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文化视野下的审视

科学·革命·救国——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之审视

侯春燕

任鸿隽把发展科学作为救国的根本手段。相较于同时代的“科学救国论”者,他更能正确认识科学与救亡之间的关系,着意追求科学发展与救国理想的统一;相较于革命救亡论者,他的科学救国思想虽然显得相对保守且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在促进思想启蒙和科学发展方面却不乏启示意义。

一、“科学”与“救国”关系之体认

近年来,科学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将中国近代的科学救国思潮称为科学主义(又称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笔者认为,如此立论,未免抹杀了它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救国”的倡导者在对科学与救国关系的认识上也存有分歧。

一些科学哲学界的学者认为,倡导“科学救国”的《科学》和《新青年》,都对科学抱有极端社会功利主义的期望,分别是中国科学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其理由是: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中称,科学“有造于物质”、“有造于人生”、“有造于智识”、“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¹⁾;而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则称,“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²⁾。这种看法,本之于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机械理解。美国学者郭颖颐将唯科学主义认定为一种“科学方法万能论”。他说:“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³⁾中国学者顾昕则进一步指出,唯科学主义还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对科学抱有极端社会功利主义的期望。他说,“唯科学主义不仅持‘科学方法万能论’的立场,而且还赋予科学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有效地控制自然界及解答个人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他们把科学作为抨击传统神学乃至王权的思想武器,把科学作为其社会变革哲学的合法依据”。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们几乎将所有参与“科玄论战”的科学派成员,包括陈独秀、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唐钺、王星拱、吴稚晖和瞿秋白等,都归入唯科学主义者之列。并进一步宣称,经过科玄大论战的洗礼后,“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救国的主张在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更加根深蒂固”,尤其是“中国科学共同体从未与唯科学主义相分离,中国的科学家大多狂热地信奉‘科学救国论’,是唯科学主义的忠实信徒”。⁽⁴⁾这种简单套用西方模式而不顾中国社会实际的做法,未免失之机械。

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在产生背景、与人文的关系及其社会历史作用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科学主义是在科学高度发展过程中的异化表现,而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是在科学本体尚未植入中土时,由部分希冀以科学扭转国运的先觉人士发起的。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互不相容的,而任鸿隽和陈独秀都是并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并试图将二者融为一体的。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宣传科学,并努力推动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事业;二是倡导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改造国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后者往往被当作科学主义的重要依据。虽然以科学改造社会的设想或有偏颇,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黑暗、内忧外患的现实,考虑到器物救国、制度救国和革命救国的一再失败,科学救国论者的诉求无疑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科学事业才得以发荣滋长,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才得以逐渐增强。因此,照搬西方概念,以“唯科学主义的忠实信徒”名之,是有违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的。

在科学基础甚为薄弱的中国,无论是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任鸿隽,还是以社会变革为己任的陈独秀和胡适,都曾怀有“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然而,他们在实现“科学救国”的具体路径上,即对于科学与救国关系的认识上,有着较大的区别。

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科学的职能首先是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知识体系和获得真理的方法,其次才是指导人们去改造社会与认识人生。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想,是欲在科学高度体制化和科学研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振兴实业,启迪民智,健全人格,匡正时弊,力挽国运。也就是说,如欲从根本上扭转国运,就必须注重科学自身的发展。相对而言,陈独秀、胡适等更为看重由科学衍生出来的伦理、社会和政治改革蕴意,而不甚措意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本身。二者对科学与救国关系的不同体认,使他们赋予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不同的功能,从而使得二者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有时携手而行,有时又不得不保持着距离。

为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提倡科学的思想家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寄予了过高期望。陈独秀认为,“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⁵⁾他还把科学宗教信仰化,试图用自然法则主宰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生领域。他认为“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文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能够最终解决宇宙人生问题的,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⁶⁾胡适认为科学方法“是求真理的不二法门”⁽⁷⁾,一切问题都必须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去研究和解决。他还指出:“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⁸⁾。因此,在“科玄论战”中,吴稚晖提出了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认为科学操纵着人类在“宇宙大剧场”的一切演出。胡适对这种所谓“新信仰”推崇备至,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相信科学法则完全可以统驭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对科学寄予过高的期望和要求,他们被一些人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而大受鞭挞。郭颖颐指责陈独秀“把科学当作一种对不合时宜和无实效的旧世界观进行质疑的手段”,“尽管在口头上仍称赞科学的实际结果,但他对用科学原则和规律来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更感兴趣”。⁽⁹⁾同样,也斥责了胡适之“科学的人生哲学必须为一种作为行动指南的人生观和规则提供基础”⁽¹⁰⁾的主张。那种草率判定某人为科学主义者或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科学主义的论说是值得商榷的,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倡导“科学救国”的爱国者们会受到如此误解?郭氏将陈、胡二人指为中国唯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立论虽然失之笼统和片面,但至少指出了后者存在将科学方法及其价值扩大化的倾向。

