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史学理念解读：文化视角下的近代中国

蒋廷黻史学理念释要

蔡乐苏　尹媛萍

蒋廷黻⁽¹⁾曾是上个世纪与胡适齐名的政论家和学问家,其学问严谨、求实、创新。他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之成果,虽数量不多,但造诣和建树则学界公认。一册薄薄的《中国近代史》,近20年来,先后被岳麓书社、东方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以旧籍新刊、学术经典和名著导读等形式一印再印。他的一些非同凡响的学术观点和广博纵深的学术风格也曾使不少人为之激动和深思。然而,究竟怎样认识和估价蒋廷黻的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是见仁见智,不仅台港、海外学者与大陆学界明显不同,就是大陆学者中,亦所见各异,而且有的意见相互牴牾。这说明,对蒋氏学术尚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

要真切把握蒋氏学术之真谛,一须理清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基本内涵;二须深入挖掘渗透于蒋氏史论史著中之基本理念。蒋氏基本理念有五:史学是科学、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整体现代化。其共同前提则是时代观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一时代的价值和一时代的精神与视野,蒋廷黻最强调时代的区分,就是要划出近代与古代之界线,以近代的文化、近代的价值、近代的精神与视野为标准和尺度来研究近代外交史和近代史。蒋氏所信守的史学是科学、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整体现代化等理念正是地道的近代观念。近代史家或亦有关注此类观念者,然唯蒋氏能自觉、熟练、融贯运用之,故其史论史著无不洋溢时代精神与活力。

一、史学是科学

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态度,要采科学的方法,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这是蒋廷黻治史学的鲜明宗旨。1925年12月,也就是他回国近三年的时候,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的文章,此文可视为他首次向学术界亮出标明自己的学术宗旨的旗帜。在文中,他认为思想方法对学者具有决定意义。“思想方法好像各人戴的眼镜。眼镜的光线若有毫厘之差,全世界面目必致有千里之谬。”所以,要研究或批评或采用某派史家制度改革的意见,“先要留神他的思想——观察方法”。照蒋氏的指引,我们当然应该留神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蒋廷黻曾这样分析各派思想家:“以前史家对于制度的改革有以政治开明不开明为标准者(福耳特耳派);有以天赋人权为标准者(卢梭派);有以民族个性为标准者(浪漫派)。唯实派对于制度的改革,则以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为标准。政治开明、天赋人权、民族个性,此三者皆为空虚的、不可度量的观念。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此三者皆为事实的、客观的、可度量的观念。制度改革问题,从玄学界一移而至实学界。唯实派的史学固然尚在幼稚时代,但与其用玄学的思想法,不若用幼稚实学的思想法。且史学一上实学的途径,就有成科学的希望”。⁽²⁾1938年11月,蒋廷黻在重庆与一位向他质疑的学者辩论时坚持应从客观史实出发,不可以主观目的随意摆弄史实。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并且关于史实的判断不能‘士各有志’。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³⁾蒋氏在从政之后,仍十分留恋早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客观严谨的态度研究军机处档案的日子。他一生治学遵循这样的原则:“利于我的和不利于我的文件和事实,同等的要注意和考虑。任何结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凭空骂人是不可以的;断章取义也是不可以的;强词夺理更是不可以的,而且也是无济于事的”。历史学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才能是“数十年后历史家如来复查也能站得住。”⁽⁴⁾

蒋廷黻既把历史学作为科学来看待,故他非常重视区别历史的研究与历史的宣传。历史的研究是科学地、客观地,事先没有结论的;历史的宣传是现实政治中有目的、有结论的。研究与宣传两者各行其道,各有各的方法、功能与价值,但两者不应混同。1928年秋,蒋氏为翻译海士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一书写介绍词时,就提出了“历史家的精神”与“宣传家的精神”这样的说法。1930年12月,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他说:“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⁵⁾1932年10月,蒋在评论几部外交史资料的一篇长文中,更加清晰,也更加锐利地判别了研究与宣传的性质。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作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他说:“你如拿历史来作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在蒋看来,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⁶⁾当然,蒋廷黻并不反对运用史学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及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准。但是,他对如何运用史学知识来为社会服务,是持谨严审慎的态度的。他认为,如果搞得不好,史学就有被“强奸”的危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探求真理,无论真理是苦的或是甜的,是红的或是白的”。⁽⁷⁾

