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文字学家与汉学兴盛

刘师培的文字学

陈　奇

清代汉学兴盛,扬州学派以汉学家队伍最为壮观,刘师培祖上三代都是有名的汉学家。这个学派以训诂考证见长,认为训诂不明,则经义不彰,一切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也无从入手。因此,汉学家们普遍提出了“以字通经”的口号,普遍重视文字学的研究,开辟了小学、音韵、训诂等分支学科,从文字的形、音、义等不同的方面对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刘师培是古文经学家,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走的同样是以字通经的道路,同样至为重视文字学的研究。“昔休宁戴氏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又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我心自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嘉定钱氏有言,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不明小学,非惟不能通经,也不能读周秦古籍,更谈不上作文。“作文之道,解字为基。……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小学之类有三,一曰字形,二曰字音,三曰字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¹⁾刘师培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文字学方面的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小学发微补》、《尔雅虫名今释》、《理学字义通释》、《论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三十三则》、《中国文字流弊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代表作则是《中国文学教科书》。

《中国文学教科书》是刘师培编写的五种国学教科书之一。全书计划编写10册,内容包括文字、词类、句法、章法、篇法、古今文体及文选七个方面。由于政治环境多变,以及计划写作的课题过多,仅编成第1册。该册于1905至1906年间编成付印,7万余字,“以诠明小学为宗旨”,⁽²⁾首论汉字的起源,再依次论字形、字音、字义。

第一,汉字的起源。古代传说伏羲画卦,神农结绳,苍颉造字,把汉字的产生说成是个别圣人的杰作,给汉字的起源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刘师培则指出,中国文字,先有字义,继有字音,然后才有字形。而字义起于事物,寓于事物。“字由事造,事由物起。”⁽³⁾对汉字的起源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1)字音的起源。刘师培指出,未有字形之前,先有字音,而“声起于义”,字音起源于人对外在事物的观察、感知,将这种感知的结果以口头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是字音。“人为万物之灵,人生于世,不能不与事物相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嗅,皆身与事物相感触者也。身有所感,则心有所知。有知而后有情,有情而后有意。情动于中则形于言,所以吐露其情感,发舒其志意,以表示他人者也。”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种情形。其一,起源于自然之音。如妈妈,“小儿之啼哭,口中即发此音,故即以之称其母。今西人之称母也,其字音亦与妈妈同。”其二,起源于对物象、物音的认识。如天字,训为颠。“颠、天之音古同。因天体在上,故即以颠呼之。后由颠音转为天音,乃别造天字”。又如火字,“风火相荡,其音近火,故火字之音即象火炽之声。”古人之造字,“音皆在观察事物之后,故能效事物以制音。”他反复强调:“生民之初,非能创造此音也。其所以成一确实之音者,必先具此物,乃锡此名。”⁽⁴⁾

(2)字形的起源。虽有字音,但“不能达于千里之远也,亦不能传于百世之久也。及民智日开,乃造为文字,以辅言语之穷。”字形的出现,当在字音之后。字形的来源,计有六种,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称为六书。“六书起源,不外指事、象形二体。”象形者,象物形以为字形也;指事者,据事意以创字形也。文字日孳,乃有形声字的产生;而形声字的基础在象形、指事两种文字。指事、象形文字为独体字,形声字为合体者,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刘师培以为,“象形、指事、形声,皆文字之纲也。”会意、转注、假借皆由此而生:“两形并列者为会意,故象形为会意之纲;两字同意者为转注,故指事为会意之纲;一音两用者为假借,故形声为假借之纲。”⁽⁵⁾归根到底,字形起源于物象、事意。它与字音一样,都起源于字义,都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认识,一种反映。

