也倾向于帛书。然而，众多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通行本为主、帛书为辅也不能不令人费神，因为，他们也有其选择通行本的原因。正如陈鼓应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帛书是最古的版本(我手里的这本《老子注释及评介》是20年前的，楚简还没有出土)，但不是最好的版本。”什么叫“不是最好的版本”呢?陈鼓应先生有解说:许多的专家都认为帛书中的错字、漏字太多，因此不是最好的。也许这样的解说不足以说服人，的确，当时并没有说服我，毕竟避讳改字是在那里明摆着的，就算是帛书有错漏，也应该将“常”和“国”改过来呀。可无论是陈鼓应，还是南怀瑾，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反复地想了几个方面，结果得出这样的想法:仅凭帛书的年代早，且有避讳改字做依据，是不足以使人完全相信它的。以下就是我所考虑的几个方面:

1.从先秦越过刘邦、刘恒年代的经典颇多，有比《老子》早的，如《易经》、《尚书》;有比《老子》晚的，像《论语》、《庄子》、《孟子》，可是只有《老子》惨遭避讳改字的毒手。

2.如果假设自汉初的帛书到汉末的王弼版本是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在汉朝的这几百年间，对《老子》的改动实在是太大了。虽然王弼之后的学者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假设传承中有传抄错误而对《老子》进行了修改，可是，两千年来所修改的总合也比不上帛书与通行本之间差距的零头。这两个版本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目测估算，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文字都不一样。如果我们还能将它们称为一本书的话，那么，汉朝几百年间，已经将“原来的《老子》”改得面目全非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百年中只有一个朝代，大部分时间是和平年代。况且，如果仅仅是因为避讳，则没有必要改那样多的字。因此，我以为，帛书和通行本不是一脉相承的。

3.更为重要的是，帛书的来历并不尊贵。尽管帛书所出土的墓穴隶属于当时的一位王爷，但是在讨论文学作品的传承时，收藏者官位的高低不能作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所传承的收藏品的尊贵与否要看参与传承的收藏者在这个行业的地位，而不会参考他的官位。内行在看古代藏品，特别是书画藏品的时候，不仅要看书画本身的笔法是否符合作者的风格，还要看此书画传承下来的收藏脉络是否清晰。如果一幅画有着历代著名收藏家加盖的印章，即使这幅画的笔锋可能与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有出入，那也会被认为是珍品，因为其收藏脉络清晰可循。通行本在王弼之前虽没有传承细节，但在他之后的传承是有明确脉络的。这个版本一直在国家级的学者之间代代相传，根据这样的传承脉络，可以推测的是，在王弼之前的传承也应该是由国家级学者来完成的，可以说王弼本是“官窑”瓷器。相比这样显赫的传承历史，帛书的来路有些不明。墓主人是老子的爱好者，还是像王弼他们那样的国家级知识分子，或是一个普通的收藏家。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回答，帛书就如同一个民间流传的“民窑”瓷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民间流传的版本，可信度就不高。

以上三点已经足以抵消避讳改字对帛书证明，在这样的质疑下，对帛书将信将疑就很正常了，或许这就可以解释目前很多学者不愿意完全相信帛书的现象。虽然如此，这样的质疑还不足以完全否定帛书。新的出土有可能解决问题，可是更老的版本楚简的出土，不但没有简化，反而增加了事情的复杂程度。在某些章节上，楚简支持帛书，而在某些章节上楚简支持通行本，在一些章节上谁也不支持，自成一派。虽然楚简没有证明帛书和通行本孰是孰非，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帛书和通行本不是一脉相承的。这和前面第二点所推导出的质疑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将思考的重点转移到了每个版本各自的质量上，也就是看一看哪一个版本能够自成系统，没有自相矛盾。当然，思考的重点肯定是包括“道可道，非常(恒)道”的。目前最为流行的解释，也就是陈鼓应先生在《老子注释及评介》中的解释:“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陈鼓应先生进一步注释了“常”:“这个道是形而上的实存之道，这个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说的”。有人将这样的说法更加白话了一些:“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总的来说，这样的解释表达了道不可言说的意思。而这样的解释可以兼顾“常”和“恒”，使得用哪个字都无所谓。我一直不太喜欢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使得《老子》后面的文字都完全失去了意义。(www.xing528.com)

帛书出土之后，根据“道可道，非恒道”可以得出以“恒”字为基础的解释:“道可以言说或是遵循的，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个解释看上去不错，可是将它和其他几章关于天地的描述做对比后，问题就出来了。首先看第二十一章:“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由于“恒”来自于帛书，因此这一段引自帛书)。在这一章的开始，是“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显然，后面的“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说的是道。这句话里所传达的信息是道的永恒特点，它自今及古就没有变过。于是，这一章的内容就同“道可以言说，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的解释发生了矛盾。再看第十四章:“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这里有些麻烦。通行本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可见道一贯永恒的特点。但是帛书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问题出在“能知古始”上面。用现在的道，来考察现在的事物，就能了解万物的本源吗?如果道一直在变，就如同第一章的解释“它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今之道，不是古之道，那样通过现在的道，来考察现在的事物从而了解万物的本源可能性很低。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时间转换为空间，就如同人在中国，要想了解美国的状态，可以通过学习美国的法律，考察中国社会的状态，由此就可以了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学习中国的法律，考察中国社会的状态，可以了解美国的状态吗?这很成问题。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那就需要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相同。将这样的逻辑转换到十四章上，通过“今之道”而“御今之有”从而“能知古始”，是有问题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它就要求“今之道”就是“古之道”，就要求道永恒不变。如此一来，第一章的“道可道，非恒道”又和第十四章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发生了矛盾。由于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逐渐放弃了帛书。

通过以上的思考，我试图摆脱“恒”字的影响，来想“常”的意思，于是就有了“道可以言说，但违反常理”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与十四章和二十一章都不冲突，而更加令我兴奋的是，它可以得到现代物理学的佐证。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而解释了其他章节中的“常”，不仅这些章节获得了全新的理解，而且可以相互贯通，没有矛盾。

综上所述，在《道纪》和《玄德》之中就出现了完全依靠通行本的情形。这里所说的完全还是有一个字除外的，这个字就是《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王亦大”中的“王”字。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如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可以看到，行文中前面说“道、天、地、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后面说“人、地、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很明显是有误的。关于“王亦大”历来都有质疑，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释及评介》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很多学者认为“王亦大”是错误的，应该改为“人亦大”。更有学者提出了这样改动的根据，说古字中的人是三横，如同“三”，因此很容易与“王”相混。因此，在《道纪》和《玄德》中引用《老子》第二十五章的时候，都采用“人亦大”和“人居其一焉”，特此说明。

二、关于《论语》章节的名称

本书中多次引用《论语》中的内容，引用时所使用的章节名称延续了《道纪》中的方法，就是将《论语》的二十个部分称为章。

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形式是将《论语》的二十个部分称为篇，并以每部分开头的两个字作为此篇的名字。比如《论语》的第一部分就称为《论语·学而》、《论语·学而篇》或《论语·学而第一》，而将每篇之中的段落称为章。为了不至于在引用时由于篇章的名称而喧宾夺主，因此本书中涉及到《论语》的引用都采用了现今大家习惯的说法，就是将《论语》的二十个部分称为章，例如《论语·学而第一》就称为《论语》第一章。这样一来使得《论语》的引用与《老子》、《时间简史》等其他书籍的引用保持一致，并不突出，不至于在阅读的时候因为篇章的名字而分散阅读的注意力。毕竟，如何给古代典籍的章节命名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更好的理解内容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