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繁盛看国人认知观念的转变
李志英
社会调查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各类知识分子均非常热衷于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物产、山川、气象与民俗等等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大凡科学理论、政治决策、经济行为均须以调查之研究结论为出发点,无调查则缺乏科学性,没有说服力。对社会调查的这种崇尚之风令人深思,笔者以为社会调查热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华民族认知观念的历史性转变。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的调查,近年来学界已有较多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主持编纂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调查报告,目前续编也已在编纂中。对于社会调查的研究也已初见成果,有不少论文问世。但从认识论、认知观念的角度对社会调查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尚付阙如。
一、社会调查的兴起
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期的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依瞿秋白语,社会调查“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产儿”(1)。根据我国社会学的先驱——吴文藻先生的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调查本源可以溯到法国黎伯勒(Fredericcle Play 1806-1882)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帐簿研究。”(2)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社会调查逐渐在欧美普及,并被西方社会接受为一种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有效方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侵略者开始对中国进行以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为主要目的社会调查。1832年,为了用武力对中国推销鸦片,东印度公司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胡夏米沿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装备、沿海的河道海湾,以及各地物产和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正是“英国侵略者这次对沿海形势的调查研究,直接导致了一项军事侵略方案的成立,并成为鸦片战争中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根据。”(3)为了和英国争夺对中国的贸易,普鲁士政府也多次派人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查。1842年12月,“驻汉堡的萨克森领事则奉到指示,要他对汉堡的一家商行拟在中国设支店一事是否确实,以及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希望作‘确切和广泛的调查报告’”。次年,普鲁士政府又先后派遣驾驶“路易莎公主”号前往广州的卢德拜尔图斯船长和杜塞尔多夫政府的秘书顾鲁柏前往中国进行商情调查(4)。1860-1861年,普鲁士政府以“东亚考察团”的名义,派遣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团队对中国的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几乎同时或更早一些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包括西方传教士也从了解中国的目的出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多方面调查,1833年在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英文版)已有调查材料(5)。一些在华外国银行从贷款的安全性出发也开展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调查。
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传统中没有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6)。随着外人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学等注重和使用社会调查进行研究的学科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维新派在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教学大纲中均设有群学课程。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对于社会学的功能和重要性推崇备至,他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7)严复激烈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陆王心学的研究方法,“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8)他提出,“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9)冯友兰先生认为,严复所说三层科学方法“用现在的话说,第一层就是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的材料,第二层就是于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层就是在实践或科学实验中检查那些对于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10)按照冯先生的分析,严复事实上是向国人介绍了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为中国社会学从历史社会学走向二三十年代的实证社会学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11)进入20世纪,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受到日本社会调查风气的影响,留学生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并迅速影响到国内,清末中国掀起了一股现代社会调查的潮流(12)。
二、民国初年社会调查开始走向繁荣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帝制的消亡,民主宪政的政治建构在中国的土地上闪现。然而,共和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军阀挟持武力继续实行其暴力统治。经济上,辛亥革命后,乘着革命带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有利契机,民族经济获得了黄金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以两位数的比例快速增长。
政治架构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群体的组合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国应当如何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高擎向西方学习的大旗,以西方世界为学习的榜样,以西方的道路为中国发展的路径。但是,19世纪末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贫富悬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对立尖锐;社会的物质生产虽然获得极大发展,物质财富也极大增加,但传统道德却日益消融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冷漠中。人们社会生活幸福感增长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并不协调。
向老师学习的学生迷惑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3)。严复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说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邮电、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14)孙中山发现,西方“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15)1912年,辜鸿铭最后改定《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提出要抵抗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引进了“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中产阶级物质主义,导致了“庸俗透顶,卑鄙之尤”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仅白白浪费了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而且使人民的劳动果实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也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之,西方人又亲自进入中国,“向沿海一带的中国商人和买办阶级公开传授了那又快又容易的生财之道,于是本民族原有的无耻和浪费性消费的癌症急剧恶化”,“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果实不仅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其结果,“城里的富人和寄生虫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变为寄生虫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无以为生”(16)。1919年,在欧战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梁启超和他的伙伴到欧洲转了一圈。本来,梁启超到欧洲去是“想自己求得一点学问”,但是却发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贫富两阶级的战争,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年代”。(17)1924年,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写道:“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之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18)。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全新方案。
