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富灼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英文部：文化视野下近代中国

邝富灼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英文部”

邹振环

清末民初国人在编纂和出版英语教科书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商务印书馆,英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高潮是在1898年之后,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1898至1911年的7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参考读本166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102种,占总数的61.4%。从出版的数量来看,在清末民初英语教材出版市场中,商务印书馆已执出版英语教科书之牛耳。这一出版实况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英文教科书的编纂,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机构建制、出版编译与编辑人才、出版物、读者市场、影响力,可以说是从事一个出版社研究的五项重要元素。本文试图通过较为翔实的资料,讨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早期建制与命名;讨论以邝富灼为首的“英文部”编译与编辑人员的构成,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刊英语教科书在读者市场的影响力等,探讨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英文教科书编译出版的有效机制。

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建制与命名

尽管商务印书馆的崛起是与编译英文教科书紧密相关,但在1902年编译所成立之前,基本上是谢洪赉的单打独斗,并不存在一个编译者的群体。1902年夏瑞芳因为购入了一批质量不高的日译本在经济上受损,创办四五年来的出版实践使他越来越感到商务印书馆应该有自己的编译队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他与当时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共同构想创建的。⁽¹⁾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这一编译英文教科书和英文词典的知识群体颇值得研究,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加以讨论。目前一些论著在讲述这一知识群体的活动时,经常使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部”一语,如最早注意研究商务印书馆内部建制的汪家熔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一文指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个特指名词,“它是存在于1902-1931年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与印刷所、发行所平行的翻译、编纂、编辑、出版机构。”“编译所设有各专业部,历有变迁,但国文部、英文部、杂纂部始终存在。有事务部,负责各专业的事务运转,相当于现在出版社的总编室。1909年设出版部,负责与印刷、发行交往、定价、印数等事务。事务部长和出版部长是所长的主要助手。”⁽²⁾事实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虽然最初已有国文、英文与杂纂三个单元的建制,但似乎并无“英文部”的正式名称。也有一些商务老人的回忆中称1903年编译所初建时,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初定组织,分部办事”,⁽³⁾“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⁴⁾可见,除了国文、英文、杂纂三部,似乎还存在理化数学部。从众多的文献资料,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英文部”的建制形成于编译所创办的初期。但对外使用“英文部”的正式名称似乎较晚,据笔者考证可能在1914年至1915年间。1944年周越然在回忆商务印书馆的文章中称自己191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所长是张元济,“编译所分工办事”,有国文部、哲学教育部、数学部、生物学部、百科全书部、华英字典部、出版部、英文部、史地部、理化部、辞源部、杂志部、事务部等等。1914年前后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英文部”编撰英文教科书的重要的“发展之际”,周越然称:“当时英文部中,除部长邝君外,有同事徐闰全,甘永龙,吴步云,张叔良,邱培枝等君。后来事业日渐扩大,如发行周刊,开设函校,编译教育书籍等,始添聘郭秉文,蒋梦麟,陈主素,李培恩,邵裴子,龙质彬,周锡三,平海澜,周由廑,陈布雷,吴致觉,黄访书等君。”⁽⁵⁾我们从1912年5月至12月间《张元济日记》所记数十条关于英汉词典和英文教科书的记录,可以判定当时似乎尚无可以对外直接交往的“英文部”,决定英文教科书和英文辞书出版编纂的工作,从选题到选择编译者,仍然是由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一手操办的,负责“英文部”的邝富灼只有推荐权。而周越然的记录表明,1914年系邝富灼将其“介绍”入商务的。但此时似乎仍然没有正式使用“英文部”的专门名称,191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建设“总务处”的陈叔通,后来回忆时仍没有使用“英文部”的名称,他谨慎地使用了“英文方面”的用词:“英文方面的编辑人员,最初是颜惠庆。……自邝富灼进商务,英文方面的书稿,由邝主持,很有计划,出书不少。”⁽⁶⁾

“英文部”的这一名称,据笔者所知最初见之文献是在1916年3月1日张元济日记的记述。⁽⁷⁾茅盾回忆1916年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称:“正式有‘部’的名称的,只有三个: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但实际还有一些没有正式名称的部门,如谢冠生对茅盾称当时他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辞典部”。⁽⁸⁾可见在1916年前“英文部”已被正式命名。1914年至1915年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被正式命名,作为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的日记中应有记载,可惜由于1914至1915年张元济日记缺失,因此,关于“英文部”正式命名的具体时间和详情目前无法查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长期由主任邝富灼所主持,关于编译所英文部命名后情况,茅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1916年8月茅盾通过表叔卢鉴泉的引荐,并通过孙伯恒介绍到了张元济处,也被安排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此时的英文部一共才有七个人,部长邝富灼,‘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广东人,邝富灼引进来的),办事员(等于练习生)胡雄才,……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说英语。编译所在长方形的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壁把这些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这个大厅内有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各杂志编辑部,但因各部人数多少不等,而大厅只有如许面积,不能隔成有规则型的小房,只能在统间混合办事,乍一见时,大小桌子横七竖八,挨得很紧,人声嘈杂,倒像个茶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也挤在这‘桌阵’中,并没有专用的办公室。”倒是邝富灼却有一点特殊的待遇:“桌子是两种格式,一是老式的七只抽屉的写字台,又一种是长方形两个抽屉的普通中式书桌。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还有‘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写字台,高梦旦也用同样的写字台,但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却是大型的最新式的有卷帘木罩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卷帘木罩就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将整个台面罩住,有暗锁。台主人离去时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台面上文件任其放着,上了锁,就同放进柜子一样保险。”由于邝富灼只说英语,广东话也不太熟练,于是在英文部里出现了大家“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茅盾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不好,这种大家说英语的环境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⁹⁾可见尽管“英文部”事实上还是在编译所的同一空间里,部长邝富灼的地位实在非同一般。

