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齐福
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近代科举制度的革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然地与近代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科举制度的革废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要求,但科举制度的革废又对近代中国文化之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西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近代科举制度革废的一个重要特征。西学在近代以雷霆之势席卷神州大地,除了其自身所挟带的强大威力之外,科举考试以西学为内容也为其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
晚清科举考试变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在考试内容中增加了西学。《湘报》曾刊登了1897—1898年湖湘地区科举考试题目,如浏阳县试题为“伸民权可以尊君权说”、“罢谏官设议院议”;宝庆府试题为“光武禁奴林肯禁黑奴论”:永州府试题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说”等等(1)。这些考试题目皆打上了深深的西学烙印。为此,传教士明恩溥指出“在某一段时间里,考试的题目明显地染上西学的色彩。那些能够在答卷中多少显示一点西学知识的考生,几乎都可以确保获得功名。对于极为简单的数学、地理或天文问题的正确回答据说也可以得到某种成功的回报。”(2)吴玉章的例子便是明证。他曾参加1902年科举考试,在考试时把所学到的“新学”知识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结果县、府试成绩甚佳,府试还取得了头名(3)。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增加西学内容的改革进而又促使士人以西学为知识取向。1894年湖南学政江标在岁试时将试卷中“言时务者,拔为前列”,而“持迂谈者弃勿录”,“每试必如此”,于是“应试者不得稍购新书读之”(4)。清末四川,“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试卷中或能用二十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语者,并得受宏奖得高等以去”,于是“自白乎老儒、黄口学僮无不家喻而户诵”西学(5)。尤其戊戌变法之后,士人纷纷“吐弃科举之学,取时务典籍而研求之”(6),如河南士子王锡彤1898年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在京购得包括“泰西译本”之类书籍约数百种(7)。这样,许多过去专卖科场书的书店遂纷纷改卖西书。皮锡瑞在其朋友的书店中看到“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之类几乎无人问津。(8)连外国传教士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一位四川传教士在给广学会的信中说:“现在(指戊戌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的改变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知识如此史无前例的需要”(9)。1902年江南乡试,某书商在考场前卖书,从其所销售的书籍来看,历史类书有38种,卖出893部;地理类书19种,销出337部;政治类书27种,卖出533部;经济类6种,卖出168部;而科场书仅有5种,只卖出46部。(10)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致使读书人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转变,学者认为其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的科举制度废除(11)。“国家取士以通洋务,……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士人如果要想继续走仕进之路,那么他们就必须对西学给予科举的冲击作出回应,也就是说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知识体系,因此“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12)以皮锡瑞和刘大鹏两人的经历为例。湖南士人皮锡瑞是一个西学的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考试的内容可能要变,马上按照梁启超所著的《西学书目表》挑选其中佳者选购数册。刘大鹏则是一个被动追随者,他虽然对西学有较强的排斥感,但科举考试以西学为内容使他不敢大意,托人购买了《皇朝经世文新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等书来恶补西学知识。这样,西学在有形的(科举考试)和无形的(人们心态)变化中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传统士人是西学在华传播的最大阻力者,他们视西学为“小技”、“淫巧”,诋学西学者为汉奸,而科举考试中接纳西学促使士人不得不改变对西学的态度,从排斥到迎合,这个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为西学在华的传播消除了障碍,加快了西学在华传播的步伐。
二
由于科举考试引进了西学的内容,学校与书院不得不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某种程度变革,从而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科举制度在清末的命运凸显其气数已尽,人们预感到其离灭亡为时不远了,遂竞相寻找新的出路,而新学堂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04年江西万载县“各绅富见科举将停,非此无由出身”,遂慷慨捐资兴办学堂。端方在奏折中说,地方筹办学堂,“苦款项支绌不能扩充,近年风气渐开,绅富乐助巨资。”(13)在废科举之前,新式学堂的数量相对而言是较小的,增长速度也是缓慢的。在废科举后,各地出现兴学热潮,原为科举而准备的宾兴、学田、公车等款项皆被用作办学经费,考场也被改作校舍,士绅“咸知登进之路舍学堂末由”,或送子弟入学,或捐资兴学。这样,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群体急剧壮大。1902年—1911年全国新式学堂几乎呈直线型发展,1902年仅为700所,1905年即为8277所,1906年竟达23862所,1907年37888所,1908年47955所,1909年高达59117所,即使到了王朝覆灭之时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人数也急增。1902年学生人数为7000人,1903年突破到31428人,1905年增加为258873人,1906年就增为545338人,1907年猛增为1024988人,1908年上升为1300739人,1909年发展为1639641人,到辛亥革命前,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是1905年的12倍。即使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学堂。如川西藏族地区,1907年有2所学堂,学生60人;1911年竟发展到200余所学堂,学生900余人。这样的成绩在这个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奇迹。(14)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清末新教育自成体系。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亦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一位外国人在北方某城看到该地“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而外,如农业,如法律,如方言,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学,固无不应有尽有。”(15)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向广阔的下层社会,使普通百姓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由于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教育被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内容的近代新教育所取代,西方科学知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课堂并成为教学内容的主体。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16)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新教育虽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科举时代,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况且还有社会助学的环节,这既扩大了教育层面,又降低了教育费用。(17)但新教育就不这样了,它的高昂成本成了人们接受教育的障碍,特别是新学堂要交一笔为数不少的学费。