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视野：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史革新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如果以嘉道时期为界把清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在前期是汉盛宋衰;而在后期,即晚清时期,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合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一、“汉宋鼎峙”的新局面:晚清宋学家对汉学的批判

清代汉学一直把宋学当成主要的批评对象。从清初的顾炎武、毛奇龄、胡渭、阎若璩,到后来的戴震、阮元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宋学展开了批评。他们的批评有不少切中宋学的流弊要害,突破了理学的一些思想教条,反映出广大士人对理学的不满和理学衰落的趋势。然而,有些批评则是属于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其中不乏偏激语言和不实之词。

嘉道时期,汉学流弊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一些文人学士的不满。汉学的衰败给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理学派学者在振兴宋学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正面宣扬、阐发程、朱的思想观点,一是发起学术争端,批判非程、朱的学术派别。汉学就是理学家们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说到这个时期的汉、宋之争,就不能不提到桐城派学者方东树和他的《汉学商兑》。

《汉学商克》是一部学术论辩著作,其宗旨可以概括为“辟汉扬宋”四个字。作者在该书原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¹⁾

他所说的“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指的是《国朝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²⁾。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把儒家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标立门户。这自然成为激发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的一个直接动因。《汉学商兑》仿朱熹《杂学辨》体例,全面检讨了汉宋学论辩的问题,如学术来源、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大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批驳。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迈前人,可谓是宋学对汉学的一次总结性清算。该书点名批评的学者有30余名,从清初的名士到嘉道时期的儒宗,主要的汉学名流大都包括在内,如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同、万斯大、惠士奇、惠栋、戴震、钱大昕、朱彝尊、张惠言、凌廷堪、江藩、钱大昭、臧琳、汪中、孙星衍、阮元、焦循,以及黄宗羲、颜元、李塨等以及宋儒黄震、明儒杨慎等。涉及人数之众非一般批评汉学的理学著述可比肩。

就内容而言,针对胡渭《易图明辨》提出宋儒尊崇的《河图》、《洛书》出于五代道士的观点和毛奇龄《辨道论》斥责宋儒为“居道观之羽流黄冠”的“道士”的说法,方东树在书中做了辩驳,认为,理学所讲之“道”与道教之“道”的涵义根本不同。程、朱所说之“道”是“圣人之道”,“凡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大学之道,何莫非圣学也”,程、朱诸儒则是发扬“圣人之道”的功臣。他说:“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说程、朱是“道士者流”,“非但诬而失是非之心,又将使来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之下也!”⁽³⁾

方东树还就汉学家对宋儒关于“十六字心传”、“人心”、“道心”、“存理灭欲”、“格物穷理”、“养性存德”等观点的非议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非议“鲁莽灭裂”,“徒乱圣人经义,贻误来学”。他不满戴震对程、朱“理欲”说的批判,反驳说:

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亦必民之情欲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而后可。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此大乱之道也。⁽⁴⁾

在治学方法的问题上,方东树坚持程、朱的治学之道,认为训诂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迷信。因为古人训诂并不可靠,夹杂着穿凿附会、师心自用的解释。他说:由于迷信训诂,清代的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结果是步入歧途,损害了《六经》的“微言大义”。他主张训诂不离义理,“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⁵⁾

其次,《汉学商兑》带有极其明显的“尊朱卫道”色彩。

方东树高度评价程、朱在发扬孔孟儒学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孔孟之道自孟子后因受到异说的扰乱而长期被埋没,只是由于出了程、朱才重见光明。他在该书《重序》中强调:圣人之道“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他把程、朱比诸于孔子,指出:“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又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针对汉学家指责朱熹说理“杜其聪明,断以一师”,他起而为之辩护,认为朱熹“谆谆教人读汉魏诸儒注疏,文集中凡数十见,即《四子书集注》所采五十四家之言,何尝杜其聪明,断以一师”。汉学家的攻击“是不知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⁶⁾再次,《汉学商兑》集中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弊病。方东树把汉学的弊病概括为“六蔽”,具体是: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⁷⁾

他对汉学流弊的指摘,主要是从维护宋学的立场上来说的,其中不乏门户之见,然而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如他批评汉学搞繁琐考证,致使士人埋头故纸堆,不关心社会现实和国事民情,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⁸⁾这些批评都切中汉学流弊的要害,颇有见地。总之,在方东树笔下的汉学不仅学理荒诞无稽,无复可取之处,而且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它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杨墨佛老”。他在书中写道:“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议,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⁹⁾