刘师培认为,既然文字产生之初,字音起于字义,则今日探求字义当从字音入手,义起于音,义决于音:“上古声起于义,故字义咸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盖上古之字,以右旁之声为纲,以左旁之形为目。盖有字音,乃有字形也。且当世之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观察事物,以义象区别,不以质体区分。然字音既原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则彼字之义象,亦必同于此字之义象。义象既同,在古代只为一字。”如仑字,凡声旁为仑之字,都隐含条理分析之义。“上古之时,仅有仑字。就言语言,则加言而作论;就人事言,则加人而作伦;就丝而言,则加纟而作纶;就车而言,则加车而成轮;就水而言,则加水而作沦。”⁽⁶⁾字义起于字音是刘师培文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中,他反复申明这个观点;在其他著述中,他也反复阐述这个观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三十三则》:“古人造字之始,不独以字形象物之形,亦且以字音象物之声。”⁽⁷⁾《小学发微补》:“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声,后有左旁之形,声起于义。故右旁之声既同,则义象必同。”⁽⁸⁾《汉宋学术异同论》:“义皆起于声。声义既同,即可相假。况字义既起于声,并有不必举右旁为声之本字,即任举同声之字,亦可用为同义。”⁽⁹⁾《正名隅论》:“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声即是义,声音、训诂本出一源,由一声而散为众音,声从其类。既为此义,即为此声。凡字皆主声音,不主形迹。”⁽¹⁰⁾《物名溯源》:“古代造字之初,字声咸起于字义。……既以名加物,则各物之状态形质已隐该于字音之中,后世之人正可聆字音以求其义。”“惟有此物,乃有此称;惟有此义,乃有此音。……故欲考物名之起源,当先审其音。盖字音既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形质大抵不甚相远。”⁽¹¹⁾声起于义,义决于声,那么,形旁的作用是什么呢?刘师培认为,声旁反映的是物之音,形旁反映的是物之形。“古人造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复象物音定字音,故字形与物形同,字音复与物音同。”又说,声旁反映的是事物的义象,亦即事物的形态和动静状态;形旁反映的是事物的质体,亦即事物的类属。“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观察事物,以义象区别,不以质体区分。”及事物浩繁,“乃以右旁之声为纲,而增益左旁之形。此以质体区别事物之始也。”⁽¹²⁾例如,凡从草之字,皆为草类,从木之字,皆为木类。以义象区别事物之字,多为动词、形容词;以质体区别事物之字,多为名词、代词。名词产生以后,又大量被借用作动词、形容词。“若介词、副词、助词、助动词、连词、感叹词,此即所谓虚字也,多由名词假借。”⁽¹³⁾“义本于声”的思想,起自于明末黄生和清代黄承吉。刘师培推衍他们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声起于义,由字音探求字义的观点,指出凡声旁相同之字,其字义必相近的原理;进而提出,不仅声母相同的字,其字义相近,而且韵母相同的字,其字义也相近。他依据字义寓于字音的思路,总结出了古音演变为今音的一些规律,揭示了一音多字、一字多音、古今异言、各方殊语等语言现象出现的原因,为汉字、汉语的规范和统一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字义寓于字音的观点,有利于克服汉字研究中以声旁表字音,以形旁表字义,将字音、字形与字义割裂开来的缺陷,将字音、字形与字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研究。不仅从字形探究字义,而且从字音探究字义;认为字形反映的是事物的质体,字音反映的是事物的义象;字义不仅寓于字形,而且寓于字音。例如火字,读音像熊熊燃烧的声音,字形(最初的象形字形)像火焰之状。又如河字,声旁像河水奔流的声音(可字古今音有异),形旁表示属水类。

刘师培义起于声的观点,有利于汉字研究的深入。他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字音对于探究字义的作用,有时甚至发展到“义皆起于声”的绝对程度。他也承认字义寓于字形,承认形旁反映着事物的质体,主张将形、声、义三者联系起来,作综合的研究。“无论何字,均有字形、字义、字声。无形则不能笔之于书,无声则不能宣之于口,无义则不能施之于用。……既为此形,即为此声,既为此声,即为此义,不可移易,不可变迁。”⁽¹⁴⁾自相矛盾,顾此失彼,好异新奇,不筹通盘,始终是刘师培学术思想及政治思想的大病。