科学地、客观地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守科学的、客观的规则。用蒋廷黻的话说就是“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其基础就是科学对待史料。蒋廷黻把史学当作社会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他把史料当作史学这个工程的重要部分。一座优质的建筑必须有美实的原料,一部优秀的史著,也必须有信、要、新的史料。蒋廷黻对待和处理史料的科学态度集中表现在他标举的三个字上——“信、要、新”,即既要择其信、择其要、择其新;又要求其信、求其要、求其新。所谓择其信与求其信,一是要找出或辨别出原始资料中可信的部分。二是在运用时要使其可信。所谓择其新与求其新,就是说,文件是新的、未出版过的、能贡献新知识的。但是,如果前人所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部分的重复。

史学是科学的理念不仅表现于蒋廷黻对史料的客观、忠实的态度,而且也表现于他对史学研究目的的理解。在蒋的心目中,旧史学与新史学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史学观念。魏源虽然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但其史学观念仍是传统的“褒贬善恶”、“资治通鉴”的鉴诫史学观念。鉴诫史学的观念是跨越时空的,或者说不顾时空的。这种伦理道德教导意义上的史学,蒋廷黻认为“不是现在科学的史学家所愿过问的”。蒋所倡导的新史学是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科学原理为灵魂的历史演化论。这种历史演化论具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个是沿革,或演化,或源流;一个是环境。前一个观念教我们历史是先后连环的;后一个观念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风俗、思想、气候、政治等等——是互为环境的”。⁽⁸⁾

二、“识世知彼”的涵义与尺度

所谓“识世知彼”,即是认识世界发展变化和相互推动制约的大势,了解与自己交往、冲突之对方的处境、战略、文化和动机。此一方面,蒋廷黻极为重视。在他的史论史著中,既反复强调识世知彼、要识什么世、要知哪些彼,而且将是否识世知彼作为明确的、重要的标准来评论中国近代史或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人物。

蒋廷黻说: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⁹⁾,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的错处是不知世界大势,逆潮而行”⁽¹⁰⁾。“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他们“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¹¹⁾。“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¹²⁾。

蒋廷黻所讲的不知世界大势、不了解情况,至少可以分出五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应是指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发展的新变化,也就是英国经历工业革命之后对海外商场的急迫要求毫无所知。在蒋廷黻看来: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但到18世纪末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英国此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与此同时,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的,到了19世纪,英国视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也在内。1833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¹³⁾当时中国如果了解英国的历史性变化和这种变化对东亚的意义,主动采取积极的通商措施,适时调整对英政策,改革外交体制,鸦片战争或许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中国也可以更快更稳步地走向世界。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¹⁴⁾。

其次是指当时的中国人不明国际公法和国际通商的利害。中国近代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根源的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也是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道咸时代的人士的毛病,不是在于不抵抗,更不是在于有心卖国。他们的毛病在于不明世界大势,不知道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的经济利害。他们因此争了不应当争的而放弃了所应当争的。”⁽¹⁵⁾当时,在外人看来,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还很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他们想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也希望中国的地方官吏不要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¹⁶⁾结果,更加激发中外的冲突,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第三是说中国人不知多个列强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完成而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蒋廷黻强调要认清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别是19世纪60、70年代之后,各民族主义强国并起竞争的局面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复杂险恶的形势。如果对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本质认识不清,就可能认敌为友;如果对新的复杂的形势把握不住,势必陷入被动受辱的境地。在蒋廷黻看来,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到了15世纪,帝国主义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近代,这种侵占是以全世界为舞台了。到1870年前后,近代史又进入了更新的时期。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即便是世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能逃脱这种抢夺的光顾。西洋各国本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互相牵制、不相上下;三则因为远东尚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独立国家还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甲午战争一爆发,西洋各国就想趁火打劫了,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都可坐收渔人之利。当时的清朝政府对甲午前后的这种国际局势看不透彻,不是偏于联英、日以制俄,就是偏于联俄以制英、日。不知俄在助我时包藏祸心,也不知日本在战胜之后又有联络中国之需要。结果不仅费三千万赎回的辽东半岛,复又落入俄人之手,而且与俄签订《中俄密约》,铸成大错,引发瓜分之祸和日俄战争,埋下了导致“二十一条”和“九·一八”事变这些后果更为严重的祸根。

