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制度建立

中国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

左玉河

晚清以来,在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刺激下,中国传统藏书楼逐渐转为近代图书馆。清末民初有关图书馆规范性章程的颁布及实施,促使各类各级图书馆迅速建立,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逐步建立了近代图书馆制度。中西藏书理念有着怎样的差异?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是如何引入并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它与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图书馆何以成为藏书中心、资料交流中心和学术服务中心?这些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首先比较中西藏书理念之差异,分析其特性所在,然后阐述传统藏书楼之现代性因素,说明西方图书馆理念及图书馆制度在清末民初引入与建立的历程,随后重点考察图书馆制度与学术研究之互动关系,说明图书馆何以成为近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西藏书特性之差异

典籍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故重视保存思想学术,必然要重视保存各种典籍。中国自古即有收藏图书典籍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近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云:“藏书之事渊源至古。其在吾国则周有柱下史,汉有天禄阁。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而私家收罗之宏富亦所在多有。在欧洲则希腊及亚历山大等藏书楼,皆彪炳史册,世所羡称。”⁽¹⁾杜定友亦总结道:“我国图书馆之发现,远在古代。初老子为御(柱)下史,即为藏书之始。孔子周游列国,删书订礼,实为当时各国均有藏书之证。及汉刘向编书目,班固作《艺文志》,对于图书益加研究,以后藏书家板目家目录家,均代有其人。至清之四库全书遂集图书之大成,特建文渊、文澜诸阁以为藏书之用。此则我国藏书略史也。”⁽²⁾

古代中国藏书机构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蔡元培论及官府藏书云:“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亦往往缥缃万卷,坐拥书城。明清之际,尤为显著。‘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清代学术之盛,良非无因。”⁽³⁾虽然官府藏书经历了从“学术守于王官”到“学术下于私家”之变化,但是古代中国“官守其学,学守其书”格局,并未有根本大改变。从整体上说,古代中国藏书具有“私有”性质,藏书多为帝王之御用机构、达官显贵及士大夫阶层所专用。同时,古代中国藏书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不同类型藏书之间和同类型藏书之间少有关联。故中国传统藏书之特性,可以概括为“重藏轻用”或“藏而不用”。对此,杜定友云:“我国素以文称,书籍之多,亦为世界各国之冠。故藏书之家,颇不乏人,但多个人私藏,传子代孙;或宫中秘本,作为珍玩,少有为公用者。”⁽⁴⁾又云:“盖古之藏书者,皆以保存珍储为专责,故虽琳琅满架,不免藏石之讥。有消极的保全,而无积极的运用。与乎今之图书馆之意义,大相径庭。”⁽⁵⁾刘国钧亦断言:“然考其收藏之目的,则大约不外三种:(一)供一己或少数朋友之研究;(二)志在保存古籍;(三)搜集古书,以为珍玩。故其注重之点不外纸张版本与夫所谓古书而已。务求稀有之书,而不问其内容之价值。故古代藏书之特性可一言以蔽之曰藏。”⁽⁶⁾这样的概括,精辟地揭示了中国传统藏书之特性。

藏而不用、重藏轻用之特性,虽然不利于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之普及,却造就了古代中国少数精英学者。由于只有从官府秘藏及私人收藏家处方能获得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而能够从藏书楼中获得典籍者又非常有限,故只能造就少数精英学者。沈祖荣云:“我国号称文化之邦,惜于图书方面,历患痼疾,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夫图书流通之限制有如是,则教育自无从普遍。因此学术上亦少有竞争之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谓能读书之人,不免养成骄奢之气习,而且所研究之学问,多属空泛,无补于实际。”⁽⁷⁾中国传统藏书“重藏轻用”特性,对促进精英学者之学术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但对于多数读书人来说,因其难以得到博览群书之机会,故不免产生孤陋寡闻之结果,难以成为学术大家。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云:“我国他事或落后于人,而士大夫好读书之习则积之既久,故公私藏书之府彪炳今昔之书未易一二。……所惜者宝存爱玩之意多,而公开资用之事少,坐是一切设备乃至纂录,只能为私家增饰美誉,而不适于善群之具。”⁽⁸⁾这实际上揭示了中国传统藏书制度之局限性。古代中国藏书楼的开放程度,与学术发达之程度是成正比的。清代学术兴盛,与遍设藏书楼关系甚大,尤其是“南三阁”之设立,对江南士人之学术研究起了巨大刺激作用。郑观应云:“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⁹⁾可以肯定地说,清代江南学术之兴盛,显然与“南三阁”之有限开放及江南各地藏书楼之普遍设立密切关联。

近代图书馆制度是从西方引入和移植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古代中国没有类似的组织及思想根基。古代中国藏书制度具有若干“现代性”因素,此种“现代性”因素为接纳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提供了思想及组织基础,此亦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古代藏书制度之“现代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并非仅仅是藏书之所,而且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官府、书院及私家藏书楼集编、藏、刻、售于一体,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藏书制度。换言之,藏书楼不仅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藏书机构,还是编书、刻书、售书之综合性学术机构,有着多重功能。同时,围绕着收藏典籍与校刻典籍等与书籍有关的学术活动,复产生了与藏书相关之专门学问,其中最突出者即为以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撰为主的中国校雠学。中国传统校雠学在近代分科系统中,逐渐分化为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独立学科,构成了与近代图书馆学相关联的重要学术门类。因此,古代中国藏书楼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在性质和功能上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根本对立。古代藏书制度中仍然包含着近代图书馆制度中之若干“现代性”因素:两者均不仅仅是藏书机构,而且均是编书、刻书、整理书籍之学术文化机构;两者均形成了与书籍相关之专门学问,即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故古代中国之藏书楼制度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有着相当密切的连续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代中国藏书楼制度,成为接受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而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之基础。当然,此亦为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易为晚清学者接受之重要因素。

古代中国之藏书制度,对于保存和发展中国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与典籍收藏与刊刻相关的各种专门学术,亦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对此,沈祖荣云:“我国现代图书馆,是接受固有图书馆遗留产业的机关。对数千年来的文献的收藏、保护、汇集、处理、传布、应用等一切遗规旧范,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应予以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对于金匮、石室、秘阁以及藏书楼等机构,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保护文献的作用,应有公正的评价。对历史上的通儒大师、校书郎、艺文志作者、经籍志作者以及目录学家等等,对研究、传布、讲授历史文献是有贡献的,应予尊重。”⁽¹⁰⁾这样的评述是比较公允的。

