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

周其厚

1912年元旦,陆费逵等人创办中华书局,迄今已历95周年。自成立以来,中华书局以发展文化,扶助教育为职责,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及其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均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其中的有关史实,有的学者随意演绎,歪曲其真,甚至无中生有,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表现出非常不严肃的学术态度。如刘根勤先生的《陆费逵创设中华书局》和《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下称“刘文”)、山民先生的《商务“叛将”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下称“山文”),⁽¹⁾就是较为突出的例证。笔者不揣冒昧,试将被误解的史实予以辨析。

一、陆费逵的早期活动

(一)关于陆费逵的姓氏。陆费逵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早在陆费逵时代,就有许多人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为“陆费伯”、“费伯”、“陆伯鸿”者。为此,他专门写成《我为什么姓陆费》一文,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据陆费逵自称,他的远祖“食采邑费县(今山东省费县)”,便以“费”为姓,明朝中叶以后,费氏南下迁居浙江省桐乡县。陆费逵十七世祖出嗣舅父陆氏,又改姓“陆”。“又隔数代,因费氏本支无人,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²⁾

然而,刘、山二位先生不察,竟然沿袭前人的错误,对自己所研究的人物,连最起码的姓氏都没搞清楚。“刘文”中说:“陆费逵,字伯鸿,幼时名沧生,又名少沧,后以陆伯鸿之名闻达于时。祖籍浙江桐乡,后移居嘉兴。”在“山文”中,虽然提到陆费逵的先祖“只好改个复姓‘陆费’”,但在论及陆费逵时,均以“陆氏”称之。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二位先生认为陆费逵姓“陆”,而非姓“陆费”。再者,桐乡县隶属于嘉兴府,陆费逵家族世居桐乡。在陆费逵的行文中,总是以“桐乡陆费逵”落款,何来“移居嘉兴”之有?

(二)关于陆费逵避走上海的原因。“刘文”中说:“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有多处错误,会使人认为由于日知会的被查封,从而导致陆费逵逃亡上海。

事实上,1904年7月,湖北革命党人成立的革命团体为科学补习所,后被清政府查封。由原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等人,于1905年初创立日知会,时在湖北的陆费逵参与其中,任五人评议员之一,负责起草章程。《楚报》原属汉口的一份英文报纸,后出中文版。1905年夏,主笔吴趼人到期不再续约,遂由陆费逵、冯特民、张汉杰等接办。该报以新闻、论说为主要栏目,很受读者的欢迎。陆费逵任职三个月,发表许多倾向革命的文章。其中,他撰写的文章中,有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的内容,得到各界及留美、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此举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为不满,以“鼓吹革命”为名,下令查封《楚报》,逮捕报纸主笔。在这种情形下,陆费逵只身避走上海。可见,“刘文”所讲的时间不对,人名不对⁽³⁾。更重要的是,陆费逵是因为“《楚报》案”而遭通缉,才逃往上海,与日知会被查封没有关系。据张难先所著《日知会始末》,张之洞所列要悬赏捉拿的日知会革命党人的名单,并没有陆费逵的名字。⁽⁴⁾

(三)关于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山文”中说:“陆费逵在文明书局,只有一两年时间,便被商务挖去。……商务以优厚的待遇招陆费逵入馆,并立即委以出版部主任的要职,那些在馆多年的老商务没有谁能有此福气。而商务编译所长高梦旦为了能使陆氏更为商务卖力,又把侄女嫁给陆。陆氏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地位金钱妻室都有了。”这个结论,是作者不负责任的随意推测。前面说陆费逵“被商务挖去”、“以优厚的待遇”、“立即委以出版部主任的要职”,后面则说成是因为婚姻关系,而使陆费逵“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既然一开始就有“优厚的待遇”、“要职”,何需后来的“小职员”、“地位金钱妻室”?岂不是自相矛盾?这是强加到陆费逵身上的不实之词,牵涉到他在商务中崭露头角,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靠裙带关系的问题。