第二,字形。汉字造字方法有六种,即“六书”。其一为象形。“有形名词乃物类之可实指者”,故象形字皆为有形名词。其二为指事。“有形者物也,无形者事也。物有形,故可象;事无形,则古人创意以指之。”如疒,“人有疾病,象倚著形。”其三为形声。刘师培重申义寓于声的观点,以为声旁不纯为表音,而且兼表义。“说者谓形声之字,左旁象形,右旁象声,不知古人造字,仅有右旁之声,未有左旁之形。字声者,即字义之所寄也。故形声之字,以声义相兼者为正例,左旁为形,右旁为义兼声。”其四为会意。“会意者,两形并列之字也。”如伐字,从人、从戈,“即画一人荷戈之形”。其五为转注。许慎《说文解字·序》:“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即意义相同的字,同属一类。刘师培赞同许慎的见解,以为戴震“转注犹言互训”之说与许慎同,“然于转注之起源,言之颇简。”他认为,转注就是一义数字,互相训释。他详考转注的起源:“盖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然南北东西之语言不能尽同,故有同一义而所言不同,亦有所言同而音之出于喉舌间不同者。及有文字时,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则以在未有文字前仅为一字”。如懿、颐二字均训为深,二字同韵。其六为假借。“许君之言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朋字,本义为神鸟,借作朋党之朋。“盖古无朋党之字,故取神鸟之朋字代之。”⁽¹⁵⁾借用之后,始终未造新字。又有借用之后又另造新字的,如诐字,借作偏颇之颇,后另造颇字。又有引申之假借,如理字,本义为治玉,含有条分缕析之意,借作道理之理。

刘师培认为,六书之中,基本的造字法是象形与指事,二者成为形声造字法的基础;而象形、指事、形声又成为会意、转注、假借的基础:两形并列为会意,两字同义为转注,一音两用为假借。研究造字法,研究字形,有助于探究字义。“中国之文字,察其偏旁,即可知其所含之义,此又字形与字义之关系也。”不过,后人所见到的字形,与字义已很难联系到一起,其原因在于古今字形的不同。“欲穷字义,当求之字形未变之前。”最初的造字法为象形与指事,描摹实物形状以造字为象形,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事义为指事。其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字字形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其间大的变化有五次。其一,古文阶段。西周以前的汉字,包括传说中伏羲所画之卦,神农所结之绳,苍颉所造之字,及甲骨文、钟鼎铭文等,均属古文的范围。不同时期的古文,形体已有所不同。“有唐虞之古文,有夏商之古文,有西周之古文。凡文字造于大篆之前者,皆古文也。”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文消亡殆尽。西汉中叶,鲁恭王刘余从孔府壁中发现旧籍,古文得以复现。其二,大篆阶段。大篆又称籀文,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这个时期,诸侯国各本方言造字,形体各异,“然咸为古文及籀文之变体。”其三,小篆阶段。秦一统天下,取大篆、古文,或省或减,创为小篆。“自汉迄今,好古者多用其体,故相承不废。”其四,隶书阶段。这种字体始于秦朝,为隶人程邈所造,盛行于汉魏。至此,汉字基本定形。其五,楷书,又称正书。由减省变更隶书笔画而成,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起来,通行至今。在汉字变迁的历史上,从古文到篆文,虽几经变化,但最初的形体仍依稀可辨。自篆文易为隶书,“然后字失其形。”⁽¹⁶⁾考察汉字变迁的历史,探求其最初的形体,有助于考求汉字的意义。