实际上,近代图书馆之建立与发展,与中国传统藏书之深厚积累密切相关。晚清许多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就是在传统官府、书院和私家藏书楼基础上进行兼容并蓄、博采广收而建立的,是按照近代西方图书馆理念及相关制度对传统藏书楼进行改造创设的。如山东省立图书馆,其藏书来源多为私人与公家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举凡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存书及版片、尚志堂存书、高等学堂存书、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存书及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等,均移归该图书馆。再如创建于1909年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其藏书来源除了接收广西官书局、桂恒书局、石梁书局、广西优级师范、广西体用学堂、榕湖经舍、秀峰书院之移赠外,主要是向地方人士和上海各书坊征集而来的。1915年,广西大学堂预科、农业大学和省女子师范学校藏书亦归该馆收藏。正因得此便利,该馆方能在短短数年间藏书即达6000多部、7万余册。⁽¹¹⁾

当然,近代图书馆无论在性质还是功能上毕竟不同于传统藏书楼。两者间之差异,决定了中国必然要用近代图书馆制度代替或改造传统藏书楼体制。与古代中国藏书楼相比,从西方引入的近代图书馆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将近代图书馆之特征概括为八项:公立;自由阅览;自由出入书库;儿童阅览部之特设;与学校协作;支部与巡回图书馆之设立;科学的管理;推广之运动。这主要是指近代图书馆制度之总体而言的。若仅就近代图书馆之特性而言,可概括为三点:“(1)自动。盖近代图书馆之最大职责不仅在守馆内所藏之书,而在使其观中之书皆为人所阅读,而尤贵乎使人人皆能读其所当读之读物。如此,则不能安作待人之来索取书籍,而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故曰积极的、自动的也。(2)社会化。近日图书馆之事业多半为社会化之性质。即其注重之对象已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役之人。盖旧日之图书馆所注意者直接为书籍,而间接为来馆之阅览人。今则不惟注意阅览人,且注意其他人矣。盖近世之图书馆渐为社会之中心,凡地方公共团体之集会多半举行于此。且图书馆所接近之人物,其范围亦逐渐加广。其始,仅学者与教士,继乃及于教师与学生,后又扩及儿童,今且注意于各种人物:若工人、商人、美术家等,皆图书馆所企图服役者也。如此者是为社会化。(3)平民化。近代图书馆乃为多数人而设,而非为少数人者。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¹²⁾这就是说,近代图书馆具有公共、公开与共享之特性。

近代图书馆可分为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三类,其中以公共图书馆为近代图书馆之主流。近代图书馆不再是官府、书院和私家之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之公共文化财富,且为向全社会开放之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近代图书馆所关注者为图书利用之平民化,主张社会各阶层民众不分年龄性别、阶级和地位,均享有平等使用图书馆之权利。刘国均将其概括为:“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而亦近代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¹³⁾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分析清代私家藏书聚散状况后总结道:“丧乱之余,古书多毁于火,书价大昂,遂开藏书秘密之风。风气所播,影响于古书流通甚巨。然私家藏书,愈秘不示人,愈不能永其传。……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¹⁴⁾正因如此,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大潮推动下,中国开始引入西方近代图书馆制度,以促使古代藏书楼制度之转型:在形态上从古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变;在特性上从私有、封闭、专享向公共、公开、共享的转变。相对于传统藏书楼而言,“图书馆”一词从其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即具有公共、公开、共享之近代特性。沈祖荣云:“至清朝末叶,鉴于欧美图书事业,有促进教育文化普及之力,有启发人群智能之功,有潜移默化国家民族至优秀地步之作用,并收致富致强之实效,故人群维护其发展,若维护其自身生命然。于是我国人借鉴攻错,乃于教育革新之际,设法开放图书,从而各都市省会之现代图书馆,先后应运而生矣。”⁽¹⁵⁾

二、西方图书馆制度之引入

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制度转变,乃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设各种藏书楼及图书馆示范作用之结果。西方传教士对近代图书馆观念及制度之引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西方图书馆之传入,发端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最早介绍了欧洲各国之图书馆:“以西把尼亚(即西班牙)有书堂阁三十步,长一百八十五步。同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额勒济亚国之古书,亦以海泊载来,贮于此处。”“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册,毋容一字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职方外纪》又云:“其都会大抵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两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¹⁶⁾这是目前见到的对西方图书馆最早的介绍文字。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于1807年合著的《外国史略》,介绍了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的藏书和图书馆状况;美国传教士理哲著的《地球史略》,也介绍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的藏书和图书馆情况;美国传教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志略》、英国传教士戴德江的《地理志略》和莫维廉的《地球全志》,分别对欧美各国的图书馆作了介绍;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李提摩太的《七国兴学备要》和林知乐的《文学兴国策》亦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图书馆状况。林则徐、魏源、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等人编译的《华事夷言》、《四洲志》、《海国图志》、《英吉利纪略》、《康酋纪行》等,对欧洲各国图书馆情况亦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欧洲各国遍设各级各类图书馆,制定完备的图书馆阅览规则、图书管理方法状况,与中国藏书楼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创立图书馆,当数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北堂)所属图书馆。据1938年整理统计,北堂图书馆有西文图书5000册(教会书3000册,科技书2000册),中文书80000册。⁽¹⁷⁾1847年耶稣会教士在上海建立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收藏图书达20余万册;1849年上海创办的工部局图书馆(1913年改名为公众图书馆),“本专供耶稣会会士研究参考之用。后来有所发展,凡教会中人,或由教会中人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司铎同意后,亦可入内阅览,但为数极少。”⁽¹⁸⁾1871年伟烈亚力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成为英国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资料中心;1874年傅兰雅等人创建的上海格致书院,设博物院、藏书楼供学生实习阅览之所。此外,清末在中国各地创办的许多教会大学也建有图书馆,如1894年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15年实行开架阅览;1903年建立的公书林,“将文华大学的中西文图书期刊公开陈列,凡武汉地区、各机关、学校及一般民众均可使用,同时打破旧式贮之高阁的藏书楼观念,采取开架式供人阅览。”⁽¹⁹⁾其他较为知名的图书馆还有1904年建立的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1911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²⁰⁾1912年建立的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1916年的福建协合大学图书馆,1919年的燕京大学图书馆,1922年的齐鲁大学图书馆,1925年的辅仁大学图书馆。⁽²¹⁾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各种图书馆,完整地移植了当时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制度,逐步形成了组织读者利用图书馆藏书之近代图书馆特性,促进了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之转变。西方传教士创办之图书馆多具“开放”特性,与中国传统藏书楼“藏而不用”特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工部局图书馆规定:“午前九时至下午一时,午后二时至八时,为开馆时间,日曜日停止,馆内有新闻室,备欧美新闻二十余种,普通人都可入览,缴纳会费者可借出,以四册为限。”杂志凡属“极普通者订有双份,以便陈列于阅览室桌上”,供人阅览。⁽²²⁾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亦规定:“无论何人均可阅览,无拘束限制”,“可自由检阅书库,借出书籍,每次规定三册,以二十一日为期。”⁽²³⁾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和观察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有人说:“中国之有近代式图书馆,是西洋文化传入之后。鸦片战争前,西洋文化是零零碎碎的输入;及待战后,帝国主义挟着胜利余威与杀的武器,始大批的输华。这种文化,含有侵略性固多,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也不可胜算。譬如近代式图书馆之传入,就是最大赐惠之一。”⁽²⁴⁾中国士人对近代图书馆之认识,是从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各种“藏书楼”肇始的。这些新式藏书楼在图书收集、管理与利用方面,均采用西方较为先进的方法,促进了中国传统藏书思想的变革。1877年3月22日《申报》载文云:“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须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可见,此时新式藏书楼已引起中国士人之关注。陈洙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亦云:“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知登斯楼者,即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内国士大夫愧且望也。”并疾呼:“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将在乎是!”⁽²⁵⁾倡议仿效欧美在中国创建新式藏书楼。

