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野中的五四报刊媒体——以北京《晨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考察(1)
侯杰 吴成娥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开设,是近代妇女报刊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社会意识的集中展现,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该报作为近代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五四运动的演进轨迹,及时刊载时政要闻,其为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一块园地,构建女性与男性沟通、互动之平台,成为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性别的重要文本。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机关报。1916年8月,该报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改称《晨报》。从创刊之日起,《晨报》就在第七版设有副刊性质的专栏,但文稿格调不高。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主导下,《晨报》副刊一举成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921年10月12日,在鲁迅的帮助下,《晨报》副刊改称为《晨报副镌》,以四开四版的单张出版,名噪一时。(2)1928年6月,《晨报》停刊。
由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依托于北京地区比较知名的报纸——《晨报》,所以对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倡与言说,对妇女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改革的呼吁,产生深远影响。它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不仅动员女性,而且也动员男性。“假设(副刊)编的好,它也有无上的权威和广大的读者群,在若干年以后,也许保留在多数人脑海的是副刊,二十年后的《民国日报》现在留在一般人的脑海的,恐怕是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晨报》时代的《晨报副镌》也是令人难忘的。”(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专栏为具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了一个舞台,使新女性在主流媒体中占有一定的言说空间,使女性声音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得以展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男女共同构成历史与话语主体的时代发展趋势。
一、《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探讨
1919年5月3日,《晨报》在第二版登出了《本报特别启示》:“妇女问题为今日世界上之一大问题,本报现于第七版特设妇女问题一栏,征求海内学士名媛对于本问题研究之资料从明日起逐日登载,无论赞否,两方之意见经本报认为有登载之价值者便当发表,原稿登载与否概不奉还。——本报编辑部。”
自1919年5月4日始,《晨报》开设《妇女问题》专栏,被安排在第七版,具有论坛性质。当时的《晨报》每日八版,遇重大纪念日时有增刊或专刊出版。第一版为标题、刊号和广告,以有关银行和书籍者较多;第二、三版为国内外重大新闻和时评;第四、五版为广告,以香烟和生活用品者为多;第六版为地方新闻、政府命令、专件;第七版多为文艺类,包括论坛、名著、小说、传说、常识等;第八版是广告,内容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至1920年2月1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存在9个多月,前后刊登了62期,共发表了22篇文章。详见下表: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妇女问题文章统计表
纵观《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按照文章的内容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类:其一,宏观探讨妇女问题的共计10篇;其二,侧重于探索如何解决妇女问题的共计5篇;其三,反映传统性别制度中新女性命运的2篇;其四,关注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1篇;其五,译介4篇。《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9年5月4日至6月28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开始于男女公开社交的提倡,并涉及到大学开女禁、男女教育平权等问题。关注的主要问题为社会中严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但对于社会性别制度等本质问题缺乏研究。从5月8日以后,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全面展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仅涉及男女教育平权问题,还深入到妇女的职业权、继承权以及性别制度等方面。6月8日以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妇女的人格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这既表现出编者和作者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关注,又折射出五四时期有关妇女问题研究的思想高度与理论深度。
第二阶段为1919年6月29日至7月31日。通过对男女关系的本源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理论探讨,进一步深化有关妇女问题的认识。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连续刊登《男女关系论》一文,以性欲为切入点,分析这一自然纯美之男女关系成为不洁象征的原因,提倡对儿童进行早期性教育,以达到将自然的性欲逐渐转变为受道德制约的精神情感的目的。作者认为,伴随着财产私有观念、财产私有制度的产生,女子逐渐失去了社会的主体地位,成为男子的奴隶,因此提倡妇女应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妇女解放,不是简单的独立运动所能获得的,应该对社会进行变革。可是作者还倾向于以男人塑造新妇人形象,显然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误导。对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真正的结婚为男女同心一体的结合,表现对传统的婚姻制度与民俗的否定。
