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治关怀与文化视野

丁文江:一个科学家的政治关怀

欧阳哲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对政治却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不仅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而且喜欢从事政治活动,有着相当强的行政才干。他的政治思想是零碎的,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任何政党都不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联。他的个人品格无可厚非,但他的政治立场却常常被周围的人看做是不当的选择,他的每一次政治抉择,由此产生极大的争议。从“五四”时期他进入梁启超的研究系小圈子,到接受孙传芳的淞沪商埠总办的聘任,再到1930年代对国内外政治发表的一系列评论,都可作如是观。

一、介入国内政治生活

丁文江一生议政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留学时期。他在留日时期,爱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读完一期则将之寄给其兄丁文涛,过着那种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未正式进学校学习专业。⁽¹⁾这时期留日学生办了几家刊物,江苏留学生创办了《江苏》杂志,总编辑轮流由人担任,据汤中回忆,该刊“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先生(衮甫在江苏留学生中最负文名,笔名为公衣),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²⁾因为《江苏》一刊具有民族革命的倾向,故其撰稿人大都采用笔名、化名,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这些文章的真实作者很多难以查证。丁文江在这一刊物上究竟发表了哪些文章,迄今我们没有确凿的材料可知。

留学时期的丁文江政治态度并不确定。一方面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学习费用,他不得不与清政府保持联系,其在日、在英的部分学费靠泰兴县公费提供,为取得资助,他甚至投书两江总督端方,要求津贴学费。回国后,1911年9月他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并取得“格致科进士”。从这些事例来看,丁文江当时并未切断自己与清朝官方的联系,他还有传统功名的要求。⁽³⁾另一方面他与立宪党人康有为、革命党人吴稚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甚至随吴稚晖拜访前来伦敦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表现了一个青年学子对进步、革命的追求。⁽⁴⁾

第二阶段是1921年以后,与胡适等人组织努力社,创刊《努力周报》。关于《努力周报》创刊的情形,胡适有一段回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版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刷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刊物独立了。⁽⁵⁾

可见,丁文江是努力社和《努力周报》的核心人物。《努力周报》只办了71号,丁文江是与其相始终的作者。他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数量,仅次于胡适。

这一时期,丁文江对社会政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它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推动:一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影响。罗素来华讲学约十月(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丁文江随侍左右,俨然“做了总招待”。⁽⁶⁾与罗素的近距离接触,罗氏的思想和人格魅力,给丁文江自然留下了深刻印象。罗素在他的临别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以为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赖”;强调“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将中国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少数精英,这是罗素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我看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也就能够攫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促进实业的发展而使之免却与资本主义相伴的恶弊。”⁽⁷⁾罗素的思想对丁文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正因为如此,1921年8月5日,丁文江致信英文报纸《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该报撤回前一天发表的一篇社论,该篇社论称罗素的思想不为中国青年欢迎,罗素对中国未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信中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影响——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布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⁸⁾罗素离开中国后,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少数人的责任》两文,主张精英政治,明显可见罗素思想的影子。

二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影响。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虽宣称退出政界,埋首于文化学术事业,但其对于政治的热情并没有退却。以他为首的研究系在北京有《晨报》日刊、《时事月镌》,在上海有《时事新报》、《改造》杂志,以这些报刊为阵地,制造舆论,呼风唤雨,其主旨“目前在宣传文化,将来在取得政权。”⁽⁹⁾其主要成员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范源廉、蒋方震、徐佛苏、蓝公武、陈汉第、籍忠寅、张君劢、张东荪诸人,其政治动机是不言而喻的。丁文江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表示:“我们目前虽不组织政党,却不可不为将来组织政党的预备。不然,我们的政策是永远组织不出来的。我们预备的方法,我以为有以下所列的数种。”“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¹⁰⁾实际表达的也就是这种政治策略和政治意愿。

三是丁文江本身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和所具有的行政才干使然。与丁文江情谊甚深的胡适曾谓:“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趣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¹¹⁾董显光也提到:“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¹²⁾蔡元培亦谓:“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¹³⁾可见,丁文江在朋友面前,是不掩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而他的行政才干也已成公论。