第四是说中国人迟迟没有认清西方势力对中国早已形成剪刀式进攻的态势。蒋廷黻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对亚洲和对中国构成的危险就像一把巨型的剪刀,中国就是在这剪刀口内求生存、求发展。蒋氏在此问题上特意浓墨重笔,先后发表《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和《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两篇长文,其意在详细说明“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俄人于1579年(明万历七年)越乌拉山而侵西比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17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¹⁷⁾到19世纪末后三十年,这把剪子的作用更加积极,不仅如此,更加凶险的是,又加上了“向我们正面砍杀的一把屠刀——日本”。光绪年间的政治家对此严峻形势虽然有所认识,但认识不足。他们比前人虽有进步,但进步不够。其结果是:他们筑堤一寸,而外来的潮却涨了一尺。

第五是说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与俄国的对华外交和侵略特点分辨不清,以致误把侵略当友谊,争所不当争,弃所不当弃。蒋廷黻提醒国人,虽然同样是西方侵略势力,但是从海上来的一路其要求主要是通商;而从陆上来的一路,其目的则主要在侵占领土。要求通商与侵占领土两者的利害轻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俄人外交,两面三刀、威逼利诱的诡谲手法,则使清朝权贵屡屡上当。蒋廷黻非常痛惜地说:“回顾咸丰年间的外交,实在令人寒心。英、法诸国所要求的是加通商口岸、派公使驻京;俄国所要求的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数十万方里的土地,利害轻重,不言可知。而俄国仅靠木哩斐岳辐及伊格那提业幅二人的手段就达到目的。英法反费了三年的外交和战争始算成功。缘故是中国人彼时的昧于大势和俄人对付中国的得法。”⁽¹⁸⁾

“识世知彼”也是蒋廷黻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与琦善,蒋氏的评论是颇为独特的,他敢于批评林则徐这位禁烟的民族英雄,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琦善这个一般史论目为妥协求和的庸吏。蒋氏为什么要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细致分辨,可知蒋氏批评与肯定很重要的、或主要的立足点是是否识世知彼。“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但林则徐对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¹⁹⁾“琦善的立脚点根本与林文忠不同。琦善对于英人的军备切实调查了一番,觉得他们的‘船坚炮利’实在可怕,这是琦善的‘知彼’工夫。”琦善认为,中国当时的军事设备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大海和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统率军事者皆文臣,只会纸上谈兵。“林文忠对于中外强弱的意见完全与琦善相反。谁是谁非,现代的人应该不难决定了。”⁽²⁰⁾

三、国际平等,开放通商

蒋廷黻与一般近代史家不同,他不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出发,为了配合宣传而无条件地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来维护古人和今人排外的一切态度和措施。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是一个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近代国际平等的原则和开放通商的交往是根本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应当共同遵守的。

蒋廷黻十分重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他对在中俄关系史上具有极不平常地位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来龙去脉作过详尽细致的探讨和描述,其点睛之笔正是国际平等、自由通商。他说:“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²¹⁾但是,尼布楚条约不过是个特例,照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廷”。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是进贡。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其恭顺;在中国方面,许其贸易,并不因为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如果蕃邦不恭顺,中国就“停市”。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在接待英国使团上表现十分明显。蒋廷黻认为:马氏的外交失败就是由于中西邦交观念之不相容。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这也是十九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应适时改变自己的旧体制以适应此世界潮流,参与世界生活。中国大臣中,谁能及早接近这一要求,谁就是识时务者,就能得到蒋廷黻的称赞。鸦片战争期间,琦善虽然在他的奏折内也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²²⁾蒋说: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然而,持琦善这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琦善的态度也未必是自觉的。故蒋廷黻指出:“可惜道咸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方不可。”⁽²³⁾

蒋廷黻研究外交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了破除与国际平等、开埠通商相对立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心理定势。在他的著述中,有谴责、有讥讽、有痛惜、有赞誉,可谓用心良苦。由于他的这一信念是自觉和坚定的,所以他在评论条约、人物和某种历史现象时就常常闪现出独到的见地和卓识。直到如今,在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是极少有人敢去肯定不平等条约还有积极意义的。可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并不全是那样狰狞可惧的锁链。他说这两个条约,“条款虽很多,主要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²⁴⁾他并没把英、法打开中国门户看做是件绝对的坏事。他认为开放通商,密切与西洋的关系是必要的,关键是要自己振作。他称赞奕訢和文祥这些人有眼光,绝不留恋过去的闭关时代。他们能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蒋廷黻说:“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20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但是,近代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在压迫之下,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反侵略、反控制、反压迫。蒋廷黻认为反侵略、反控制、反压迫固然必要,不过这不能取代全部的对外交往。资本帝国主义有其侵略、压迫的一面,然而也有其推动物质、技术、资本、文化交流的一面,不能只避其害而不取其利。“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²⁵⁾