1919年10月1日至1920年1月19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妇女解放的具体手段,如出版妇女刊物,向女界发出呐喊;成立女子成美会,对冲破性别牢笼的新女性提供帮助等。《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为新女性提供一个发声的场所,关注传统性别制度中新女性的不幸命运,扩展了研究领域。
除《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外,《晨报》还有许多涉及到妇女问题的文章散落于各期的不同专栏内,如家庭问题、男女社交问题、婚姻问题、论坛、研究、译著、译述、是非之林、杂感、讲演录、经济界、时装之变迁、娼妓、娼妓文学、新妇女与新生活、妇女运动与家庭等。本文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为研究文本,梳理该专栏的编辑与作者群对妇女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重现被民主与科学这一主流话语过滤的历史细节,展现五四时期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凸显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性别意识与观念的多元性。
二、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探讨
1.从男女公开交际到大学应开女禁
1919年5月4日,《晨报·妇女问题》刊登了徐彦之的《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以男女隔离这一社会现象为出发点,进而扩展到妇女问题的诸多方面,涉及到男女教育平权、经济平权、法律平权、人格平等问题。
徐彦之在《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中,主要围绕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认为男女正常交往本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作者结婚以后,竟然因为“和一女子有了两次谈话”而遭受非议,甚至自己的朋友也认为“无论如何,总是你自己的不检点”。这反映出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规范性别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男女正当交往问题应该也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解决男女交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男女同校:“即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开办大学,使女子欲求高深学问者陷于绝境,然则为什么不给女子以平等的机会?世之右‘男尊女卑’之说,每引‘女子无知’为口实,就今日实事而论,诚有如此,然此果也非因也。既不与以求学之机会如何能责他无知!如若反转过来,止许女子求学而限止或不许男子求学则如何?”
《晨报·妇女问题》的开篇之作,即从社会普遍关注的男女交际问题入手,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反映出编者和作者抢夺“舆论大旗”之雄心。而徐彦之对男女公开交往的提倡,也引发社会的思考,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5月6日至10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连续刊载了《大学宜首开女禁》一文。作者康白情从两个方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一是男女交际;一是大学开女禁。在他看来,“开女禁的第一着,又不可不属意于全国最高学府最高修养的大学,就是说大学要对女子开放门户。”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首先应对女子开放,从而把男女交际问题深入到大学开女禁这一层面。作者提出大学开女禁的两点好处:
其一,丰富青年的物质精神生活。“青年在物质方面的堕落莫过于吃酒打牌逛窑子了”,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过于无聊”。“现在大学生在精神方面的堕落就是无志气”,原因在于“没有女朋友奋勉他们,慰藉他们所收的恶果”。
其二,完善青年的学业道德。作者认为男女同校“并不会使学生的道德堕落,而且足以完成他们的道德,更足以涵育他们的品性;并不会使他们的学业荒落,而且足以促进他们的学业,更足以感发他们的才智。”这里,作者并没有放弃男子的文化本位与性别等级观念,甚至处处维护男性性别特权,体现觉悟的男性知识精英思想中充满了矛盾。事实上,转型时期的潮流引领者,时常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对现代的最终选择成就了他们时代精英的社会身份。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所热衷谈论的大学开女禁的话题,也使更多的作者撰写文章,参加讨论。1919年5月11日,该专栏刊登了《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一文。作者罗家伦从世界女权运动发展情况入手,阐明妇女解放已经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然而反观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不禁令人慨叹:“可怜我们中国的女子,不但参政种种的梦没有做,就是连一个求高等学问的机会都没有,只是被男子愚弄,受男子压制。男子看女子,只是他自己的妻,他儿女的母,为他的幸福而有的!总而言之,不承认女子有人格!”作者借助中西对比,发现男女性别关系中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说明妇女解放的迫切性。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开始把研究视角转移到妇女的人格问题,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