作为晚清宋学营垒的主将,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用程朱理学的观点尖锐而全面地批评了汉学,大胆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种种弊端,这在当时学界不能不引起很大震撼。因为汉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考据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学林士子,不少人已经深溺此道而不能自拔。在汉学余威尚炽的情况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树起程、朱的旗帜,批判汉学,这对那些醉心于考据学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就打破汉学对学界的禁锢,破除对汉学的迷信这点而言,《汉学商兑》的确给学界带来清新之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宋学诸儒不乏微词,惟独对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赞不绝口,评价道:“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¹⁰⁾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于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著作刊行后,不仅使究心于宋学的学者受到鼓舞,而且感染了不少原来对程朱理学抱有成见的士人,使他们“幡然悔悟”,归于“正学”。他们称赞方氏及其著作是“真吾道干城”,“实为南宋以来未有之书,真朱子功臣也”,“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¹¹⁾。方东树虽是古文家,但在中年以后专治理学,标榜程、朱,俨然一派理学家气象。这对后来桐城派学人产生了影响,使不少古文辞学高手转攻理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有人说:“然桐城自东树后,学者多务理学云。”⁽¹²⁾

然而,《汉学商兑》也是一部带有严重缺陷的著作,作者采取了把对方完全否定的极端化的批评方法,有“矫枉过正”之弊。它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端是对的,有的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但是把汉学称为“圣人之道”的“异端”,否定汉学是儒学的一个流派,完全抹杀汉学的研究成果就属于荒唐可笑了,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倒退。由此可见,方东树是从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汉学。

方东树之后,对汉学持批评态度的理学家大有人在,如邵懿辰、方宗诚等人。邵懿辰发表过许多抨击汉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写的《仪宋堂记》。“仪宋”即“翼宋”之意,顾名思义,从文章篇名就可以看出他的“卫道”立场。他批评汉学之尖刻程度亦不亚于方东树。他在文中说:

今自乾隆嘉庆以来六七十年之间,学者以博为能,以复古为高,矜名而失实,务劳精疲神,钩考众家笺疏之说,下至官车制度、六书假借,碑碣盉鼎之铭识,而广为之证。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概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噫!此岂异夫立熟食大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挽碣石入海之河流,而反诸大龙门以上哉!不唯骂讥吐弃,于宋儒无毫发之损,亦且推崇奖许,于汉儒无涓埃之益。⁽¹³⁾

方宗诚不仅对汉学末流进行了抨击,而且还批评了清代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认为,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立说偏宕”,不明理学产生流弊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明季学风的败坏是由于学人不懂得“穷理”,而非不知道“穷经”,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正相反。他说:“惟程、朱数子之经学足以当之,若汉唐诸儒之注疏正义,其补于诠训者,因多其穿凿细碎而背理本者亦殊不少,不得谓‘经学即理学’。程、朱由《六经》而洞达本源,后世儒者得其微言而因不知止穷夫六经,诚不免堕于空疏之弊。然谓邪说禅学由是而起,则有不尽然者。禅学之病正由不肯穷理之故,非徒在于不穷经也。”⁽¹⁴⁾他们的论说与方东树《汉学商兑》遥相呼应,共同上演了“汉宋鼎峙”的激烈一幕。

二、“汉宋合流”的学术趋势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清代宋学派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为排汉主张,一为融汉主张。在晚清,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只是各自的表现及影响有所不同。嘉道时期,由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鼓荡,理学中人以辟汉学为时尚,排汉观点占了上风;至同光年间,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节,调和汉宋的观点逐渐取得优势而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趋势。道光时,理学名儒唐鉴写的《国朝学案小识》容纳了汉学家,体现出汉宋兼采的意向。唐氏以后,宋学派中持汉宋调和论者日益增多,终在同光年间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倾向。这个时期不少学宗理学的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持这种主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都是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曾国藩对“孔门四科”“缺一不可”的观点所作的阐述尤其明确,指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¹⁵⁾

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此四者缺一不可”便是对这种共同性的肯定。这种共同性就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

“精研汉学,服膺宋儒”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宋学的一致性。他说:“汉家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¹⁶⁾曾国藩也进一步阐述了汉宋学在实用性方面的内在联系。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有内在联系。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构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在他看来,“即物穷理”也不是朱熹的发明创造,而是古来圣贤共同遵守的原则,他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¹⁷⁾“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都体现了传统儒学“力行”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具有实质上的相通之处。曾国藩的这一说法具有独到见解。