第三,字音。“训诂之旨,存于声音”。考求字义,当从字音入手。然而,后世人以音求义时,却发现字义与字音时常不一致,出现一音多字、一字多音、多字音近、一义多字多音种种复杂的情形。刘师培指出,所以产生种种歧异,在于“时有推移,地有异同,则声有变迁”。其一,“音随地而异”。地理环境不同,或山地,或平原,或濒河,或临海,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群,受环境的影响,反映同一意义的事物,发出的声音却有所不同。“古代形异而义同之字,皆因方言之不同,各本方音造字形”。他将中国各地的方言分为10种:河北关西方言,“因地多高峻,故发音粗厉”;河南淮北方言,“因地多平原,故发音平易”;淮南江北方言,“因地居南北之中,其音重浊而略涉轻扬”;汉水南北方言,“因其地多山,故其言佶屈,其音自清”;江浙方言,“因地处众水下游,故发音轻浅而多浮”;皖南方言,“因表里皆山川,故其音轻扬亦略涉重浊”;湘赣方言,“因其地多山,故发音亢厉,似浮而实沉”;粤西滇黔方言,“其地多山,然其言平易,多与金陵同”,因当地居民,先祖多系明代调戌的江苏官兵;闽中方言,“因开辟最迟,故其音佶屈”;粤东方言,“因其地边海,成一特别之音,其音最多(亦最清浅)”。正由于各地方言的千差万别,才出现了同一义而字音不同、字形不同的现象。其二,“音随时而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字音也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所以古音与今音不同。“大抵上古之时,野蛮之风未革,故声音重浊,而其音愈少;近世以来,文明之风稍启,故声音轻浅,而其音愈多。此声音进化之公例也。”⁽¹⁷⁾

音随时而殊,今音与古音不同;音随地而异,同一义而各方字音、字形不同。探究古今音变化及各地方言变异的规律,成为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刘师培从字义起于字音的原理出发,指出,凡音同之字,其义必相同或相近;凡音近之字,其义亦必相同。他尤为注重研究汉字中的双声、叠韵现象,努力揭示这种字音转化与字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凡双声之字,义可互训;凡叠韵之字,其义亦可互训。

双声指声母相同的两个字,“即古人之所谓和,切韵家所谓同母之字,而小学家所谓一声之转也。”如蜘蛛二字,又如参差二字。凡双声之字,义必相近,故二字可以互训。双声互转,是方言变异的规律之一。“方言之不同,大抵皆由于双声以互转耳,本为一事一物,而读之有两音,因两音而造为二字。然两音既系双声之字,则其义亦必相同。”⁽¹⁸⁾如山西人风字发为分音,胸字发为熏音,风与分双声,胸与熏双声。

叠韵指韵母相同的两个字,“即古人之所谓谐,切韵家所谓同韵之字,而小学家所谓音近之字也。”如昆仑二字,又如窈窕二字。古人作文多讲求押韵,凡句末之字,皆叠韵之字。“叠韵之字,义必相近,故二字即可互训。”同双声互转一样,叠韵互转也是方言变异的规律之一。如《颜氏家训》载:“南人谓钱曰涎”,钱、涎同韵。⁽¹⁹⁾