事实上,有关大学开女禁的讨论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妇女杂志》刊载了王卓民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一文。(4)他主要是通过对女子社会职能及就业前景的分析,认定女子无须接受高等教育。这一观点,遭到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的反对。康白情撰文对王卓民的文章进行反驳,阐释了男女同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5)1919年3月,蔡元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有关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之演说,主张效仿西方,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平等互助。徐彦之由此引发进一步思考,提出男女交际的公开是人类自然现象,也是必须的,男女同校为改良男女关系的较好方式。作者讨论的主题为男女社交公开,并把这一议题向男女同校方面延伸。对此,康白情继续发表意见,明确提出大学应开女禁。作者对社会上严重存在的青年堕落问题,以及男女同校与青年成长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罗家伦进一步发展了大学开女禁这一想法,但是却侧重于对女性觉醒的探讨,表明作者对妇女问题极为关注、以及对社会性别制度的某种否定。
虽然说,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作者们所关注的多为妇女问题中的个别现象或个别问题,但是却涉及妇女解放及其历史命运的大问题。经由女性的参与,及男女知识精英的共同奋斗,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一定成效。如甘肃的女学生邓春兰读到蔡元培的讲演稿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邓春兰发出的女子要求入大学的呐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社会进步舆论和蔡元培的支持下,从1920年新学期开始,王兰、邓春兰等9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旁听。1920年寒假后,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学生。接着,一些中学也仿效实行。男女同校的风气逐渐形成。
2.“女子问题”的理论思考
1919年5月18日和1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了君左的来稿——《何谓“女子问题”》。在文章中,作者明确提出妇女问题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问题之一。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作者提出“男子和女子除生理上的外,本无何等区别,何谓谁优谁劣,谁智谁愚,平心而论,是不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的。”作者认为“女子问题”的本质为男女差别撤废问题,从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妇女问题的实质,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传统性别等级制度和观念。
此外,作者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妇女问题:其一,教育问题。中国对女子的传统教育是奴化教育,“三从之道”是从思想上束缚妇女的自由,使妇女一辈子做男子的奴隶,以此来强化中国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事实上,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除了性别关系,还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如辈分、年龄等,共同参与对人的身份、等级的界定。其二,职业问题。“中国女子三分之二,是以服从男子为职业,三分之一,是以女红缝纫为职业。”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身份,妇女们无权涉足于公共领域,只能以服从男子为最大的职业,职业制度中充满性别歧视。因此,家务劳动与其他类型的劳动一样,共同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却得不到尊重和承认,所以作者认为人们有关妇女职业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其三,能力问题。一方面,作者承认生理对于妇女的能力产生一定的限制:“比男子柔弱,办起事来,也自然生来许多差别了。加以女子生理上的许多麻烦事很多,如怀孕、生儿等事,是足以限制女子的能力,阻害女子的职业。”另一方面,作者还具体指出女性在某些方面超过男性的事实,从而证明“女子的能力,又是反高于男子,或因他的心思缜密,或因他的技术精巧,或因他的交际灵活,或因他的才气敏捷,这都是一般男子所不容易及的。”由此证明男女具有相等的能力。
尽管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较为突出,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并不十分热烈。具体表现为新观点、新理论一时难以出现。其中原因很多,一般说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妇女问题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在短时间内很难全面、系统把握;其二,对前人的理论超越又相当困难,缺少深刻批判与思考。其三,国家民族的危机才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因此相对减少了对妇女问题的注意力。
直到5月26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才刊登潜龙撰写的《我国妇人问题》一文。作者把中国妇女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与法律两方面,并展开论说。所谓妇女的教育问题,作者认为“夫我国女子教育家,犹以为贤妻良母主义,乃金科玉条,此实不彻底之至也。”在他看来,贤妻良母是“高等婢女之别称耳”。显然,他比较侧重于对主流教育模式提出批判。所谓妇女的法律问题,在作者眼里简直不可言状。中国妇女的法律状况是“非普通的、乃限止的。”实事求是地说,潜龙的文章拓展了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视野与领域。
