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毅
近几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社团群体(诸如会党、流派、机构、团体、报刊等)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并陆续展开了各种专题性研究,这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异常纷繁复杂,至今还仍有许多群体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这其中就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章门弟子。即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例,众所周知,“五四前后,章氏的弟子,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1),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以其中的单个人物为考察对象,而将之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研究的成果则不多见,尤其是较少梳理其与章太炎之间的传承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一、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在章门弟子中,最先起来响应陈独秀、胡适“文学革命”号召的是钱玄同。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说:“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之论。……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2)不久后,他开始“投稿《新青年》杂志,赞倡文学革命”(3)。而究其渊源,他这种“文学革命”思想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有论者曾说:“章氏的文学主张,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帮助甚大”,譬如“他的修辞立诚、力去浮夸的主张,为他的弟子钱玄同攻击‘肉麻词藻’、‘垃圾典故’之所本”(4)。确实,钱玄同之所以积极投身文学革命,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他自己即曾自述:
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代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体,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民国元年一月,章先生在浙江教育会上演说,他曾说过:“教育部对于小学校删除读经,固然很对。但外国语、修身亦应删去。历史宜注重,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植根于那个时候,大都是受章先生的影响。(5)
在钱玄同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主张中,最广为人知、脍炙人口的无疑是他所提出的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斗争口号。而事实上,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与章太炎有关。众所周知,章氏基于“魏晋文”立场,一向不满意尊崇“唐宋文”的桐城派;与此同时,他对崇尚“六朝文”的选学派其实也不以为然。他在1910年发表的《文学总略》中就针砭道:“昭明太子序《文选》也,……非不易之论也。”同时,他还严正反驳了清代阮元提倡骈文之说,指出其“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在文章最后,他还公开宣称:“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6)由此可见,章太炎对桐城派与选学派都持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而这显然极大激励了钱玄同。关于这一点,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章氏对于桐城派及《文选》派都有些看不起,后来钱氏即变本加厉,谥之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7)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曾一度对桐城派与选学派抱有相当浓厚的兴趣。1906年,他即曾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林纾:“小说总以白话章回体为宜,欲以文笔为之,殊难讨巧,今之能此者,仅林畏庐一人耳,林能以高雅洁净之文笔,达种种曲折之情,此其所以为佳也。”(8)1909年,他读了清代张惠言《茗柯文编》后又称赞说:“阅其赋,庶几汉人矣,而其散文出入韩文,颇有桐城气息。”(9)言词中明显流露出对桐城派文风的欣赏。而当同门朱蓬仙欲学骈体文,拟以清代汪中为榜样时,他也极表赞同(10)。此后一段时间,他仍“时而想学《文选》的骈文,时而拿什么桐城义法的鬼话去教中学校学生”(11)。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熏陶下,钱玄同对桐城派与选学派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1917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抨击:“若如近世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不特无一顾之价值,偶一见之,直欲令人作三日呕”(12)。1918年6月15日,他又在《新青年》撰文指出:“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13)与此同时,他还论证说:“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皆妄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14)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实际上缘自章太炎《文学总略》,不仅逻辑思路一致,甚至一些语句都相同,“有所谢短”一句,更是明显沿袭了章氏的说法。
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还由此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15)。时至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道扬镳的鲁迅仍然十分中肯地评价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16)。
二、与《新青年》的合营
毋庸置疑,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名校与名刊的联合,亦即以章门弟子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结盟,有论者曾指出:“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命新路向的前提。”(17)确实,章门弟子在与《新青年》合作过程中,为它的成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钱玄同与刘半农二人的“双簧信”,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诚如鲁迅后来指出,在《新青年》创办的初期,尽管已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但“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新青年》同人不免“感到寂寞”(18)。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初联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投书《新青年》编辑部,表示对林纾等人的同情和对文学革命的敌视;该文几乎集所有顽固守旧谬论之大成,这恰好为刘半农提供了针锋相对加以批驳的对象。这出“双簧”上演后,果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崇拜王敬轩者”纷纷发表守旧言论,甚至林纾也亲自披挂上阵,最终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钱、刘二人上演的这出“双簧戏”,鲁迅特别赞赏,到了30年代仍称之为一场“大仗”(19)。而郑振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作序时更是详细评述说:“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所谓王敬轩的那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20)
第二,积极尝试创作,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与陈独秀、胡适二人联合后,章门弟子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其中以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沈兼士等人的白话诗最为出色。鲁迅的小说在当时影响尤大,“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21)。陈独秀便一再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2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精研小学的著名学者,沈兼士此时也积极尝试白话诗创作。1918年起,他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十余首白话诗,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其中的两首诗写道:“我来香山已三月,领略风景不曾厌倦之。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何新奇?’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23),“这时候,自然的乐趣,同那活泼的小孩一样”(24),这显然是借景喻诗,表达他对白话诗的支持。
第三,鼓励《新青年》同人撰写白话文,尤其是“应用之文”。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号召者,《新青年》最初在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方面却存在着严重不足。钱玄同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指出:“文学之文,当世哲人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论,……而应用文改革二君所未措意”(25)。这也就是说,《新青年》固然大力鼓励人们用白话写作,但仅限于文艺方面,尚未涉及“应用文”。关于这一点,黎锦熙也曾回顾:“《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文做的,并没有用白话。”(26)