王韬、郑观应等人在介绍欧洲图书馆制度时,特别留意西方图书馆之“藏用并重”及公共开放特性,强调其对学术文化之促进功能。王韬对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作了较详记述:“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²⁶⁾郑观应《盛世危言·藏书》亦云:“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份送院收储。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²⁷⁾与西方图书馆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中国各地藏书情况相当凋敝:“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兵燹以来,半归散佚。”因此,郑观应建议仿照西方近代图书馆方法加以整顿:“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储),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²⁸⁾在他看来,只要按照西方图书馆办法“认真经理”,将会出现学术人才繁盛之局面:“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钩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²⁹⁾

甲午战后,西方图书馆理念逐渐为中国士绅所了解,并加以仿效,着力发挥图书馆之公共、公开及共享特性。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云:“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其将“书籍馆”即图书馆视为西方富强之道,故提出“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购置图籍”等建议:“拟设藏书院,尊藏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并请准其咨取储存庋列。其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者,一切购置院中,用备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³⁰⁾梁鼎芬在《丰湖书藏四约》中对藏书、借书之规定亦体现出近代图书馆之新理念:“今之书藏,乃一府之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与藏书家不同。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既久,沾溉斯多,若许慈湖,潜莫相通,借是何人,与作借书约。”他对借书办法作了较为详细规定:“借书之期以每月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如过期不缴,记其姓名,后不复借。”⁽³¹⁾《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亦云:“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³²⁾

近代中国引入西方图书馆制度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清末民初引入和接受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创建和改建各级公共图书馆,远效欧洲,近法日本,注重图书利用之有限公开及共有共享;二是五四以后,引入和接受欧美新的社会教育观念,发起新图书馆运动,以效法美国图书馆制度为主,注重发挥图书馆之社会教育功能。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主要着力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之转变及创设中国近代图书馆,属于近代图书馆“从无到有”之草创时期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是着力于近代图书馆功能之转化,将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转变为新型的图书馆,属于所谓新图书馆之创建时期。对此,沈祖荣回顾云:“我国对于新式图书馆学术事业,从外国介绍到我国,得以实施试办以来,已历二十余年。虽然已经有了国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以及私立图书馆等等;究其实际成效,还不敢自许,这仅是从无到有一个试办过程。”⁽³³⁾

戊戌时期创设之各种新式学会,亦将设立“藏书楼”作为重要事业加以办理,并仿效西方图书馆制度,制定相应之藏书、借书章程。分析这些章程,大致可以窥出戊戌时期之藏书观念及藏书制度转变情景。康有为拟定之上海强学会章程,将“开大书藏”作为该会四大事业之一。其创办藏书楼之设想,既是古代中国注重藏书传统之继续,亦为仿效西方近代图书馆之结果:“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灭。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才,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³⁴⁾

1897年创办的通艺学堂《图书馆章程》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体现了近代图书馆之共有与共享特性;其藏书原则为:中国书籍专择其有关政教者,中国翻译西书以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及各教会所印行者为主,西文图籍择其浅近切要者购备。图书馆组织设置及管理办法规定:“设馆正一人,即由同学兼理,专司搜采,检查等事仍由司事襄办。另用书庸一人,每日将看书人数暨借出缴还书数登簿,呈交司事查验。馆正暨总理随时抽查,如有遗失,责成书庸赔偿。”书籍管理办法规定:“书籍概存柜中,另设书目,分类登载。来阅者即可取馆中所备提单,开明卷数,签名其上,交书庸提取。阅毕交还,始准将原单收回。”规定的同学借阅办法为:“同人取阅书籍如有遗失,应偿原价二倍。若仅污损,则偿原价,仍将原书交还。”“凡同学之不驻堂者,准将书籍借归阅看。此外不得援例办理。”“借书归阅,卷帙不得过两册,时限不得过四日。违者罚书价四分之一。”⁽³⁵⁾

湖南《南学会大概章程》对设立开放式“藏书楼”作了原则规定:“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会友平时欲观图籍,可携笔砚,亲赴书楼钞写。其所阅图籍,不得携去,以防遗失。”南学会设立之藏书处,“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书籍来源多系捐助,捐书人姓名、书种均在《湘报》刊出,并订立章程。⁽³⁶⁾南学会《藏书楼章程》达24条之多,对图书之收藏、管理、借阅、编目等均作明确规定。该章程规定:“本会设立藏书处,凡古今有用之书,陆续购置,其尤要者,多置数本,以便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³⁷⁾书籍除购买外,以官绅愿捐书者为主。在书籍管理上,仿效西方办法:“各书籍须分门别类,某柜系某类,某格系某书,视书大小长短,依类安放,标于每柜每格之上,并登薄载明,庶取阅甚便。各书当均用楷书标写书名卷数,以便寻检。凡书每本盖用学会藏书图章,其为会友官绅捐入者,加某官某邑某人捐送戳记。所藏书籍,应置分类书目簿二本,一交坐办处,一存藏书处,另须将书目用长牌数块,分类写明悬挂,以便欲看书者,指明要看何书,向管书人领取。凡书目簿须先置流水簿一本,按购书之先后、或捐书之先后登记某部计若干册;再另立分类书目簿二本,分类登记,并注明某期、某地、某人所撰,系何处刻本,或每部有数本,亦分别注明,并注明此书安放何柜何格,以便领取。对于借阅办法有详细规定:“阅书之例,凡会友给常年看书凭单;其未入会者,须由会友官绅切实函保,言明实系志切研求,由董事核准注册,即可付与凭单。或常年或一月分别发给。来看书者,均须照章行事,不得乖违。”其还规定:“凡看书者,常年凭单纸敝,另行更换;一月凭单期满停止,愿续看者,核准换给。凡凭单均于每日上午领书时交验,下午看完缴书领回,日日如此,管书人不得任意通融。”该藏书楼之书籍主要对会员开放,会外人士仅许阅览,不许出借:“凡入会未入会者,祗许来会中领看,不许借阅携出。”⁽³⁸⁾该章程对图书搜购、庋藏、编目、借阅等都有专条,堪称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之典型。