潘公展就此提出,中国女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十分落后:“女子小学也不能和男子相提并论”;“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也是寥寥无几”。从就学总人数上就可以看出男女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据我国最近的教育统计,全国的学生,女子和男子比较,是不及一与二十的比例。”不仅如此,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仍是空白:“至于大学校和专门学校一类,除了留学外国与教会学校外,女子差不多没有一校也没有一人了。”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男女教育的不平权。在职业方面,“除了现在学界以外,妇女有职业的是很少,佣工不能算为职业的,像‘产婆’、‘乳母’、‘看护’……之内,本是都应该女子做的,然而除了看护妇以外,人家就把产婆乳母两种职业看作下贱的。至于工商两界,更是没有妇女的足迹了。”职业分工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性别歧视,被作者揭开了冰山之一角。潘公展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同一职业:“男子的工价总比妇女的贵得多,并不是所做的事有差别,实在就是因为男女的不同。”(6)作者借助由于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现象,怀疑和否定中国传统经济制度。
总而言之,从5月18日开始,《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先后刊载三篇文章,展开了对“女子问题”的深入讨论,内容广泛而深刻,涉及到妇女问题的许多方面。君左从人的本质入手,认为“女子问题”的本质即为男女差别撤废问题。作者注重运用启蒙理论来研究妇女问题,提倡妇女要拥有独立的人格。潜龙将问题向深广方向发展,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分析侧重于对“贤妻良母”这一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表现作者对社会现存价值观念的质疑,并对其展开理性的思考、判断。另外,作者还提出了男女法律上的平权等问题,拓展了思考与研究的空间。潘公展不仅指出职业分工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性别歧视现象,而且强调即使是同一职业,也存在着因为性别原因所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的事实,痛快淋漓地表达出对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的强烈不满。
3.妇女的人格问题
人格问题是《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制造的一个经典话题,是编者和作者对五四时期中国妇女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探究之后提出来的。罗家伦认为在持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妇女仅仅是作为男性社会的边缘群体而存在,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女子有人格!”。(7)由此不难发现《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编者和作者对女性社会主体地位的关注。这种思想观念是对维新派提出的“相夫教子”和“兴国智民”以及革命派倡导的“女国民”两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君左从两个方面探讨妇女的人格问题:其一,承认女子人的本位。“女子既是人,也自有他的人格,人格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作者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明确指出妇女作为“人”应该具有的天赋“人格”;其二,尊重女子人格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一期,为神的时代;第二期,为物的时代;第三期,为人的时代。”假如“从前的时代,被男子尊为‘神’被男子视为‘物’。现在的女子,要老实做起‘人’来了,要老实讲起‘人格’来了。”(8)作者以社会进化的理论证明妇女具有独立“人格”的必然性,反映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一时期,《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偏重于以妇女人格问题来论说妇女的其他社会问题,而对人格问题的认识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1919年6月24至28日,《妇女专栏》连续刊载了潘公展的《中国妇女是有人格么?》一文,显现出该专栏对于妇女人格问题的持续关注。
作者首先阐述了人格的深刻内涵:“人格即做人的条件”,然后复从身体的独立、意志的自由、智识的健全、本能的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指明中国妇女缺乏人格的社会现实。
其一,身体的独立。作者认为诸如“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妇者服也”之类的传统观念与性别语言,主要按照男人需求制造妇女的形象,以巩固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制度,迫使妇女按照男人的要求内化自己,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女子为男子所有的观念。“那种‘贞操’的强迫,‘婢妾’的盛行”恰恰反映出女人身体为男人私有的社会现实。为此,作者还对妇女进行了分类,剖析她们的身体是否独立:“第一,那些卖淫的女子”,完全失去身体自主权。“他们被一帮穷凶极恶的男女们用迷汤灌注了,用铐镣锁住了,用金钱买到了,使得他们的身体不由得不听那班人做主。”作者替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妇女发声,为这些失去说话权的妇女代言,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卖淫女的同情以及对制造卖淫女的社会之痛恨。“第二,是那些穷户人家的女子”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作者把这些女子分为两类:“甲类是做工赚钱的”,为了赚钱而接受雇佣,“那么他们的身体仿佛是男子的手足了”。“乙类就是卖身做婢做妾的”,更是委身于人。卖身之前,父母“以为他们的身体是我们做父母的给他的”;做了婢妾之后,“他们的身体又是属于主人了”。“第三,是富户人家的妇女”,同样不能自主自己的身体。作者指出:“他们的身体,仿佛是男子养着给自己玩的。”“第四,是一般普通的妇女”则在性别分工中失去了身体的自主权。作者认为‘男外女内’这一性别分工思想,实质上是“使妇女的身体不能独立。”作者采用类别分析的方法,从身份各异的妇女身上,概括出中国妇女失去人身自由的社会现实。
其二,意志的自由。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妇女的“意志都消灭了”。他以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卖淫女为例,加以说明。作者强调这些卖淫女“今天招待甲,明天应酬乙,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却不能不卖去自己的肉体精神去博那般‘走马王孙’的欢心,所以他们的意志是完全不自由。”为了更进一步说明问题,他还以婢女为例,进一步阐释说:她们“除服从主人外,完全不许有自己的意志。”这样看来,中国妇女怎么会有独立的意志?