其二,用《礼》沟通汉宋学之结。

部分理学家把《礼》视为融合汉、宋二学的结合点,认为通过提倡和研究《礼》,平息汉宋学之间的门户对立,使儒学达到“本末兼赅,源流毕贯”的和谐境地。曾国藩曾经积极赞同这一主张,说过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节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¹⁸⁾

曾氏提出用《礼》“通”汉宋学之“结”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封建时代,“礼”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这是它的社会意义;一是指记载这种制度和规范的儒家典籍,如《礼记》、《仪礼》、《周礼》等古籍,这是它的学术意义。秦以后的儒家各派对《礼》高度重视。汉代的今古文经两派都把《礼》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对《礼经》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全盛,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如惠士奇的《礼说》、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张惠言的《仪礼图》、秦惠田的《五礼通考》、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等,考订详确,论辨精当,其成就远迈汉唐。晚清学者正是基于《礼经》研究的这些成果,才试图用对《礼》的研究调和汉、宋学。高均儒在《礼理篇跋》中用比喻的手法说明“礼”与“理”的关系,他指出:

礼犹体,理即脉。人具体而脉不调,则病;人袭礼而理不析,则诬。汉儒精言礼,宋儒承之。而特揭理字,导人以从入之径,持循之端,犹之医者切脉,以审人气血偏滞之由,而后方以治之,其体始可无恙也。学者不察,自判汉宋各执门户,为一家言,亦曰勤止,而制礼之初意果如是乎?⁽¹⁹⁾

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了“礼”与“理”的关系好比人体与血脉,同处一体,密不可分;二是肯定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注重揭示寓于“礼”中之义理的治《礼》方法。这篇《跋》是为经学家丁晏的一部谈《礼》著作所写的。丁氏在该书中大量借鉴了宋儒治《礼》的方法,融汉宋学为一体。高均儒对这一点十分称赞,肯定丁氏能够“先徵理字之见诸经者”,称该书具有“为学之准”的作用,视之为融合汉宋学的典型之作。

其三,汉宋学各有所长,不容偏废,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晚清的一些学者看到,汉学、宋学各有自己的长处。汉宋之争只能加剧二者的对立,抱残守缺,排斥对方,妨害儒学的发展。不少人对喋喋不休的汉宋纷争表示不满,提出汉宋学“不可偏废”的主张。方濬颐说:

训诂、义理二者不可偏废。何有汉宋之分哉?今之讲汉学者目宋学为空疏,讲宋学者诟汉学为穿凿,于是有专宗汉学者,有专宗宋学者,判然两途,几几乎不可复合,虽通儒正士犹不免泥门户之见而斤斤焉,谓吾之师承在此,凡彼之沿讹踵谬者,皆宜屏绝焉。累牍连篇,互相攻击,歧汉宋而二之。一若言训诂,则义理可勿谈;言义理,则训诂可勿论也。呜呼!是直学中之蠹矣。恐汉宋诸儒亦未必乐有此高足弟子也。⁽²⁰⁾

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用“道器相备”的观点总结了清康乾以来的汉宋学发展状况,指出:汉学的流弊在于“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的缺陷则是“摒弃考证为不足道”。二者由于排斥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变成了短处。他指出:

夫学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以考证,虽其说甚美,而训诂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焉?故裕钊尝以为道与器相备,而后天下之理得,至于本末精粗轻重之数,是不待以说之辨而明者也。⁽²¹⁾(www.xing528.com)

也就是说,汉学重于实证,宋学长于思辨,这些功夫都是治学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二者相斥学则弊,二者相济学则益。方濬颐对这一点讲得更明白,他说:“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他分别肯定了汉宋学在阐扬儒学方面的作用,称赞汉学经师“笺疏传注绍述”,使“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俾考古者得所师承,实事求是,其有功于圣经贤传者,固不小也”;肯定宋儒“发明义理以佐训诂之不足,而圣人率性修道之旨,遂以大白于天下”。他主张应该打破汉宋学的门户之见,兼采二者之长,指出:“后之学者当两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树其闲,决其障。晓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²²⁾