四、整体现代化

贯通蒋廷黻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理念是近代化(现代化),是整体的近代化或彻底的近代化。所谓整体的、彻底的近代化,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从目标来说,是要建设国际水平的、富强的、“能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从结构来说,是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统一体,物质是指科学指导下的机械生产和交通系统,制度是指民主宪政和科学的管理体制,精神是指全体国民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不为个人的名利而危害国家的利益,不为家乡和家族的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的利益,整个国家是团结的、凝聚的;从实现近代化的途径来说,蒋廷黻遵循的是孙中山的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他认为训政是一个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他主张通过训政时期的中央集权,提倡科学,发展工业和交通,推广近代教育以培育人才,改变士大夫的人生观,最终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和努力,带动人民走上近代化的轨道;从学习的国际榜样来说,中国要完成近代化的大业,当然要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但是蒋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要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应该更注重学习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的经验,所以,他的榜样,不是英、美,不是法、德,而是日本、俄国和土耳其,因此,蒋重视中央集权和政治领袖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他十分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希望中国能“火速”的近代化。

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蒋廷黻再次表明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旨,这个主旨就是:研究我们的近代史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蒋这里说的抵抗方案,他也称之为“救国救民族方案”,也就是近代化方案。蒋廷黻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概括描述为四个救国救民族方案的出现与实施,这四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是一种表述方式;1939年5月,蒋在重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则是另一种表述方式。⁽²⁶⁾综合蒋廷黻的两种表述方式,实际他是列举了五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五个方案中,两个是反例,三个是正例。三个正例,分别代表了近代化的三种不同程度,反映出蒋廷黻的近代化标准是追求整个的、彻底的。他说:“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²⁷⁾“徒求物质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结果必会连物质亦不能改造。前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奕訢、文祥诸人也曾专心专意图谋中国的物质改造。……倘若他们的眼光不是这样褊狭,倘若他们觉悟了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问题,那么,中国何得有今天的内乱和外侮?”⁽²⁸⁾“同治光绪年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失败,正因为他们只企图局部的现代化,因为如此,连他们所希望现代化的局部都不能现代化了。”⁽²⁹⁾“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甲午一战,证明李鸿章等人的自强方案无济于事,康有为、梁启超等出来提倡变法。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应该保存国粹,也不否认中国应该企图船坚炮利,他们觉得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中国应该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蒋廷黻说:“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³⁰⁾对于孙中山为代表的第三个方案,蒋廷黻认为:孙中山先生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的科学训练的,所以,他拟出的救国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他对前人的批评,不是说前人错了,是说前人的方案太枝节,太不彻底。他觉得中国必须有彻底的整个的精神建设、制度建设和物质建设。这三种建设同时并进,然后我们才能建设近代的、富强的国家。“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³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³²⁾“孙中山先生的方案,可以说是集近百年的各种方案的大成。我们今日所谓‘建国’,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方案的实施。”⁽³³⁾这里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蒋廷黻的史论史著,其主体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是落定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是联俄容共的三民主义新政策的。这就无可辩驳的说明,长期加诸蒋氏头上的所谓“洋奴买办思想”,“全盘西化论”和“欧洲中心论”等头衔,实际上是不合乎蒋氏思想与学术的本相的。

五、史学理念在清华的运用

1928年,曾为五四运动健将的罗家伦奉命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到清华,据他自己说:他的主要目的和使命,在对于清华校务下一番整顿改革,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正当罗家伦校长大张旗鼓治理整顿清华之时,蒋廷黻应聘从南开来到清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从客观条件上看,蒋新任系主任,恰好遇上了大幅度修订历史学系课程的好时机,不过,蒋廷黻对历史学系课程的修订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罗校长聘他,自然是对他寄予希望。更应看到的是,蒋廷黻己具系统自觉的史学理念,依上文所述,概而言之,蒋氏的史学理念,可以说就是追求科学态度的、国际视野的和现代化目标的史学。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短短五年中,努力使他的史学理念熔铸到历史学系的发展中去。