“英文部”在1924年编辑人数达到高峰,有29人。⁽¹⁰⁾1924年进入邝富灼领导的英文部工作的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生唐鸣时写道:“当时的英文部对内对外在整个编译所中有它的特色,(1)工作时间纪律比较严肃,不但没有高谈阔论,即有工作上接洽或商讨也低声轻语。全室静悄悄,除打字机和钟表达达滴滴外,没有嗡嗡细语,没有松松垮垮的作风。部长邝富灼不吸烟而且厌恶烟气,故室中除两周先生(由廑与越然)和平海澜先生另占一角落外,其余都不吸烟。勤杂人员入我室也行步轻声,如有烟气的,必掩口侧声说话。大家暗暗叫做洋老爷庙。”因为对编辑人员原呼老爷。“(2)稿件接洽,信札往来,都用英文部名义,连信纸也特印的。”⁽¹¹⁾与茅盾1916年一度见过的英文部相比,此时英文部已经有了独立的工作间和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后期英文部的详细状况还见之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函授学社英文科的葛传槼的记述: 1926年底“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龄最小(仅二十岁略多)者。部长是邝富灼博士……几乎不懂汉语。大家相互谈话都用汉语,但跟邝博士谈必须说英语,称他‘Dr.Fong’;写一个便条给他也必须用英语。除对邝博士外,大家用汉语谈话,可是互称‘Mr.’加姓,而不用‘先生’、‘君’、‘兄’、‘翁’等,这是上海当时某些‘高等华人’的惯例。我一时感到不习惯。英文部中没有女子,所以用不到‘Miss’或‘Mrs.’。至于‘Dr.’,除邝博士以外也一个也没有。”英文部内存有丰富的资料,而且互相请教也蔚然成风:“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函授学社英文科第四级当教员。所谓‘教’,就是修改作业和回答问题。不论修改作业或回答问题,我有疑问总是不耻上问,得益不少。不是‘不耻下问’,因为同事中虽然有些也是青年,但全部人员都比我年长,少则五六岁,多则近四十岁。另外我尽量利用英文部中备有的各种参考书。我在到英文部以前,虽然也知道些大型英语词典,如英国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和美国的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但从来不曾见过,到了英文部,可说大开眼界。”1929年邝富灼退休后,由英文部编辑胡哲谋接任部长。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英文部中几乎没有英语口语用武之地。除了偶有西人来谈的场合外,大家都用汉语对话,而且大部分人讲上海话或类似上海话的非上海话。可是英语‘Mr.’之音,依然不绝于耳。”⁽¹²⁾

虽然英文部的正式命名是在1914至1915年间,但“英文”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个独立的“方面”加以建制,应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之初,因为编译《华英初阶》和《进阶》的成功表明商务印书馆相当重视英语教科书的编译,初期事实上在馆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编译英文教科书的工作班子,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没有正式名称的“英文部”。因此,本文“英文部”的这一名称,在晚清是特指编译所内编纂出版英语教科书的这一知识群体,作为编纂英文教科书中枢的“英文部”,早期的三个重要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谢洪赉、颜惠庆和邝富灼。⁽¹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于初期受到日本顾问的影响,像编纂国文教科书一般,也非常重视日本所编的英语课本,从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一些英文教科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明显受到过日本英语教科书编纂的很大影响,如商务印书馆所刊《司文登英文范》(日本1847年就有藤井三郎的《英文典》)、《初等英文典》(日本1861年刊有《英文典》)、《实用英语阶梯》(日本1866年开成所有过《英语阶梯》)等,后来颜惠庆、邝富灼等欧美留学生的介入,使商务印书馆在英语教科书的编译上,逐渐摆脱了日本的影响。