丁文江在《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这篇虚拟的对话中,借A(一个生长中国的外国人)与“我”(留学生)之间的谈话,表现了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交流,检讨了自己开始之所以“改行出来做买卖”(实际上是指丁文江去北票煤矿任总经理一职),以寻找现实政治的出路,到决定重振精神。文末明确以A的话作为结论:“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利,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利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的买卖成功,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¹⁴⁾也就是说,丁文江是在反省了个人的遭际、现实政治环境和政治改造可能的途径后,决定自己要投身政治。

在《努力周报》上,丁文江公开发表了一些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综观这些文章,我们明显可见丁文江的三种意向:第一,他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反映了他对研究军事问题的强烈兴趣。他在《努力周报》上用“宗淹”的笔名发表的军事评论有:《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第1、3号)、《奉直两军的形势》(附地图,第1号)、《奉直战争真相》(第3号)、《广东军队概略》(第4号)、《裁兵计划的讨论》(第14号)、《湖南军队概略》(第19号)。胡适认为:“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¹⁵⁾不过,丁文江写作《民国军事近纪》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撰写一部当代军事史,而是有其更深层的政治意图,这就是为他进入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做必要的军事背景知识的准备。

第二,他在社会政治方面,其基本立场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用丁文江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表现他这一主张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第2号)、《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第6、7号)、《忠告旧国会议员》(第9号)。《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自由派精英发表的政治宣言,这一宣言的基本意向是改良现行的北京政府,以把其锻造成一个他们所期待的“好人政府”。这与南方的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自然是大相径庭。围绕这一宣言,《努力周报》的读者群展开了一场讨论,为了更清晰、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丁文江又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一文中,对诸多读者的疑惑,作了解答。这篇答言明确排除了三种可能:(一)“主张‘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二)“主张‘平民革命’的”。(三)主张组织政党的。前两条实际上是针对比较激进的革命者而言,他明确指出:“现在的恶政府就是辜负托孤重任的清客,好人就是有忠心的奴仆,国民社会就是没有长成的小主人。不过救火是一件事,趁火打劫又是一件事,我们要做好人的,是认真去救火,不是去趁火打劫。最可怪的是从前趁火打劫的人现在也居然拿改良社会这种题目来抵制政治改革了!他们说这几年来的政治生活,给了他们一种觉悟,觉得根本问题,在社会不在政治。我请这一班人夜里头扪一扪心,问问自己。这几年来政治的不良,还是社会的过失,还是他们的过失?老实说来中国弄到了这样地步,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是没有能力。”至于主张“平民革命”的人,或说是要用“手枪炸弹”,或是主张“到民间去”。丁文江明确表示:“用手枪炸弹,当然是暗杀。暗杀主义,由公理上讲起来,是不道德的,我是绝对不能赞成的。”“到民间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高调,“因为是缓不济急,因为是没有真正下手处。”⁽¹⁶⁾至于第三条,丁文江却是附和他的朋友张君劢的主张,丁、张二人虽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互为对立,但在政派上因同属研究系,他们的政治主张当时并无区隔。张氏在《改造》第3卷第6号上发表《政治活动果足以救中国耶》、在第4卷第2号发表《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两文,主张“廓清旧日一切党派关系”,提出“政党经费,应由本身筹划,不应向政府讨一文钱”。丁文江以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没有筹划足够的经费,所以组党实际上不可能。“但是我们目前虽不组织政党,却不可不为将来组织政党的预备”。所谓“预备”,他列举了数端:“第一,是要保存我们的‘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肯干,肯努力,‘好政府党’的基础,就在这里面了。”他与胡适等合组“努力社”也是为了贯彻这一主张。

第三,他强调“少数人的责任”,明确主张精英政治。他这一看法最明显地反映在《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第42号)、《少数人的责任》(第67号)两篇文章中。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责任的能力。”他认为着手改进现状之途,“第一是甚么人都不依赖”,“第二是我们甚么人也不怕”,“第三是要能够团结,肯受训练”,“第四是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他特别反驳了胡适的主张,“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试问这几年来,政治没有办法,实业教育,哪一件不是天天要破产的?”他寄希望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的学校的人,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的,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¹⁷⁾

《努力周报》是丁文江为展现自己政治思想所建造的一个平台,也是他联结一批志同道合者的有力纽带。此前,丁文江虽然也可能参与了《江苏》等刊的编辑和撰稿,此后,他也可能为朋友董显光主编的《庸报》撰写政论,⁽¹⁸⁾但都没有为他本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只有通过《努力周报》,丁文江才定下了自己的政治基调,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获得了新的政治的、文化的资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丁文江才有实际介入政治的可能,这是他出入孙传芳幕府的重要基础。

