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史：谱系与建构

“谱系”与“建构”:中国近世清代学术史论述

雷　平

在今人的印象中,清代学术史是一个脉络清晰、界限分明的知识体系:清初的经世之学、乾嘉的考据之学、道咸以降的今文经学构成了许多学术史著作,尤其是通史类著作的惯常论述形式。这样一种结撰方式其实是在近世以来学者的不断构建中逐渐丰富的一套解说模式。本文旨在考察近世以来的清代学术史是如何被言说的。此处所谓“近世”是指1800以来的历史,这是相对通常意义上将1840年定为近代史开端较为圆融的一种解说方法。笔者认为自乾隆晚期开始,清代学术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已经开始进入总结时期。因此,笔者的考察范围自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始,止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一、“汉”与“宋”:江藩与方东树的论争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关系一直是敏感话题。至清中叶,惠栋公开张扬“汉学”旗帜,经四库馆开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出,学术界呈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但其时程朱理学依然为官方学说,也依然是众多学者所信奉的价值学说。于是,汉宋两家之间发生“争鸣”,学术界谓之“汉宋之争”。考近世以降的清代学术史论述,以“汉”、“宋”之争为论述主线者,当推之江藩与方东树。

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得师传于红豆惠氏”⁽¹⁾,而惠氏在为学上恪守“凡古必好,凡汉必真”⁽²⁾的立场,是以江藩亦不免泥于“崇汉斥宋”的立场。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是对乾嘉学术的第一次总结,但其中充斥着严重的门户之见。《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在叙述了经学从先秦到元明之际的发展历程后说: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源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倡明,千载阴霾,一朝复旦。⁽³⁾这段文字可谓江藩学术思想的概括,其专尊汉学的立场也昭然若揭。《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始于阎若璩,终于黄宗羲、顾炎武。江藩以阎若璩置于卷首,最初忽略顾炎武、黄宗羲不言。后来在友人的劝说下,在卷末补充了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内容。《国朝汉学师承记》保存了江藩与“客”的这次讨论。当客问到为什么要弃置顾、黄时,江藩如此回答:

梨洲乃戟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说,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⁴⁾

值得注意的是,江藩非议黄宗羲,也将通常被视为汉学始祖的顾炎武置于“岂真知灼见者哉”之列,颇令人费解。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结合江藩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的背景来加以解释。

《国朝汉学师承记》成书时间“约在嘉庆后期,而最后成书当不晚于道光初。”⁽⁵⁾考乾隆后期至道光时期的学风,知在这一时期汉学虽如日中天,但却已经开始显露出弊端,相关的批评和修正也初露端倪。四库馆虽然是“汉学家的大本营”,⁽⁶⁾但是却认为“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⁷⁾焦循说:“不知起于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中乎!”⁽⁸⁾与此同时,理学阵营中人也是大力攻击汉学。江藩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结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笔者认为:江藩之所以如此处理黄宗羲、顾炎武是出于纯正学术、保守汉学地位的需要。盖因这一时期汉学已经出现危机,为了应对此一危机,就必须从汉学自身着手进行整顿。黄宗羲、顾炎武的“深入宋儒之室”、“骑墙之见”、“依违之言”显然是江藩所不能容忍的,故只能将其置于卷末。江藩于后来所撰之《宋学渊源记》卷上尚言:“黄南雷、顾亭林、张蒿庵,见于《汉学师承记》。”⁽⁹⁾可见,黄宗羲等人在江藩的眼中并非汉学之正宗。

《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本朝诸儒为汉学者”立传,正目38人、附目17人、附记30人、附录2人,共计87人。江藩于每一传主详叙其生平行事、考镜其学术渊源并辨其得失,第一次对乾嘉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江藩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余,又结撰成《宋学渊源记》二卷。《宋学渊源记》卷上称:

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文正、魏果敏、李文贞、熊文端、张清恪、朱文端、杨文定、孙文定、蔡文勤、雷副宪、陈文恭、王文端,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为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具载史宬,无烦记录,且恐草茅下士,见闻失实,贻讥当世也。若陆清献公,位秩虽卑,然乾隆初特邀从祀之典,国史必有传矣。藩所录者,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特表而出之。⁽¹⁰⁾

江藩以此为托词,将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如陆陇其、汤斌、李光地、杨名时等排斥在外,清代理学之光芒顿失。与此同时,江藩却将杂于释老之学的沈国模、史孝咸等置于附录,这样,宋学就给人以非儒学之淳正的形象。尤其是江藩竟然完全没有提及宗程朱理学的桐城派。这就引起了桐城中人的强烈不满。姚鼐弟子方东树随即写成《汉学商兑》反击江藩。

方东树,字植之,号仪卫轩老人。安徽桐城人,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为姚鼐四大弟子,为学宗主程朱,尝自叙学行说:“余生平读书,不喜异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¹¹⁾

《汉学师承记》刊布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处阮元幕中。阮元亲自为《汉学师承记》作序并支助其刊刻,江藩受到了空前礼遇。方东树则为一老名士,屡试不中。此时感到了落寞。又因为《汉学师承记》的崇汉立场惹怒了其宗程朱学的立场,故方东树愤而与江藩相争,遂有《汉学商兑》之结撰。《汉学商兑自序》云: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公巨卿,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学。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旨,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竑、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黯于是非。⁽¹²⁾

方东树于此臧否汉学家,将近世以来的汉学家分为三等,然后叙述《汉学商兑》的宗旨:

今诸人边见颠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分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又若李塨等,以讲学不同,乃至说经亦故与宋人相反,虽行谊可尚,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东树居恒感激,思有以弥缝其失。顾寡昧平生,孤踪违众,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胜也,要心有难己。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言论,然后在条目之下附辨正之语。所辩驳之人自毛奇龄始,包括有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戴震、焦循、汪中,以至于阮元。《汉学商兑》专门驳斥汉学家关于程朱之学的批判,如卷中上云:

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之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邪!⁽¹³⁾

方东树对戴震等重新解释“天理”的做法深恶痛绝,将之视为异端邪说。他批驳说: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¹⁴⁾

《汉学商兑》刊布于道光十一年,此后逐渐流行。李慈铭评论方东树说:“颇究心经书,以博洽陈,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¹⁵⁾此说法认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使“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诚为夸大之论。此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灭乃是因为学术风气的流转,汉宋之对立已经过渡到汉宋兼采也。梁启超则认为《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¹⁶⁾

二、“吴”与“皖”:章太炎、刘师培的分派

江藩在《汉学师承记》卷二至卷六依地域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沈彤、王昶、余萧客、江声、江永、戴震、卢文弨等人立传。此一分法后来被章太炎等学者演绎为“吴”、“皖”分派说。

章太炎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最先明确提出“吴派”和“皖派”分系说。这一说法有如下几层意思:

其一,章太炎指出“清世理学竭而无余华”,确立了“说经”之学的地位。在1904年刊印的《訄书·清儒》中,章太炎写到: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¹⁷⁾

在江藩的论说中,清代学术尚呈现“汉”、“宋”二元格局。此处章太炎一笔“竭而无余华”,就将理学逐出“清学”范围。章氏以“多忌”与“愚民”来解释“说经”之学兴起的原因,与此相关的还有“学隐”说:

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虔侯迦互,执羽龠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¹⁸⁾后来学者所谓清代考据学起源于文字狱高压的说法即源于此处。

其二,章太炎明确地提出了“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法,认定了各自的宗师,即惠栋与戴震,也指出了两派的特点:

(清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¹⁹⁾

其三,在皖派学者中,章太炎又极力表彰戴震。钱穆曾经指出:“近人首尊东原者自太炎。”⁽²⁰⁾1902年,章太炎在给人的信中说:“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²¹⁾后又著《释戴》篇表彰戴震。章太炎肯定戴震对理学的批评,对戴震“后之儒者以理杀人”说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是一种以隐讳的方式来批评清廷的做法。由章太炎发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对戴震的学说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

与章太炎相呼应,刘师培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也是以汉学为中心的。对于宋学一系的汤斌、陆陇其等人,刘师培斥为“伪行宋学”,他甚至将“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将“伪学”专门设立学案。⁽²²⁾刘师培以惠栋和戴震为中心论述乾嘉学术发展的统系,论述吴派的学术传承说:

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易春秋》。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继惠栋之书。⁽²³⁾

又论述皖派的源流:

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助,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师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生同里,及从念孙游,始专意说经。顾凤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亦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子弟游,故所学均宗戴氏。⁽²⁴⁾

刘师培不仅叙述了吴派和皖派的源流,也对各派的得失进行了评判。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唯胶执古义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底,唯记诵博雅。”⁽²⁵⁾

刘师培对清代学术流派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朱维铮先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不仅弥补了章太炎《清儒》论述的不足……而且也为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所取材。”⁽²⁶⁾

吴、皖之分派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但在20世纪末也遭到了质疑。⁽²⁷⁾但无论如何,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关于“吴”、“皖”分派说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而由“吴”、“皖”分派引发的学术讨论极大地深化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三、“国朝学术凡三变”:皮锡瑞与王国维的阶段论

现今学术界多以清初、乾嘉、晚清三段论清代学术,考其渊源,则与皮锡瑞、王国维二位先生之影响密不可分。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十部分《经学复盛时代》论曰: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

皮锡瑞将清代学术以“国初”、“乾嘉”、“嘉道以后”为断限,并分别对应“汉宋兼采之学”、“专门汉学”与“西汉今文经学”。显然,皮锡瑞此处是以所谓“经学”为线索的,这也切合“经学历史”的题旨。皮锡瑞作为今文学家,颇具深刻的经世情怀,他倡言:

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以孔教为可废哉!⁽²⁸⁾皮锡瑞之后,以三段论述清代学术者为王国维。

1920年,王国维在为沈曾植⁽²⁹⁾七十寿辰写的祝词中称: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³⁰⁾

王先生认为清初为“致用之学”,乾嘉为“专门之学”,晚清则“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对这三个阶段的学术特点,王先生分别断之曰“大”、“精”、“新”。王国维又于有清一代的学者中专门推崇顾炎武、戴震、钱大昕:

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崑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途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³¹⁾

王国维先生认为顾炎武是以经世为体、经史为用,戴震、钱大昕则是以经史为体,但“所得往往有裨益于经世。”他以“经史”和“经世”为线索思量清代学术,并注意把握“时势”,从影响学术发展的时代因缘来认识学术的流转,其述道咸以后之新学曰:

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³²⁾

此处王国维认为晚清今文经学兴起的背景乃因“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士人出于忧世的心境而“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同样,“亦时势使之然也。”

皮锡瑞、王国维二位先生的三阶段划分对于论清代学术史具有提纲挈领的功效。但事实上,清代学术绝不可能界限如此分明。从吴派到皖派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从乾嘉汉学到晚清的西汉今文经学实际上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降至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也指出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吴派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庄氏为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³³⁾

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按:此指刘逢禄)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里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³⁴⁾

遗憾的是,现今学者大多倾向以阶段论来论清代学术流变,对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精密考证。不过,此种风气当前略有改观,如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先生关于晚清汉学问题的研究就打破了以往讲汉学讲到乾嘉即戛然而止的状况,而李细珠先生关于晚清经世之学传统资源的考察也旨在沟通道咸以降与乾嘉时期之历史。⁽³⁵⁾