其三,智识的健全。作者指出中国妇女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智识、或者没有健全智识,这是传统制度中的性别歧视造成的。对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着性别歧视,作者毫不讳言,并探讨其中原因:1、妇女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读书女人及家庭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2、读书女人扩大了见识,不利于男人的控制;3、不利于封建道德的普及与封建家族制度的巩固;4、受“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思想的影响。总之,由于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力,中国妇女绝大部分是没有健全智识的。
其四,本能的发展。作者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轨迹,阐明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妇女们开始回归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真相。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逐渐转变为社会性别制度与风俗习惯,尤其是妇女“居然自己承认他们的能力是不及男子”,从而形成自卑、依赖等社会心理。诸如“巾帼不让须眉”等貌似褒奖妇女的语言,事实上仍然隐含着主流话语对妇女性别身份的界定,使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制度不断被复制与强化。“而一般女子也居然因为得了这种头衔欢喜的什么似的。”社会性别主流话语对妇女性别身份的引领与塑造,为处于社会附属地位的女子所接受,从而强化了妇女的从属意识。作者认为,作为社会的主体,妇女应该拥有反映妇女独立身份的语言。
综上所述,《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有关妇女人格问题的讨论,反映了编者和作者对妇女主体身份的关注,但是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这也说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特色分析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不仅揭示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妇女问题,而且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索,形成一些鲜明特色。
其一,大力宣传西方男女平权思想与实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西方妇女运动思想与活动进行了大力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大力介绍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状况
首先为了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援引欧美人的经验,指出:“欧美人承认男女的交际于单纯男子的或单纯女子的完全一样,普通的交际与友谊的关系隔得颇远,友谊的关系与恋爱的关系那就隔得更远了。他们男女间看了自己的人格同对面的人格都非常尊重,而且为了矫正从前轻视女子的恶习交际上男子尤特别尊重女子,断不敢稍有轻率的举动。”(9)其次着力倡导女权,介绍欧美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在这解放时代,女子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世界的女权在这个时代正有蓬蓬勃勃的气象,万国和平会里用女秘书了,……英国女子参政权已经胜利了,……美国女议员已经出席多时了,……其余若瑞典、挪威等女权先进国更不必说了。可怜我们中国的女子”(10)。再次,推介欧美高等教育发展情况,阐明欧美各大学逐渐对女子开放的事实:“如丹麦大学、意大利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达布林大学、西班牙大学、挪威大学、比利时……希腊各大学、苏格兰大学,自千八百七十五年至千八百九十二年间,无不先后仿行。”“乃女子高级学校,盛起于英国;女子高级学校与大学,则设于美国。若夫美国现在……各州立大学,英国新建之满泽斯德,利勿普、里治、雪菲特、柏麦克、威尔斯各大学,则女子入学之权利,事实上已与男子同等矣。”(11)还有就是通过介绍女童子军,主张把妇女组织起来。“西人父母尽瘁于国事,不暇照料其子女,悉仗此项组织,代其教导”;“女童子军之编制,近年盛行于各国”;“英岛少女之具有高级班资格者,已过七万,其与皇女同军者,且约十万,至于属地,无不风行”。(12)
2.译介西方书籍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登了一系列译自西方的重要著述,如《男女关系论》、《弥勒约翰之女人压制论》等。
1919年6月2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厚庵译述的《男女关系论》一文,专门探讨男女关系问题。作者爱德华·开普特,为英国作家。该书最早出版于1896年,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当时尚存禁忌不能自由谈论,所以伦敦几家报刊和出版社都不敢发表,作者只好自费出版。到1911年,欧洲各国都有不同文字的译本。德文译本,甚至发行到十七版。本文翻译的是1911年美国版。
1919年5月25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了《弥勒约翰之女人压制论》一文,译者育方。作者先介绍弥勒约翰这个人:“英人也,生于1806年,死于1873年,所著书多宏议卓识,往往卓越之议论家与相讨论,亦辄遭反驳。”后介绍其《女子压制论》,作者认为该书从五个方面阐述女权问题:
“其一曰女子之权”,只要强调“女人有为其国之政府所宰制之权”,妇女有参与、甚至监督政府的权力;
“其二曰公私权不同之制度,不可不改良也。”在家庭中,女人有管理财产之权力,男女私权基本平等。然而国家征收女人之赋税,而不许其管理公共事务,所以男女公权是不平等的,女人之能力亦与男人等;
“其三曰事之最可奇者,即今世之国民,不许女人有政治权,而偏许一女人据其国之王位是也”;
“其四曰在家庭间之女人,常有与其父或夫得同等之权者。由此推之,其夫可被选,其妻亦可被选;其父可被选,其女亦可被选”,遂大力提倡妇女拥有被选举权;(www.xing528.com)
“其五曰女人之有政治权也,乃终必不可免之事也。”