针对这一缺陷,钱玄同特意致信陈独秀强调指出:“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27)随后,他还全面提出了应用文改良十三事。对此,陈独秀也积极回应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28)而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先生与陈仲甫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29)。在该信中,钱玄同建议:“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30)此后,他还以身作则率先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据统计,从第3卷到第6卷共24期《新青年》,每期“通信”栏都有钱玄同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陈独秀、胡适,内容也广泛涉及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等方面,而这些文章大都是用白话文撰写的。同时,也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励和表率下,自1918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全部刊登白话文。
第四,帮助胡适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胡适较早认识到白话文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尚未完全跳出传统文学观念的窠臼。尤其是在用典上,他一方面提出“不用典”,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31)。对此,钱玄同指出他“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并引用章太炎的观点论证:“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32)胡适随即也诚恳接受了这一批评,承认“钱先生之言是也”(33),并说:“我自己费了大劲,说来说去总说不圆满,后来玄同指出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34)。
此外,在白话诗创作方面,钱玄同也给予胡适很大的指导。1917年7月2日,他在致胡适信中就十分坦率地说:“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日前独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鄙意亦嫌太文。”(35)10月22日,他在看了《尝试集》稿本后也在日记中说:“适之此集,……我看了觉得还不甚满意,总嫌他太文一点,其中有几首简直没有白话的影子。我曾劝他,既有革新文艺的弘愿,便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此时初做,宁失之俗,毋失之文。”(36)数日后,他还特意致信胡适提出:“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37)时至1918年1月10日,他在为《尝试集》作序时又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38)
对于钱玄同以上意见,胡适也虚心答复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39)后来他还坦言:“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40)
综上所述,章门弟子通过与《新青年》的联合,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积极探索白话文学的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二人原先的不足,为文学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章门弟子的独特贡献
除了与《新青年》联合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之外,章门弟子还由于学有本源,提出了许多独具见解的主张,为文学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章太炎“言文一致”的理论,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新方言》一书中曾提出了“言文一致”之说,这极大地启发了章门弟子。钱玄同便说:“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41)。今天看来,这种“言文一致”的主张无疑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胡适即曾称赞钱玄同“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42)。
在此期间,被称为章门弟子“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43)的朱希祖也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价值》、《非“折中派”的文学》、《文艺的进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等文,积极肯定白话文的价值。他说:“《尚书》中《盘庚》、《周诰》,多是古代的白话,……最古的时代,文章本是代语言的,我们做白话的文章,实在是最古的法则。”(44)这显然与钱玄同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发挥语言文字学专长,沉重打击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
章门弟子在驳斥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时,往往从他们擅长的文字训诂出发,针砭对手在此方面的学识不足。如林纾“出人意表之外”和顾实“注者充栋”等误句,便屡屡成为钱玄同、周作人私下或公开嘲讽的话题,周作人还曾经激烈抨击东南大学“国学院之不通”,鲁迅也严厉批评章士钊对“每下愈况”的误用和对“二桃杀三士”的误解,并尖锐讽刺“国学家”之所谓“以震其艰深”。他还特别针对《学衡》反唇相讥:“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45)这一时期,甚至连一向温和的朱希祖也建议那些反对白话文者“对于文学上且慢开口,因为他的学问尚未到此地位。能懂以上所举文章(包括章太炎文章——引者按),然后配讲白话文学的短长”(46)。客观看来,这些嘲讽虽然不免过当,但却十分有力地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
第三,利用他们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张大了文学革命的声势。
正如黎锦熙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中所说,在《新青年》早期“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47)。确实,章门弟子在当时拥有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为文学革命扫清了不少障碍。当时便有论者评论说:“文学革命发端时,一般抱着所谓国粹不掉的先生们,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的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于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不用说是注意他的言论的。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48)
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胡适二人也都承认这一点。陈独秀第一次收到钱玄同来信后就回应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49)胡适晚年也回忆说:“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的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50)。
第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评估传统文学的价值。
毋庸讳言,在文学革命的初期,胡适等人为了扩大白话文的声势,往往对文言文的价值做了过多的否定,甚至简单断言它已是“死文学”,主张将之完全废除。如当时便有人强调:“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决不要文言来帮助,……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51)今天看来,这些过激言论固然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考虑,但显然是不正确的。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章门弟子则较早地发现了这一弊端。如朱希祖在1919年就说:“盖学术思想是递变而进化的,所以做白话文学的,一定也要保存古书,以观察过去进步之迹,然后可谋现代的进步”(52),“因为不知道遗传,须要改良,也无从着手”(53)。沈兼士在1921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也承认“中学很有讲习古文的必要”,尤其因为大学“专门学科中如‘文学’、‘哲学’、‘史学’等,都有参考中国古文书籍之必要,中学时代应该作一番预备的工夫”(54)。
与此同时,周作人也诚恳表示:“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所以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为此,他还提出了“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的主张(55)。与此相联系,周作人还对过去竭力批判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做了一番重新评价。1928年,他说:“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56)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演时甚至还宣称:“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57)至于选学派,周作人也认为:“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这个自然的倾向也大可以利用,练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58)后来,他还指出:“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点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59)
