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西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

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史全生

所谓孙中山的文化观,实际就是关于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交通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日益广泛。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国人由于立场观念的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些人深闭固拒,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也不能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¹⁾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另一些人则完全被西方文化所折服,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最优秀的,因而言必称希腊、罗马,文则为ABCD……,甚至说月亮也是美国的圆。而孙中山则完全不同于这些人。那么,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是什么态度呢?本文就此发表一些意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

孙中山对待西方文化首先是展开双臂拥抱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香山隶属广州府,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广州早在唐、宋时期即已对外开放,清初为了防止台湾郑氏政权的袭扰,实行了严格的闭关政策,严禁商民下海贸易,一些沿海地区还实行“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1683年台海统一,次年康熙即以“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²⁾宣布开放海禁,分别开放了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其中粤海关即设在广州,下设广州大关、澳门、高州、雷廉、琼州、惠州、潮州等七个总口岸,48处分口岸,另有24处挂号小口岸,19处稽查口岸,⁽³⁾实际上整个广东沿海全面对外开放。而澳门当年即属于香山,不仅设有总口岸,还管理着大马头、南湾、关闸、娘妈阁四个稽查小口岸。后来为了防止西方武装商船的骚扰挑衅,清朝关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但仍保留了粤海关,使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可见香山早已对外开放,香山人也早已接触了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中外贸易日益发展,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日益广泛深入。特别是《南京条约》规定取消行商,实行自由贸易,逐步形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买办势力,对近代西方化的传播发挥了桥梁作用。而早期的买办也都以广东人居多,其中尤其是香山籍商人影响最大,如近代著名买办家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等,均香山人。他们也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尤其是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即收录了孙中山的早期文章《农功》等。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也是通过郑观应等人的关系。此外,随着香山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许多香山籍民众也纷纷出国谋生,其中也不乏孙中山的亲属,如他的舅舅、叔父、大哥孙眉等。孙眉后来在檀香山发迹,成为一名出色的农场主。这不仅改变了孙中山一家的境遇,也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听到一些有关西方的传闻和一些西学知识。这对孙中山的文化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小即对西学具有认同观,认识到在中国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也正因为孙中山从小即对西方文化具有认同观,所以在他少年时期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早期教育以后,便希望领略一下西方的文化教育,体验一下西方的教育制度。1878年,他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后,到檀香山他哥哥孙眉处读书。由此他便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⁴⁾他在檀香山先后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和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学习英语和高中课程,并加入了基督教,深切体会到西方学校教育的“教法之善,远胜吾乡”,特别是学习自由,可以阅读各种书籍。当他阅读了法国大革命史和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以后,便深受启发,思绪顿开,开始憧憬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⁵⁾可孙中山在奥阿厚学院只读了一年,孙眉即因他加入基督教一事担心会受到他父母的责怪,于1883年7月送他回国。以后他又先后入香港拔粹书室、皇仁书院(Oueen’s College)、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学习,直到1892年从西医书院毕业,所受的也都是新式学校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⁶⁾,尤其雅癖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他在这些洋学堂里,不仅学习了“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而且“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

通过学习,孙中山发现欧美国家的“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正是怀着这一思想,孙中山于1894年6月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实权人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步武泰西,参行新法”,⁽⁷⁾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然而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战云密布,军书交驰。李鸿章正在为战争一触即发而焦躁不安,没有立时接见他,使他上书失败。从此他便抛弃了对清朝的幻想,南下上海,然后转赴檀香山,在那里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⁸⁾并在1895年秋密谋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密而遭破坏。他被迫流亡海外继续奔走革命,并在奔走之余继续不断地学习西方文化,“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⁹⁾并不断地丰富其革命思想理论。