苏学会力谋将规划中之的藏书楼办成近代新式图书馆。其《看书七条》规定,该会所购之书分为六门:曰史学,曰掌故学,曰舆地学,曰算学,曰农商学,曰格致学,“书籍当依类编目,易于检寻,所购之书,写书目三分:一存经济处,一存会中,一存管书处,俟藏书既多,再刊印书目单,分送同人。”书籍每月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事人追根赔补;每逢五逢十,为发书之期,以五日为一限期,能多阅者每期发书两本,少者一本,上期取去,下期缴换。会友欲看何书,须先向管书处挂号,以先后为序,不得争执。该会发有取书印折一扣,各人每逢发书之期持折取书。“看书借书,如有涂抹缺失等事,在会中本人罚缴书值。本数少者倍之。不缴者将名除去。”⁽³⁹⁾《群萌学会章程》对该会藏书、看书、领书等作了详细规定。其“藏书”条规定:“所藏之书可任会友到会读阅,惟不得出借,会外人并不许到会读阅。”阅读者仅供本会会员阅读,不许会外人士阅读,仍然与近代图书馆的共享性有差别,但已经与传统的藏书楼的私藏性不同;“看书”条规定:“凡会友愿来本学会看书者,须先到会董或副董事处报名,由会董或副董事查明果系会友,方许等登楼看书。”“领书”条规定:“凡会友来看书者,欲看某书,先写一名条,书明借阅某书几本,交与管书人,管书人即照条发给,在楼阅看。去时须将原书仍交明管书人,随即掣回名条。”⁽⁴⁰⁾从看书及领书手续看,该会开始采纳西方近代图书馆之管理办法。

1897年黄尊等人创办的龙南致用学会,不仅制定了详细的《购书章程》,而且制定了《阅书章程》,对该学会图书之收藏、利用作了明确规定,颇具近代图书管理之理念:一、严定章程:“学会书籍,冀垂久远,欲免遗失,定章必严。”二、延管书人:“目下不送薪水,同人商订送一凭单,任其阅书,以作酬谢,如失书籍,缮写赔补,三年为满,另延接管,凭单缴还。”三、立收付总管,眉目必须清晰。四、发取书折:“凡股友领一本,取书缴书,概须持请管书人登记,取书不限次数,如今日还,明日取,均听。”五、发书取书时刻:“已正起,未正止,每年正月十六起,腊月二十六止。”六、阅书页数:“第一次领算学书一本,百页者二十日送还。他项书一本,百页者十日送还。从第二次起,领算学书一本,百页者至迟十日送还。他项书一本,百页者至迟五日还。其零数在五页以内,仍作十日算,五页以外,作十一日算,余可类推。”七、阅书地界:“凡股友及其子弟欲阅书者,须入城觅定寓所,告知本会,方可发书,城外四乡,概不发书,以免遗失。”八、里书手巾:“凡取书缴书,概须用洁白手巾包固,以免污染,无即不发不收。”九、取书册数:“凡股友阅书,每次以一册为限,还第一册,方能取第二册,否则停取。”⁽⁴¹⁾

戊戌政变以后,国人对于仿效欧美设立近代图书馆有着更为明确的认识。刘光汉发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对创建公共图书馆之必要性作了集中阐述:“今考东西各邦,均有图书馆。官立、公立、私立,制各不同。上而都畿,下而都邑,咸建阁庋书,以供学士大夫之博览。今宜参用其法,于名都大邑设藏书楼一区,以藏古今之异籍。……故欲建藏书楼,必先令一州一邑,普编书籍志,博采旁收,悉著簿录,他日按簿而稽。见存之籍,则檄郡邑上其书,秘异之编,或命写官录其副,前之所谓四难,庶可免矣。及简编既备,栋宇落成,然后条例部目,按类陈列。典籍得其人,阅书定以时,以供专门之寻绎,以扩学者之见闻。庶载笔之儒,凌云之彦,专业是尚,师承并兴,即后来承学之士,亦兴起于斯,此则国学昌明之渐也。”⁽⁴²⁾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刊载《论图书馆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详列近代图书馆对促进学术文化之八项功用: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也;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图书馆有使人皆得用贵图书之利也;图书馆有使阅览书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也。⁽⁴³⁾由此可见,梁氏对近代图书馆之意义与功能有着相当深刻的体认。

正因较为普遍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图书馆观念,清末各地纷纷在传统藏书楼基础上创建各种新式图书馆。1902年,徐树兰筹建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两年以后正式开放。在管理方法上,古越藏书楼借鉴了近代西方图书馆制度,制定了较完善之购书、阅览规则。其中关于借书不交押金、阅览对号入座、读报自由取阅等规则,颇具近代图书馆公共公开之特性。古越藏书楼是仿效东西各国近代图书馆制度建立的,具备了近代公共藏书之某些特征,无论是从藏书内容的兼容并纳,还是从编目的新旧融通;亦无论是对馆员之私雇公用,还是对读者的有限服务,均体现了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之过渡特征。

从传统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最重要者为藏书性质与功能之转变。清末民间开办之藏书楼,或个人独立捐助,或众人集资而成,均强调其“公共”性质,尽管这种“公共”性还是有限度的“公同取阅”,尚附有一定条件。清末民初创建的新式图书馆,逐渐使藏书从传统之“私秘”转为“公用公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私藏基础上设立图书馆,向社会或公众开放,如徐树兰、张謇、盛宣怀等人,开启了私家藏书向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二是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的方式将私人所藏图书转归公藏。周叔弢为自藏书作序称:“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太平,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⁴⁴⁾

传统藏书楼迅速改造并转化为近代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末有关设立图书馆之立法措施。清末民初各种规范性章程之颁布,是西方引入的图书馆制度形成之重要标志。近代各类各级图书馆之章程规则,各种完备的藏书、借阅、服务规章之制定、颁布及实施,使近代图书馆事业成为一种制度化工作,进而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近代图书馆制度。在诸多立法性规章中,以1909年清学部奏请的《分年筹备事宜折》及随后颁布实施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较具典型意义。