二、邝富灼及其编译的英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引进了邝富灼,并以高薪聘请其为编译所“英文部”部长,邝富灼不负众望,成为商务印书馆内编纂英语教科书最多的学者。正像陈叔通所言:“自邝富灼进商务,英文方面的书稿,由邝主持,很有计划,出书不少。”⁽¹⁴⁾关于他的经历众说不一。周越然则称邝富灼逝世于1940年,是广东香山人。⁽¹⁵⁾陈玉堂称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¹⁶⁾王建军称其1889年进入庞蒙纳书院学习,完成中学课程。1902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学士学位;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¹⁷⁾诸说皆有不确之处。笔者据邝均永编辑的《邝富灼博士纪念集》所载邝富灼的《六十年之回顾》一文将其生平归纳如下:邝富灼(1869-1938),广东新宁县(今称台山)人。号敬西,字耀西,西名Fong F.sec。世业农,家极贫清苦,7岁入村塾,且耕且读。光绪六年(1880)冬天年仅12岁的邝富灼就随父去美国,在航行途中他就开始向同行者学习英语。到达美国后他一边工作,同时进入公理会教士设立的夜校中继续学习英语,并由西女士教授他英文及初等科学。“当日所读之生理学,《天路历程》、《斐洲游记》等书,俱深入余脑中,至今不忘。”17岁他加入基督教救世军,被遣往太平洋各城市布道。由于自己的努力,从厨师升为太平洋岸陆军大佐的书记员。“居此四五年,于吾学业之成功,颇有关系。因此四五年中,恒与上流社会晤谈,耳所闻,口所语者,均为正则流丽之英语。且日用之常识,亦与之俱进。”1897年他才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了公理会设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克雷梦城的盘马奈大学(Pomona College,今译庞蒙纳或普蒙那学院)读肄业科,也就是大学预科,1902年完成一年级的课程,一年后考入加利福尼亚公立大学,三年后,即190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由于他“学业之超卓,故得特别资助学费,入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英文学教育学二科”,19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不久他在华盛顿谒见了大使梁诚(震东)表示愿意回国报效祖国,经其推荐进入广州方言学堂任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天他应留学生考试,获得文学进士的殊荣,并被授予清廷邮传部尚书。⁽¹⁸⁾严复认为其“于教育一道实有心得。现经邮部指调差遣,用违其长,未免可惜。”⁽¹⁹⁾邝富灼本人也称“时念国内方缺乏英文人才,苟余回粤任教席者,以己之资格论,尚可出人头地,固胜于浮沉于无定宦海也。会上海商务印书馆颜骏人博士辞职,聘余继其位为英文部主任,正投余之所好。”他认为该馆“一则管理有方;二则不受政治牵涉”。称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以著作或编辑学校课本为多,惟自馆内之英文部扩充以来,该项事业遂以时间关系,鲜克进行,抑余亦从事于馆内其他事业,故余除担任撰述外,或则擘划广告之术,藉以宣传该馆出版之英文书籍。”后来他渐渐注意延聘外界专家参与编写英文书籍。正是由于他不懈的努力,才使该馆的英文书籍受到了各方的好评:“近者各方纷来奖赞之言,称该馆之英文出品,实可与舶来者相颉颃,由是余相信吾人之作品,确已提高程度。同时该馆之令誉,亦有蒸蒸日上之势。此则余至用欣慰者,盖凡此种种成绩,余均与有力焉。余在世上,能有所建树,实为无上之愉快。余殊不能不感谢该馆予余以此机会也。”⁽²⁰⁾

邝富灼的确所言不虚,他与谢洪赉两位确实是商务印书馆贡献最大的英文教材编著者。张英统计,邝富灼从1908至1929年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科书多达81种,所有的英语教科书都经过他本人审定,而直接署名由他编纂与校订的英语教科书多达21种。⁽²¹⁾在文化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1922年他的母校庞蒙纳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²²⁾他后半生在青年会全国协会服务达30年之久,其中6年任会长。曾任中国公会教务长、督学。他在许多基督教和福利机构任职,包括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续行委员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红十字会等。自1929年退休后就全力从事这些工作。⁽²³⁾邝富灼的英语无与伦比,但中文会话差强人意。1926年入商务任英文部编辑的葛传槼对邝富灼有生动的描述:“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龄最小(仅二十岁略多)者。部长是邝富灼博士,……几乎不懂汉语。大家相互谈话都用汉语,但跟邝博士谈必须说英语,称他‘Dr.Fong’,写一个便条给他必须用英语。”⁽²⁴⁾

邝富灼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英文教科书的编译。邝富灼加入商务印书馆的当年就出版了英文教科书,算是给商务的见面礼。1908年9月问世的《英语会话教科书》,1912年10月再版了7次,商务印书馆广告203号称:此书“答语由浅入深,最合教授之用,除学校习用语外多采寓言故事人事略附于卷端,以为谈助,另有教授法以便教授。”该书得到了学部的好评,称该书“以应用之语言,兼短篇之故事,分段授课,教授语言甚便”。⁽²⁵⁾为了编好英语教科书,敬业的邝富灼还深入英文专科学堂进行实地调查,如1908年,他常去苏州毛实君所办的英文专修馆参观考察,该校当时是教授英文的模范学校。⁽²⁶⁾

邝富灼受聘出长商务印书馆的英文部后,先后主持编纂了大量的英语教科书和英汉词典。1909年他和徐铣编纂了《初学英文轨范》,该书的特点是将文法和读本合二为一,每课“首列单字,下列短句,遇有关于文法者随用英汉文合璧,示以定则,每课之后,附中文短句以备有汉译英,另附草体字样以备初学习字之用,诚初学英文者最利便之书也”。⁽²⁷⁾《神州报》称赞该书“为肄习英文者最佳之本,较之丁氏英文法程有过之无不及”。著名语言学家葛传槼回忆称自己在江苏省嘉定县县立高等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读的课本就是邝富灼编的《英文轨范》和《新世纪英文读本》第二册。⁽²⁸⁾1909年邝富灼完成的《英语作文教科书》(An Elementary Composi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第一编,也深受欢迎。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兼述必要之文法,实为文法书之新体,下卷专示作文之法,并及书函,插图甚多,非求美观,欲使读者观图即能词命意之道乎。”⁽²⁹⁾《教育杂志》的“绍介批评”栏专门评价过此书,称:“英美童子,自少即习其国语,入学之后,以口说之辞,易为笔述之文,自不烦言而通其法。故彼之文法书,恒略于习用之例这势也。吾国初学英文之士,则不急于知其高者远者,而正当求其习用之例为急,习用之例熟,即可执笔学作文矣。如依欧美之成本,则未免废[费]时多而程[成]效缓。此中甘苦,知之者多。……其书一出,足为外国语科中开一便捷之门者,则为邝氏之书耳。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述必要之文法,决不呆诠八部。于吾国学人之所难者,如Subject and Predicate Modifiers Phrases.Articles. Punctuation.Yes and No.Shall and Will.Division of Words.Tenses.Order of Verb in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之类,则反复明之,不厌其详。下卷采取简短之故事、寓言、书翰,以示文体,一篇既终,复示学者以仿照之法、构思之方焉。插图皆取材于本国,于国民教育之旨,尤有关系,书中不列中文,欲使学者自得之也。独插图偏以中文为题,则未免自乱其例耳。”⁽³⁰⁾并得到了学部的好评:“此书分为二章,第一章论文法,简明切要,第二章论作文,采择精当,内附写信格式,尤征实用。”⁽³¹⁾戴镏龄在《商务印书馆与英语书刊》一文中也认为该书“辞旨虽浅,为初学说法,然着重言之有物,故附以插图,令学习者目睹实物而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然后据此自由发挥,盖有见于初学作文的人好拼凑成句,满纸空谈,对提高思维及语言运用能力都收效不会大”。⁽³²⁾