当他流亡海外,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时,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十分高涨。在第二国际和各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20世纪初年,欧洲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905年5月,俄罗斯200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有的工人罢工坚持了72天,建立了工人代表组织苏维埃。10月进一步爆发了全国总罢工,罢工工人多达200余万,使全俄社会陷于瘫痪,史称1905年革命。在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鼓舞下,西欧的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纷纷举行同盟罢工。在1905—1906年间,法国6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德国有8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这使孙中山的思想深受触动,认识到原先他一心向往的资本主义社会竟如此的充满矛盾和冲突,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嫓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由此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接触了各主要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了民生主义思想主张,希望在民主革命以后,避免出现如欧美国家那样悬殊的贫富差距,亦即他所说的,“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¹⁰⁾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为土地,所以他最初主要接受了美国19世纪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和单一税思想,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¹¹⁾1903年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¹²⁾后来他又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在辛亥革命以后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口号,“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¹³⁾他还多次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著作,说“厥后有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¹⁴⁾

为此,孙中山严厉地批评了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的顽固保守思想,指出近代以来,有些人明明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有的甚至对西方的钟表和其他玻璃五金等工艺品爱不释手,可就是死抱着传统的伦理道统不放,“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不喜欢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轮船、铁路等西方的新技术新机器,连“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打起仗来硬是用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与外国的洋枪洋炮对阵,虽然中国的军士们也表现了勇猛的精神,可长矛大刀怎能抵得过洋枪洋炮。结果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总还有那么一些守旧派,他们“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因此他号召广大民众: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明了世界发展潮流,要“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¹⁵⁾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出路。

二

孙中山学习西方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不盲目迷信,总是先对其进行深刻的考察研究,探讨其产生形成的社会根源,发展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国家风土民情基础上产生形成的,并适应着西方风土民情的变迁而发展。而各国的风土民情各不相同。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可照抄照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吸收适应中国风土民情的新文化。即如民主问题,西方民主革命时都提“平等、自由”的口号,说“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孙中山则认为西方“平等、自由”的口号不科学。他说:平等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人们的天赋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分,能力各有强弱,后天的造就也各有高低,这是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的。如果不顾这天赋能力的差异和后天造就的大小,采用人为的压力,强行从头顶上压下去,将人们压成一律平等,这实际上是假平等,真正的平均主义。这将严重损害人们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各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不但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社会发展,“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孙中山认为,真正的平等只能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底线,同一条起跑线,不能有任何特殊,然后各人充分发挥各自的天赋才能,奋发向前,“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¹⁶⁾才能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力,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不过这只能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为的。我们认为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同样,孙中山认为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是不自由”。可当年西方民主革命时的许多自由战士们却不顾这社会行为的准则,一意追求个人自由,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一些革命派无限地“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¹⁷⁾出现“暴民专政”现象,滥杀无辜,往往一言不合即惨遭杀戮,以致许多革命志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孙中山还认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十分残酷,广大民众没有任何自由,所以他们对自由十分向往,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虽然也十分残酷,但对人身的束缚没有西方那么严酷,只要广大民众缴粮纳税不造反,便不管他们的死活,他们的行动不受约束。而且广大民众中如有才华出众真才实学者,还可通过科举考试或建功立业,进入仕途。更何况广大民众长期从事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十分散漫。所以中国广大民众最迫切需要的是减轻封建剥削和增强凝聚力,将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西方列强的侵略。

所以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时不提“平等、自由”的口号,而提“民权”。他认为要平等、自由首先得有政权,只有争得了政权才有平等、自由可言;如果没有政权什么平等、自由都没有。他在《民权主义》的讲演中说:相对于人权而言,政权更为重要,范围更广。只有“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因此,平等自由必须立足于民权之上,“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¹⁸⁾亦即只有推翻了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广大民众掌握了政权,有了民权,才能真正实行平等自由的政治。

其次,孙中山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学习西方时尚的最新文化,学习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迎头赶上世界潮流,不可跟随在欧美的后面亦步亦趋,步欧美的后尘,这样将永远落后于欧美,因为当我们学习欧美的时候,欧美自身也在改革发展。为此他提出:“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¹⁹⁾为此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提出了民生主义思想主张,将其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阶段。他在考察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发现瑞士和美国西北的一些州实行直接民权,相较于欧美其他国家代议制政体的间接民权则更为先进,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民权。他把这四个民权称为“全民政治”。由此他便将目光转向了这“全民政治”的直接民权,将其作为民权革命的奋斗目标,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²⁰⁾