1907年学部对学堂学费作出具体规定,初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高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至六角,中学堂每人每月银元一元至二元,高等学堂每人每月银元二元至三元。(18)此外,伙食费、操衣费、学杂费等也数目可观。如1906年浦东中学校每学期学费银十五元,膳宿费二十五元,课业用品费五元,共银四十五元。高等小学学费银十二元,膳宿费二十三元,课业用品费四元,共银三十九元。初等小学学费银三元,课业用品费一元,共银四元。(19)新学堂学费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个沉重负担。据张謇估算,在本世纪初江苏南通地区一个家庭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学费30—50元(传统私塾仅需几元),而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2—15元(20)。又以3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21)。时人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盖在科举时代,凡有志于学问者均得自由研求,初无何等限制,一切费用亦少。既有学校以后,凡欲求学者遂不得不入学校,学校——尤以高级学校——每非各地所有,学者遂不得不远道就学,此外如学费、课业用品等,已足令家计不富裕者裹足不前,乃复有名额限制,使此少数人家计才量均能追求高深学术者,亦不能得一读书机会。”(22)这使新学堂中的学生大多为权贵富商子弟。学者根据各种史料对1895—1913年湖南省受过新教育73人作了统计,发现出身仕宦家庭的25人,出身士人家庭的26人,出身富商家庭的10人,出身农民与贫民家庭的12人,权贵富商子弟在其中占了83.6%多。(23)近代新教育贵族化倾向使人们担心“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24)。
然而这只是过渡时期的教育弊病,是新旧教育的衔接与磨合问题,我们对此既不能忽略不见,也不能无限地夸大,认为新教育反不如旧科举。
三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据估计乡村绅士约占绅士总数的96%,他们是文化道统的代表者,儒学教义的执行者,乡里事务的组织者,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他们“闭户著书,设帐授徒,以遵守卧碑为纯谨,以不入官府为清高,以厕身市侩为耻,以结交丁胥为辱,以词讼刀笔为损德,以佻达城阕为荡检。”(25)费正清曾说过,“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至于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26)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调适与平衡的功能。而科举制度的革废却造成近代乡村文化生态严重失衡。
科举制度的废除致使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集中在都市,于是“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27),“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28),乡村中士绅“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29),“若辈毫无地方观念,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故婿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30)这样,乡村社会中“士绅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变成地道的地主-高利贷者。科举考试的废除结束了他们由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地位。……所有的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者的倒台所产生的真空。”(31)由是,乡村的文化环境开始恶化,过去曾经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如今却成为文化的荒漠之地。
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乡民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而新学堂学生“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这种趋新言行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更招致乡民的强烈不满。(32)此外,学生在新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欧罗巴和亚细亚等知识都是属于都市的而与乡村社会无关。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王尔敏曾指出,“儒学衰,不在于圣人不出、硕学鸿儒之稀见,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村夫子绝迹,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33)因而,学者认为“科举的取消,实际上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34)
四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糅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摘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35)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因而,学者把科举制度看作“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36)
人们也因“科场题目所在,不得不记诵经文。又因词章敷佐之需,不得不掇拾经字。”(37)但晚清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却极大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八股时文被强令废止,四书文五经义被挪置末场,儒家学说与功名地位的联系日益疏远,人们对之也逐渐冷落,如清末四川“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尚未读四书五经者”比比皆是(38)。
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进一步打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千年来思想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39)儒学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被斥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40)。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41)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维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当时的“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化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或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测绘学堂等,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42)。难怪统治者哀叹:“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为学,勉进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违抗教令,勃弃圣教,擅改课程,变异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泚”(43)。此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趋向多元化,整个思想界也呈现出多元纷争、空前活跃的局面,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本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涌现。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导致儒家思想解体和国人思想的解放有着一定的关联。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44)。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45)。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46)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47)。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