这里,不妨引用“山文”所依据的材料。在商务曾经与陆费逵共事的蒋维乔,撰成《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描述了陆费逵入馆和受重用的经过,说:“先是,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竟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织之。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⁵⁾

上述材料表明,陆费逵得到重用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因为婚姻的缘故。相反,是因为他的才能被赏识,“梦旦佩服之”,“以为如此人才”。所以,才有后来的“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的地位,梦旦“以侄女妻之”而获得了婚姻。事情是这样的:陆费逵由于“《楚报》案”到上海,先是谋职于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员。他积极发起和参与“上海书业商会”,起草章程,主编商会的《图书月报》(1906年创刊),这是我国民间出版界的第一份刊物。他担任书业商会评议员兼书记、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同年冬,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自称“文明书局职务无名目,但编辑、印刷、发行件件都管,仿佛现在通行的襄理。每日工作常至十余小时,增加经验不少”。⁽⁶⁾文明书局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出版界颇有影响。陆费逵参编的“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商务印书馆由一家不起眼的印刷作坊,不断发展成为出版重镇,重视和招揽人才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而陆费逵的出版才能,得到商务决策人之一高梦旦的认可,是合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凭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在商务的“重金”、“地位”,乃至婚姻。在“山文”中,无视陆费逵本人的才干,说他因为婚姻“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二、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

(一)关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山文”中说:“然而商务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给予如此厚待的陆费逵,却刚立定脚跟,便已另有图谋,早已以‘蛟龙非池中物’自命了。陆入馆不过两年,辛亥革命便爆发了。当革命声势日盛之时,商务当局曾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想要另编一套教科书,免得事势一变,原有的教科书不合用,损失就大了,……此事因张元济推测失误,更因陆费逵暗中搞鬼。陆氏力主不必改编,他说清廷200年基业,哪里是一朝一夕就倒了的?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于是不了了之”。照“山文”推测,陆费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时正在着手一个秘密计划,即筹编一套新的教科书,而且暗中作好脱离商务自开码头的准备。他倒是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这是个个人发展的良机。……陆费逵此举,原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因为如果清廷不倒,或者虽倒而拖几年才倒,那他将会弄个血本无归。但这一宝竟让他押中了。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这一下,陆费逵立即脱离商务,与几个同仁自创基业,在民国元年元旦即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天,创设了自己的出版社,命名中华书局,并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旗开得胜,大获成功。”“陆氏这一异军突起,使商务损失严重。原有的教科书全部作废。”“而中华书局开业第一炮的新教科书,虽说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当然,如果站在商务的立场上看,或者单以一般的为人处世准则去衡量,陆氏之给扶他起来的对他仁至义尽的商务这一迎头痛击,不免有点‘忘恩负义’。”

以上论述,矛盾之处甚多。其一,前面引用资料说,陆费逵民元前三年加盟商务,⁽⁷⁾即1908年,后面称“陆入馆不过两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陆费逵实际在馆三年有余;其二,既然陆费逵“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怎么会“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出现“如果清廷不倒”的情况呢?其三,“虽倒而拖几年才倒”之句,读来令人费解,“倒”就是“倒”了,还能再“拖几年”?其四,“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照“山文”所论,似乎清廷灭亡在先,而民国成立在后。而事实上,1912年1月1日,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而清廷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是在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其五,中华书局与民国同一天成立,2月,“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这才正式对外营业,⁽⁸⁾并非“山文”中所说的那样,“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

更需要指出的是,“山文”中断言,陆费逵为了自创书局,从而“暗中搞鬼”,以“清廷200年基业”、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倒”为理由,故意耸人听闻,致使商务“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夕,大失人心的清政府已没有了往日的统治基础,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各省决心独立,……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湖流万派,毕趋共和。”⁽¹⁰⁾清王朝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的变化莫测,对以服务文化教育为职志的出版业来说,当然不能置之度外。作为最大的民营出版业,商务印书馆并非无动于衷,因为政体的变换,关系到教科书内容是否更改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商务决策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又觉得“编印革命教科书,……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触犯清廷”。最终,他们“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¹¹⁾至于其中是谁“误导”了商务,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人说是陆费逵,有人说是沈知方。⁽¹²⁾据蒋维乔回忆:“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向来精明强干、措施得当的张元济,“提及革命,总是摇首”,“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¹³⁾