为了统一规范图书馆设立及其管理,清学部奏请《分年筹备事宜折》,拟订1909年颁布图书馆章程、开办京师图书馆,1910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1909年12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对中央、省、州、县图书馆之设立程序、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及图书管理与流通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之转变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儒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⁴⁵⁾图书馆既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为目的,则必定要广储各种资料,“以备儒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这与近代图书馆原则相近。有人评论曰:“图书馆是一所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文献的机构,它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欲活动之记录为目的,并加以组织整理,用最科学经济的方法保存管理,供给大众使用。就此而论,此章程所规定者,虽偏重于国学方面,但其服务对象亦有所限定;但在当时教育并不普及,学术研究亦以国学为主,观其精神,已颇能掌握图书馆保存文化遗产,供给研究资料,教育社会一部分人士三项功能。”⁽⁴⁶⁾该章程对全国设立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了明确规定:“京师及各直省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治应各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京师所设图书馆,定名京师图书馆;各省治所设者,名曰某省图书馆;各府、厅、州、县治所设者,曰某府、厅、州、县图书馆。图书馆收藏图籍分两类:一为保存之类,“凡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钞之本,皆在应保存之类。保存的图书,别藏一室。由馆每月择定时期,另备券据,以便学人展视。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由图书馆影写、刊印、钞录,编入观览之类,供人随意浏览。”这类书籍相当于后来的善本书,对学术研究颇有裨益。二为观览之类,“凡中国官私通行图书、海外各国图书,皆为观览之类。观览图书,任人领取翻阅,惟不得污损剪裁及携出馆外。”该章程对图书阅览亦作了规定:“无论保存之类、观览之类,概不得以公文调取,致有损坏遗产之弊。”⁽⁴⁷⁾这些规定,均体现了近代图书馆之平等精神。

从1909年始,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湖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亦在筹建之中。《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对当时各地创设图书馆情况介绍云:“近年各省疆臣,间有创建图书馆,购求遗帙,以供众览者。江宁省经调任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存储其中。卷帙既为宏富,其中尤多善本。并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数千卷,运寄京师,以供学部储藏。并允仍向外省广为劝导搜采。”该奏折对创办京师图书馆的必要性阐述曰:“惟是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⁴⁸⁾清学部对创办京师图书馆格外重视,并作了详细规划:“兹者京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无如近来经籍散佚,征取良难,部款支绌,搜求不易。且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于是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以去。若不设法搜罗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驯至道丧文敝,患气潜滋。此则臣等所揣揣汲汲,日夜忧惧而必思所以挽救之者也。”⁽⁴⁹⁾经过三年的筹建,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该馆系按近代图书馆理念及图书馆制度创建之国家图书馆,在图书之收藏、管理及借阅等重要环节,均借鉴了西方近代图书馆新方法。以借阅规则为例,该馆颁布的《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第一条规定:“本馆收藏中外书籍,其通行者,任人领取翻阅,惟不得携出馆外。”第三条规定:“凡观览本馆图书者,除持有优待券外,均应于入馆前购入阅览券。甲,每券得取阅图书五十册,铜币四枚;乙,每券得取阅图书十册,铜币二枚。”第六条规定:“学校职教员及学生等,有参考之急需,由校函请寄赠特别、普通券者,俱免收取券资。”⁽⁵⁰⁾

不仅像京师图书馆这种国家级图书馆章程及办理办法效仿近代西方图书馆,而且像云南图书馆那样的各省图书馆办理办法,亦大体如此。1909年10月建立的云南图书馆,虽为经由传统经正书院藏书楼改造而成,但其管理办法颇具近代色彩。《云南图书馆章程》规定:“凡经、史、子、集及新出图书、报纸等,广为储藏。惟所存书报,务择持论平正,不干国惠,不背公理,如有稍涉谬妄,煽惑人心者,皆屏斥弗取。”⁽⁵¹⁾据时人介绍:“为了适应需要,图书馆不仅开放新旧书报供众阅览,并且兼营书报文具发售流通的业务。接收以前云南官书局刻印的图书和书版,继续印售,又代销商务印书馆及上海等地出版的新书、教科书、挂图、文具、仪器、标本,图书馆成为当时云南文化服务的中心。”⁽⁵²⁾

除了清末学部颁布的有关京师图书馆、各省图书馆之各种规程外,北京政府教育部亦颁布相应规章,以规范和推动近代图书馆事业。1915年教育部发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1916年教育部颁布的《咨各省区请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重搜集乡土文献文》等重要文件,对通俗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图书缴送制度、国家图书馆保存国家典籍之任务、各省县图书馆入藏地方文献等,均作了明确规定。如其规定:“拟请饬下内务部,以后全国出版图书,依据出版法报部立案者,均令以一部送京师图书馆庋藏,以重典策而光文治,似于教育政化,裨益匪浅。”⁽⁵³⁾这就保证了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之特殊地位。清末民初众多图书馆规章之颁布与付诸实施,促进了各种公立图书馆之发展。据统计,191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293所,1918年增至725所,其中通俗图书馆286所,其他图书馆170余所。⁽⁵⁴⁾

三、图书馆构成现代学术体制之组成部分

刘国均对清末引入西方图书馆制度情况作了这样的概述:“清末始知图书馆为异于昔之藏书楼,始知图书馆为开通民智之具,于是次第置设于各地。然事属创始,率多简陋。其上者不过省立府立之藏书库。珍藏虽多,然皆藏之秘阁,阅览不易。其普通者乃为阅报所之流。当是时需要未宏,自无图书馆学之足言。其有一二注意及此者,又大半胎息于日本。盖当时朝章制度多步武东邻,图书馆事业,自莫能外。即在一九一七年,北京通俗图书馆尚译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之《图书馆小识》以诏示国人。此可目为我国近代图书馆运动之第一时期,而顾氏之《图书馆指南》实可谓为此时期思想之代表也。”⁽⁵⁵⁾这是中国引入西方图书馆制度第一阶段的情况,属于建立公共图书馆时期,主要师法日本。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图书馆制度主要效仿日本的话,那么五四以后中国引入的图书馆观念及其相关制度,则主要来自美国,即接受美国图书馆制度及其观念,注重图书馆对社会民众之教育功能。刘国均云:“日本之近代图书馆知识实由美国而来,推本究源,则图书馆界之渐转其眼光于美国亦固其所。戴君志骞,在北京高师之讲演,实此潮流之滥觞。斯时自美习图书馆学归国者,亦相继以新图书馆运动号召于时。西洋图书馆之办法与理论,乃渐为国人所重视。”其复云:“戴氏所论大半,皆根据美国之办法,自是以还,美国式之图书馆观念,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⁵⁶⁾因此,“七八年来,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瀛,继则进而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⁵⁷⁾这实际上揭示了近代图书馆运动前后两个阶段所经历之变化趋势。