作为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大量的时间是花在校订他人的著述上。1909年他校订有美国安迭生(R.S.Anderson,中文名孙明甫)编纂的六卷本的《(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Commercial Press)New English Readers]和《新法英文教程》(Beginner’s English Lessons)。当时英文读本大多为英美学者编写,因此书中采用的往往是英美的历史人物等为素材,与中国学生的口味未必完全切合,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特邀出生在苏州、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美国安迭生编辑,并通过邝富灼的悉心校订,使《(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取材合于中国的性情风俗,旨在“尤以振起国民之观念为主”。⁽³³⁾《新法英文教程》的问世同样获得了英语教育界的好评,学部给出的评语是:“以中国之风俗人情,编辑成文。全书五十课,每课又分数小段或段自成文,或作问答语。篇后又载为文造句之法,解释字义之说。逐课作解,可以前后并读,终又列字汇。学者娴熟斯书,不特能操习语言,且可明晓文字结构之法,而悟虚实分类之理,洵为初学善本,定为中学第一二两学期用书”。⁽³⁴⁾他还与徐铣译订了美国哈佛大学之文学掌教(文学系主任)基特里奇和昔孟学院校长阿诺德合著的文法书Mother Tongue,编译成《增广英文法教科书》(附华文释义),商务印书馆1909年12月初版,1922年4月已出了18版,英文原名:The Mother Tongue an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教育部审定,中学校及师范学校用。该书分二卷,上卷论句之所以成,次论子句;再次论形声之变化。下卷论动词。书前有孙毓修写的序言,孙毓修指出该书“既絃诵于美国,行且不胫而及于中途,近世之教英文者多采之为课本,其书之善,固不待赞辞矣!”经过邝富灼、徐铣的“悉心增删”,“改本殊胜。盖旧本好曲叙英语所以成立,及其流行之历史,于文法之宏旨无关,而反累初学者之观听,甚无谓也,今为节之。……英人经典之文非不高也,而遽以语初学则不伦矣。旧本引之改本悉以浅凡而熟用者相代。凡若此者或勾要以提元,或改难而就易,期使吾国读者有事半功倍之效。”商务印书馆广告称:“美人新出Mother Tongue一书,盛行一时,吾国之教文法者,亦多用之。独其中所引英国经典非吾国初学所宜,现经邝、徐二君悉心改订,期合吾国程度,凡字形之变化,八部之类别,句法之烦简,莫不释以汉文,确实明显比之原书尤为适用。”⁽³⁵⁾张资平从家乡广东梅县到广州去投考测绘学堂时,见到其在方言学堂的堂兄在读Mother Tongue英文文法教本,“觉得相形见绌”,竟然不敢拿出自己的英文教本Beginning English来温习了。⁽³⁶⁾

1910年2月初版的《简要英文法教科书》(附汉文释义)是由美国语法学家纽森(Newsom)著,邝富灼校订的。书名原文:Newsom Grammar,全书分四十九篇:1、句法;2、句读点顿;3、名物部;4、云谓部;5、区别部;6、疏状部;7、悬意名物及凡最名物;8、句主语与谓语;9、析辞;10、名物形变之一:数;11、名物形变之二:属;12、名物形变之三:位;13、温习;14、称代;15、三身称代;16、直接受事及间接受事;17、及物云谓与不及物云谓;18、区别字及疏状字之比较;19、云谓字:三身及数;20、介系部;21、挈合部;22、子句;23、惊叹部;24、云谓字之候;25、温习;26、复牒称代;27、并字三身称代及并字复牒称代;28、区别称代;29、论声;30、施事刚声及受事柔声;31、论情;32、指部及析辞;33、缀系云谓;34、指事代词;35、发问代词;36、温习;37、系属区别及谓语区别;38、弱破及强破云谓字;39、两用之式;40、助谓部;41、单简句法及合沓句法;42、包孕句法;43、温习;44、谓语名称;45、注释别名;46、仂语;47、子句之代斟酌字用者;48、合沓句主及合沓谓语;49、温习。该书的特点是能引证中国事物作为例子,予以解说英语语法。孙毓修在该书序中称作者是“熟于东方之事者”,此书“为非英美人之习英语者之用。凡法之要者已具言之,所不当知而不易通者删而勿言。以此饷初学,庶免所学非所用之虑,与其书于东方各国弦诵至广”。他特别赞扬邝富灼的校订,称他“仍纽生之体裁复加点窜,以成此书。中于吾国学者之程度与其谣俗,惟此书居最矣”。⁽³⁷⁾该书当时就得到舆论界的好评,如《神州报》批评称:商务书馆新出《初学英文轨范》“为肄习英文者最佳之本,较之丁氏英文法程有过之无不及”。而《简要英文法教科书》“于英文文法之精华,毫无缺点,而又能简要不繁。学者读毕《初学英文轨范》即可继读是编,我国习英文者向奉纳氏司氏文典为圭臬,然彼二书深邃繁重,不易卒业,今得是书,学者可无望洋之叹矣”。其他《新闻报》、《民吁报》都有类似的批评。⁽³⁸⁾学部评语称:“查近日此项编译之本已有数千种,或体例烦琐,而不易领会,或简单缺略而不适于用。是书分为四十九篇,言简意赅,于篇末复以汉文释义,使学者对照原文,易于索解,应审定为中学堂第一、二两年教材之用”。⁽³⁹⁾