可以说,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弥漫着一股对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失望情绪。他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确实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中国只是一味不假思索地学习西方显然是不行了。中国应当怎么办?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这是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等知识分子都在思索的问题。在此一形势下,知识分子内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转向反思现代性的思辨道路,直呼思想解放。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设“思想解放”一节,提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19)。“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允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20)梁启超认为世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任何学问、学说都必须经过批判、思辨、选择才能判断其正确性。不仅中国的孔孟程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西洋的学说也同样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梁启超的这番话实际上是突破了近代以来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框架(21)。
另一种趋向是转向社会实际,从了解社会入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注重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的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特别是在美国,社会调查发展十分迅速,有如雨后春笋。美国社会调查的特点是“开始即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作”,“完全为对付实际需要而来”(22)。与此同时,一些外籍学者、教会学校的教师开始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着手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形成了一次小小的社会调查热潮。这类社会调查主要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的“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G.G.Dittmer)指导清华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生活进行的调查;1918—1919年间,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S. Burgess)等人仿照美国“春野城调查(Springfield survey)”(23)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北京——一个社会的调查》(Peking:A Survey)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1918—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的调查,并写成《华南乡村生活》一书(1925年)等等。这些调查的出现对于正在探究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调查中去。
民国初年至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社会中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知识分子:
一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相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24)“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25),“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26)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因此必须自觉地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到社会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李大钊1919年专门向唐山煤厂的一位朋友做了访谈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成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陈独秀等在《新青年》上特辟社会调查栏目,并公共征集社会调查,刊发社会调查多篇。邓中夏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毛泽东于1926年至1933年前后做了大量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二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从事实业经营的新式知识分子。民国初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许多在国外留学学习经济、金融等学科的知识分子先后学成归国,进入实业经营领域(27)。这些人进入实业界带来了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极其推崇社会调查对经济经营的作用。如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穆藕初,他于1909-1914年在美国留学,先后学习农学、纺织和企业管理。归国后,先后创办和经营了“德大”、“厚生”、“豫丰”等庞大的纺织企业,并主持创办了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华劝工银行。他在美国期间结识美国科学管理理论创始人泰勒及其弟子吉尔培莱斯,先后多次与他们一起探讨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归国后还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回国创业之初,他首先做了实业现状、发展前景的社会调查。对于选点建厂、劳力供应等各方面也一一调查。他说:“有调查报告,则做事有根据、补救有途径,其失败当可以减少。”他激烈批评中国旧式经营不重调查的陋习,“凡百事业之最大缺点,在乎无调查。无调查,则此盈彼绌,不相调剂。商业中人大都昧乎供求之比例,暗中摸索,类无把握,事业之盈亏,付之天命,良可慨也。”(28)近代中国民办银行业的杰出代表陈光甫也极其重视社会调查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银行学,回国后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经营得法,发展十分迅速。他在银行内部特设调查部,专事金融商情调查。他认为“调查部为银行之最重要部门,每星期刊行金融商情周报,调查至为明晰,而判断亦确有见地”。“鄙人所指调查为重要部门者,盖某一事项非经调查不能明了,非明了不能判断。”(29)陈光甫对调查研究的范围作了详细规定,并规定调查结果均需作系统的记录(30)。在上海银行的带动下,许多银行都开展了社会调查。上海银行界的专门刊物《银行周报》刊登了多篇文章,专门阐述信用调查与银行的关系、信用调查之价值、银行信用调查部的设置等问题,并刊登多篇社会调查报告。银行界的社会调查之风甚至还影响到了一贯以旧式作风营生意的钱庄,钱业公会主持发行的《钱业月报》也聘请特约通讯员调查各地钱业的情况并予以刊发。
三是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费孝通曾回忆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布济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31)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主要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两个研究机构都对农村生活和都市情况做了大量调查,发表了一批含有丰富实证材料的调查报告。从学术目的出发进行社会调查的还有大量在各高校任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