丁文江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是他接受孙传芳的邀请,1926年5月出任松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胡适指陈他出任该职,是受了英国卫灵敦子爵的鼓励。⁽¹⁹⁾傅斯年则说:“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²⁰⁾朱家骅也以类似傅斯年的口吻解释了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原因:“淞沪总办这一段事迹,是他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但其动机是完全出于热诚爱国,想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他也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记得他对当时中国政治混乱的看法,曾经说过:‘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为人极富感情,孙传芳对他尤优有加,所以促成了担任此事。”⁽²¹⁾不过,梁启超当年的辩白似乎理由更为充分,1927年1月18、25日梁氏在《给孩子们书》中解释丁、蒋入幕孙府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²²⁾在一批烂苹果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苹果,这是蒋百里、陈陶遗、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的重要缘由。如不拘于以国民党为正统的立场,对丁文江主持上海政务的工作做一判断,他确有一定的政绩,如规划大上海市政,“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胡适、傅斯年、朱家骅等人也是从这个角度替丁文江曲为辩护。

第三阶段是在1930年代,丁文江在《独立评论》等刊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政论,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关切。关于丁文江与《独立评论》的关系,胡适有一段评述:

在君最后病倒的时候(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独立评论》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办了三年零七个月了。在那三年零七个月之中,《独立评论》发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论文,二十四篇;漫游散记,二十一篇;苏俄旅行记,十九篇。他常说他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但我们在他死后回想,如果没有《独立评论》,他的《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也许至今还没有整理出来。他为了要“给适之补篇幅”,才把他的旅行记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才成为《漫游散记》。他的《苏俄旅行记》也是我们硬逼他写出来的。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但这四十篇很有趣味、很有学术资料,又很有传记资料的记游文字的写成,总可以算是《独立评论》逼榨出来的一点有历史意义的成绩了。⁽²³⁾

其实,丁文江除了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外,还在《大公报》“星期评论”专刊、《国闻周报》等刊发表过政论。综述他这时期时评政论的重点,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日本的动向。早在1927年,他即写信给胡适,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并劝胡适留在日本,研究日本,以为“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²⁴⁾蒋廷黻曾提到丁文江对抗日问题的特别见解:“《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登载的文章也以讨论东北问题及其相连的和与战问题的为最多。在君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曾有极深刻的认识。他在东北旅行过无数次,他认识东北的主要人物,他深知日本和俄国对东北的野心和阴谋。”⁽²⁵⁾

在《独立评论》上,丁文江有关日本问题的文章有《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1号)、《日本的新内阁》(2号)、《日本的财政》(2号)、《自杀》(23号)、《日本的财政》(30号)、《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37号)等。丁文江对日本的观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如他提到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蒂”运动一定要成功,政党与议会无力阻拦这个趋势;日本的经济虽然不好,但“距崩溃的程度还远”,“我们不可以单希望日本自败”。

对日问题的战与和,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也是《独立评论》同人讨论的重点。蒋廷黻谈及当时他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形:“大体说来,当时评论社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极端主张战的。大家都主和,不过在程度上及条件上有不同而已。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其次本算适之和我,孟和好像稍微激昂一点。在君最露骨的一篇文章是以‘我们需要一个普拉斯特立托维克条约’为主旨。”⁽²⁶⁾蒋廷黻提到的这篇文章即《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丁文借十月革命后,列宁为确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排众议,坚持签订《布赖司特条约》,与德国方面单独讲和这一事例,提醒中国领导人注意把握对日策略。文末称:“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²⁷⁾

丁文江对中、日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是他对抗战持“低调”的主要依据:

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

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军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欧战和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近代的战争是最残酷的,是不限于战斗员的。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所达到的地方当然完全是日本的俎上之肉。所以我们对日宣战,完全等于自杀。⁽²⁸⁾

丁文江并不隐讳自己的“低调”,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他公开承认:“我个人向来极端唱‘低调’的:我向来主张中国遇有机会,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和缓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他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²⁹⁾胡适作为“低调俱乐部”的另一名成员,也表现了类似的妥协倾向。这种论调的依据不仅是就中、日实力的对比而发,而且是针对国内不统一的政治状态而言,以一个没有完成政治整合的国家去抵抗外敌,这当然是缺乏力量的。中国长期的内乱和纷争不能不让丁、胡这些身处国民党之外,而又有国际视野的人唱起大家都不爱听的“低调”。