郭颖颐认为,任鸿隽也“赋予实验的态度及其研究方法以极大的力量和威望”。他的看法是,任鸿隽通过发表科学普及性文章,“赞扬科学是现代的一种价值观”;“把科学本质上看做是发现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和态度”,从而“对科学精神全能的信仰没有丝毫妥协”;而任鸿隽之“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的论断,“必然是以坚信科学万能为基础的”⁽¹¹⁾。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些人对任鸿隽的所谓科学主义大肆挞伐之时,却匪夷所思地误认他是“数学家”。连其真实身份都未能搞清,更何谈对其思想的准确把握!这种指责,源于他们对科学的社会价值缺乏正确认识,并与其对任鸿隽的思想缺乏系统了解有关。笔者以为,虽然任鸿隽确信科学对人生观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但纵观其言行可知,他从未对科学进行极端社会功利化的理解。无论是主张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认为科学具有人文和社会价值,都未必就是科学万能论者。不过,如果他全面否定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并试图以自然科学方法取而代之,或者强调科学是唯一真实和有价值的人类知识,甚而以科学来解释并代替传统的伦理观,那他就是真正的科学万能论者。概而言之,无论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领域的鉴用,还是自然科学内蕴人文价值的发掘,都将有助于两种文化沟通,但若由此走向极端,就会滑向科学万能论,从而加剧两种文化的隔阂与对立。任鸿隽显然不在此列。

一些学者将科学排除在价值认知之外,认为只要承认科学的人文价值,就是迷信科学万能。其实,在知识与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任鸿隽看来,知识的进步与价值观念的变革是相互促进的。他的认识前提是,任何一种人生观,都“有一个公共的出发点,就是要求外物与内心的调和”,“人生观既然不能离物质世界而独立,所以物质界的智识愈进,人生观当然亦从而生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物质界的智识愈进于科学的,而人生观之进于科学的,亦与之为比例”。⁽¹²⁾同样是肯定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的巨大作用,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显得较为理性和客观。在《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一文中,他提出了科学方法运用的限度问题。他说:“我们晓得科学的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他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那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张君所说的人生观,既然是一个混沌囫囵的东西,科学方法自然用不上去。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不明白科学的性质,倒也罢了,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¹³⁾可见,他并不主张把科学方法简单而机械地用之于人生观研究。因而,他只承认“科学的人生观”,而不承认“人生观的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对人生观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单纯依赖科学方法,未必能够根本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与胡适等人试图以科学包揽和替代宇宙人生中一切问题的思想确系不同。正因为此,陈独秀奚落他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¹⁴⁾《二十世纪》更是认为他“不懂得科学发展底趋势”,即不懂得“科学早已打破了自然界、社会界、意识界底铜墙铁壁,造成了科学上底统一国家”,从而“在科学与人生、自然与社会、必然与自由之前,表现得‘浑沌囫囵’,甚么‘大部分’、‘或’、‘提倡’、‘改良’,一点也把握不定”,甚而成为“阻止科学由旧阶段到新阶段底障碍”。⁽¹⁵⁾看来,这些批评者并不了解任鸿隽的深意所在。不过,这些批评意见也表明,任鸿隽绝非什么唯科学主义者。

任鸿隽在倡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同时,也强调各种人文知识对于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作用。《科学》杂志是以传播自然科学为职志的学术性刊物,在其“例言”、“缘起”和“发刊词”中,贯穿着任鸿隽的总体思想。“例言”中称:“美术音乐之伦虽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然以其关系国民性格至重,又为吾国人所最缺乏,未便割爱,附于篇末。”⁽¹⁶⁾他阐扬科学的人文价值,但又对科学价值的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功利化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倡导“科学救国”的思想家们不同,任鸿隽首先承认科学是知识的正确来源⁽¹⁷⁾,从科学作为认知工具的意义上理解和接纳科学。面对因过分强调科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倾向,任鸿隽可谓喜忧参半。其喜在于,在“还不曾享着科学赐福的中国”,这种倾向具有扩大科学影响和捍卫科学地位的作用;其忧在于,这种偏执可能会导致清谈乃至贻误科学的不良后果。他认为,唯有“研究所之成立,乃能由空言而进于实行也。”⁽¹⁸⁾为此,他敦促同仁脚踏实地从事科学研究。为了澄清人们关于科学的模糊认识,他于1918年归国后便写了《何谓科学家》一文,指出科学家不是文章家,不能只会掉弄文字,而不会做试验搞发明;科学家不应只图个人财利或社会功利而漠视科学法则,科学研究实践过程是培养真正科学家的唯一途径。文章还阐明了研究与发明的区别及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之后,他更是全力以赴于科学研究所的设立,扶助和奖励科学研究。在他和其他同道的不懈努力下,近代科学研究机构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这不仅使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归国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而且也对科学的社会体制化具有开创之功。