1909年邝富灼校订了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编写的《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该书选用习见的鱼虫鸟兽及常见的工艺、简单的生理为题材,全书共32课,如猫、蜜蜂、稻米、眼睛、蛇、丝绸、牛、茶、牙齿等。是一部学习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简明英语读物。《教育杂志》在“绍介批评”一栏中指出:“吾国旧学,专务于虚,而新教育亦然,近日皆知注重实业矣。而谋实业必先兴实学。理科之举,求诸译本,既多一层隔膜,径读西籍,又有二难。文字艰深,非英语程度浅者所能遽及,其难一也。引据事物,习见于欧美者,或不见于吾国直观教授之法,几不能用,其难二也。凡外国教本之程度不能确当,事物不能尽喻。于读本文法历史地理固皆有之。而理科为尤甚。吾国未有起而谋之者。祁君现为苏州大学堂教习,乃著是书,为祛二难,可谓善矣。记者捧读一过,知其所教,尽择吾国随地皆有之鱼虫草木,与寻常之工艺,单简之生理,以为举隅,凡十岁以上之学童,无虑其不知,作者之用心亦良苦矣。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⁴⁰⁾学部评语为:“是书共一百四十页,为课三十二,以寻常之事物编辑而成,俾学者借此易为通晓文理,用意颇善,惜为书无多,仅仅一册,不适教科之用,作为补习课本可也。”⁽⁴¹⁾有鉴于此,祁天锡又开始编写《英文格致读本》,将《英文益智读本》作为该书第一卷博物学大纲,续编的五卷为:卷二动物学、生理学;卷三植物学、农学;卷四化学、实验物理学推论;卷五地质学、天文学、地文学。第二卷初版于1911年3月,仍由邝富灼校订。在该书序言中,王蕴章指出:“其书遂适合于吾国人之肄习而益臻美备,恢恢乎理窟之康庄学海之具区矣。顾祁君犹复谦让未遑,谓学不一途,物奚翅万,是特养成学生随在观察之习惯,为补习读本之一助云尔,夫教育之方,吹万不同,因应各异,其道固难,而大要以有知的方面之教育价值及情的方面之教育价值,为先导世之读是书者,绪引其适应之知识,增进其普通之感情,发挥而博大之。”⁽⁴²⁾该书1918年2月已发行至5版,至1927年已印了十数版,并考虑到初版以来“科学之进步一日千里”,因此请著作人对该书进行修订重新再版。⁽⁴³⁾

邝富灼不乐仕进,宁屈就一个出版机构为推进中国的英语教学的精神,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赞扬。林熙称“四五十年前在国内读过中学大学的莘莘学子,大都读过邝富灼所编写的英语课文和课外读物或《英文杂志》、《英语周刊》的罢,可略举一二,旧日国人学英文文法的,不少读过他所编的《英文法阶梯》(共分四册)、《新英文典》。另外一种教科书,在当年也是很畅销的是《英语作文教科书》。三十年代不少出国留学生,他们在读中小学时,大都读过邝富灼编的课本”。⁽⁴⁴⁾他的为人处世也给英文部的下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性情脾气以及人生观和道德观,都近似基督教中清教徒一派。待人接物,直道真情;做事认真,绝不苟且。他是美国扶轮社社员(Rotarian),交游很广,为人所尊敬,后来被选为远东社长。但公事私谊,终以商务印书馆的利益为归。他按契约工资以银两计算,所有积蓄,全部投资商务股票,对商务印书馆忠心耿耿;唯其忠实,故对英文部一切用人行政自信不疑,要求十分严格。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课外读本,以及字书等很多,只因学制变动频繁,学校联系不够,销路平平,在盈利方面不能算成功。他为商务著述和编辑的英文书籍虽不少,却没有一种取版税的,故几十年从无额外收入。”后来王云五对英文部的工作干预过多,“英文部在编译所中的特殊地位,势所不容了”⁽⁴⁵⁾1929年邝富灼退休时,商务印书馆开了盛大欢送会,“邝博士向大家致词,当然完全说英语,记得由吴东初先生逐句译成汉语”,主要是“历述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⁴⁶⁾王云五在致辞中说“邝博士英语水平很高,好到不会讲中国话,多年交往中只听过邝博士讲了三句广东话。大家听了,所见不‘略’同,有的说是‘褒’,有的说是‘贬’。”葛传槼称自己“不敢下断语,只能用英文来说是‘a backhanded compliment’。”⁽⁴⁷⁾