商务在政局变化面前对教科书更改问题上的反应迟钝,或者说出于稳妥出版策略的考虑,不听从“同人有远见者”之言,错过了应变政体变化的时机。陆费逵早年受《革命军》等书籍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对革命成功抱有极大的信心。他将教科书内容的更新与巩固革命的成果联系起来,说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¹⁴⁾于是,陆费逵约集戴克敦、陈寅“共议组织中华书局”。大家一致认为:“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他们一边秘密编撰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一边筹划成立新书局的事宜。“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于坚忍。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余等不为动也。”就这样,与中华民国建立的同一天,“规画粗定”的中华书局亦宣告诞生。⁽¹⁵⁾

有理由相信,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怀有必胜的信念;二是认为只有适应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才能巩固民国的根基;三是出版与教育关系密切,而民众素质的提高,社会变革、国家兴亡又离不开教育,“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需要书业进步”。⁽¹⁶⁾必须明确的是,出版书刊以追求赚钱为目的,又为了社会进步;与以追求社会进步为目的,又带来了经济效益,不能混为一谈。著名出版家张静庐说过:“‘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¹⁷⁾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是适应共和政体,而不是只求赚钱。诚如后来舒新城所说:“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在陆费逵的主持下,处理好、兼顾好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华书局奉行不变的方针。因此,“凡属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¹⁸⁾“山文”称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教育“立了首功”云云,貌似公允之论,实则本末倒置。

何况,商务之所以没有变更教科书,并非陆费逵之言所能左右。虽然他肯定是“商务同人有远见者”,但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以“清廷200年基业”,不是“一朝一夕就倒了的”话来“误导”张元济。陆费逵向来光明磊落,不可能“暗中搞鬼”。既然商务不改革,就应当允许别人推陈出新。商务教科书是否“作废”,是否“损失惨重”,与中华书局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按“山文”的推论,中华书局不创办,商务教科书不更改,商务就不“损失惨重”了。又把顺应时代潮流而创立的中华书局,说成是“这一宝竟让他押中了”,并依此演绎得出:陆费逵没有在商务主持编写新的教科书,从而另起炉灶,创设新的书局,就冠之以商务的“叛将”,显然有失事实,也违背情理。

对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刘文”评价说:“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在个人关系上实在是大伤感情。用当时的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的知遇之恩,令人齿冷”。那么,照“刘文”逻辑,陆费逵只有老实地待在商务,坐等民国成立,新教科书不能出版供应,才能对得起“商务诸君”,才能不“令人齿冷”。但历史的真实发展,并没有如“刘文”所推断的那样。中华书局已经创办了,以出版书刊而积极参与社会,在促进中国文化发展上厥功甚伟,将陆费逵有功于国家和民族、有功于社会和文化的行为,言之曰“令人齿冷”,岂非咄咄怪论?

(二)关于中华书局的人员情况。“刘文”中说:“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又说:“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¹⁹⁾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1913年1月,范源廉“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又说,陆费逵“离开商务时,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方面的人才,这即便在今天,也会遭到别人‘挖墙角’的指责,对当时的商务,不啻雪上加霜。”

以往,论及中华书局的创办人,许多学者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鉴于此,钱炳寰先生根据中华书局档案资料考证:1912年1月,中华书局初创时为三人合资公司,分别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2月,又变为五人合资,加入沈颐、沈继方。后来所称的中华书局创办人,即指此五人而言。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任副局长。沈知方进局任副局长在1913年2月,距中华书局成立已一年有余。⁽²⁰⁾姚汉章也不是创办人之一,直到1914年,编辑所下设“中学师范部”,姚汉章才担任该部主任。从上述五人来说,陈寅是陆费逵原在文明书局时的同事,其他四人来自商务,很难说“一大批”之数。商务人才济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遭受“雪上加霜”的结局。