沈祖荣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之第二阶段任务,归纳为三项:一要办成中国式的图书馆:“中国式的图书馆,应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情,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取用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存储和使用设备等等,都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姿态,从图书馆里体现出来。”二要有切实的工作效能:“切实的工作效能,不作表面上过事铺张。它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它不作空泛的理论,是循着一定的目标,实事求是地认真工作。它期望对于国计民生、群众疾苦、国难有所贡献,从而获得社会的信任与赞助。”三要开展学术研究工作:“针对现实情况,提供研究方案”。⁽⁵⁸⁾1915年3月,留学美国的胡适羡慕美国遍设公共藏书楼之制,“此邦之藏书楼无地无之”,设想归国后将创设美国式图书馆作为重要事业:“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⁵⁹⁾

刘国均对美国图书馆与欧洲图书馆特性分析后指出:美国图书馆之理想“在使图书馆中无一社会不读之书,社会上无一不读图书馆中书籍之人。故其性质与旧式图书馆显然相异者,在在可见。”大致来说,新旧图书馆之差异体现在三方面:“昔之图书馆于阅览者有资格上之限制,而今则公开的,一也。昔以搜罗秘本,珍袭什藏,为图书馆第一要务者,今则举凡日用所需之知识,若烹饪、园艺、游戏、卫生,乃至科学、哲学之书籍、报章、杂志、公文、小册之流,苟为人类思想之产品,而于他人之思想或知识能生影响者,皆在收罗之列,此其不同者二也。昔之图书馆于阅者既有限制矣,而于合此资格者之究来阅书与否尚不问也,今则惟恐社会上有一人不得其相当之读物。是故恐其不知读书之利,则以种种布告歆动之;恐其不知使用图书馆之法,则刊种种指南以导示之;恐其不知新出版之书籍,则特陈设之于一隅;恐其欲研究一问题,而不知其材料之所在,则刊为种种参考书目以资之。昔之以消极的容纳为法者,今则以积极诱导为法。此又其不同之点也。”⁽⁶⁰⁾故刘氏认为:“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所谓公共图书馆者,即近代图书馆运动最著之产物也。”⁽⁶¹⁾沈祖荣比较欧、美图书馆差异云:“欧洲之各大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保存;于应用,多顾及专门之学者。美国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普及;于应用,多顾及于公民。盖欧洲有较长之历史与文献,美洲开国不远,因之所从之道以异。”既然国情不同,图书馆亦有异,那么对于正在创办中的中国图书馆界该怎么办呢?沈祖荣认为,完全可以兼采欧、美两种图书馆之长处:“我国文献悠长,同时民智未开,于国立图书馆当以欧洲为法,重专门与保存;于公共图书馆当以美国为法,注重应用与普及。如斯则文献可以不坠,民智可以增进矣。”⁽⁶²⁾

民国以后各地设立的图书馆,虽然多是按照欧洲(日本)图书馆章程办理,但仿效美国图书馆理念创建者亦复不少,并且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之主流。1920年代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图书馆热潮,与五四后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密不可分。据李泽彰介绍:“图书馆运动的发生,大概在民国十四年。它的主旨一为保存文化,一为建设文化。在这个运动里面首先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曾提议,将美国退还庚款三分之一建设图书馆八所,分布中国各要地,为各该区域的图书馆模范。同时美人鲍士伟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来华考查图书馆状况,提倡广设通俗图书馆。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中华图书馆协会函有敝会文化事业拟从图书馆入手等语。到了民国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常费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于是图书馆运动的空气弥漫全国了。”⁽⁶³⁾新图书馆运动展开后,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到1928年,除甘肃等7省区、汉口及东省行政区外,全国共有图书馆557所;1929年全国有图书馆1131所,⁽⁶⁴⁾1930年为1428所。据许晚成统计,1931年全国图书馆共有2953所,经费为987423元,职员为3528人,性质可分普通、专门、民众、社教机关、公司官署、团体附设图书馆、书报处及巡回文库、大中小学、私家藏书楼。到1935年,全国各类图书馆增至2520所(见下表)。⁽⁶⁵⁾

全国图书馆调查录

续表

(资料来源: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版。)

1929年初,在中国图书馆协会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沈孝祥指出,图书馆为开拓智识研究学术所必需,各种社团及行政官署应设专科图书馆,以供该团体作有益之研究,故提出了《应请全国社团及行政机关设立专科图书馆案》,具体制定了三项实施办法:由该会通函全国各会社及行政机关;调查已设专科或普通图书馆之成绩;无力设专科图书馆者,则设小规模之图书馆。⁽⁶⁶⁾王淑皇亦认为,全国各机关,无论属于行政方面或事务方面,均应添设图书馆,按机关之规模与事务之性质,购备相当图书,限令所属职员随时阅览,故提请《建议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添设图书馆案》,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于1929年度预算临时经费门内,加列图书馆开办费之数目,并于经常费门购置费项下,列入相当之购书费,以尽快创建各政府机关图书馆。⁽⁶⁷⁾这两项议案均获得通过: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呈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添设图书馆;由中华图书馆协会通函各学术社团创办专科图书馆。这两个议案之通过及实施,促进了全国各行政机关图书馆之普遍创设。

1930年代,中国近代图书馆之各种章程较为完备,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以国民政府颁布的《图书馆修正规程》为例,该规程将图书馆内部的组织及业务活动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如第8条关于各省立图书馆机构设置之规定为:省立图书馆设下列各部:总务部:文书、会计、庶务及其他不属于各部之事项属之;采编部:选购、征集、交换、登记、分类、编目等属之;阅览部:阅览、庋藏、参考、互借等属之;特藏部:金石、舆图、善本、地方文献等属之;研究辅导部:调查、统计、研究、实验、视察、辅导。图书馆工作人员之进修与训练及各项推广事项等属之。县市立图书馆设置下列各组:总务组:文书、会计、庶务及其他不属于各组之事项属之;采编组:选购、征集、交换、登记、分类、编目等属之;阅览组:阅览、庋藏、参考、互借等属之;推广组:演讲、播音、识字、展览、读书指导,补习学校及普及图书教育事项属之。该规程还对图书馆馆务会议、辅导或推广会议的设置、职权作了规定:馆务会议由馆长及各主任组成,以馆长为主席,讨论全馆一切兴革事项,每月开会一次;辅导或推广会议由馆长各主任及各该地方内有关之教育行政机关代表组成,以馆长为主席,讨论图书馆办理辅导或推广事业之兴革事项,每半年开会一次。该规程还规定,各图书馆应设置小组讨论会和经费稽核委员会,小组讨论会由各主任及干事分别组织之,以部或组主任为主席,负责研究有关学校及讨论改进工作,每周开会一次;经费稽核委员会由各主任及全体干事互推3-5人组成,委员轮流充当主席,负审核收支账目及单据之责,每月开会一次。图书馆为谋事业之发展起见,可以联络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热心图书馆事业人士,组织各种委员会。⁽⁶⁸⁾图书馆各种章程的颁布及实施,不仅从制度上保证了近代图书馆之管理及其活动,而且逐渐形成了在中央以筹建北平图书馆为标志、在地方则以建立各省市公立图书馆为标志的全国图书馆网络。