三、结语

1931年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编辑各种国文、伦理、理化、史地等教科书外,“复有各种字典、辞典、丛书及外国语文书籍,已出版数百种。外国语分英、法、德、日及世界语等多种,各书之中,英文最占重要。当本馆创办之初,国内英文一科,缺乏课本,间有外国供给,价值既贵,又难适应国情,本馆乃敦请英语专家从事编辑。更致意于普通应用者,如文学、会话、尺牍、翻译、字典各书同时进行。”⁽⁴⁸⁾根据商务印书馆自编的《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至宣统元年(1909)十月商务印书馆已经编印出英语教材至少有五类65种,其中英文读本16种、英文文法17种、英文会话8种、英文科学15种、英文杂类9种。⁽⁴⁹⁾其中英文读本多是以课文为主的教科书,有的几乎完全不涉及语法;英文文法的内容似乎相对比较固定,但这些语法书中的专业术语究竟应该如何翻译是最令英文部编辑们困惑的地方;英文会话中有会话教科书,也有一般的会话读本;英文科学中包含有一些历史地理的教科书;英文杂类中大多是翻译写作与英汉对照的参考读本,其中不少选自一些英美名家的名作。而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1898至1911年的13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参考读本166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达102种,占总数的61.4%。初级英语读物和英语中小学教材49种,其中有23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占48.9%;英语会话教材与参考读本15种,商务出版的有13种,占86.6%;英语文法写作教材读本48种,商务出版的有28种,占58.3%;其他翻译与英汉对照的参考读本54种,其中商务出版的有39种,占72.2%。商务出版这些英语教科书在晚清蔚为大观,从而执清末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决非偶然,是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各类英文教科书的编纂,在编译所成立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编译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夏瑞芳、张元济,以及英文部部长邝富灼都是极为注意网罗英语人才的帅才,在他们的安排下组成了当时最强的英文编辑队伍。引进人才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当务之急。1905年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中就有“近年各处学堂广设,教科各书销路日广。本编译所增聘名人,以便赶编。”⁽⁵⁰⁾李家驹根据众多的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回忆文章和商务人的出身背景发现:“商务人存在三个紧紧相扣的人事网络,乡缘、地缘和学缘是重要的纽带。”⁽⁵¹⁾早期商务的创办人很多是宁波帮,这是乡缘;清末民初在“英文部”任职的著名双语人才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奚若、周越然、徐铣等都有三缘的因素。如颜惠庆的丈人是张元济的座师,颜惠庆与徐铣、谢洪赉与奚若都有师生关系,是学缘;周越然、甘永龙、茅盾都是浙江人,进入商务有某种地缘因素。其实,除了这三缘外,还应该加上一个“教缘”,早期创业诸君大都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谢洪赉、邝富灼、奚若等都是基督徒。上述“四缘”固然是商务编译所“英文部”人才的重要来源渠道,但是否聘请和录用编译人员的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学问能力和为人处世。在商务印书馆早期英语教科书编辑队伍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编者都有着丰富的教授外语的经验,是编者与教者一身而二任,如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周越然等,都曾或长或短地出任过不同程度学堂的英语教员,非常注意教育界的新变化,如邝富灼就多次深入英文专科学堂进行实地调查,不少英文编辑兼有教授、译者、学者与编者的多重身份,如颜惠庆等,既当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又编译辞典与翻译教科书;很多编辑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新知识素养,他们多能较快地传递西方英语学的新知识,能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为新式学堂的新教学制度编写出最新的英语教材。英文部吸收人才讲究学历,如邝富灼、颜惠庆、奚若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谢洪赉、徐铣等是国内著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但商务印书馆在选拔外语人才时也不唯学历,如早期由邝富灼介绍入商务英文部的周越然在外语方面只是在一些传教士的私人学堂里就学,没有什么正式的学历;后期入英文部的葛传槼也是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函授学社英文科,两位英文部的编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英语专家。正是商务印书馆既重名家,又不唯名家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才使商务在晚清旧学向新学的知识转换过程中,引导了新式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成为中国近代新式英语教材编写的先驱者。