调和汉宋的主张经过曾国藩等理学名臣的提倡,在晚清理学士人中得到响应,逐渐形成了一种不重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气。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一些理学士人本着兼采汉宋的原则,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学术著作,使汉宋融合从一种学术主张转变成为实际而有成果的学术活动。这是晚清理学发展中的一种新动向。如邵懿辰《礼经通论》、夏炘《檀弓辨诬》、《述朱质疑》等著作,便是他们试图会通汉宋所做的一种创作尝试。这些著作既宗程朱“翼圣卫道”的宗旨,又采纳汉学考据之法,熔汉宋学特点为一炉,于“礼”学研究多有发明。

三、晚清汉宋学关系透视

宋学和汉学是两个学术特点差异较大的儒学派别,各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和短处。存在的差异导致两派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如儒学要旨所在、儒学与佛道之关系、心性为虚为实、治学求道之法的真伪优劣等,形成不同的看法,演化成激烈的学术论争。参与论争的学者提出的一些批评的确揭露了对方的流弊。如汉学家指责理学的“空疏玄谈”“以理杀人”;方东树等抨击汉学“驳杂细碎”,疏于义理,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中一些人却抱着深刻的门户之见,使其批评带有较多的偏见和狭隘性。晚清的方东树等人就是如此。他们只把程朱一家称为孔孟的正宗嫡传,把程朱以外的学术派别一概视为“异端”,予以排斥。其目的是为理学向汉学争夺学术上的正统地位,用程、朱取代许、郑,打破汉学对学界的垄断,恢复程朱理学昔日的“盛世”。这种偏激态度与汉学营垒中的毛奇龄全盘否定宋学是如出一辙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为传统儒学的发展找到出路,反而陷入了思想僵化的泥潭,加剧了儒学的危机。

当一种思想学术在自己的独立发展中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便会转向对其他学派的渗透,通过吸收和融合相邻学派的长处来充实和丰富自己,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晚清时期出现的汉宋学融合正体现了这一点。许多学者通过汉、宋之争的事实看出:汉学、宋学相斥两害,相济两利,由此而产生了融合二者的思想。嘉道以后,这种主张不仅出现在宋学营垒,也同样在汉学营垒中形成。可以说是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由于亲身经历了考据学的衰败及受到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汉学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把学术目光移向宋学,主张在经学研究中借鉴宋学的一些方法来救考据学的流弊。陈澧、丁晏、黄式三及其子黄以周等人就是当时主张融合汉宋的汉学名家。如陈澧等人对汉学流弊有着清醒的认识,看到汉学末流只重考证,而忽视义理的危害性。对此,陈澧批评说:“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²³⁾他们摈弃汉宋学门户之见,肯定宋儒的学术地位。另一位汉学家丁晏也认为朱熹治学对注疏极为讲求,汉宋学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说:“窃谓为学之道莫先于读经,读经之法莫先于读注疏。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又说:“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²⁴⁾他看到汉宋学各有长短,可以在“经学”的旗号下统一起来。黄式三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章,用会通汉、宋的观点,重新解释“理”、“气”、“性”等理学概念,指责戴震批评宋儒是“矫枉过正”。黄以周亦撰写过《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辨无》等文章,论述的尽是以往汉学家不屑一顾的理学范畴问题。这些都表明晚清部分考据学家已经在学术研究中注意到借鉴宋学的治学特点。这与理学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汉、宋的治学思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晚清学术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转变的具体表现。

清代的汉宋学从“鼎峙”走向“合流”不是偶然的。首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学派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都是孔、孟儒学的发展流派。它们的具体主张、方法各有不同,但在尊孔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它们的差异和区别正可以形成互补关系,尊崇孔、孟正是导致汉宋学走向“合流”的共同思想基础。冯桂芬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指出:

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²⁵⁾

冯氏的话反映出晚清士大夫不满于汉、宋之争而赞同于汉、宋合流的思想倾向。还要看到,晚清的理学“复兴”是在汉学盛行过百余年之后而兴起的。许多理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汉学的熏陶,有着考据学的根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单纯的程朱理学,而是汉宋兼习,有的还是“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并举。这与宋明时代的道学家有所不同。像曾国藩、邵懿辰、夏炘、方宗诚、苏源生、李元春等人,都有较深的汉学造诣,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训练。这种学术经历使他们对汉学的意义、作用有着深切的体会,不会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最后,汉、宋合流与晚清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嘉道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清王朝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稍有松动,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儒学内部的各个派别、儒学以外的派别,以及传入中国的西学,都在学界涌现出来。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学派林立的情况只会助长“异端”思想的蔓延,削弱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他们尤其对今文经学和西学与日俱增的影响而感到忧心忡忡。张之洞担忧地说:“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²⁶⁾最令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派士人恐惧的,就是中日甲午战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带来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改变了晚清思想界矛盾冲突的格局,使旧有的程朱、陆王之争及汉宋学之争日益趋于缓和,而使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斗争突显出来。其结果则进一步促进了汉宋学的合流。事实很明显,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如果继续进行汉宋之争,势必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直接削弱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而维护儒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汉宋调和,协调儒学内部各派的力量,共同对付“异学”、“异说”的挑战。无怪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既尊许、郑,又崇程、朱,给士子们开列了一大堆汉儒、宋儒的著作目录。⁽²⁷⁾其用意是要他们通过兼修汉宋学术确立坚定的尊孔崇儒立场,成为“护圣”、“翼道”,不为“邪说”所惑的封建卫道士。政治因素固然不是导致汉宋学融合的唯一因素,但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汉宋对峙,还是汉宋融合,都是晚清儒学为了摆脱危机而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形式。就传统儒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汉宋对峙,弊大干利;汉宋融合,利大于弊。后者的出现对于晚清儒学乃至其他学术领域,都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任何一种学派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其他学派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它便不可能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发展的养料,只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僵化,最终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要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保持学术自身的兼容性。汉宋融合就是儒学所固有的这种兼容性的具体体现。晚清的汉宋融合也使儒学的兼容性有所加强。在融合思潮的影响下,不仅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间的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互相融合的情况,中学与西学也出现了低层次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学界是“古今中外”的汇聚,也是它们的融合。汉宋学融合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主张“复兴”儒学的张君劢提出将汉宋两家熔“于一炉”,以开中国传统儒学的“新的面目”。他说:

今以义理为主与以训诂为主之两派经籍注疏于一炉,可以为经学另开一新面目。更就将来之思想途径言之,以汉学家之精神,发挥之于考古学、文字学、史学。以宋学家之精神发挥之于哲学,或人生观,岂非《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而为吾哲学界之大幸事乎?⁽²⁸⁾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士大夫们提出的学术融合是有条件、有前提的。这个条件和前提就是必须保持“义理”的统帅地位和孔孟程朱的绝对权威不得动摇,把兼容的标准定为孔孟之道;凡符合此“道”者被兼容,不符合此“道”者被排斥。按此“道”融合的结果只能是传统儒学旧有结构的自我调整,而不可能开出近代学术的新花。

[作者简介: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1)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光绪八年四明花雨楼刻本,第1页。

(2)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乾嘉朝著名经学家。著作除《国朝汉学师承记》外,还有《周易述补》、《尔雅小笺》、《经解入门》、《炳烛室杂文》等。

(3)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第5～6页。

(4)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22页。

(5)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第1页。

(6)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第15～16页。

(7)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第12～13页。

(8)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16页。

(9)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第29页。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页。

(11)见《汉学商兑》题辞,第1～2页。

(12)《清史列传》卷67,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册,第5416页。

(13)邵懿辰:《仪宋堂记》,《邵位西遗文》,同治四年刻本,第19～20页。

(14)方宗诚:《书顾亭林年谱后》,《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卷2,清末活字印本,第21～22页。

(15)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辛亥七月,清末刻本,第8页。

(16)见何秋涛:《籒经堂类稿序》,光绪九年秋刊本。

(17)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5～166页。

(18)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13,同治十三年刻本,第3页。

(19)高均儒:《礼理篇跋》,《续东轩遗集》,光绪七年刊本,第17页。

(20)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卷5,同治十三年扬州刻本,第5页。

(21)张裕钊:《与钟子勤书》,《濂亭文集》卷4,光绪八年查氏木渐斋刻本,第4～5页。

(22)方濬颐:《学论》,《二知轩文存》卷1,光绪四年刻本,第3～4页。

(23)陈澧:《自述》,《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6页。

(24)丁晏:《读经说》,《颐志斋丛书》第20册,咸丰年间刻本,第1页。

(25)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3,光绪二年校邠庐刻本,第6页。

(26)张之洞:《劝学篇·宗经第五》内篇,《张文襄公全集》,民国十七年北平文华斋刻本,第20页。

(27)张之洞:《劝学篇·守约第六》内篇,第27～34页。

(28)张君劢:《中国学术史上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引自《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