对西方女权运动与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译介,是《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一大特点。这既便于将中国的妇女解放置于世界妇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去考察,又益于证明中国妇女解放是大势所趋,以此增强国人对改造社会性别制度的认同感。
其二,觉醒的男性知识精英引领主流话语。这主要体现在编者和作者两方面。
1.从主编来看
这一时期,《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主编是李大钊。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幼时受传统教育,青年时代接受新式教育。曾留学日本,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
2.从作者方面来考察
在这22篇文章中,有14篇出自男性作者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为《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撰写文稿的男性作者分别是:
康白情(1896—1959),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学生,是《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是李大钊)、新潮社的干事。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为《新潮》杂志社的发起者之一。五四运动中,他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5月4日当天唯一的印刷传单,“五四运动”一词,即是他在宣言中所提出来的。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省华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王光祈(1891—1936),字润玙,四川省成都人。1917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后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1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1920年,赴德国留学,同时担任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驻德特约通讯员。
潘公展(1894—1975),原名有猷,字干卿,号公展,吴兴(今湖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曾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并经人介绍参加南社。五四运动中,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任该会会报主编。
郭孟良,福建人,北京大学学生。
徐彦之,北京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亦是新潮社的干事。
由于这些编者与作者掌握着社会主流话语权、西方知识解释权,所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有关妇女解放的主要思想都是由他们提出来的。从身份上考察,他们要么是北京大学优秀学生代表,要么是有身份的报人,甚至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在文化界、教育界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这些男性知识精英引领着妇女解放思想的走向,甚至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其三,关注的焦点是妇女的人格问题。在《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上刊载的文章中,直接涉及妇女人格问题的分别为《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何谓“女子问题”》、《中国妇女是有人格么?》。这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意识到,妇女问题的核心是人格问题:“在中国之今日,人格问题当居首位。”(13)他们通过证明妇女缺乏人格的事实,提出解决妇女人格问题的主要手段为普及女子教育等。
间接与女子人格问题有关的文章包括:《一九一九年居然有这样可怜的女子》、《“女子成美会”寄希望于妇女》等。这些文章的作者更加关注妇女思想觉悟的提高,承担起自我解放的神圣使命。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女子啊!解放要你们自己去解放!”(14)鼓励妇女追求自身解放。庐隐女士认为妇女有头脑,而妇女解放的责任却要由男子承担,是不可思议的。作者提出妇女是解放自己的主体,是自身解放的引领者,甚至将妇女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曰妇女本身没有觉悟;一曰解放妇女的责任由男子承担。(15)
在《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撰稿人中,对妇女人格问题进行过探讨者达5人之多,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有关妇女人格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从1919年5月4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开办,到1920年2月19日停刊,几乎贯穿《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始终。由此可见该专栏对妇女人格问题极为关注。
其四,妇女解放的途径与方式多倾向于社会改良。《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解放途径的探讨,多侧重于社会改革。具体方法为:提倡大学开女禁;主张职业对女子开放、实行男女经济平权;号召女子人格的独立等。另外还提出解放妇女的新思路:成立女子工读互助团,从而达到解放妇女群体的目的;成立女子成美会,解救因追求自身解放而陷入困境的妇女。有的撰稿者还直接表达改良而非革命的思想倾向:如康白情明确反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女子参加的革命运动和民国初年间的女子参政运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世界女子解放潮流发展的结果,中国“礼教之大防”无法阻止时代发展趋势。作者建议,应该自上而下迎接这种潮流,“使女子解放的潮流不至于有横决为患之忧”。(16)潜龙赞成这种主张,认为急于冒进的方式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权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7)