但是,丁文江的态度后来也有了转变。“他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大概不外两个缘故:一是国内主战的空气日趋浓厚,一是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在他死前的一二年,也有许多计划是以全面抗日为前提的。对于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³⁰⁾这说明丁文江在抗战这一问题,他的所谓“战”与“和”之选择,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并不是对国家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表现,一旦国家有必要、有需要,他仍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背,他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尽其所能。

第二,中国政治的建设及其出路。对于中国政治的现状,丁文江坚决主张反对内战。所谓内战“就是凡有以武力反抗政府,或是不得政府命令,自相火并,都是内战。同时中央政府以武力讨伐叛乱不在废止之列。然则废止内战运动,事实上不能不拥护现在的政府;至少反对任何以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³¹⁾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拥护现在的政府”?“我赞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对于现在的政府比较的满意,是因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以没有政府。用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不但如吴鼎昌先生所说,最后结果未必良好,而且目前政局要混乱,国家立刻要丧失一切自卫的能力,或者竟丧失国际发言的权利。”⁽³²⁾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上不统一,这是丁文江观察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观点。因为政治不统一,因而对外抵抗日本侵略,缺乏团结的力量;因为政治不统一,对内建设事业很难规划。要完成政治上的整合,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建立基本的“公共信仰”,为此,丁文江写下了《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他首先提到了“我们国家的不能统一原因很多。第一,在今日要建设统一的政府,领袖一定要有近代的知识,交通一定要有近代的设备,行政一定要有近代的组织,因为我们的国家要绝对的近代化是辛亥革命以后不可遏止的趋势,是中国独立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不幸所有近代化的必需品我们一概都没有。……在这状况之下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是极端困难的了。”⁽³³⁾不过,在丁文江看来,“以上种种都是我们不能统一的原因,然而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我们不能统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十年来对于政治活动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始终没有找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这种信仰是政治安定第一个条件。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照现在国有危急的情形,统一是不可再缓和的了。在短期内再不统一——至少是消极的统一——将来是否再有统一的机会,实在是一个疑问。我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的利害除开,平心思想是否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这种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动的可能。”在文章的结尾,丁文江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这几年的成绩是否能使人满意,姑且不论。许多人以为成绩不满意是党的制度不好,换了一种更时髦一点的制度,披上一种最新的制服,拥戴一个最有权力的军人,暗杀几个无权无勇的新闻记者,就可以变死党为活党(或者是变活党为死党),这都是错误的。”⁽³⁴⁾丁文江的好朋友、《申报》主编史量才正是在那时被国民党特务所暗杀,“暗杀几个无权无勇的新闻记者”一语是对国民党政权践踏民主的抗议!

在1930年代,像丁文江这样游离于左右政治力量之外,企求以独立的声音诉求自己的政治意愿的知识精英并不在个别,《独立评论》同人大都有这样的倾向。相对于其他朋友着重于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丁文江更在意于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参与,因而其他人的议政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而丁文江则是为了介入政治,施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干政治”的姿态,使得丁文江的政治性格显得更富有个性、更为强悍。

将政治与行政分开,这是傅斯年评价丁文江从政言行的发明。傅斯年说:“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在必须拨乱不可的时候,固需要拨乱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并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德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贤士不可。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须焦头烂额而后已。”⁽³⁵⁾事实上,丁文江不然。不错,他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但当他发现即使自己成为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在政治的旋涡里,他非但因此站不住脚,反而失身于流氓政客和横蛮军阀。正因为如此,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对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表现出探究的兴趣,而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反而表现出谨慎的回避态度,他不愿出任铁道部长即是一例。⁽³⁶⁾