四、“科学”说:梁启超与胡适的清学方法论

继章太炎、刘师培之后,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又一位大师乃梁启超。

相对于章太炎、刘师培二人论学偏重考察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梁启超论学更重视揭示社会思潮与学术的互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写到: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家,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³⁶⁾

在后来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梁启超又将这段话引入,表明梁启超是很赞成这种主张的。这种对“时代思潮”的关注具备宏观的学术视野,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有清一代学术的真实内涵。

早在1904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近世之学术》中就写到:

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有科学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碎之考据。⁽³⁷⁾

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而且是“分业”(即现代学科分类)的,故值得大力表彰。“科学精神”和“分业”正是国门洞开之初西方文化表现最显著的特点。梁启超的这一分析可谓抓住了西方学术的精髓。但是,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然侧重于追求政治上的变革,故对所谓清代之“科学精神”并无深入阐发。

在1920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与“民主”观念大为流行的时期。梁启超视清代为“中国之文艺复兴”,认为“考证学”具有“科学之精神”。他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并以考证学的发展为标准来梳理所谓“清学”的“生”、“住”、“异”、“灭”。在梁启超看来,清儒的治学方法即具“科学精神”,其言曰:

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³⁸⁾

在论证了科学方法的四大步骤后,梁启超又别具慧眼地从方法上立论,将朴学方法概括为十类,即: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这实际上是梁启超以科学为标准而总结出来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实际运用效果又如何呢?梁启超又引入了西方学术的真谛之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来加以判定,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³⁹⁾如此看来,清代学术因精于考订而成为“学”,其在学术史上必有相当价值。这与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短于风议”的批评迥异。视角的转换往往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也正是梁启超区别于章太炎的地方。

与梁启超相呼应,胡适在论清代学术史时也积极从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具有科学意味的角度立论。胡适将清代的朴学分解为文字学、训诂学、考订学等“四种科学”,并将其治学方法概括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戴震则是深通“科学方法”,得“清学的真精神”的“清学”宗师。⁽⁴⁰⁾在他看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以他所了解的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新动向为依据,强调科学方法中“演绎”与“归纳”的交互作用,并以此去释读清代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与梁启超在这一方面具有某些相似点,这也说明了“五四”后,在“科学”逐步取得话语权威的情况下,人们也学会用科学的标准去评论我国的传统学术。这是相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而言的另一条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理路。(www.xing528.com)

五、“清学乃理学之继续”:钱穆、冯友兰以义理论清学

钱穆与冯友兰,一以“宋学”为准则,一以“哲学”为论题,但均重视清代理学思想。钱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持“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高扬理学旗帜,以“义理”为线索,从学术发展的内在演进轨迹出发,视清代学术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与衍变,从而对清代学术史做出了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的释读。⁽⁴¹⁾

钱穆在考察清代学术的缘起时,注意到清代学术与晚明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然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⁴²⁾钱穆对于清代学者继承东林学说而发展的“无善无恶”之辨、体用和功夫之辨有较深的体会,又将东林学派溯源至王阳明,并说:

惟东林诸儒言政治,其在当时所谓系心君国者,则不过裁量人物,訾议时政而止。及乎国脉既斩,宗社既覆,堤崩鱼溃,无可挽救,乃又转而讨论及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诸人,其留心实录,熟悉掌故,明是导源于东林,而发政论,高瞻远瞩,上下千古,又非东林之所能限。⁽⁴³⁾

在对源流进行深入考辨的基础上,钱穆提出了他关于清代学术的总体看法: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至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于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已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亦无以知近代也。⁽⁴⁴⁾

由此可见,钱穆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关注的是宋学的延续和发展。他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著同名,但在精神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梁启超将清代学术视为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列的学术形态。钱穆则认为:“理学本包孕经学而再生,则清代乾嘉考据学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⁴⁵⁾“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史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⁴⁶⁾钱穆此论将清代考据学视为理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脉,从而对章太炎清代理学的“竭而无余华”之论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与钱宾四先生的观点相似,冯友兰先生持“汉学家义理之学”是“道学之继续”的观点。