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他又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吸引,不仅指示他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发表社论表示祝贺,还在同年夏致电列宁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²¹⁾1921年8月他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书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希望与苏俄密切接触和学习苏俄的愿望,“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并“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²²⁾1922年1月,他在桂林广东同乡会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明确表明了学习苏俄的态度,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新式者何?即化国为家是也”。“故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锄旧思想,达(发)发(达)新思想”,“即公共心”。⁽²³⁾从此共产国际代表及其远东局领导威经斯基、达林、越飞等纷纷来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一致赞同当时“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的革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²⁴⁾于是孙中山便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帮助下,确立了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12月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讲,论改组国民党的伟大意义时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他说:“俄国以此能抵抗列强侵迫,其时正当俄国革命初成功,而俄党人竟能战胜之,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为此他希望广大国民党员不要存心做官发财,要“个个能实行为主义而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说只有“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²⁵⁾直到他1925年3月11日临终之前,仍留下致苏俄的英文遗书,以表示他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亦希望“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²⁶⁾可见他直到最后仍坚持向苏联学习,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为此,孙中山也曾批判了“全盘西化论”者,指出了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中,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连连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些人便以为中国什么都不行,失去了自信力,“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以致“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事事都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甚至“举国如狂”。⁽²⁷⁾至于那外国的东西或实行的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是否合乎中国的风土民情,却不去作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即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法等老牌国家,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大的国家,一些人便处处学美国,他们从表面上看到美国实行了联邦制,便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富强是由于有联邦制,也要如美国的联邦制那样,提出了“联省自治”的口号。他们殊不知美国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各邦就已然存在,且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后来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联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建立了联邦制。因此,美国之所以富强实在“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而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立的结果。”而中国本来就是统一的,就不应该再行分裂。他说:当时中国之所以没有统一,是由于各省军阀割据的结果,这只是暂时的“乱象”,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定能够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联省自治”正反映了各省军阀分裂割据的要求,所以这一口号一经提出,湖南军阀赵恒惕、贵州军阀卢焘、四川军阀刘湘、奉系军阀张作霖、浙江督军卢永祥等等,即纷纷接过这一口号,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要求。孙中山指出:这些“省自治”或“联省自治”,实际是“为武人割据作护符”,是“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²⁸⁾同样,北洋军阀官僚们后来也曾仿效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政体,建立了所谓的“国会”,可他们不对其制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只是盲目仿效,结果“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²⁹⁾这是盲目仿效的又一怪现象。

三

孙中山在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孙中山虽然出生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这里很早就对外开放,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受历代中国政府管辖。这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的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主流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即如孙中山哥哥孙眉,虽然远离祖国,移居檀香山多年,与西方人士长期杂处,可仍然没有改变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反对孙中山加入基督教。虽然孙中山早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其生就的一张黄皮肤,早已赋予他传统文化的底蕴,几千年祖辈相传的传统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在其身上生根发芽,更何况他自幼即入塾读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³⁰⁾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死记硬背,虽然孙中山小时候也曾反对过这种陈腐的教育方式,但也被迫无奈地默默承受,熟读了这些儒家经书。所以后来在其历次的谈话讲演中,经常脱口而出,引用了许多儒家的名言警句,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他尤其对《论语》中的“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礼记》卷二十一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等等名言名篇赞叹不已。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他认为孔、孟是非常注重民意的,《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³¹⁾当然,孙中山的这些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孔、孟虽然十分注重民生、民意,但与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却表明他对中国传统观念有许多认同,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儒家经典的主旨精神是基本一致,不相悖逆的。