在近代“国将不国”的危机中,作为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科学事业者,任鸿隽必然要将救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不过,与许多“科学救国”论者不同的是,他始终致力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积极倡导“为科学而科学”。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要努力实现科学发展与救国理想的统一。在他看来,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缺乏近代科学,但必须正确认识科学与富国强兵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¹⁹⁾与他有同样救国理想的数学家胡明复也主张,“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此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若夫科学之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自然之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²⁰⁾。因为,真正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不是外在的功利,而是内在的好奇心。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救亡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科学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标榜“为科学而科学”。不过,如果一味强调科学的社会功用,无视科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那么,“科学救国”的理想就会流为空谈。也就是说,如果仅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懂得从根本上促进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重蹈洋务派的覆辙。基于这种认识,他反思自己早年为制造炸弹而主攻化学是急功近利之举,并不了解科学之真谛。科学是关系着立国建国和强国兴国的长效性事业,急功近利之举和因噎废食之论,都无裨于科学效用的正常发挥。任鸿隽主张“为科学而科学”而又心系“科学救国”,既尊重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又不放弃科学对国家的责任。此种对科学发展与救亡图存之间关系的正确体认,颇值得当今“科教兴国”的践行者们深长思之。

二、殊途同归的科学救国与革命救亡

任鸿隽是由一个革命救国的追随者,转变为坚定的科学救国信仰者的。他将促进科学发展作为奋斗终生的事业,完全是为了适应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所热衷的科学救国事业,在促进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进程方面,与当时的革命救亡运动有着殊途同归之效。

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和政府的腐败无能,迫使进步知识分子自觉地组织起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由于自身阅历、教育背景及其个人偏好的不同,他们对救亡图存的道路有着各不相同的选择,有的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有的则把学术当成了救亡的武器。在政治革命的努力失败之后,倾向于“学术救国”者不乏其人。通过对中西社会的对比研究,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危机不仅是外国侵略者带来的,更主要的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后造成的。要挽救国运,仅靠发动民众抵御外侮是不够的,只有把中国变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强国,才能获得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蔡元培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通过发展教育事业而使其国势转弱为强的。因此,“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²¹⁾,明确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亲眼目睹了异邦之强盛,而知“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²²⁾从而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呼唤。他们的进步性在于,能够较早地体悟到教育与科学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毕生事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们的理想是不易实现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²³⁾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和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1923年,恽代英论述了科学发展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话”。因为“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抢钱,只知逢迎外国人,全不肯用这些人做这些事。在这种政府之下,再有几百几千个专门技术人才,也仍然找不着正经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经事来。他们怎能讲甚么科学救国呢”?所以,“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的手里,纵有几千几百个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情,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²⁴⁾他认为,在当时秩序混乱、百业不兴的环境下,政治革命比科学救国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由于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性,任鸿隽虽在反对封建主义和鼓动思想革命方面能与马克思主义者结盟,但在对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认识方面,又表现得相对保守。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他依然反对学生走出书斋,投入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认为“维持几个重要的教育文化机关,比多买几架机关枪或飞机要重要得多”。⁽²⁵⁾他的基本立场是,“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改善政府总比推倒政权为更经济的办法”。⁽²⁶⁾因此,反对使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政权,希望蒋氏政府能够创造一个统一的局面,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积蓄物质力量,并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进而团结御侮,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此,他曾遭到一些激进人士的批评,并被指为“右派”。而他依然从学理上对“右派”和“左派”进行区分,申明其政治见解的合理性。