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学术研究关系甚为密切。只有建立了近代图书馆,才能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保障。故近代图书馆之普遍设立,理所当然地构成现代学术体制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近代图书馆制度,既是大学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学术研究之重要保障,亦同样是独立研究院所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换言之,现代中国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唯有建立起相应的近代图书馆并使之制度化,方称得上健全之现代学术机构。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新式学会、大学及研究院所,亦无一例外地将创设近代图书馆作为学术基础设施建设之重要内容。不仅公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成为整个学术教育体制的重要部分,而且大学图书馆、新式学会和独立研究所之专门图书馆,亦构成大学体制及研究所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文献保障。

近代图书馆之种类虽略有差异,但其为学术文化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料和便捷之学术信息的功用,则是相似的。公立图书馆是指政府设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有国立、省立、市立及县立等多种类型,多属于综合性图书馆。其中较为著名者,有京师图书馆及在此基础上改造创建之国立北平图书馆。1912年,京师图书馆建成并对外开放。1920年代,该馆与中基会筹办的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1925年6月3日,中基会第一次年会议决,文化事业先由图书馆入手。嗣以北京为人文荟萃之地,宜有规模宏大之图书馆以广其用,遂建立北海图书馆。中基会经过考察后认为,教育部所属之京师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籍甚富,尤多珍品,徒以地势偏僻,房舍简陋,均不便于阅览。如以两馆合组,择地建筑新馆,则旧馆书籍既得所而善藏,新馆亦可节出购置旧书之费转购未备之书,殊多裨益。1925年10月,中基会与教育部商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成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1926年2月28日,因教育部未能履行契约,中基会决定暂缓实行两馆合组之事。正在筹建中之图书馆,则暂由董事会独立经营,初名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李分任正副馆长。⁽⁶⁹⁾1929年7月,中基会举行第五届年会,将北平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正式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后之北京图书馆藏书达50余万册,堪称全国最大之国家级综合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创设之国立中央图书馆,为另一所国家级综合图书馆。192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在南京筹办中央图书馆。1929年1月28日,中国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年会,通过了《督促政府建设中央图书馆于南京》提案,呈请教育部从速筹办国立中央图书馆。据沈祖荣透露:教育部筹设国立中央图书馆,“主旨在首都供给一所研究学术之图书馆,如旧都国立北平图书馆之规模。”⁽⁷⁰⁾1933年1月21日,教育部派蒋复璁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后改为该馆筹备处主任。4月24日,教育部核定《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组织大纲》。鉴于图书资料大量增加,经中央研究院同意,将其成贤街总办事处房地价转让给筹备中的国立中央图书馆。1936年2月10日,该馆全部迁入新址办公,9月1日正式开放阅览。⁽⁷¹⁾国立中央图书馆创设之初,以教育部北平档案处藏书、南京教育部图书馆复本图书约4万册为基础,重视善本和西南各省地方文献之收藏。该馆1935年藏书仅有99332册,1937年入藏中外图书及期刊达18万册。⁽⁷²⁾在蒋复璁策划下,中央图书馆印行了《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初集231种,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930年代初,沈祖荣对全国各地图书馆情况调查后阐述道:“全国各高等教育机关,其收藏丰富,馆舍美丽完备者,几成为必然之通例。学者与教育家,常以其本乡本土完备之图书馆设施自豪。富人者流,亦常思捐款以为建图书馆之用。政府方面,就各部图书馆言,固亦愿竭力图谋图书馆设施之完善。捐资兴办图书馆者,亦经明文规定例应奖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刊行以来,各处图书馆刊物之产生,如雨后春笋。”⁽⁷³⁾蔡元培亦云:“近来国内图书馆逐渐增多,本爱好书籍之天性,有自由阅览之处所,濯磨淬厉,得所凭借,正如昔人所谓‘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者。”⁽⁷⁴⁾江苏国学图书馆、江浙、安徽、江西、湖北、云南、河南、山东、辽宁、河北等省立图书馆,不仅注重搜藏中国传统文化旧籍,还重视各省地方文献之搜集、整理及刊印,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社会史及方志学之研究。

近代图书馆之宗旨,乃为对文献资料“藏用并重”。围绕着图书馆藏书之“用”,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信息服务等一整套管理体制。1930年代建立起来之现代图书馆制度,突出了近代图书馆“公有共享”特性,不仅与传统藏书楼迥然不同,与欧洲图书馆之性质亦微有差异。对此,沈祖荣阐述云:“因为近来的图书馆不是藏书楼,或仅为少数的书痴、权贵所独享的。它应是春风化雨,为万物所均沾,为社会所公享的。开架阅借,爱护公物、遵章守纪,是为体现基本原则的具体措施。还要为学术研究、文化保护、事业发展谋长久之计。它在经营管理上的最低标准,是要有最低限度的工作人员、设备、经费、书报等等;人员不可滥竽充数;设备起码要保证人物的安全,要能防雨,防潮,防火,防盗;经费在最低限额上,只可增加,不可削减;报纸杂志常用者,也不可中途停购。”⁽⁷⁵⁾在时人看来,近代图书馆之公藏共用,较之私人收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对学术研究之促进作用亦格外突出。有人对两者进行比较后概述道:“第一,人群互相之观念益明,即知个人事事仰赖于社会,即对社会有利益均沾之义务。小之至于图书,亦莫不皆然。第二,私人藏书,以经济而言,不如图书馆能有坚固之房屋;以人才而言,不如图书馆能得专门图书馆学之人选;以保藏而言,不如图书馆经营方法之完密。且常年日月,胥有经费支持,不至中途停辍,沦于散佚,藏之于己,未若藏之于公。第三,图书馆所藏图书,人人可以借阅,检查捷便,布置适宜,偶欲读书,随时可往。虽属公共机关,不啻家庭书库,储之于公,无异于私人自藏。第四,私家财力有限,不如图书馆之收藏完备,既不能人人皆有图书馆。即不如公用一图书馆之省财省力。第五,捐赠图书,为一种公共文化之义举。既于图书馆方面,得有相当之报酬,又于社会方面,得有相当之敬仰。荣誉所归,人争趋之。”⁽⁷⁶⁾