其实,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研究,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³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认真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孙中山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而且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能辩证地看待,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其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如历代封建政府机制中的监察御史和科举制度,历来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都是封建政权机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监察御史是受皇帝之命监督朝廷内外各级官吏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人才的,历来都是被否定批判的对象,其中尤其是科举制度,戊戌变法时期即受到改良派严厉的批判。启蒙思想家严复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³³⁾梁启超也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³⁴⁾严复还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有三大祸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³⁵⁾因此,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牢笼天下”,“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³⁶⁾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受到过严厉批判,清朝不得不在1904年宣布废除的科举制度,孙中山认为仍然可以经过改造,使之为近现代民主政治服务。他说科举制度的腐败不在其考试制度的本身,而在其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和脱离现实的考试内容。其考试制度是必须的。

孙中山认为,为推动社会发展,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就必须使用有学问的专门家,“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即“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他们选拔到总统、总理、总长、省长等各级领导岗位上,组成专家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选拔专门家就必须通过考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的”。⁽³⁷⁾选拔专门人才,进行公平竞争,只有通过考试。

自然,西方国家也有考试和监察制度,如英、美等国有文官考试制度。只不过西方国家的考试和监察制度都没有形成独立的权力机制,文官考试隶属于行政部门,为行政权中的一部分。监察权隶属国会,为立法权的组成部分,因而其机构级别较低,且系从属部门,必须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因而很难发挥独立的制约作用,不若中国由礼部和都察院两个独立政府机构分别主持其事,独立运用其权力,其他政府机构不得干预,这样必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还不够全面,不能充分体现其民主的精神,还必须有独立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以与行政、立法、司法权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变三权分立为五权分立,才是完全政府。他把这五权分立的政府称之为“五权宪法”,说只有“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健全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所谓“五权宪法”,即是“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连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³⁸⁾

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不盲目迷信,而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同时,对其不合理的因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早年他曾反对他父母给他姐姐缠足,在学塾反对塾师对所教经义不作具体讲解,而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旧的陈腐教育方式。他也曾与陆皓东一起砸毁了村庙里的神像。并当面责问过强占民产的贪官污吏,抗议他们平白无故地随便抓捕关押甚至枪杀平民百姓,等等。后来他尤其崇拜朱元璋和洪秀全,赞扬他们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精神。但是他在赞扬他们反抗异族统治的同时,又将异族统治者与广大的异族民众区分开来,反对传统的盲目的“排满”思想,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他认为中国是一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是最大的民族,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理应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近代,清朝统治者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屈膝妥协,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因而要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孙中山同时也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此,“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³⁹⁾所以孙中山在积极提倡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时,也积极提倡民族团结与统一。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元旦发布的就职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机枢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⁴⁰⁾实际上他是要将全国各兄弟民族统一联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就同美国独立后,将包括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在内的全国各民族统一联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一样,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可见孙中山已一扫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确立了近代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也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仅剔除了其封建的不合理的因素,而且在近代新形势下,以民主的革命理论对之进行改造,吸取其合理的精华,用以为民主革命服务。我们认为孙中山的这一态度是正确的科学的,并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发扬的。

[作者简介:史全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2)《圣祖仁皇帝(康熙)实录》卷115(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0页。

(3)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4)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48页。

(5)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59页。

(6)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48页。(www.xing528.com)

(7)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15页。

(8)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9)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87页。

(1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289页。

(11)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12)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

(13)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2～323页。

(14)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6页。

(1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16～320页。

(1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86～287页。

(1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78页。

(1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4～295页。

(1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42页。

(2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0页。

(21)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0页。

(22)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93页。

(23)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6页。

(24)《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25)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01～506页。

(26)孙中山:《致苏俄遗书》,《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41页。

(2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16～317页。

(2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04～305页。

(2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19页。

(30)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48页。

(3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62～363页。

(3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7～668页。

(33)《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3页。

(34)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35)《严复集》第1册,第40、43页。

(36)徐勤:《除害议》,《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1页。

(3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30～333页。

(3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1～354页。

(39)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4～325页。

(40)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