刘师培指出,运用双声、叠韵音转义同的规律来研究汉字,很多疑难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一,古籍中的异文问题。如《尚书》中“平章百姓”句,《史记》作“便章百姓”,其实便字是平字的转音,二字同声。又如《毛诗》中“君子好逑”句,《礼记》作“君子好仇”,仇字为逑字转音,二字同韵。“古籍之有异文者”,以双声、叠韵之法求之,“则其义自明。”其二,汉读问题。汉代学者注解古籍,于文字注音,或注读如某字、读若某字,或注读曰某字,读为某字。如何理解这种注音体例,后世学者说解纷纭。刘师培以为:“读如、读若,主于说音,比方之词也;读曰、读为,主于更字说义,变化之词也。……此汉儒音读之例也。”他的解释,与段玉裁一致。不过,他进而揭示,凡言“读若某者,其读若之字,亦多与本字为双声。……双声者,同母之字也。凡同母之字,古人多可通用。”例如:“倗,朋声,读若陪。”倗字的本字朋与陪字同声母。凡言读为、读曰,改音改字者,“亦必与本字之音为双声。”例如《大学》中的命字,郑玄注:“当作慢。”命字与慢字同声母。同样的道理,凡言某读若某者,或言某读为某、改音改字者,“亦必与本字之音为叠韵。”例如:“莠,秀声,读若酉。”莠字的本字秀与酉同韵母。又如,《易经》“履霜”句,郑玄“读为礼。礼、履叠韵。”故明双声、叠韵之说,“斯可以读古籍,……否则捍格难通也。”⁽²⁰⁾其三,反切问题。汉字注音,传统上用两个字拼合,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及调,称为反切。《左传》已有“不律为笔”、“丁宁为钉”的记载,说明反切注音早在周秦时代即使用。至三国魏人孙炎作《尔雅正义》,用反切法注音,这种注音方法开始盛行开来。刘师培指出,不明双声、叠韵之法,则“不能言切韵”。所谓上字取声,即上字与所注之字为双声;下字取韵,即下字与所注之字为叠韵。“欲定每字之切音,先取同母之字,后取同韵之字,连类相呼,其音即得。”其四,一字数音问题。同一字出现多个读音,原因一在于各地方言不同,从而出现多个不同的读音。“凡字音与文字偏旁相合,及与物类之音相合者,皆正音也。”⁽²¹⁾各地方音则为转音。正音与转音之间,不是双声就是叠韵。故“各方土音,无非由正音而转。若明于双声、叠韵之法,则各地之方言,皆可以由此通彼,而审其异同之故。”⁽²²⁾出现一字多音的再一原因,在于汉字往往一字多义,为区别不同含义,“故一字分为数音”。然而多音之间,也多数属于双声。如度字,一为徒故切,“尺度之义”;一为度落切,“其义转为忖度之度”。两音同声母。⁽²³⁾

《中国文学教科书》介绍了汉字语音系统的研究状况。汉字语音系统包括母、韵、调三个要素。其一,母。母又称字母,即声母。“字母之说,本古籍所未言。自佛书入中国,始有字母之名。”唐代首创36字母,此后长期流行于学术界。至清代,戴震、邹汉勋将其并为20。其二,韵,即韵母。中国历来韵学发达。自魏晋起,为方便韵文写作者检索押韵,编写了不少韵书。这些韵书大致先分四声或五声,再分韵母,韵母分为数十部。凡同声同韵的字为一类,取其中一个字为标目。各书韵目各不相同,有分为200多目的,如隋代的《切韵》、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和《集韵》;有分为100多目的,如宋代的《韵略》。《韵略》分107目,后称平水韵,流传最广。韵书的编写,为汉字韵母构成、分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调。调即声调。南朝齐、梁之际,汉字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始有四声之说。”而平声又分阴、阳,“故有五音之说”。《韵学通指》称平、上、去三声均有阴、阳之分,故又有七音之说。“今日粤东之音已具七音,七音之说,似未可非。”⁽²⁴⁾后世语音变化,入声基本消失,分阴、阳、上、去四声。

汉字语音系统的研究成果,为近代创立新的注音方法奠定了基础。汉代人注音,使用读若某、读为某的方法,即用一个汉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魏晋以后另创反切方法,用两个汉字呼合的方法注音,较汉代注音方法大为进步,流行了一千多年。但是,由于不少汉字一字多音,其韵母也不易准确确定,所以反切法难以注出准确的读音。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字的普及和统一日益迫切,改革旧的注音方法势在必行;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大量传入,也为改革提供了借鉴。在《读书随笔》一文中,刘师培提出了创造字母、使用拼音文字的主张:“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知等韵、古韵之相贯,即知由双声、叠韵可以通反切矣。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不难制造矣。”⁽²⁵⁾他关于汉语改用表音文字的意见,固然过于偏激。但是,他关于仿行西法,创造字母并以之相拼以注音的方法,却是符合汉字注音方法改革方向的。