其五,忽视女性群体的自主权。《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是以男性知识精英为主体提出来的。他们往往利用话语权与西方知识的解释权,把妇女作为贬损的对象,以此揭露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传统礼教。具体表现在:(1)将女性群体视为囚徒。潜龙侧重于从社会地位展开分析,认为女性群体是“瘦萎可怜的荏弱女囚”(18);(2)认为女性群体素质低下。康白情把中国女性视为没有自觉性的群体(19);(3)强调女性群体尽管身份不同但均无职业。杨钟健把妇女划分为富贵女子、普通妇女、下流女子。认为富贵女子成为玩物;普通女子仅仅会做些家庭的杂务;下流的女子则大半流于娼妓乞丐。流露出明显的“厌女”倾向(20);(4)宣传女性群体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君左批判“三从之道”对妇女的毒害,是让妇女做一辈子奴隶;(21)杨钟健明确指出“三从”是妇女沦为囚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奴隶的别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三从”的具体体现。(22)总之,《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男性作者把妇女作为阐发议论的客体、被解放的对象,贬低妇女的词语随处可见,从而忽视了妇女对自身解放、提高社会地位的话语权与自主权。当《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作者们在解析男权社会所制造的妇女问题时,不知不觉又陷入男权主义的漩涡之中。而女性作者的声音显得十分弱小。
其六,关注知识女性的前途与命运。编者和作者毕竟多为精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时政有较深的洞察力与敏锐度,也更易于感觉出国际气候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把握时代发展之脉搏,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加之,他们看到的并非社会的全貌,所感受到的也并不是社会整体的感受,因此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视野局限在知识女性的前途与命运上,表现为更加关注知识女性的解放,提出男女公开交际、大学开女禁等主张。由于妇女素质的差异性,男性知识精英所呼吁、唤醒的对象基本上是以知识女性为主。他们倡导、甚至创立的解救妇女的团体,如女子工读互助团、女子成美会等,解救的对象主要是思想上已经觉悟的知识女性。事实上,他们的引领与倡导确实使很多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觉悟了,这其中既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上普通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大多数,解放她们才是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彻底改变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价值观念,进而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权力。
其七,注意到少数民族妇女的解放问题。1919年5月24日,《妇女专栏》刊登了张绍南女士的来稿。作者首先肯定西方男女平权的事实,其次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她在文章中号召满族女子树立重视教育的思想,摒弃陋俗恶习。为此,她反复强调摒脂粉、勤工作、慎许嫁的重要,期望满族姐妹一定要认识到涂脂抹粉是道德堕落的表现;还要重视儿童教育,更不做人妾等。(23)尽管这类文章很少,只有一篇,但为《妇女专栏》有关妇女问题的探讨拓展了空间。
四、结语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是近代中国报刊发展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深刻地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男性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逐渐增强,开始从社会性别等方面寻找衰落之源,期望通过努力加以扭转,实现民族振兴。男性知识精英的觉醒,为改变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男权社会提供了重要力量,而少数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的逐渐觉醒,也有助于最终目标的达成。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的性别制度,不仅使女性变成奴隶,而且也伤害了男性,所以打破传统性别制度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责任。五四时期的男性知识精英,对男女平权的提倡、对妇女独立人格的呼吁,是对妇女社会主体地位的期望,有助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男性知识精英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男权文化本位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而是居高临下地扮演起唤醒者的角色,不断地呼唤女性。同时又把妇女解放与振兴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目标过于远大,理论也与实践有所脱节,致使妇女解放的效果不太明显。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是1919年5月4日出刊的。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以五四时期较受关注的男女交际问题为切入点,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专栏编者期望掌握妇女解放的大旗。事实上,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五四时期话语权的主流媒体,这种特殊的文化媒介身份使其具有传播思想、生产智慧、引领潮流、干预社会等功能。