在此期间,甚至连向来较为偏激的钱玄同也时常反思自己的观点。如对于此前一再抨击的韩愈、柳宗元,就承认他们“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60)。他甚至还在严厉批判“桐城谬种”的同时,也指出学生在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后,“大概可以读‘谬种’诸公……之文了”(61)。此后,他又提出“凡明白易晓的文言,可以尽量输入于白话之中,使白话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张(62)。这显然与章太炎后来所说“白话亦多用成语,……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的观点相通(63)。
这一时期,黄侃对白话文的态度也颇值得关注。首先应当澄清的是,长期以来人们都将他视为白话文的反对者,如当年就读于北大的杨亮功便回顾:“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和马幼渔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并说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64)。今天看来,这一回忆或许属实,但仅是看到黄侃为人狂狷的一面,并未全面深入地了解他对白话文的真实态度。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黄侃即曾经继钱玄同之后主编《教育今语杂志》。此后,为了宣传排满革命,他又在家乡四处传唱章太炎所撰写的白话《逐满歌》(65)。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他实际上对“白话文与白话诗亦并予以赞同”(66),并且还曾谆谆告诫弟子陆宗达:“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其实是早已见到时代的趋势的”(67),并未片面排斥白话文。至于他之所以给人造成“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的印象(68),其实也恰恰是因为他经常针砭一些人企图完全废除文言文的错误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简介:卢毅,中央党校副教授]
【注释】
(1)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98页。
(2)《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0页。
(3)《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4)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97页。
(5)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文化教育》第27期,1933年7月。
(6)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3页。
(7)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97页。
(8)《钱玄同日记》第1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9)《钱玄同日记》第2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9页。
(10)《钱玄同日记》第2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2页。
(11)《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4-1695页。
(12)《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9页。
(13)《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www.xing528.com)
(14)《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5)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16)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述》,《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
(17)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回眸〈新青年〉丛书序》,《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19)鲁迅:《忆刘丰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20)郑振铎:《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6页。
(2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22)陈独秀:《致周启明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53页。
(23)沈兼士:《真》,《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
(24)沈兼士:《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们》,《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15日。
(25)《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0页。
(26)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27)《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8)陈独秀《附言》,《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29)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30)《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31)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页。
(32)《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3)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页。
(34)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5页
(35)《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页。
(36)《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2页。
(37)胡适:《致钱玄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38)《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39)胡适:《致钱玄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4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2-153页。
(41)《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8页。
(4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9页。
(4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4页。
(44)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15日。
(4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46)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15日。
(47)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48)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评述》,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49)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5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
(51)茅盾:《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第122期,1924年5月19日。
(52)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15日。
(53)朱希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新青年》第9卷第5期,1921年9月1日。
(54)沈兼士:《中学国文之选授方法》,《晨报》1921年9月11日。
(55)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4页。
(56)周作人:《燕知草跋》,《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5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58)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59)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0)《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61)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62)钱玄同:《〈三国演义〉序》,《三国演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页。
(63)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64)杨亮功:《五年大学生活》,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65)潘新藻:《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湖北文史研究馆编《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66)王森然:《黄侃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9页。
(67)陆宗达:《〈黄季刚诗文钞〉序》,湖北省文史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68)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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