第四,训诂。刘师培指出,训诂学的起因,其一在于文字随时代而变异,“则生于后世,必有不能识古义者。若欲通古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其二在文字随地域而不同,“则生于此地,必有不能识彼地之言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证方言。”其三在于后世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训诂之学,始于东周。东周训诂字义,有以本字训本字者,如“蒙者,蒙也”;有以音近之字训本字者,如“君,群也”;有以数字递相训者,如“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有一字不仅一义者;有以字形解字者;有以字义解字者。前四种,“大抵字义与字音相合,皆以字音训字义者”;后两种,均为字义起于字形,“即以字形解字义。”汉代训诂学,主要在注释六经、诸子。一为以今语释古语,“诚以古训难明,故借俗语以明之”;一为以今制明古制,“诚以古今制度不甚相远,故以今况古。”唐代义疏之学盛行,以疏释注。“盖汉魏以前之文,又非隋唐之人所克解也。故有汉人之注,然后汉人可解古书;有唐人之疏,然后唐人可因汉注读古书。”宋代学者虽然流于空疏,但也并非不讲求训诂。训诂之书,最早为《尔雅》。《尔雅》一书,以释义为主。其一,以今语释古语。如训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等12字为始。前12字“皆系古代之称,而始字则为当代普通之称。”其二,以雅言释方言。如:“斯、侈,离也。”斯、侈为方言,离为雅言。其三,以俗语释文言。如“明明、斤斤,察也。”明明、斤斤为文言,察为通俗语。汉代训诂学著作,流传至今的又有扬雄所著《方言》,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班固等所著《白虎通德论》虽为“释典礼之书,然一字必穷其义。……保存古训之功,岂可没欤!”⁽²⁶⁾

中国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结构最稳定、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之一。但是,它也存在若干缺失。刘师培指出,中国语言文字的弊端,其一在文字难读难认。它点画繁杂,“记忆也难”。字形起源于象形指事,历时既久,“字形递更而所象之形不改”,⁽²⁷⁾形与义脱节。

同一字形同一读音,而有多个不同的含义;同一字形而有多个读音多个含义,一字多义,“非通字学者不能解”。一义多字,“一则义易淆,难于辨别;二则造字益众,重复愈多。”其二在文字与语言脱节。口头语言为通俗语,书面语言为文言。识字读书,“以典雅为主,而世俗之语,直以浅陋斥之。”其原因在于崇拜古人,以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即言语文字亦然。”⁽²⁸⁾其三在于方言殊语,交往不便,与近代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

中国近代社会巨变,语言文字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有鉴于此,刘师培在研究汉字起源、演变及其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传统语言文字的意见。

第一,增造新字。文字学研究中的顽固派,泥古守旧,盲目崇拜所谓三代正体,主张墨守许慎《说文解字》所收文字,鄙夷后世新造字。刘师培则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增造新字势在必行。“自武后刘俨造字以来,久为世儒所诟病,不知此无足病也。古人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以名之。若夫古人未见之物而今人见之者,则不能无字以名之,明矣。又如化学家所用之钙,光学家所用之镁,财政家所用之镑,重学家所用之噸,皆古籍所不数见之字也,而近世科学之书则层见叠出。孰谓新字不宜用乎!”⁽²⁹⁾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收字仅九千多个,至唐代《广韵》,增至两万六千多个,至清代《康熙字典》,更增至四万多个。“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³⁰⁾特别是近代,中外交流频繁,西方事物、学理大量涌入。“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³¹⁾