冯友兰则以“哲学”为名考察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1930年代,冯友兰著成《中国哲学史》,在《绪论》部分冯氏云:“吾人本亦可以中国之所谓义理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学史。”不过,冯氏又言:“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先生专设“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论述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时代学术的关系。他认为,宋明理学、心学在清代仍然有承传,而汉学家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如理、气、性、命,仍然是宋明理学提出的问题。因此,冯先生认为:“汉学家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⁴⁷⁾冯先生的观点与钱宾四先生的观点相互呼应,其中有两点最值得关注:其一,提出了“汉学家义理之学”这一概念,表明“汉学”与“义理”并非水火不容;其二,指出在“反道学”的外在形态之下,汉学家的义理之学发展了既有的道学。

钱宾四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关于清代学术乃宋明理学之继续和发展的观点聚焦“思想”而不仅仅是知识形态的“学术”,为当今学术界重新认识清代义理学提供了基础。

六、“早期启蒙论”:侯外庐的唯物论解说

侯外庐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紧扣启蒙思潮的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紧密结合,对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变化进行了详密的考察。陈祖武先生将侯氏的书与梁任公、钱宾四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称为近代清学史研究的三足鼎立。⁽⁴⁸⁾50年代之后,侯先生又多次对其著作进行修改,使论述更加精辟和完善,但主体观念并无大的变化。

侯先生认为十六七世纪之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开始阶段。⁽⁴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清代学者在自然观、人性论、政治观念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代背景。就义理而言,王夫之变革的人性论(“性日生”)和自然进化论(“絪蕴化生”)、黄宗羲的“神灭”思想(推崇范缜的哲学)、颜元的实践知识论、戴震的自然哲学(气化之道)与人性自然史起源说都具有历史的价值。但是,“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是极不一致的。”⁽⁵⁰⁾因而,他们“将过去的历史与将来的历史割裂开来。”⁽⁵¹⁾

侯先生的清代学术研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建立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化解释模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侯先生采用西方式的术语,如唯物、唯心、人道主义等概念,在清代思想中发掘出新的价值元素。但是,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尚不能避免比附和生搬硬套的倾向,如专注于唯心与唯物的简单两分,就不免失之偏颇。

七、结语

笔者于此篇详细疏解近世以来学者的清代学术史论,无意对各家之长短进行批判。此篇之撰述宗旨在于厘清今人眼中的清代学术史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盖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清代学术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这些视角本无优劣之分,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虽皆为太阳光之一色,然其本身并不即是太阳光也。当我们进入清代学术史研究时,首要的是要坚持开放的心态与多元的视角,否则就会拘泥于某一端,而不能穷尽清代学术之真实面貌。

[作者简介: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注释】

(1)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4)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第158页。

(5)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经部总叙,第1页。

(8)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37年印行。

(9)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7页。

(10)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第187页。

(11)方东树:《〈汉学商兑〉三序》,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十七章附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2)方东树:《〈汉学商兑〉自序》,《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

(13)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72页。

(14)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80页。

(15)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印行。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7)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18)章太炎:《学隐》,《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11页。

(19)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57页。

(2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6页。

(21)章太炎:《与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2页。

(22)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5页。

(23)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533页。

(24)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533页。

(25)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55页。

(26)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28)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

(29)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斐。浙江嘉兴人。道光三十年(1850)生,民国十一年(1922)卒,年七十二岁。

(30)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3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32)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3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2页。

(3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6页。

(35)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和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细珠:《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

(3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2页。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8页。

(40)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页。

(4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4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页。

(4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4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65页。

(4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第366页。

(4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75页。这一线索是笔者在汪学群先生的著作中发现的,见汪先生所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谨此向汪先生致谢。

(48)陈祖武:《钱穆与中国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

(4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50)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1页。

(5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