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探析
张 越
对新史学的理解,从广义而言,指的是区别于旧史学的史学,所以其为“新”。然而,这个名词具有很明显的历时性意味,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新就会变为旧,以前为新者,以后成为旧,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为更新的史学所取代,“新”便成为不新了。在近两个世纪的中外史学史上,提出“新史学”或被称作是“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思潮有许多,却都有着历时性或共时性的差异。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如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介绍的美国人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曾先后使用或被称之为“新史学”这一称谓。本文所说的“新史学”,指的是发轫于20世纪初期,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以批判传统史学、号召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新史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新史学”思潮的形成为中国史学转型开启了序幕。百年之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及其史学思潮依然为学界所重视,并从今天的角度对“新史学”的意义多加阐释(1)。本文试图通过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口号及当时涉及“新史学”思潮的相关文本,再行考察其形成过程、基本立意、相互关系及学术建树,庶几为今人更全面地认识和阐释“新史学”思潮提供一点帮助。
一、《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不同的起点和相同的目标
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思考抉择民族自强途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梁启超在其撰成《新史学》的前一年即1901年,就已经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他对于新的中国史撰述的一系列见解——《中国史叙论》。一般认为,《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其实,不论是撰文起因还是内容旨趣,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为撰写《中国通史》而草就的文章,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三十自述》称:“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2)可知他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再从《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此当为《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3)。
《中国史叙论》的撰写起因,是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型中国通史。流亡日本期间,是梁启超接触西方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浏览了大量史籍,曾著《东籍月旦》一文,专事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各种史书,包括世界史方面的近30部,中国史及亚洲史方面的十余部。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对比中国史学的现状,梁启超的感触十分深刻,他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4)《中国史叙论》所涉及的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内容,无不是撰写新型中国史所必须先行解决的基本问题。
经过了“叙论”的梳理,他却未能继续如期完成《中国通史》的撰写,时间、环境、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固然是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撰写《中国史叙论》意识到在撰述《中国通史》之前,即要想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必须先行对旧史学进行一番革命性的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他自命为“新史氏”,在文中疾呼“史界革命”。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1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中国专制体进化史》(1902年)等文,都反映了当时他以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的心得,而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新史学》一文。
“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因此,《新史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整体上的全盘否定。梁启超所谓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和“相斫书”等论断,一直以来论者评价各异,肯定其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诟言其绝对化的偏激性断言。具有经世传统的中国史学,当其处于中国前所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而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自身批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和激烈程度。自称为史界陈涉的梁启超,更多地出于现实政治的目的对传统史学从整体上所作出的激烈批判,如果用客观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当然是多有谬误和言过其实的。从整体上全盘否定旧史学,不仅是梁启超《新史学》的主线,也是20世纪初期的主要基调。二是抓住一直纠缠于传统史学中的“正统”、“书法”和“纪年”等中国史学特有的重要问题予以剖析。《新史学》的“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等部分,与其说是阐述“新史学”对相关问题的新看法,不如说是对旧史学中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批判。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对旧史学中的具体问题的批判却带有些许对传统经学和史学的肯定和继承的因素。梁启超分析了历代王朝重视正统的原因,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神话帝王,维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还从三统说中找到了论据,他认为:“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5)“论书法”针对的是传统史学中使用“春秋”笔法、任情褒贬现象的批判,他并未对“书法”的始作俑者《春秋》提出异议,相反,却为之作辩解称:“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纪事也。”(6)一面是斥责旧史学因书法而妄自评判历史所造成的谬误,违背了群学观念,另一面肯定《春秋》可以有书法,因为它在于“明义”而非“纪事”,旧史家无《春秋》之志,故不可以言书法。按照这个逻辑,《春秋》之志难道就具备群学观念了吗,就具备了“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的内涵吗,梁启超没有回答,他只是生硬地将群学观念与今文经学所强调的“春秋之义”结合起来,即肯定了今文经学《春秋》之义的基本理念,贯之以群学观,构成了对旧史学书法的批判。论“纪年”是为了条理旧史学中历史撰述中在纪年方面的混乱,肯定的依然是《春秋》纪年。
概括地说,在《新史学》中,“史学之界说”是运用进化史观阐述“新史学”的基本理论,“中国之旧史”是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全面抨击旧史学,“论正统”是据政治领域的民权学说和今文经学三统说来抨击旧史学中正统之争的弊端,“论书法”是以群学说和“春秋之义”来批判旧史家因任情褒贬而忽略了历史上的“民族全体”,“论纪年”是建言以《春秋》纪年为依据改历史撰述中以孔子生年纪元。可见,在《新史学》对旧史学批判的过程中,梁启超既揉入了相应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又承袭了传统经史之学的一些观念,两者结合的方式并不一定妥帖,前者当可看作是梁启超以史学结合于现实即《新史学》在政治层面的作用,后者或可反映了他在批判与否定旧史学的过程中还含有对传统学术的某种传承因素。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政治激情显然超过了学术理性,而在建立“新史学”的立意之下,仍然可见一些传统学术的影响。
从《中国史叙论》到《新史学》,二者在撰述起因上有一定差异:前者是以撰述《中国通史》为起点,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后者是以倡议“史界革命”为起点,在《新史学》中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的目标相同,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的新史学,而“新史学”对旧史学给予的激烈的抨击,其实是以建设中国“新史学”为初衷的。
二、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以梁启超为代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潮流。邓实、汪荣宝、陈黻宸、刘师培等许多人都发表文章,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旧史学,“新史学”思潮也逐渐形成。
在“新史学”思潮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多的言论还是限于批判“君史”建立“民史”的范围里,他们为“新史学”开出的方案是,改记载帝王将相为主为记载民众为主,改一家一姓为主的历史撰述为“民史”、“国史”为主的历史撰述。“新史学”强调“民史”的要求和背后,显然是与当时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强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的眼光看,建立“新史学”仅仅改“君史”为“民史”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史学也并非就是帝王家谱。全盘否定旧史学作为革命口号提出来是一回事,从学术层面真正构建中国的“新史学”则是远比批判宣言更为复杂的另一回事。对旧史学的批判为中国史学转型开辟了道路,建设“新史学”仍然任重而道远。
“新史学”思潮在这里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称谓,其主要特点是批判旧史学、崇信进化史观、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等史学的社会功能、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等。由于对“新史学”基本宗旨的认同,使得许多人投入其中而形成了这一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有深远影响的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因此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如果对“新史学”思潮所涉及的人物、学术观点、政治倾向、学术成果等方面进行考察,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史学”思潮在当时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多有表现。