丁文江私下曾说过两句政治名言,给他的朋友们印象深刻。一句大概是在1926、1927年他对胡适说的,据胡适回忆:“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劭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³⁷⁾一句是在1930年代他对蒋廷黻说的,蒋氏曾回忆:“他了解一切问题的复杂和连环。谈政治的时候,他最喜欢说的一句笑话是: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他是想提高国家水准的一个有力分子,其成败及理由还得留等将来的历史家来研究。”⁽³⁸⁾胡、蒋对丁文江这两句政治名言的记录,多少表现了丁文江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无奈与悲叹,在一个充满动荡、混乱和无序的社会里,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时代,受过最好的中西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命运往往显得十分的脆弱,要么折腰事从权贵、依附军阀,要么因保持自己的清高,而被政治主流边缘化。丁文江既不想走前者的路,又不想在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中默默无闻,做一个纯技术型的地质学家。他身上有着更大的能量需要释放,他有着比一般中国人,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更为高远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他的选择诚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的道白:“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³⁹⁾他自认“出山要比在山清”,可见,他是本着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来对待现实政治生活的。

二、对“苏俄模式”的观察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新生政权,作为一新生的进步事物,曾引起世界的巨大震撼。世界各地许多进步人士、知名学者都前往俄国,亲自考察它的社会主义实验。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以瞿秋白、茅盾、胡愈之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苏联游览,他们所撰写的苏俄游记,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胡愈之的《苏联印象记》,反映了共产党人或左翼人士的观点。一种是以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他们曾在英美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英美民主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体验,面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这一新生事物,他们抱着极大的兴趣亲自前往考察,他们虽未动摇自己对英美式民主政治的信念,但对苏俄的实验亦未作否定,甚至有相当的同情,其中丁文江的苏联之行相对胡、蒋来说,在思想上的跳跃、变化似更大,他不仅发表了《苏俄旅行记》,而且在政治见解上作了一定的调整。

1933年6月23日,丁文江从上海乘船出发,踏上去美国的路程。丁文江在芝加哥参观博物馆,到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8月2日遂离开纽约前往欧洲,他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做短暂停留后,8月30日进入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丁文江去苏联时,抱有很大的期望,拟订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后经苏联方面的劝告,丁文江对自己的考察项目有所调整。⁽⁴⁰⁾即使如此,在当时前往苏联的中国人中,丁文江可能是涉足领土最广,对其建设情况最为熟知的专业人员。他的苏联之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观光,而是具有专业考察的性质。从他后来的言论来看,他在从事地质考察和经济考察的同时,颇为留意苏联政治。他的苏联经验,可以说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要收获。

丁文江自苏联归国后,他的思想、身体、生活均有极大的变化,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傅斯年提到他盛赞苏联的婚姻制度,⁽⁴¹⁾想埋头著书立说,精神上有点反常。⁽⁴²⁾丁张紫珊看到他下决心戒掉了吕宋烟。⁽⁴³⁾胡适发现他身体颇为疲惫,有些不适。⁽⁴⁴⁾丁文江回国后,在《独立评论》等刊发表新的政论文字有:《我的信仰》(第100号)、《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第108号)、《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第133号)、《再论民治与独裁》(第137号)、《科学化的建设》(第151号)、《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第163号)。这些文章明显反映了“苏俄经验”对他的刺激和影响。

在政治上,丁文江明确主张中国现行的政治只能实行“新式的独裁”。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一场混战。讨论首先是在蒋廷黻、胡适之间展开,丁文江以一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介入,其立场明显倒向蒋廷黻这边,而与胡适的“民主政治”论相左,丁文江认定:“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凡胡适之先生所举的独裁政治的困难和需要,都是实行民主政治所不可免的困难和需要,而且程度如大。”丁文江提出“试行新式的独裁!”“因为新式的独裁与旧式的专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⁴⁵⁾丁文江的观点如石击水,一时激起极大的反响。胡适、陶孟和、吴景超、陈之迈等人纷纷撰写批评文字,针对丁文江的观点予以反驳。丁文江又续作了《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指出:“苏俄的共产党理论上也是承认民主政治的。从马克斯起到司他林止,都把劳动专政认为过渡的,是达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认为:“政治上地位稍为稳固一点的人,连一句不愿意听的话,都传不到耳里。这正是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党不同的地方。”表示了某些对苏联共产党的好感。在文章的结尾,他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做了明确回答:“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⁴⁶⁾这似乎又传递出他的自由主义是服从民族主义的这一信息。

在经济上,丁文江发表了《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科学化的建设》、《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等文,明显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吸收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统制经济”也可称“计划经济”,它是针对“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而言。1930年代欧美各国在经济上“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丁文江指出,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需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其中“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材”。⁽⁴⁷⁾