其次,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还极为重视利用馆外的编辑力量,如严复、伍光建等都堪称一代翻译大师。专门译述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严复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的多部英文字典作序,而且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英文汉诂》的英语语法书;⁽⁵²⁾辜鸿铭专门是通过中译外用外语向西方人讲述中国文化的,一生唯一的外译中的作品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读本《痴汉骑马歌》;伍光建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了多种英语教科书,后来还为该馆校订过好几部英汉辞典。在选择编著者方面,商务印书馆尤其慎重。作为记事备忘式的工作日记,张元济日记记述一般多很简单,但关于英汉辞书与英文教科书编译者的背景,日记中却常有仔细记述:如湖州人邵家麟“亦约翰书院毕业生,现充荷领事翻译,汉文颇好,办事亦精细。”⁽⁵³⁾邝富灼推荐介绍来的周寄梅(即周诒春)和胡厚甫,1913年2月1日日记写道“周在美国卫士康沁大学卒业,专习教育学,现充北京清华学校副校长。”胡厚甫为“湖南高等学校英文教员,原代编高等小学英文课本。”⁽⁵⁴⁾《英文书札指南》与《华英翻译金针》的编者李文彬(质斋)途径上海赴北京,张元济主动请徐闰全去询问改订《华英翻译金针》的“报酬之数”,⁽⁵⁵⁾显然给李文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李文彬(质斋)“在家无事”,又自己向商务印书馆“函询有无编译之事可办”,主动提出可以承担的工作:“第一为编英文《商业文件举隅》,约三个月竣事;第二为英文地理(详亚略欧)读本;第三为《汉英大字典》,以《新字典》为准,就《哀尔士大字典》删繁增补。”⁽⁵⁶⁾正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懂得尊重和爱护外语人才,知道如何调动和发挥馆内外这些英语人才的力量,因此使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外语教科书的编撰上始终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之所以在编译英文教科书与英文书刊方面卓有成效,不仅仅在于他们慎选合适的名家名译与名著,还在于“英文部”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选题、编选、审稿、校稿的书稿评价机制。商务印书馆的通俗读物编写有孙毓修说的“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的情况,⁽⁵⁷⁾但在早期教科书编写上确实不马虎,注重编撰上认真的态度和保持良好的学术风气,积累了一整套编撰教科书的好经验,有一套教科书编撰的自我完善的机制。当年亲身参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撰的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我国自甲午战后,上下奋兴图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颁布学堂章程,是为中国规定学制之始。有志教育之士,亟亟兴学;无如学校骤盛,教材殊感缺乏,遂有蒙学课本之试编;但不按学制,不详教法,于具体工具犹多遗憾。本馆编译所首先按照学期制度编辑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诸种,每种每学期一册,复按课另编教授法,定名为最新教科书,此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记录。当时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诸君围坐一桌,构思属笔,每一课成,互相研究,互相删改,必至多数以为可用而后止。最新国文第一册初版发行,三日而罄,其需要情形可以想见。自此扩大编纂,小学而外,凡中学,师范,女子各教科书,络绎出版,教学之风,为之一变”。⁽⁵⁸⁾这种认真的编撰与编译的优良作风,同样也贯穿在商务印书馆英文读物与教科书编撰、编译、审订与校勘的整个过程中。如张元济1912年5月25日日记中写道:“送伍昭扆英日成语辞林四种,请其察看。”接着他们一起讨论了邝其照所编英汉辞典的是否“合用”问题,讨论英汉成语辞书中究竟“成语与故事是否兼备”,结果是伍光建慎重地表示回家仔细研究后“再商”。⁽⁵⁹⁾即使名家的作品也严格把关,葛传槼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外文系主任、自幼负笈英伦的王文显编写的英文剧本,商务印书馆总编译处选择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葛传槼三位来进行审核,哈佛大学的博士的评语是用英文写的,“说他自己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是王文显的学生,但审稿应该实事求是,颇有不‘为尊者讳’的精神,接下去写了好几页,左面抄下原文,右面为改正的句语……他未提及而我认为不很妥当的句语,都不揣固陋,以‘初生之犊’的精神大胆指出。”⁽⁶⁰⁾这些严格的审稿措施保证了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和英语读物具有较高的质量,使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在学界让人刮目相看。

再者,最可贵的还在于商务印书馆对于本馆出版的教科书有自身的批评系统,如商务主办的《教育杂志》有“绍介批评”一栏,不仅批评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也批评自己出版的教科书。如指出许多英语教科书的错漏,在本馆主办的《教育杂志》上也不讳言“间有错漏,亦已签出”的事实。如批评邝富灼撰的《英文作文教科书》“书中不列中文,欲使学者自得之也。独插图偏以中文为题,则未免自乱其例耳”。批评《英文益智读本》“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⁶¹⁾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撰方面有一套自我完善的机制,从而使其出版的外文教科书不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质量上名列前茅。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54种,占52.9%。1910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30种,占35.7%。⁽⁶²⁾为了应付清华学堂的英文科学基础的考试,有的学生临时要其“父亲买了两三本英文的格物入门来读”,⁽⁶³⁾这些读本很有可能也是1903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科学入门)·格致》(Science Primers:Physics;Prof.B.Stewart)、《英文(科学入门)·地质学》(Science Primers:Geology;Sir.a.Geikie)、《英文(科学入门)·植物学》(Sciencn Primers:Botany;Sir.J.D.Hooker.)、《英文(科学入门)·地文学》(Sciencn Primers:Physical Geography;Sir.a.Geikie)等,表明这些读物在当时英语教辅市场拥有很多的读者。即使在民国,清末所编的英文教科书仍有不错的销路,如1911年商务出版《迈尔通史》(Philip Van Ness Myers’General History)仍受读者欢迎,1918年12月22日吴虞日记中记有在商务印书馆购取英文《迈尔通史》、英文学丛书数种、《新体英文法教科书》上下二册的记录。⁽⁶⁴⁾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严复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曾对商务印书馆在1908年前在英语辞典与英语教科书出版方面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十稔以还,吾国之民,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又以英文为独多。模略人数,今之习西文者,当数十百倍于前时,而英文者又数十百倍于余国。商务印书馆营业将十年矣,前者有《英文辞典》之编”,以及后来的《英华大辞典》,都对整个社会的英文学习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⁶⁵⁾曾在广州方言学堂受教于邝富灼、后来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的黄访书在《念恩师邝富灼博士》一文中写道:“当时清廷已废科举,创立学校,所有大中小学校均乏善良使用之课本,邝师以全国教育人才为重,乃毅然辞去方言学堂教授之职,而就商务书馆之聘。商务印书馆为我国最完备最充实之出版机构,英文教材读本需要正殷,为供应时代需要,遂特设立一编译所,内分国文英文词典等各部门。邝师主编各级英文教科书及参考书,每编一书出版,辄为全国学校采用,其他英文著述大部分流播欧美,其版权利益,概归诸商务印书馆,邝师未尝作为己有。其用心只顾培植后进,造福人群,其他在所不计。是以不特闻名全国,抑且蜚声海外。……至今商务印书馆之名,犹饮誉于世界,端赖邝师编纂广布之功。”⁽⁶⁶⁾蔡元培也从总体上给予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科书编撰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售书的书店,而是一家有文化抱负的机构,它不仅出版像《华英初阶》和《进阶》这样可以赚钱的教科书,而且在“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书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斤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⁶⁷⁾李泽彰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曾对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撰方面所做的贡献有过中肯的评价:“民营的出版业在革新运动的后期,不仅是在出版界居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新教育的推行上也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虽然颁布了学堂章程,但藉以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时,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真是极困难的一件事。当时的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我们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却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⁶⁸⁾上述这些褒奖,完全可以视为对邝富灼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知识群体和所出英文教科书贡献的高度赞美。