“新史学”的倡议获得认同,并不等于人们在所有的观点上都一致。譬如,身为改良派的梁启超所坚持的是“大民族主义”,他说:“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7)这与主张“排满革命”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民族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在史学中,怎样看待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尤其是如何看待满族统治者及清朝的历史地位,双方都存在着争议。与此相关的历史纪年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主张以孔子纪年,而刘师培在排满革命高涨的1903年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中强调,“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8),主张黄帝纪年,既否定以历朝君主年号纪年,也否定以孔子纪年。另如,国粹派多数人的政治倾向是反满排满,与梁启超、夏曾佑等改良派大异其趣。但是,推崇进化史观、主张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学问、批判旧史学为帝王之家谱、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等作法,与梁启超《新史学》的观点并无二致,他们在运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
如此看来,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其实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包括国粹派在内,他们在史学上的倡议、宣传、研究、著述,尽管因各种原因存在着观点上的歧义,然而异中有同,他们在“新史学”总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都可以视作是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如果从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史学发展的新动向、新观点、新成果,大多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宗旨相关联,“新史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之故,不论那些既批判旧史学又致力于宣传“新史学”的人们的政治取向如何,只要他们大致认同“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均可以将他们纳入“新史学”思潮的整体范围中,应该从总体上把握“新史学”思潮的走向,进而分析其对于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三、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学术建树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是以史学革命宣言式的态势而出现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但是这并不是说,“新史学”思潮就仅仅是批判旧史学的言辞、建立“新史学”的设想等口号或提示性内容。对旧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特征,“新史学”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建设性意义往往被其批判锋芒所遮掩。“新史学”思潮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多为人们所重视(9)。在历史研究硕果丰厚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所带来的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况且,“新史学”破旧立新的突出特征所产生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具体研究层面的成果价值,然而,“新史学”思潮之初,相关学人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努力与尝试,及其获得的成果,尽管有着许多不足,却仍然值得重视。(www.xing528.com)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就是该撰史计划中的“叙论”部分,只是最终未能撰成全书。还是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之前,章太炎在1900年手抄本《訄书》中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就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说明他已经开始考虑撰述中国通史。以撰述中国通史作为“新史学”具体研究的最初尝试,章太炎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0)显然,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审视历史进化之迹象并鼓舞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其基本用意。章太炎认为,通史是实现新的修史方案的理想的史书体裁,希望新型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11)说明他仍然看重古代史学的可借鉴之处。此外,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还流露出比较西方史学论述中国史学(通史)的意识。提出撰写新中国史计划的还有陈黻宸,他在1902年《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一文中建议:“自五帝始,下迄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他的计划是:“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12)
“新史学”所带来的撰述新型中国史的热潮,不仅有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人写出了相应“叙论”或撰史方案,还有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马叙伦的《史学总论》、黄节的《黄史》等著述的出版。章太炎、梁启超曾发愤撰述中国通史,但进展并不顺利。即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属未完成之作,前者写至隋,后者仅及西周之末。陈黻宸完成于1913年的《中国通史》(20卷)与他在1902年发表的《独史》中所计划的撰述中国史的内容设计亦相去甚远。“新史学”思潮以指斥旧史学为帝王家谱、有君史无民史、宣传史学的爱国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发端,伴随于激烈批判旧史学的言辞,如何建设“新史学”这一更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稍能表现“新史学”实施步骤的主要是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讨论和筹划,并且在三两年后即撰写出了几部教科书式的新型中国史书,而此若干建设“新史学”的实绩也未能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平心而论,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的总体走向是对旧史学的“破坏”和“新史学”的建设,实际表现为“破坏”大于建设,但是全面看待“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其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等“建设”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亦不应被忽视,他们撰述新型中国史的努力,对开创后来的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学术层面言之,“新史学”带给近现代中国史学有价值的遗产,是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梁启超在20世纪初关于“新史学”的一系列论述,已经涉及包括历史观、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迥异于传统史学的理论阐述,使中国的“新史学”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内涵和特色,也使“新史学”思潮的学术生命力得以不断延续。可贵的是,梁启超一直没有中止在这方面的探索。“新史学”思潮在随后几年与复古思潮的较量中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五四时期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述为标志,“新史学”以更为全面和成熟的理论建树再次风靡一时,其影响所及断续持至今日。
【注释】
(1)2002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就与会学者的参会论文编辑出版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专栏文章;《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发表了周祥森的《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一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发表了徐国利的《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一文等。
(2)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3)如在“纪年”一节之末,谓“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等,可见此文即为其撰述“中国史”的“叙论”。
(4)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00页。
(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0页。
(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6页。
(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8)刘师培:《黄帝纪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1页。
(9)主要研究成果可见:胡逢祥:《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学术研究》1986年第12期)等论文;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的相关部分。
(10)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页。
(11)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
(12)陈黻宸:《独史》,《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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