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进行了社会调查。例如,山东大学化学社就曾经对山东的形胜、气候、地质构造、工农经济各业等各方面的情况做过全面调查,他们宣称化学社“以扶助国内实业之发展及研究化学实际问题为职志。但欲从事实业之改良及发展,对原料成品之产量品质及目前之实际状况,非先有调查及统计工作以为研究之借镜不为功”。(32)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社也以为化工生产服务为目的,组织学者对各地的传统工业——酿酒业、制盐业、酿醋业、制铝业等等进行调查,并撰写刊发了“研究调查报告”共39号(33)。这些学者使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使用的方法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报告中往往会包括所调查物产的原料、产品的构成分析,甚至还有经过实验后得出的化学分子式。
上述三类知识分子开展社会调查各有各之目的。以社会经济调查为例,上述三类人的调查中均涉及了社会经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查的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34)所以,调查中更注重社会阶级的动向,社会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
企业家的社会经济调查显然首先是为企业经营服务的,陈光甫的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其目的,“本行既为商业银行,所办之事皆为商业之事,则一举一动皆应与商情合拍方不愧商业二字”,所以“举凡涨落之比较,销路之淡旺,时间之关系,市面之需要,无不加以彻底研究,俾本行得此应有之知识,庶几应付环境较为敏捷。”(35)《银行周报》则撰文说“各银行依照其信用调查部之调查报告,小之则可据此决定放款贴现之方针,大则营业之前途均以此为转移之趋势,故信用调查部,其事情极为重要”,“实为增进安全之幸福,足以预防市场之恐慌”(36)。虽然企业家之社会调查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但他们的经营大多揭橥服务社会的旗帜,含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目的。例如,在30年代的农村金融恐慌中,大多数银行曾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农业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宣称“本行为繁荣农村,增进生产起见,故有农业合作贷款之试办。其目的:以商业银行立场,使资金流入内地,以辅助农村经济之发展。”(37)
学者调查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制度“重在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性质,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他们想要探求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宗教、魔术、亲属组织与法律等的关系。”(38)不少学者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主张社会调查之纯学术目的,即只描述事实,“我们的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叙述事实。在我们的立场看来,是没有所谓‘人口问题’、‘家庭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在一个地方人口数量有多少,组织如何,和他们家庭组织什么关系等等。’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引我们到事实的发现。至于人口是太多么?如何可以改变他?等等,我们是没法回答的,因为这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批评。我们不反对主观批评,但这不是科学而是政见。在实地研究的时候,我们最好没有‘政见’,不是去寻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这样做去,你会在无意之中看不见许多事实。我们工作时须对事实本身发生兴趣。”(39)但是,也有学者主张调查与研究并重,“通常所谓社会调查,大部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深究的。”“但实际上,在学术上真有贡献的科学著作,总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一般的社会调查固为中国目前之急需,而精密的社区研究在学术上尤为重要而有价值。”(40)可见,即使学者,其社会调查的目的也有着一定的社会现实目的。其实,企业家知识分子经营企业也并非单纯的牟利,他们大多怀有一定程度的实业救国的目的。
不再盲目崇尚西方,而是期望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研究的基础和解决的思路,这是参与社会调查的不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发点。这说明,只有运用类似自然科学之观察、归纳、实验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这已成为知识分子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与国人认知观念的转变有重要关系。
三、国人认知观念的变化是社会调查走向繁荣的深层原因
认知的概念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指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和方法。知识到底来自何处?来自先人的教诲?来自神的启示?还是来自实践?对知识来源的不同认可,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认知观念。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技术改进缓慢,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相应变化迟缓。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经验的积累十分重要,前人对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对后人的行为方式和行动方向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期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生态中熏染,必定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由是,自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就形成了以诠释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态和哲学理念。文人的研究推崇的是“述而不作”,从其主观意识看,不是以新的思想创造为鹄的。这种“述”奠基在“信而好古”的基础上,更多注重的是对古圣先贤的文本含义的阐述和微言大义的理解。这种诠释的对象是书本的既有原意,其取向更推崇文本的正确理解,而非西方诠释学所指向的纯粹的与客观事实、外在世界的契合。
这样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传递,至近代已经僵化为一种惟书惟上的思维模式。士人皓首穷经的功力只在于求证古经典的本来含义,并以此评判其研究的价值。这样的研究固然可以有新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只是在既定框架内的发现,很难产生体系外的突破。这种研究的对象是既有的文本,它的追求越卓越,其成果就越远离客观实际和社会实践,就如严复所说“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以会通故也。”“由是可知常智之证,恒在源而不在委;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之术无益也。”(41)这种研究是在既有前提下的推理,尽管推理可能十分精彩,但推理的前提既是已经远离了实践,是对古人思想的推崇,则其结论很难达到符合外在世界的正确,或者有新的发现。
进入20世纪,知识分子普遍对传统的认知观念和方法提出了批判。1919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新青年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42)这里所说的破除迷信妄想,实际上就是对既有观念的批判,就是主张创新性思考。毛泽东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先哲’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43)
不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他知识分子也大多对惟书惟上的认知观念取否定态度。费孝通在1937年的一封信中说:“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很不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所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本上了”,“获得知识必须和知识所由来的事物相接触。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44)我国人类学先驱学者李安宅在1935年为他所翻译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写译者序时说:“我们吃了中外两种八股的亏,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八股底特征是什么呢?不过是为说话而说话,为书本而书本,并不曾针对实在界加以直接体验的功夫而有所对策,所以充满了脑筋与笔墨的只有不自觉的二手货,而无创作力量的头手货罢了”。(45)由此可见,反思中国传统的认知观念已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共识,除极个别群体外,在主观认识上已经意识到惟书、惟上、惟古人、惟洋人的认知观念的非科学性。