五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二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48)。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其三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49)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文化的普及与推广。
其四是学术话语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50)。文风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为之一变。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体现在文学体裁的转变,而且也反映在阅读趣味的转换(51)。通俗文学广泛流传便是例证。时人寅半生评论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之世界,今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52)不少当年小说家如曾朴、包天笑、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都是往日驰骋科场之高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诗歌方面,改变了诗歌的功能,使其由应试进仕的功能转变为个体的抒情功能和社会的启蒙功能,从而刺激了白话诗的产生和新诗革命的爆发(53)。这一切皆有助于促动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最后是学术骨干的产生和学术中心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54),此言不虚。
近代科举制度的革废不但影响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革废不仅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作者简介:杨齐福,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1)这些题目分别见《湘报》第32、39、136号。
(2)Arthur H·Smith.D.D.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Fleming H·Rrevell Company,New York,1899,PP135。转引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4)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4页。
(5)《华阳县志》卷十六人物十,转引何一民《转型时期的新社会群体》,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6)《南川县志》卷七,转引何一民《转型时期的新社会群体》,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7)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8)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43页。
(9)《广学会年报(第十一次)》,《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10)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85页。
(11)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www.xing528.com)
(13)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五《捐助学堂经费请奖折》,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14)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5)转引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16)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公家教育,最初是偏于贵族方面的。由贵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靠什么东西做它们的过渡的舟子呢?倒是科举。”所以他认为“等到后来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带多少贵族教育的意味。”
(18)转引沈洁:《废科举后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19)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1页。
(20)Marianne,Bastid,Education Reform in Early 20th_Century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p.160。
(21)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56-157页。
(22)转引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23)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8～19期。
(24)《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1期。
(25)民国《达县志》卷四《礼俗篇第八》。转引何一民《转型时期的新社会群体》,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26)费正清:《美国和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7)湖北省民政厅编印:《湖北县政概况》,1934年版,第11页。
(28)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2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3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31)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76页。
(32)庄俞:《论小学教育》,《教育杂志》1909年第3期。
(33)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34)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文化的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35)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页。
(36)罗兹曼主编:《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3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7页。
(38)《候选道许钰陈学务折》,转引何一民《转型时期的新社会群体》,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40)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41)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4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3页。
(43)《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12期,转引何一民《转型时期的新社会群体》,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4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45)转引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93页。
(46)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
(47)《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48)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4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5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46页。
(51)栾梅健:《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52)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7页。
(53)王珂:《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
(54)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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