至于编辑所负责人的更替,“刘文”先说戴克敦任编辑长,而后又称范源廉是“首任所长”,让人不知所从。据档案记载:中华书局初创时,编辑所负责人称“编辑长”。1912年2月20日,在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推选戴克敦为编辑长。1913年4月1日,聘范源廉为编辑长,戴克敦改任事务长。1916年8月,范源廉任教育总长后去职,董事会决议暂由局长、事务长兼理。初由陆费逵,不久由戴克敦兼理。1926年2月,戴克敦去世,编辑所长由陆费逵兼任。1930年1月,聘请舒新城为编辑所长。同时,设副所长一职,张相担任并兼辞典部主任。⁽²¹⁾

“刘文”中指出,1914-1916年间,陆费逵“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又说:“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此后,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

查档案资料,中华书局初为合资公司。1912年6月,改为股份无限公司。1913年4月,经股东会议决定,始为股份有限公司(6月,呈准工商部注册)。就在此次股东会议上,首次选举董事及监察人,范源廉被选为董事之一。随后,董事局召开会议,制定董事局章程、分派花红规程、任用职员规程等。1914年12月,在第五届股东会议上,唐绍仪被选为董事、常务董事之一。1916年6月,在第六次股东常会上,梁启超、王正廷被选为董事。“刘文”所提到的上述四位董事,均是在股东会议上选举产生。作为一家民营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书局有着严格的规章,一切按程序办事。舒新城曾说:“讲人选,我们要替教育与文化上做点事,自然需要专门的知识,然而为经济限制,不能养活专门的学者;同时,又不愿自作聪明,也不能不要求相当的人才。老实说,我们用人的条件严于官厅及学校,待遇却不能超过官厅及学校。我们的同事所以还能维系,第一是靠着各人的志愿与兴趣;第二是靠着同事的感情;第三是靠着用人的大公无私,进退黜陟不讲情面;第四是靠着生活比较的稳定。”⁽²²⁾因此,“刘文”所说的“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的董事,说陆费逵“拉拢”所致,是没有根据之论。

孔祥熙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始于1917年。在12月16日的临时股东会议上,同意陆费逵辞去局长职务,孔祥熙被选为董事之一。1924年12月的股东常会,孔祥熙再次当选董事。此后,他连任历届董事。1941年7月,陆费逵在香港逝世。董事会决定,由“在港服务官营事业”的董事李叔明继任总经理。1943年7月,孔祥熙在重庆被推选为“首席董事”。1948年3月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初次设董事长,孔祥熙被继续选为董事,又被董事会议推选为董事长。其时,孔已在美国。董事会去信通知了他,实际上并未就职。陆费逵在任期间,十分注重印刷能力,印刷技术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当他去世以后,书局的营业方针有所变化。李叔明、孔祥熙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中华书局承揽大批印钞业务。如1947年8月,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函报:三月底签订承印央行钞券合同后,4月14开印(万元券),5月份交九百万张,6月交一千一百万张,7月交四千六百万张,8月起可印五千二百万张,至1948年1月27日合同期满,依限赶清。既然中华书局初设董事长是在陆费逵逝世以后,就不可能有他“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之事。所谓“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仅是中华书局的业务之一,且大多在抗战结束以后,与陆费逵已没有什么关系。

三、中华书局的经营状况

(一)关于“中华教科书”。“刘文”中说:“中华书局一成立,就立即向出版界至尊商务印书馆发起挑战,并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势力范围——教科书营业,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1912年春季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其中包括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又说:“辛亥革命带来的国内形势的骤变,使出版界措手不及。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

据现有史料,“中华教科书”由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等人于1911年秋开始编纂,1912年2月开始出版。有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5种40册,教授书3种24册;高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共27种50册,至1913年出齐,风行一时。它“不仅开十余年来教科书的新纪元,也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中华教科书”内容合乎共和体制,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²³⁾中华书局出版“大学用书”,是从1936年开始的。多为各大学教授学者,就试教多年的教本讲义及翻译的东西方名著、著名大学的教本编撰而成。⁽²⁴⁾“刘文”不但断言“中华教科书”于1912年“已经印成”,而且还把20多年后才出版的“大学用书”亦列入其内。再说,说那时的教科书封面上有“五色国旗”、“黄龙旗”之类,也是作者的想象。又,把商务教科书说成是“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更是天大的笑话。辛亥革命推翻的是清政府,民国建立,政体变更,原清朝帝制时代的教科书不相适应,怎么会变成数年后的“袁世凯帝制时代的”呢?