附记:本研究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一般课题“商务印书馆外语教科书编纂与近代上海出版文化”(项目批准号:2007BLSOOI)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关于南洋公学译书院和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参见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43页。

(2)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0页;张英称邝富灼自1908至1929年“负责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工作长达20年之久”,参见张英:《启迪民智的钥匙——商务印书馆前期中学英文教科书》,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庄俞:《悼梦旦高公》,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8页。

(4)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2～203页。

(5)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58、243页。

(6)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5页。

(7)1916年3月1日张元济日记中有“《英语周刊》征文,梦翁意来卷必须贴印花,已托知照英文部。”(《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1917年2月10日张元济在致高凤池的信中也称:“英文研究会事,当请英文部拟出章程即举办……英文部诸君……”。(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30页。)

(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6～127页。

(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120、123页。茅盾的描述与1912年曾被商务印书馆邀请去编教科书的包天笑对编译所的一段描述相映成趣:“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象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390～391页。)

(10)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8页。

(11)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0页。

(12)葛传槼:《我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2～355页。

(13)关于谢洪赉与早期编刊《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的研究,可参见邹振环:《〈华英初阶〉和晚清国人自编近代英语教科书的发轫》,载《近代中国》2005年第15集。

(14)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5页。

(15)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16)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7)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18)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原载《良友》第47期;此转引自邝均永编《邝富灼博士纪念集》,1966年自刊本,第7～24页,《良友》所刊与收录该纪念集的文字上略有差异,引者疑纪念集可能所据为手稿。

(1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3～584页。

(20)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载邝均永编《邝富灼博士纪念集》,1966年自刊本,第7～24页。

(21)张英:《启迪民智的钥匙》,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www.xing528.com)

(22)林熙:《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一),载《出版史料》第5辑,1986年。

(23)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24)葛传槼:《我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2页。

(25)《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邝富灼编校各书广告,《教育杂志》第2年(1910年)第7期。

(26)周越然:《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27)商务印书馆广告792号,载《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9期。

(28)葛传椝:《英语教学往事谈》,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4页。

(29)商务印书馆广告203号,《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4期。

(30)《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8期。

(31)商务印书馆广告384号,《教育杂志》第2年(1910年)第4期。

(32)《戴镏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33)商务印书馆广告791号,载《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9期。安迭生(Roy Samuel Anderson,1885-1925,中文名字孙明甫),他是美国监理会教士、东吴大学创办人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之子,生于苏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北京美孚煤油公司经理。这些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可能是在父亲的帮助指导下完成的。

(34)学部审批商务印书馆呈请审定教科书,《教育杂志》第2年(1910年)第1期。

(35)商务印书馆广告2034号,《教育杂志》第2年(1910年)第1期。

(36)《张资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38。

(37)〔美〕纽森著、邝富灼校订:《简要英文法教科书》孙毓修序,商务印书馆1927年重印本。

(38)商务印书馆广告2018号,《教育杂志》第1年第11期。

(39)商务印书馆邝富灼编校各书广告,《教育杂志》第2年第7期。

(40)《教育杂志》第1年第8期。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美国人,1901年来华,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后任罗氏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医预教育顾问,编写有《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1909),著有《植物学教程》(Textbook of Botany,1915)及《被社会遗弃的阶层:略记中国的乞丐》(1925年)等,1930年后返美。

(41)《教育杂志》第2年第4期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呈书请审定批。

(42)王蕴章:《英文科学读本序》,商务印书馆《英文科学读本》卷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修订版。

(43)民国十六年本馆附识,商务印书馆《英文科学读本》卷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修订版。

(44)林熙:《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一),载《出版史料》第5辑,1986年。

(45)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0、282页。

(46)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2页。

(47)葛传槼:《我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4～355页。

(48)载《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页。

(49)参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344页。

(50)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51)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页。

(52)关于严复《英文汉诂》的研究,可参见邹振环:《翻译大师笔下的英文文法书——严复与〈英文汉诂〉》,载《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

(53)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54)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前揭书,第15页。

(55)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前揭书,第1页。

(56)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前揭书,第13页。

(5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58)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4～725页。

(59)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前揭书,第1页。

(60)葛传槼:《我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4页。

(61)“绍介批评”,《教育杂志》第1年第8期。

(62)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63)《张资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64)《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

(65)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66)邝均永编:《邝富灼博士纪念集》,1966年自刊本,第52页。

(67)《夏瑞芳传》,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

(68)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