“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历代农民的根本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在经济上的一个理想,也是共产党对农民的根本政策。“自国共分裂以来,国民党右倾,早已把这个口号忘记。”《独立评论》同人重提这个问题,显然是当时农村阶级矛盾加剧的反映,也是19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一个结果。最先注意这个问题的是蒋廷黻、吴景超两人,蒋廷黻称“现在的民族主义不加上高度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不能成为大有力的发动机。……我们所须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⁴⁸⁾吴景超提出政府以土地债券向地主购地,给予佃户。债券的本息由佃户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⁴⁹⁾在国民党方面,阎锡山发表了《土地公有案》,他的办法是由村公所发行村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公有。在这种背景下,丁文江亦认为“‘耕者有其地’的政策在目前的中国是有实行的必要,并且有实行的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耕者有其地’以后农村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土地不敷分配,生产力量薄弱当然如故。然而最受痛苦的农民因此减轻地租的担负,于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极好的影响。”丁文江同意吴景超的办法,“要使得‘耕者有其地’而同时农民负担减轻,一定要政府筹大宗的款项来供收买土地之用。这种款项的来源最好是清理田赋。”⁽⁵⁰⁾

“科学化的建设”是丁文江科学观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他指出:“建设如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除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这种投资虽然可以希望生利,但是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因为不然则上面所列的两种条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所谓统一职权不是随便照着纸片上的系统可以做得到的。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材,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除此以外,人才也极为重要,“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材,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⁵¹⁾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机关的去留增减时,丁文江引用苏联的地质调查的经费一例来说明苏方对地质调查的重视,反驳“有人提议把地质调查所归并到地质研究所里面,并且把他的原有经费减去一半”的想法。

在思想上,丁文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在他看来,谈信仰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善恶的问题”。丁文江认为:“善的行为是以有利于社会的情感为原动,以科学知识为向导的。”这里丁文江似乎强化了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所表达过的观点,即他认为人生观是受科学支配的,他表现了自己的反宗教立场:“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不错,我不能完全证明上帝和灵魂是没有的。但是第一:证明的责任是不在我而在相信神秘的人,因为上帝和灵魂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你相信它们是有的,应该先请你拿证据来。第二:没有上帝和灵魂的可能性,比有的要大得多。”⁽⁵²⁾丁文江虽然反对“神秘的宗教”,但他认为“宗教心是人人都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⁵³⁾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如此,对待政治的态度,他也将自己向往的政体重新做了说明。可能因为他的两篇有关“独裁与民主”的文章,丁文江染上了主张“独裁”的恶名,为此他不得不加以澄清:“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他主张“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⁵⁴⁾这样一种政治选择,在当时显然缺乏现实的政治力量支撑。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称,傅斯年曾宣布要写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其他两个题目较好理解,唯其要写《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这篇文字,如别无见解,似不会拟出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敏感的题目。傅斯年在他的两篇悼文中,都零星地提到了丁文江从苏联回来以后的思想变化。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一文里,傅斯年还曾提示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但终究没见下文。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第十六节《苏俄的旅行(1933)——最后三年的政论》,以一节的篇幅讨论丁文江苏联之行以及后来的政论,但限于当时的冷战气氛,胡适较多地渲染了丁文江对苏联社会主义试验保留的一面,而对其在苏联之行的前后微妙变化未细加分析。当然,丁文江当时的思想变化并未完全定形,还处在演变的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对他可能的思想发展方向,做过于强势的论证,或者做凝固化的判断,都似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之嫌。一些自由主义者后来大大改变了自己当初对“苏联经验”的看法,完全并入到反共、反苏的行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代被丁文江引为同调的蒋廷黻。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逐渐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倒向社会主义,接受苏联模式的正当性和典范性。预测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延续丁文江的生命二十年,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向左还是向右?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疑问!