(二)关于中华书局“民六危机”。“刘文”中说:“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组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的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对这个问题,“山文”中说,中华书局逐渐招股,“到1914年,增至60万元。1915年又增至100万元。”“到了1917年,中华便遇到了第一次危机,……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陆费逵本人也因还不出债而被扣押,得申报老板史量才保释出来。史量才本想接办,董事会也推史出来,但史估量形势,觉得摊子太大又烂,难以收拾,又撒了手。陆费逵几乎绝望,曾去向商务‘举白旗’,要求由商务吞并中华,终因商务内部意见不一未谈成。……上海的以吴镜渊与中华有关系的一些财主们,出面组织了一个‘维华集团’,贷给中华一笔款子,这才得以渡过危机,并逐渐恢复生气。”

“民六危机”是中华书局历史上的大事件。实际情况是:1916年6月,中华书局举行第六次股东常会,决议增加资本100万元。但到年底,招股未能足额,实增60万元,连原有资本合计160万元。因“购地建屋,添设分局,扩充印刷,推广营业,过去两年之内,所费不下八十万元”。⁽²⁵⁾中华书局陷入财政危机,濒临破产境地。后来,查账代表在《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中,指出危机的原因,说:“据以前之报告,不外欧战方殷,原料昂贵,国内多故,金融恐慌,局长去年卧病三月,副局长去年亏空累万。凡此诚足致病之由,然皆外感而非致命之原因也。致命之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第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事变迁,失败亦均不免。”⁽²⁶⁾为渡过难关,陆费逵在董事会议上,提出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由于商务决策层意见不一,双方协商未果。陆费逵推荐史量才继任局长,董事会决议照办。史先表示同意,旋即来信作罢。这时,常州巨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组织“维华集团”,垫付部分款项。董事会又决定本局全部财产由徐静仁、吴蕴斋、史量才等组织的新华公司承租经营,并签订草约。10月,董事唐绍仪等人提出邀集商会正副会长及各债权人议定存款分年分期摊还办法。11月,结束出租,收回自办。12月,临时股东会议上,同意陆费逵辞去局长职务,暂任司理,各职司均归管辖。就这样,中华书局终于躲过一劫,避免了关门倒闭的命运。

由此可以断定,“刘文”、“山文”的错误在于:其一,中华书局增加股份的时间、数额不对;其二,“民六危机”并不是由于沈知方“远走高飞”、“另创世界书局”而致“资金搁浅”;其三,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就联合之事,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根本没有签订草约。所谓要求商务“吞并”中华,也是不实之词;其四,陆费逵没有“被扣押”,也就不可能由史量才“保释出来”;其四,“民六危机”风险,并不是仅凭“维华集团”的贷款才得以度过的。

(三)关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刘文”中说:“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山文”中指出:“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刊物有:《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儿童报》、《留美学生季报》、《中华英文周报》、《解放与改造》、《心理》、《论衡》、《小朋友》、《国语月刊》、《新中华》、《小朋友画报》、《少年周报》、《中华英语》、《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等等,也算洋洋大观了。”