1933年,徐炳昶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把任鸿隽等曾支持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士归为“右派”。⁽²⁷⁾任鸿隽就此申辩道,“就普通常用的意义说,‘左派’是指世界主义的,社会革命的,激急改进的,而‘右派’则是指民族主义的,少数专制的,维持现况的各等分子。至于谁是激烈,谁是温和,却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别,因为右派的分子,也不少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又反对政府或维持政府,也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别,因为这要看政府当局的属于某派”。在徐先生看来,右派的人是根本不主张战争的,且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而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的。当初之所以支持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达到“取消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的目的。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大失所望,日军步步进逼,领土相继失陷,这与他们的初始希望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才转而督促政府坚决抗战。他声言,他们之所以不轻言以武力解决问题,是由于“理智上的训练”使然,⁽²⁸⁾并非为了附和政府。尽管他极力标榜自己是本之于客观理性的精神,做出反对武力并支持蒋氏政府选择的,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革命,从而发展科学,拯救国家,不过,这也恰恰反映了他不切实际的一面。

虽然任鸿隽服膺“科学救国”,而对革命采取保留态度,然而,正如戴逸所说:“20世纪众多的思潮和主张中并非只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着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的方面”。⁽²⁹⁾他为实现“科学救国”理想所做的努力,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封建主义、促进国民觉醒的作用,呼应了革命救亡运动的主题。其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的愿望,与主张革命救亡者是一致的。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他呼吁政府和军队担当起抗战的责任,并主张用科学精神塑造人格和国格,形成一个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局面;为了适应“建设大后方,以为抗战根本”的需要,他放弃了坚守多年的疏离政治的信条,“基于民族大义”,接受了国民政府征召他为四川大学校长的任命;⁽³⁰⁾为了发展国防事业,以应抗战之急需,任鸿隽不顾美国董事的反对,主张不计成败得失,甚至不惜动用基金会本金,勉力资助科学事业的发展。⁽³¹⁾为了推进民主化进程,他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封建专制,以改变国民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后心理;他坚持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撰文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私斗及对人民利益的漠视,以促其朝着廉洁、高效、民主的方向发展;他虽然不能认同于共产党的激进革命手段,但当国民党反动派于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时,他不顾特务横行和白色恐怖的威胁,支持共产党在科学工作者外围组织中争取民主的斗争。⁽³²⁾由此来看,他的“科学救国”努力与革命救亡运动,实有殊途同归之效。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革命救亡的无可替代作用的同时,对“科学救国”的进步意义也应予以客观的肯定。

大致说来,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科学备受冷落、基础薄弱的中国,积极宣传科学的历史作用并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强化了国人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思想意识,为后来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第二,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启迪民智、宣扬理性,对全社会进行启蒙宣传,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在人类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第三,心怀救国宏愿,而以发展科学事业为本,着意追求救国理想与科学发展的统一。第四,阐明了科学与国运的辩正关系,同时肯定了科学的认知价值和人文价值,有利于消除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隔阂。第五,在革命救亡已成时代主流的情势下,任鸿隽依然反对科学家直接参与政治救亡运动,虽然显得不合时宜,但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一个渐进和积累过程,需要尽量保持必要的连续性这一角度而言,他对“科学救国”理想的执著又不乏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侯春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注释】

(1)任鸿隽:《〈科学〉发刊词》,樊洪业、张久春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14-17页。

(2)陈独秀:《敬告青年》,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3)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次印刷(下同),第1页。

(4)参见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顾昕:《唯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3期。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www.xing528.com)

(6)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7)《胡适文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6页。

(8)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版,第91页。

(9)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56页。

(10)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85页。

(11)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104、92、102、104页。

(12)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303～304页。

(13)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303页。

(14)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15)同人:《在写在创刊号底卷头》,《二十世纪》1931年第1卷第1期。

(16)《科学》“例言”,《科学》1915年第1卷第1期。

(17)参见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16页。

(18)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287页。

(19)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开幕词》,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88页。

(20)胡明复:《科学方法论》,《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

(21)蔡元培:《致汪兆铭函》,《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22)任鸿隽:《〈科学〉发刊词》,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8页。

(2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4)参见恽代英:《学术与救国》,《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388页。

(25)任鸿隽:《停付庚款事件》,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437页。

(26)叔永:《我们是右派吗?》,《独立评论》1933年第48号。

(27)徐炳昶:《西安通信》,《独立评论》1933年第46号。

(28)叔永:《我们是右派吗?》,《独立评论》1933年第48号。

(29)戴逸:《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值得重视》,《光明日报》1999年4月30日。

(30)参见张朋园等编:《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88页。

(31)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05页。

(32)参见张孟闻:《任鸿隽先生传略》,《科学》1986年第3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