这种对旧的认知观念的破除,必然伴随新的认知观念的建立。费孝通说,我们若不认为我们的知识已为前人所获得,不认为知识都已写在书本上,那么“自然应该另开新路。实地研究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意思:知识是人对事物的认识,事物本身是常在变迁的,所以任何人类已有的知识却需要不住地修改和增添。”(46)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来自对不断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和研究。李安宅认为,不但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就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学者,凡“打算在这个时代有世界公民的资格”,“非有洞观内外那样的新国民底训练”,这种训练就是“实地研究,实地工作”,这才是“针对八股习气所下的订门针”。(47)李安宅已经将是否实现认知观念的转变提升到中华民族能否在地球上获得世界公民资格的高度来认识,其实质是对民族生存的深切关怀和对民族的认知方式转变的激烈呼唤。毛泽东则在1930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48)。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成员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了“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论观点(49),他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50)
陈独秀在1922年写了一段话,对国人认知观的转变作了十分精辟的概述:“怎样叫实际研究精神呢?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道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的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51)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人的认知观念在1920—193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对古人思想和古代经典的演绎,转变为对客观的、社会实在的搜集、分析和研究。凡经过调查、科学归纳和理性分析研究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才可以称为真理,由此出发做出的决策和结论才可以称为正确的决策和结论。社会调查在民国以后的兴盛与繁荣,正是这种认知观念主导的结果。
[作者简介: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注释】
(1)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2)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3)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3页。
(4)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45页。
(5)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6)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方志应当列入社会调查的范围,但我国社会学的先驱学者费孝通认为,方志“所载是否可信,固属疑问。如修志者每喜谓其俗近古,以取悦于治者;即非有意窜改,传闻失实,以少例多之弊,无实地调查训练之修志者,自不易免。”(《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160页,群言出版社)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认为方志还不能算是近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但可以看作社会调查的前近代形式。
(7)严复:《原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9页。
(8)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9)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5页。(www.xing528.com)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11)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2)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4)严复:《原强》,《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第367页。
(15)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327页。
(16)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辜鸿铭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1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7,《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页。
(18)王国维:《论政学疏》,转引自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80～281页。
(1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20)同上。
(21)在完成《欧游心影录节录》后不久,梁启超开讲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在演讲的开头他宣称“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并且希望“以后凭籍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由此可知梁氏对实践其实也是重视的。笔者此处的意思并非否认梁氏的此种思想倾向,只不过笔者以为,从这一时期的主张和活动看,梁氏更注重思辨性和对现代性的反思,更注重对科学方法的探讨。
(22)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2页。
(23)春野城调查,1914年在美国Illinois开展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开始应用科学的方法,此前的调查,专门方法尚未发达,因此错误地方很多。春野城调查是由罗素舍其基金团(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主持的,对于发展科学的社会调查有很大贡献。吴文藻先生谓其为“后来一切同样调查的模范”。
(24)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25)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26)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9页。
(27)笔者曾对20年代中国主要民办银行的主要创办者和经营者做过统计,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留学归来的留学生。
(28)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5页。
(30)寿充一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31)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页。
(32)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科学的山东》,民国二十四年刊印,第1页。
(33)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河化学工业研究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70-72页。
(34)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
(3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75页。
(36)《银行周报》总第267号(1922年9月26日)。
(3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村贷款报告》,1934年1月刊行。
(38)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39页。
(39)费孝通:《关于实地研究》,《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40)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47页。
(41)严复:《穆勒名学》,《严复集》第四册,第1047页。
(4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8页。
(43)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44)费孝通:《关于实地研究》,《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405页。
(45)李安宅:《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者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6)费孝通:《关于实地研究》,《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405页。
(47)李安宅:《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者序,第1～2页。
(48)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49)林建公撰文说,“通过专家学者的考证认为陈云的十五字哲学表述萌发于中央苏区,产生于延安,并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论陈云的哲学情结》,载《纪念陈云》,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50)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51)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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