就上面所提到书刊而言,其一,“新文化丛书”和“社会科学丛书”,均是多本书籍组成,“刘文”中说“都堪称经典之作”,误将多本书籍组成的“丛书”当成一部书。1921年李达翻译的两部书,均属“新文化丛书”之列。其二,“刘文”和“山文”所列中华书局的刊物《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中华儿童报》、《论衡》,纯粹子虚乌有;其三,《学衡》、《心理》、《留美学生季报》、《国语月刊》,都只是由中华书局印行的刊物,与自行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刊物不同;其四,《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北京新学会创办于1919年9月,原为上海时事新报馆为之代理经售。1920年改为《改造》月刊,第2卷起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五,《中华教育界》为中华书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所谓的“先后出版”,也没按“先后”的时间来列。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料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人们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由于受感情、阅历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要真正做到以史料为基础,即论从史出,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刘文”和“山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尊重史实,端正学风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首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所谓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²⁷⁾历史研究是人们以史料为对象,运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通过去整理、比较和分析,以得出合乎人类发展规律的文化创造。不言而喻,历史学的功能在于“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提供给后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以把握今天,面向未来。所以,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换言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胡适说过,历史学家“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集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²⁸⁾

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中华书局的档案、陆费逵的文章,以及当时人的记录等资料,是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像“刘文”、“山文”那样,无视一些基本的史料,必然导致错误的判断。同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剖析,不能为了削足适履而曲解史料,以致倒因为果、自相矛盾。

其次,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养成良好学术素养。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前人所付出的努力,离不开前人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继承和尊重前人的成果,以求研究上的创新,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素养。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应当如此。如对于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早在10多年前的1992年,钱炳寰先生根据档案史料,考证得出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之一,并非一开始就任副局长,但直到今天,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仍有许多学者坚持旧说,继续以讹传讹。

第三,强化学术责任,“写负责的文字”。当今学术界,人们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强调学术态度。对于抄袭、剽窃等腐败学风深恶痛绝,提倡“绿色学风”。但是,治学不严谨,随意性太强,同样是一种不良学风。著作者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于传播正确的知识,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1932年7月,著名学者罗家伦撰成《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一文,指出读到“坏书”,不但无益,“反而有非常的害处。错误的、不正确的知识,比毒药还要厉害。毒药不过毒坏人的身体,坏书简直毒坏人的心灵。一包毒药不过害死一二个人,一本坏书可以害死无数的人。”他强调:“一个时代要产生标准的书籍,必须这个时代著作的人,能够有种著作的道德,去写负责的文字。”“为青年、为民族、为学术、为真理,大家都应当努力造成一种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的风气!”⁽²⁹⁾这里,他指出了著作者的学术责任,对于形成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性。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多一份责任,就会少一份错误。否则,错误连篇的文字,以不正确的信息传达于人,以不正确的知识灌输于人,贻害无穷,这是学术界同仁应当引以为戒的。

[作者简介:周其厚,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注释】

(1)刘先生的文章分别见《民国春秋》2001年第2期、《人物》2001年第6期,因两文内容相同,笔者以“刘文”称之。“山文”见《阅读与写作》2001年第12期。

(2)本局编辑部:《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页。

(3)将张汉杰说成是张人杰,起初笔者以为是刘先生的笔误,或排印错误,但两篇文章均如此,则说明刘先生搞错了。

(4)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5～571页。

(5)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7～398页。

(6)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1934年(6)。

(7)“山文”中引称:“约在民之前三年间”有误,实际为“约在民元前三年间”。

(8)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8页。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页。

(10)杨立强、沈渭滨等编:《张謇传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1)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12)认为是陆费逵“误导”商务的学者有: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7～38页;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3页。认为是沈知方“误导”商务的学者有:王震《记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得出的结论,均来自蒋维乔的《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中“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并没指明具体是谁,但后世学者据此说成他们二人中有一人说的,尤其是陆费逵的可能性最大,并借此指责陆费逵“暗中搞鬼”。

(13)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8页。

(14)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5页。

(15)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华教育界》,1913年(1)。

(16)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17)张静庐:《在出版界三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页。

(18)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1)。

(19)是范源廉,而不是范源“濂”。

(20)钱炳寰:《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出版史料》,1992年(4)。

(21)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5～306页。

(22)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1)。

(23)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

(24)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51页。

(25)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25页。

(26)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33页。

(27)李良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28)胡适:《胡适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29)罗家伦:《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图书评论》,1932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