第二,使用拼音文字。“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³²⁾1907年,在为苏曼殊《梵文典》一书所作的序中,他批评那种鄙夷西方拼音文字的思想,以为梵文对于创造中国的拼音文字足资借鉴。“近代巨儒,或斥字母为夷学,侈言双声,羞言字母。不知字母既立,定位分等,斯得统归,而清浊轻重,高下疾徐,若网在纲,秩然不紊。此梵文有裨于中土者一也。”⁽³³⁾他认为,通过借鉴传统的反切注音法,就可以较为容易地创制出汉语的拼音文字。“反切之学,中国传之已久。反切者,上一字定位,故同位之字为双声;下一字定音,故音同之字为叠韵。此不易之理也。……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不难制造矣。”⁽³⁴⁾所谓上字定位,就是定声母;下字定音,就是定韵母。唐代僧人守温,参照梵藏文字,“括中土之音,审声辨似,各归其纽”,⁽³⁵⁾创制汉字的36声母。此后虽有更替删减,大致不超出此范围。刘师培主张即以此36声母作为汉字拼音文字的声母。至于韵母,韵书已奠定基础。中国历来韵学发达,韵书众多。这些韵书编排汉字,先分四声,然后即依韵母分类。只需借鉴这种分类成果,即可创制出汉字拼音文字的韵母体系。至于声调,历代学者已经对古今声调的调值型式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只需取今日官话中的阴、阳、上、去四声,即可作汉字拼音文字的声调。

刘师培关于汉字变形字而用音字的主张,脱离了汉字的特殊性,难以实行。但是,他关于创制拼音字母的意见,却顺应了当时文字改革的历史潮流。使用新的字母拼音注音方法,可以取代传统的反切法,更为方便、准确地为汉字注音,解决汉字难认的问题;识字教学中先教授字母拼音方法,可使识字教育变得易教易学,有利于普及教育。正因为如此,清朝末年,创制汉字拼音字母的课题受到了包括刘师培在内的不少学者的重视。章炳麟进而将声母确定为36个,韵母确定为22个,并取58个笔画最少的汉字,制定了58个注音符号。这个方案,民国初年被采用,其后使用了数十年。刘师培当年的远见与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使用白话文。刘师培依据斯宾塞的进化论议论说,由文言而趋向俗语,由深奥而趋向浅显,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划一,这是语言文字演化的必然趋势。“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深浅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合一,则识字者多,反之则识字者少。“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³⁶⁾今日中国要普及教育,启迪民智,也必须走文、言合一的道路,大力推行白话文。学校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以用白话为最宜。”⁽³⁷⁾如此,则学者易学,教者易教。写书办报,亦应推行通俗之文,“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³⁸⁾“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至于文言文,他以为也不能完全废止。“今日之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沦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³⁹⁾刘师培在大力倡导白话文的同时,还身体力行,撰写了数十篇白话文章,发表于《中国白话报》。在这些文章中,他以白话文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古诗词,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举旗人之一。

第四,统一语言。“近日瀛海交通,迥异安土重迁之世乎?若音操土语,则应对多乖。”⁽⁴⁰⁾废除各地方言,统一使用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⁴¹⁾为了促进语言的统一,刘师培以为当做两件事。其一,创制汉字拼音字母,取代传统的反切注音法,以求得统一的、准确的汉字读音,为统一语言奠定基础。其二,加强对方言的研究。他主张在乡土志中增列方言志。章炳麟作《新方言》,“方俗异语,摭拾略备”。他为之撰写30余条,并为之作序,指出:“夫言以足志。言通则情达,情达则志同。异日统一民言,以悬民众,必将有取于斯编矣。”⁽⁴²⁾他揭示,方言的产生,在于人群各自生活区域的山川地势不同,刚柔燥湿互异,因而出现了同一义而字音不同、字形不同的现象,出现了一义多字、一字多音的现象。但是,各地方言虽然千变万化,与官话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凡音同或音近之字,其义亦必相同或相近;凡双声或叠韵之字,其义即可互训。运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方言与官话之间的演变关系。“明于方言与官话之殊,方言某字之音即官话某字之音,始也用官话以证方言,继也易方言而为官话。此则统一言语之渐也。”⁽⁴³⁾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刘师培进而提出了推广世界语,统一人类语言的主张。他认为,世界所以不安宁,其一在于财产不均,其二在于语言不统一。“欲泯世界之争端”,一为平均财产,“推行共产制度”;⁽⁴⁴⁾一为统一语言,采用世界语。为推广世界语,他主张大中小学堂凡开设英文者均开设世界语,定为必修课,肄习一年;编写世界语教科书、词典、文法书,并自任文法书的编写;开办传习所,培养师资。他关于用世界语统一人类语言的计划,固然是行不通的。但是,他高瞻远瞩,揭示了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性及学习对外交流语言的迫切性。