丁文江去世时,翁文灏曾作长篇悼诗《追忆丁在君》,其中诗云:“研读西儒《资本论》,更证苏联气象新。炉火纯青振冶炼,宝藏兴启竭艰辛。从此坚信振弱国,须赖精励尽天真。(君游苏联归后,深信必有坚贞不拨之诚,方收起死回生之效。)”⁽⁵⁵⁾在所作另一首《洄溯吟》诗中,翁文灏写道:“奋起苏联兴大计,回旋国士抱衷心。(丁在君读马克思《资本论》后,于1933年往苏联考察,深信须有主义具决心,方真能建设,而造成新国,显非蒋政权所能胜任。勉受蔡孑民坚约,暂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稍有布置后志当辞退,从事政治工作,不幸于1935年杪受煤气毒,以致殁于湖南。)”。⁽⁵⁶⁾从翁氏的这两段诗句可以看出,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他的最大愿望可能是从政,他发表的政论即是一个征兆。而他有意回避蒋介石邀约他担任铁道部长这一职位,以免成为囊中之物,则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有更大的抱负。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参见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收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再版,第5页。

(2)汤中:《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1936年7月26日《独立评论》第211号。笔者查阅《江苏》一刊,该刊1903年4月27日创刊,1904年5月终刊,由江苏同乡会编辑和发行,共办12期。因该刊发表文字多用笔名、化名,故不易确定哪些文章系丁文江所写。

(3)参见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载1936年2月17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4)《民国前七年日记》,《吴稚晖先生全集》第1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880页。(www.xing528.com)

(5)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6)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载1936年2月25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7)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姚道洪笔记),收入沈益洪编:《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26页。

(8)1921年8月5日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原件存罗素档案馆。转引自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载1996年10月《读书》第10期。

(9)谢彬:《民国政党史》,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10)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1922年6月11、18日《努力周报》第6、7号。

(11)胡适:《丁在君这个人》,载1936年2月17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12)董显光:《我和在君》,载195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13)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载1936年2月17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14)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1923年3月23日《努力周报》第42号。

(15)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16)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第6号。

(17)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载1923年8月26日《努力周报》第67号。

(18)参见董显光:《我和在君》,载1956年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19)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474页。

(20)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载1936年2月23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21)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载1956年《“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2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页。

(23)胡适:《丁文江人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504页。

(24)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500页。

(25)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26)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在《独立评论》同人中,傅斯年是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而胡适与丁文江同调,胡有《论对日外交方针》,载1932年6月19日《独立评论》第5号。

(27)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项及其教训》,载1935年8月11日《独立评论》第163号。

(28)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载1993年2月12日《独立评论》第37号。

(29)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载1933年1月15日《独立评论》第35号。

(30)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31)丁文江:《废止内战运动》,载1932年11月6日《独立评论》第25号。

(32)丁文江:《废止内战运动》,载1932年11月6日《独立评论》第25号。

(33)丁文江:《公共信仰与统一》,载1934年1月14日《大公报》。

(34)丁文江:《公共信仰与统一》,载1934年1月14日《大公报》。

(35)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载1936年2月23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36)关于蒋介石邀请丁文江出任铁道部长一事,参见陈伯庄:《纪念丁在君先生》,收入陈氏著《卅年存稿》,香港1959年出版,为陈伯庄自印本。董显光:《丁文江传记》初稿,收入《胡适全集》第34册,第417页。郑肇经:《贵在奉献》,收入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纪念丁文江100周年章鸿钊110周年诞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7)胡适:《丁在君这个人》,载1936年2月17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38)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1956年《“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

(39)丁文江:《七绝·麻姑桥晚眺》,最早见于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40)参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512～513页。

(41)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载1936年2月17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42)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载1936年2月23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43)丁张紫珊:《悼在君二哥》,载1936年1月20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4期。

(44)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册,第497页。

(45)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1934年12月30日《独立评论》第132号。

(46)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第137号。

(47)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载1934年7月8日《独立评论》第108号。

(48)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载1935年9月15日《大公报》。

(49)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载1935年8月25日《独立评论》第165号。

(50)丁文江:《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载1935年10月13日《大公报》。

(51)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第151号。

(52)丁文江:《我的信仰》,载1936年5月6日《大公报》。

(53)丁文江:《我的信仰》,载1936年5月6日《大公报》。

(54)丁文江:《我的信仰》,载1936年5月6日《大公报》。

(55)翁文灏:《追忆丁在君》,载1946年《地质论评》第11卷第1～2期。

(56)《洄溯吟》是翁文灏撰写的自传性诗稿,于1953年1月8日完稿。全稿共七律58首,手稿由翁文灏的儿子翁心鹤珍藏。翁心鹤曾将诗稿复印件赠给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旭旦。1985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主编的《文教资料简报》第2期刊登了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