蒋氏首先重视的是外国史课程的开设。他认为,重视外国史的讲授,不仅是外国史本身有研究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了,研究日本和西洋各国历史,不过等于认识我们的邻舍而已,处今日之世界,这一点交邻的本分我们是不能不尽的。而且,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镜。西洋史学的进步,是西洋各种学术进步的一方面,西洋史学已到了后培根、后达尔文时期,中国史家则大多还是前达尔文时期,甚至是前培根时期,实在是太幼稚了。因为这些缘故,清华的历史学系,一定要学生兼习外国史,而且要学到能领会外国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在蒋廷黻此种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历史学系在每年平均开设的约二十二种课程中,外国史就占有一半。但是学习外国史的目的不在于将中国学生培养成外国人。在安排外国史课程的时候,蒋廷黻反对一味照搬外国模式。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片新大陆,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³⁴⁾,因此,学习外国史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替中国自己造就人才,造就能开创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局面的人才。这个“立足于中国”观念运用的结果是,在编制外国史课程的时候,蒋廷黻主持下的清华史学系努力于日本史及俄国史研究的提倡。“一国的历史就是一国的履历。我们平素交友及办事都知道第一步是打探对方的履历。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我们大学的历史系反忽略最与国家兴亡有关的日俄:这是一个不可原宥的罪恶。”⁽³⁵⁾

蒋氏执掌的清华历史学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之外,还要学生多学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鼓励学生掌握多门外国语。故历史学系本科阶段的第二、第三学年,均须修满八学分的第二外国语课程。蒋廷黻不仅强调多语言的能力,同样强调研究历史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甚至理工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他认为,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说到底,这也是蒋廷黻要使历史学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蒋廷黻还下决心、同时又稳妥地改变以往“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的现象,逐渐以能讲一时代或一方面历史的年轻教师,取代那些只能讲授传统学问的教师。蒋廷黻认为,传统的那种治一部书的学问,实际只是一种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会科学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

在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园地、重视以新观念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思想指导下,蒋廷黻对于历史学系的教师培养也自成一派。他发现“开辟新土比种旧园子要难好几倍”,⁽³⁶⁾一个受过西洋科学方法系统训练的留学归国者缺乏适合他开辟新土的环境与制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的行政当局绝不能机械式的勉强人人担任三门或四门功课,不问这些功课是新辟的土地,还是旧有的园子。”要给年轻教师两三年专门研究的时间,从中国自己的史料下手,真正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学术机关必须负培养的责任”,即提供“研究工作的便宜”。他要排除学术研究从行政上下手而不从“学者和问题”下手的现象,主张对教师要“减轻授课时间,减少行政责任,充分的设备,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养这种子所必须的都应该给他。”⁽³⁷⁾

蒋廷黻是政论家,他的政论大多携带着历史;蒋廷黻又是史学家,他的史论史著从更深沉的角度看,实际上大多也是政论。史学与政论在蒋氏的著作中只是形式的区别,并无实质的不同。这即是说,蒋的史论史著是寄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但是蒋的现实关怀不是简单化和影射式的,他不是到历史中去挑选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政见。他是从对历史的整体的理解和发展趋势的把握上来推出自己的结论。他不挑选史实,但他要精细地分析史实。他分析史实时,眼光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他的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立体的性质。他非常注意科学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方面,他也注意环境的变化,他还注意历史上对抗的双方的心理和动机。他不挑选史实,但他的研究是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他的重点和针对性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大层次来理解。从广义的层次来说,他的重点是中国外交史和近代史,其针对性在驱散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昧于大势的心态,唤醒国人对于时代的、世界的和近代化紧迫性的认识,指出中国的出路在开放、在改革。开放就是要勇敢地到世界大舞台上去求得自己的生存,要大胆的接纳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改革就是要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在机械生产的基础上,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总目标的范围内,完成整个文化的改造,也就是实现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现代化。从狭义的层次来说,蒋的重点和针对性是相对具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³⁸⁾所谓当时的事实和情况主要是国民革命的洪流、“9·18”事变带来的危机和准备抗战及抗战建国的道路选择等大事。蒋氏的史论史著基本上是顺着这些大事的发生而发表出来的。