《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能够把握妇女解放之脉搏,引领妇女解放之潮流,与主编李大钊有莫大的关系。《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与五四运动同日诞生,不仅是一个天然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使《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入手,探讨社会严重存在的妇女问题,寻求社会改造的方法与途径。这不仅和媒体作为思想文化传播媒介的特点有关,更和它的主编、撰稿群体的男性主体地位及其勇于承担改变国家民族和妇女历史命运的自我期待、赋权密不可分。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和世界妇女运动渗入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编者和作者对中国传统性别等级制度的大力批驳,对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译介与传播,使妇女解放的道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也出现了偏离本土化的倾向。这是妇女解放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妇女解放的呼吁推行,有些被历史证明是正确,有些则不然,甚至是错误的。然而这些探索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主编是男性,作者也以男性为主,没有改变男性知识精英引领妇女解放的局面,但是毕竟为具有话语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了一个发声的舞台,使女性声音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展现,使觉醒的女性告别了只能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声的困境。《晨报》这一变革适应了女性成为历史与文化言说主体的发展趋势,从而加强和巩固了《晨报》主流媒体地位,成就其五四著名报刊的声誉。
众所周知,历史发展的长河是由涓涓小溪汇聚而成的。但是人们常常注视的是奔腾不息的大河,而小溪的功绩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正是这些小溪彰显着某些历史的真实,甚至是历史的本源。当我们透过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幔纱,审视这些被政治化话语过滤的历史细节时,不禁发现,这些细节是如此生动,富于生命活力。妇女问题,在《晨报》等五四时期报纸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丰富的性别表达。
[作者简介: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成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本项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华北社会性别史研究》(批准号06BZS038)的阶段性成果。
(2)《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稍后出版的《京报》副刊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
(3)陈纪滢:《我们需要副刊》,载王文斌编:《中国报刊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王卓民:《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妇女杂志》1918年4月第5卷。
(5)康白情:《读王卓民君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妇女杂志》1918年4月第11卷。
(6)潘公展:《中国妇女是有人格么》,《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6月24日第七版。
(7)罗家伦:《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1日第七版。
(8)君左:《何谓“女子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8日第七版。
(9)徐彦之:《男女交际问题杂感》,《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4日第七版。
(10)罗家伦:《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1日第七版。
(11)潜龙:《我国妇人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26日第七版。
(12)张绍南:《说女童子军》,《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21日第七版。
(13)君左:《何谓“女子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8日第七版。
(14)易家戎:《一九一九年居然有这样可怜的女子》,《晨报·妇女问题》1920年1月31日第五版。
(15)庐隐:《“女子成美会”寄希望于妇女》,《晨报·妇女问题》1920年2月19日第五版。
(16)康白情:《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6日第七版。
(17)潜龙:《我国妇人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26日第七版。
(18)康白情:《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6日第七版。
(19)君左:《何谓“女子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8日第七版。
(20)杨钟健:《妇女问题的先决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6月8日第七版。
(21)君左:《何谓“女子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18日第七版。
(22)杨钟健:《妇女问题的先决问题》,《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6月8日第七版。
(23)张绍南:《寄语满洲姊妹》,《晨报·妇女问题》1919年5月24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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