为现代学者之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是近代图书馆之重要使命。对于图书馆之该项使命,时人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沈祖荣云:“图书馆是一种致力于文献之收集、保存与应用之机关。”⁽⁷⁷⁾在他看来,完备的图书馆理应建立按一定系统排列的图书室:“从日常浏览的报章杂志,以至精心撰写的论著,与乎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皆所应备。”他认为,图书馆已经不是“静的”仅止发书之处所,而是“动的”推广教育的机关。一个完备的图书馆,绝不是仅仅打开大门让人进去借书阅读即算了事,“它的内容必然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来履行教育读者的使命。我们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人,亟应看准这一点,并分析来馆阅读的民众,究竟有怎样的程度,做什么职业,有什么习性,然后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教育起来,使之来活用你的图书馆。引导他们以图书馆为做学问、求知识、寻娱乐的中心。……为了完成教育读者的使命,在经济条件许可之下,以研究科学技术为主的专门图书馆,可向纵深发展,取得经验,以便推广。”⁽⁷⁸⁾因此,沈祖荣将近代图书馆视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教育机构:“图书馆是研究学术,沟通文化,辅佐教育的机关。”⁽⁷⁹⁾正因图书馆肩负着推进现代学术文化之重大使命,故在沈氏看来,1920年代创建之诸多公共图书馆尚未完全尽到服务学术之功能,需要不断完善:“说到贡献二字,现在我国图书馆界,实在还未能发挥它的效能。最近除了少数学术机关和大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以及北平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已经办得有成效外,其余的大概不容易谈到。”⁽⁸⁰⁾

对于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学术研究之互动关系,近人多有阐述。杜定友对其研究后概述云: “(一)学者研究学术,首赖图书。但个人设备,必感不足。有图书馆,然后可以博览群书,参考引证。所以图书馆不啻是学者的养成所。(二)学术的发扬,全靠图书的流通。图书馆的书籍,无处不到。学术也同时普及。(三)图书馆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补助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之不足。使一般因年龄、时间和经济关系,不能求学的人,可以继续求学。”⁽⁸¹⁾故学术与图书馆有着异常密切之关系。蔡元培亦曰:“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承先哲之余绪,开后来之涂辙,体用咸备,细大不遗,实惟图书是赖。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⁸²⁾图书馆是学术研究之重要辅助机构,是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构成部分。近代各类图书馆之设立,多寓配合学术研究之意:各种公立图书馆重在中外典籍之备置,以应学术研究之需要;大学图书馆购藏图书资料,除了满足大学各项教学与师生研究学术之需要外,还可借此培养学生独立之研究能力,增长其专门知识;而专门图书馆乃旨在针对特定服务对象而提供研究文献,对学术研究之推进作用更为显著。

如同传统藏书楼为古代中国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新式图书馆亦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新式图书馆。而近代图书馆制度,无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图书馆对学术研究之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丰富的信息,成为学术资料及信息交流中心;二是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基础性服务,其编撰目录、索引、引得、分类等工作,不仅直接促进和便利了学术研究,使图书馆成为学术研究之资料服务中心,而且产生了专门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之现代图书馆学,间接地促进了学术研究之深化。因此,中国传统藏书楼变为近代图书馆,不仅仅是变私有、封闭、独享特性为公共、开放与共享之特性问题,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建构之重要表征,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体制建构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现代体制化之学术研究离不开近代图书馆,从而使图书馆不仅成为重要资料中心和阅览中心,而且成为学术信息集散中心,成为继新式学会、近代大学及专业研究院所之外的学术重镇。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学术研究职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注释】

(1)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市民大学第一期讲义录)》广州市民大学出版部1921年版,第1～4页。

(3)蔡元培:《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4)《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市民大学第一期讲义录)》,广州市民大学出版部1921年版,第1～4页。

(5)杜定友:《图书馆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再版,第38页。

(6)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沈祖荣:《图书学大辞典序》,丁道凡搜集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8)《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9)郑观应:《藏书》(1892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10)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丁道凡搜集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1933年12月《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5卷第3、4期。

(11)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12)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3)刘国均:《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14)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季刊》第1卷第1期。(www.xing528.com)

(15)沈祖荣:《图书学大辞典序》,丁道凡搜集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16)曾主陶:《我国对西方图书馆的认识过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8年第2期。

(17)方豪:《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图书月刊》1944年3卷第2期。

(18)葛伯熙:《徐家汇藏书楼简史》,《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第69～70页。

(19)路林:《韦棣华与文华公书林及文华图专》,《河南图书馆季刊》1982年第4期。

(20)李小缘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年版。

(21)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版。

(22)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

(23)李建中:《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3期。

(24)卢俊:《记三十年一个国人自办的私立图书馆——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图书展望》第2卷第1期。

(25)陈洙:《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26)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2页。

(27)郑观应:《藏书》(1892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页。

(28)郑观应:《藏书》(1892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87页。

(29)郑观应:《藏书》(1892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页。

(30)孙家鼐:《官书局奏开办章程》,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47～48页。

(31)梁鼎芬:《丰湖书藏四约》,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2)《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知新报》第48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33)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34)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35)汪家熔:《两件图书馆史料》,《图书馆学通讯》1983年第2期,第88～90页。

(36)《藏书楼章程二十四条》,《湘报》第44、46号,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六日、初八日出版。

(37)《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湘报》第3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38)《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湘报》第3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39)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92～393页。

(40)《群萌学会章程》,《湘报》第32号。

(41)《龙南致用学会阅书章程》,《新知报》第46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42)刘光汉:《论中国宜建藏书楼》(1906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1页。

(43)《清议报》第17期(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外论汇释”,台北京华书局影印本1967年版,第15～16页。

(44)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第367～368页。

(45)《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学部官报》第113期,1909年。

(46)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各种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枫城出版社印行,1983年版,第170页。

(47)《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学部官报》第113期,1909年。

(48)《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49)《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50)《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51)《云南图书馆章程》(1909年),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9～160页。

(52)于乃义:《云南图书馆见闻录》,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6页。

(53)《教育部请饬内务部将立案之出版图书分送京师图书馆庋藏文》,《教育公报》第3年第4期。

(54)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第148～149页。

(55)刘国均:《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页。

(56)刘国均:《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6页。

(57)刘国均:《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58)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59)《理想中之藏书楼》,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60)刘国均:《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61)刘国均:《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

(62)沈祖荣:《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年5卷第3期。

(63)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7～268页。

(64)邹华亭:《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4页。

(65)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黄警顽序》,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版,第2页。

(66)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纂:《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年版,第148～149页。

(67)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纂:《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年版,第14页。

(68)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各种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页。

(69)《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第二馆沿革及概况》,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70)沈祖荣:《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71)杨宝华、韩德昌编:《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72)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第149页。

(73)沈祖荣:《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74)蔡元培:《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75)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76)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海源阁研究资料》第76、77页。

(77)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78)沈祖荣:《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79)沈祖荣:《谈图书馆专业教育》,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80)沈祖荣:《谈图书馆专业教育》,丁道凡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9-194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81)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3～4页。

(82)蔡元培:《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