[作者简介:蔡乐苏,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尹媛萍,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1)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民国元年正月,自费赴美留学(后获官费资助),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州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春,在哥大著名教授海士(Carlton J.H.Hayes)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党,特别是劳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之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因“成志会”的关系,旋即应天津南开张百苓校长之聘,回国任教,初仅授西洋史。1925年,蒋氏的同乡、同学、同事何廉博士劝他开中国史课,他便改攻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年8月,蒋廷黻应罗家伦之请进入清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考察,在莫斯科逗留三个月,一面收集中俄关系档案史料,一面奉蒋介石个人之命,摸准苏联对华政策。1935年11月离开清华,赴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1月奉派驻苏联大使,1938年1月离职归国,正值中日战局转折之期,在汉口,以两个月写成《中国近代史》,之后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与吴景超等创刊《新经济》半月刊,讨论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1944年11月,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底,继郭泰祺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之后不久提出震惊国际的“控苏案”。1957年4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调任国民党台湾驻美大使,并兼国民党台湾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2年辞去常任代表之职。1965年5月退休,10月9日病逝于纽约。蒋氏死后,除留下一部尚未撰写完毕的回忆录和部分日记手稿(自1944年至1965年,每年一册,英文手书,保存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特藏室。)外,台湾出版了《蒋廷黻选集》1-6册(以政论为主)和《中国近代史论集》(以史论为主),但尚有甚具价值的论述多篇,两书皆未收入。

(2)蒋廷黻:《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北平出版),另见《蒋廷黻选集》(一),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以下引该书皆同),第1页、第14页。(www.xing528.com)

(3)蒋廷黻:《再论近百年的外交》,《新经济》1939年第7期。

(4)蒋廷黻:《三年控苏的奋斗》,载《蒋廷黻选集》(五),第889页。

(5)《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蔡元培题写书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9月国难后第1版,第1～2页。

(6)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9期(1932年10月10日),见《蒋廷黻选集》(一),第118页。

(7)蒋廷黻:《评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重庆《新经济》第3卷第9期(1940年5月1日)。

(8)《历史学系——蒋廷黻先生在四月十八日纪念周讲演》,《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97号,1932年4月25日。

(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6页。

(10)《蒋廷黻选集》(三),第442页。

(1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0、53页。

(1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9页。

(13)参见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页;《蒋廷黻选集》(三),第550～551页。

(1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页。

(15)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说“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以不应当放弃的。”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页。

(1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3页。

(17)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原载《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载《蒋廷黻选集》(三),第537页。

(18)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96页。

(19)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原载《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载《蒋廷黻选集》(一),第73页。

(20)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页。

(21)《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蒋廷黻选集》(三),第538页,第539页。

(22)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原载《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载《蒋廷黻选集》(一),第52页。

(2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6页。

(24)同上,第26～27页。

(25)同上,第50～52页。

(26)头一种表述方式将洋务派的自强运动作为第一个方案,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是第二个方案,义和团运动是第三个方案,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第四个方案。第二种表述方式说:“最早的方案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提出来的,他们以为中国要图存应该做两件事:第一中国人应该遵守古法,实行古训。礼义廉耻是中国的国宝,国人如知道国宝之可贵,那么,我们就能抵御外侮了;第二,道咸时代的人觉得中国应该与外国少有往来,愈少愈好。他们所求的安全是孤立安全,不是集体安全。这个方案的好坏,现在我们不必去讨论了,历史已经下了判决书。”121这个方案实际是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叶名琛、咸丰帝等人的方案,即守旧封闭的方案。除去这个方案外,其余的三个方案与头一种表述方式的第一、第二、第四相同,也就是说,第二种表述方式中,没有把义和团作为一种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了。本来在蒋廷黻的心目中,义和团是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反例。“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方案“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8页。

(2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7页。

(28)蒋廷黻:《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蒋廷黻选集》(一),第82页。

(29)蒋廷黻:《论国力的元素》,《蒋廷黻选集》(四),第648页。

(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7页。

(3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0页。

(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33)蒋廷黻:《释建国》,重庆《新经济》1939年第4期,第83页。

(34)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蒋廷黻选集》(一),第154页。

(35)蒋廷黻:《外交与舆论》,《蒋廷黻选集》(三),第411页。

(36)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蒋廷黻选集》(一),第157页。

(37)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蒋廷黻选集》(一),第158页。

(3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