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开放的,因而,他主张添造新字,创制拼音字母,推广白话文,统一语言文字,与时俱进。到了后期,随着政治上的堕落,语言文字学思想也转而倒退、保守。其一,反对添造新字。主张固守《说文解字》,对于新起事物,认为应从《说文解字》中取意义相同的本字表述,不必另造新字。“许书之文,弗越九千。汉魏以降,故训日微,弃置弗用,率及六千。里俗之间,用乃弗备,或协附他名,以创新称。”臂如黪、黝,“均有正字,求之许书,靡弗具备。……故既可循,作新斯背。”⁽⁴⁵⁾他一反早年音同义近、同音通用之说,声言其说“乖牾”⁽⁴⁶⁾,乃早年幼稚无知、学识肤浅、好异矜奇、附以扬名之论。他所以转而否定自己早年的观点,实质是贱视那些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添造的、同音而不同形的所谓后起“俗字”,反对添造新字。其二,反对使用“合音”(即拼音文字)。这种思想,在前期之末即已表露:“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字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数字一音,数见不鲜,恒赖字形为区别。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皆昧其所指。”⁽⁴⁷⁾至后期,则更为明确:“近今崇合音者,则以齐给速通,足以合文通治。弗知远国异人,言各一音,音各一文,故径施不拂,名闻而实喻。诸夏之文,顾与乖越。……以今音言府抚无辨,是乱官也;曹潮同字,是淆地也;陈程、羊扬,厥文弗殊,是渎姓也。”⁽⁴⁸⁾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确是忽视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点,易于引起同音字字义的混淆。但是,连拼音字母的创制也反对,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创制拼音字母,用字母拼音方法取代传统的反切注音法,对于推进汉字的教学,对于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统一,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求甚解,华而不实,不是以是非曲直为标准,而是以时尚为转移,以个人利害好恶为准则,是刘师培学术研究中的一大弊病。

[作者简介:陈奇,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注释】

(1)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宁武南氏1936年铅印本。

(2)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3)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4)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5)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6)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7)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三十三则》,《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8)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1册。

(9)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5册。(www.xing528.com)

(10)刘师培:《正名隅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11)刘师培:《物名溯源》,《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7册。

(12)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1册。

(13)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68册。

(14)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15)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16)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17)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18)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19)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20)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21)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8册。

(22)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7册。

(23)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8册。

(24)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8册。

(25)刘师培:《读书随笔》,《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册。

(26)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8册。

(27)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28)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29)刘师培:《攘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8册。

(30)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31)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32)刘师培:《读书随笔》,《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册。

(33)刘师培:《梵文典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7册。

(34)刘师培:《读书随笔》,《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册。

(35)刘师培:《梵文典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7册。

(36)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37)刘师培:《国文杂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册。

(38)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39)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40)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1册。

(41)刘师培:《读书随笔》,《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册。

(42)刘师培:《新方言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7册。

(43)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1册。

(44)刘师培:《Esperanto词例通释总序》,《天义》第16～19卷合册。

(45)刘师培:《答江炎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6册。

(46)刘师培:《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6册。

(47)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48)刘师培:《中国文字问题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