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强、进化史观、唯物史观

救亡图强思潮·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中国近代史学的三次跨越(论纲)

瞿林东

一、关于“近代中国”

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断于何时?外国学者有过各种见解,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所谓“传统看法”的看法,这里不来评论。笔者依然认为,近七八十年来的一种“传统”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即184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笔者不专治中国近代史,但不妨也有自己的一点思考:

第一,1840～1841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及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个对外封闭的中国和一个对外掠夺的英国所展开的“一场殊死的决斗”,而这一场“决斗”以中国的失败为结局,而这一结局及其所引发一连串的战争和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对此,当时的英国人已有十分明确的判断。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所指出的:“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¹⁾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²⁾任何一个粗略地懂得社会和历史的人,都可以认识到这种比“奴隶贸易”更残忍的“鸦片贸易”会给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带来何种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他这样写道:

中国皇帝⁽³⁾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⁴⁾

“自私自利”战胜了“道德原则”,“特权”战胜了“道义”,正是这种“对联式悲歌”,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进行曲”,同时也警醒了“隔绝于世”的中国人。

第二,国人的觉醒,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和爱国人士,于激愤之中“开眼看世界”,于是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有徐继畬的《灜环志略》,有王韬的《法国志略》,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有夏燮的《中西纪事》等书的问世。

第三,国人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民族凝聚意识。如“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夷”的观念从原先主要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统称,转化为对西方殖民者的称呼;如边疆意识的突出,于是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等书的面世。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人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边疆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第四,中国广大民众和各阶层人物持续百余年的反抗侵略、反抗殖民的正义斗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近代中国的这种现实,决定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若要了解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文化,首先自当从认识近代中国的现实着眼。

二、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兴起

救亡图强是中国近代史学超越以往史学的第一次跨越。这是因为当中国史家真正从近代意义上“开眼看世界”时,便首先面临着“御侮”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学的撰述主旨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因此,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在《筹海篇》起首写道:“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这里讲的“自守”、“攻夷”、“款夷”,跟古代史学上经常讲到的皇朝与皇朝的更迭、皇朝自身的盛衰得失有所不同,它讲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国生存的环境,所谓议守、议战、议款,都以此为出发点。本书卷77至卷80为《筹海总论》,系作者所辑有关撰述、章奏,可与卷首《筹海篇》3卷比读、参照,益见作者撰述本书之主旨。

这里还要说到王韬和黄遵宪。王韬是一个“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浪漫情怀和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是同样突出的两种气质。他有多种撰述,而《法国志略》是其代表作之一。他在重订本《法国志略》的《序言》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着眼,指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他撰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著作。他在《日本国志》自叙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黄遵宪任清朝驻日使节,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他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写出了他的这种认识:“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黄遵宪的这些话,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时势的关注和忧虑。

这种认识和忧虑在1840年以后的一些边疆史地的研究者如张穆、何秋涛、姚莹等人的著作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姚莹在《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中,强调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列举英、法、普、俄以至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无不关注外国“情事”;批评许多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他清醒地认识到:“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他钦佩林则徐重视对外国情事的研究说,“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能妥善地从洋商、通事、引水等人那里了解外国情况,购置有关外文书籍,称赞林则徐“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显示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姚莹在这篇札记的末了表示:“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他的这番话,真切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纵观近代史学的诸多论著,这种抵御外侮、救亡图强的认识和要求,迸发于史学家的心灵深处,洋溢在他们撰述的字里行间。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三、进化论和“新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次跨越,是中国学人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呼吁,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此文依次阐述了六个问题: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在中国史学史上,此文的发表,不啻一声巨雷,有发聩振聋之效。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谦之、何炳松、周谷城等,都是“新史学”的积极响应者。可以认为,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多受到它的重大影响。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扼腕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当然,民族的自强,要靠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军事的保障,科学文化教育的进步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学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民族精神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实是中肯而紧迫的呼声。

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之旧史”,倡言历史哲学的重要,强调发展史学对于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

《新史学》鲜明地贯穿着史学应当经世致用的论点。它开宗明义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梁启超在讲历史哲学的重要时又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梁启超的这些论述,虽未能十分准确,但其看重以史学激扬国民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的热忱之心,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产生共鸣而为之振奋。史学同社会、民族、国家是何种关系?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www.xing528.com)

当然,《新史学》所论,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对古代史学的否定性评价,因而也不免有负面的影响;这种片面性和负面影响,有的已为梁启超本人后来的撰述所纠正,有的则为史学发展本身所纠正。而其所倡言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历史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仍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次跨越的重要意义,顾颉刚在20世纪四十年代讲到自民国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的原因时说:“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⁵⁾时下有些研究者不承认历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看来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位“古史辨”学派倡导者的著作。

四、唯物史观和历史学的科学道路⁽⁶⁾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次跨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

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

1919～1927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阐述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

1927～1937年,在这个阶段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并跟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十年中,在全国范围内,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他又对金文、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搜集、考订和研究,在历史文献学领域里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吕振羽在这一阶段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重要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总结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时期的史学比以前要成熟得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的材料,从而提出了独立的学术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创立了一代优良学风。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都作出了突出成绩。他们分别在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方面,各有力作面世。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在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邓初民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主编并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在专题史方面,胡绳出版了《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走向成熟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次跨越,我们不妨用侯外庐在1946年写下的一段话作为理论上的概括,他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忌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历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中坚。

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三次跨越,尽管在历史观上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却是异常突出的,即忧患意识、爱国情结、以救亡图强为史学的社会目的。这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五、赘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新的进展。在这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走过一些弯路,并在此后十年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它终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可以由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得到有力的证明,即“文革”结束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和鲜明的特点,这就是:

第一,通过拨乱反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第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一些学术上的“禁区”被打破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极大地开拓了。

第三,重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学风已逐步形成。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形势下,中外史学交流更加发展了,学术上的“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局面正在形成。

第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当今中国史学前进的目标。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教授]

【注释】

(1)按编注者注:“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引者。

(2)按编者注:蒙哥马利·马丁:《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第二卷)。——引者。

(3)按编者注:指嘉庆皇帝。

(4)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重印,第3页。

(6)本节文字参考了白寿彝、瞿林东所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