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考察

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

郑大华　谭庆辉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外国传教士,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它进行过介绍。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兼爱、平等、大同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影响,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中科学社会主义一枝独秀,成了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¹⁾后来因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知识界的社会主义的潮流曾一度走向低落。然而进入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又高涨起来,借用胡适晚年的话说,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30年代初成了一种时髦。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较多,也较深入,对五四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也有不少研究,而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则很少涉及,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文、著作出现。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表现和特点作一历史考察,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沉沦;几乎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徒然增加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这三者构成了三十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

(一)资本主义吸引力在经济危机中不断沉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所构筑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协调了各战胜国的利益,国际关系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从而出现了短时间的繁荣期,其中美国发展尤其迅速,一跃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的轴心。因此,柯立芝总统1928年底离职前在给国会的告别咨文中满怀豪情地写道:“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将来。”⁽²⁾可是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了股票暴跌狂潮。这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二”。纽约股市的崩盘以悲剧的方式宣告了“永久繁荣”梦想的破灭和资本主义世界灾难的开始。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深受其害。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行业全面萧条。据统计,从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缩减了1/3多,世界贸易额削减近2/3,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数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危机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只有二十世纪初的水平。“总之,现今经济恐慌,已将资本主义的经济退后二十五年了。目下的经济状况,已和一九22年相差不远,这是无待于说明了”。⁽³⁾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应付危机疲于奔命,殚精竭虑。一面力行微观的经济调控,一面致力宏观的理论模式的变革,然而经济危机却日益严重。危机不但重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使其陷入绝境。同时也使资本主义深陷政治危机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大大动摇。

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恶化,资本主义以往的吸引力在不断沉沦。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疑虑乃至否定,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1)对资本主义前途的疑虑。危机的日益恶化,资本主义久困其中而束手无策,这让世人对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产生疑虑。“代替着一九二八年末柯立芝的夸大的乐观论而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末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将来的深刻的怀疑”。⁽⁴⁾对于经济危机,“各国之政治家如再不设法解决,求一出路,则现存之制度,颠覆堪虞矣”。⁽⁵⁾(2)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失去了以往的热情。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的“热心全变成冰冷了”,“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已经死亡了”,“现在还有人愿为议会制度而捐躯吗”?⁽⁶⁾(3)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否定。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到了“末日”,趋于“死亡”之类的言论日见于报端。“此等恐慌的怒涛激荡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今日世界的前途可以说已步到四边临空的悬崖了”。⁽⁷⁾人们普遍感觉到“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⁸⁾就连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表达过此类的观点。他访苏返英途经柏林时曾对新闻记者郑重地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见过布尔希维克是什么东西。那末你一定能觉得资本主义快要灭亡了”。⁽⁹⁾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经济危机的加深中不断沉沦。

(二)社会主义魅力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日益彰显。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正在顺利地开展为期五年的经济建设运动,即苏联的“一五计划”。该计划从1928年开始到1932年结束,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新建了1500多个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工业企业,并投入生产。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机床制造业、现代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向工业化的道路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193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2倍,重工业产值则超过1913年3倍多。⁽¹⁰⁾“一五计划”实施前,苏联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技术陈旧落后,几乎没有汽车、拖拉机、飞机和机械制造业,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25～1927年间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57.9%,农村人口占80%以上,工业人数只占人口总数的14.8%⁽¹¹⁾。然而五年计划实施后,苏联的工业、农业、社会生活、文教事业、国际地位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改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这被视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令世人震惊,立即引起了时人的密切关注,世人把目光聚集到这个苏维埃的国度上。有关苏联的言论占据了书报杂志的大量篇幅,苏联建设成就、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迅速为世人所了解。据中国的报刊报道或转载,一些国家还派出考察团到苏联进行深入考察,学习经验。他们到了苏联后大都深深被苏联人民的工作热情、政府官员的领导才能、工人的工作效率及巨大的建设成就所感动。美国奥斯丁建筑公司总经理十分佩服苏联官员的能力和奉献精神,访苏回国后很有感触地说,苏联官员虽然月薪不高,都乐于奉献,且能力极强,凭他们的能力,若在美国“可得十倍的薪俸”,“苏俄虽然用的是委员制,但是他们的决断和执行,却比美国实业家还要敏捷”。他对五年计划赞不绝口,说它“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¹²⁾另一名美国人艾迪博士,他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俄国革命后,先后四次去过苏俄。他在《苏俄的真相》一书中写道:“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的要藉着自己的统计,又用了全副精神去供给人民的需要。并且要使国家的经济,在生产与消费方面的各部分,都能和人民的需要相适合。”⁽¹³⁾苏联人民火热的工作热情深深感染了前来访问、游历的外国人,“一般国民燃烧着的工作热情,使我们外国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触目惊心的是苏联许多大的建设的事业慢慢把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第一’的地位压倒了。触目惊心的是美国陷入经济恐慌的深渊,而苏联已经开始走上经济的蜜月。”⁽¹⁴⁾

同样,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自然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一时间,知识界出现了一股“苏联热”。那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1930年《俄罗斯研究》月刊创刊,1931年10月《苏俄评论》月刊创刊,1934年《中国与苏俄》创刊。《读书杂志》3卷7期设“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2卷8号设“苏联研究”专题。就连一向保守,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申报》也刊登了许多有关苏联的文章,并于1932年1月25日开始在“专论”一栏中连载了数篇《苏联论》。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训条的《大公报》也大谈苏联,且把《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誉为“记者不可不读”之书。《东方杂志》、《益世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均刊登了关于苏联的专论。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苏联,谈苏联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详尽地叙述了苏联的历史变迁、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国防运动、生产建设、经济动向、农工现状、教育事业、婚姻家庭、文体娱乐等等。大到国家方针大计,小至百姓生活点滴,无一不见诸笔端,无一不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苏联为题材的书籍报刊这时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图书市场。依据《申报月刊》第2卷7号末页“申报丛书”栏上的新书信息统计。由《申报月刊》社出版的12种书籍中,关于兵器的2种,关于日本的5种,关于苏联的也是5种。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苏俄,还有不少人到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并将他们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写成旅行记或随笔,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蒋廷黻的《欧游随笔》、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等。这游记和随笔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1932年2月13日,天津《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一份声明,“爱读《苏俄视察记》者注意:市面发现伪翻版,奉告诸君勿上当。本书为本报记者曹谷冰先生于二十年(1931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历时五月,所撰对于苏俄五年计划过程中之工业生产、国防军备以视察之所得,忠实记述。……初版一万部,未经出书即已售罄,预约当即,赶印再版一万五千部亦经售完,当经翻印三版。因销数畅旺,近来北平等处忽发现伪翻版,书本印刷恶劣,错误滋多,图画漏略,纸张极坏,除究查外特此广告。”⁽¹⁵⁾这些游记和随笔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诱人魅力,激起了世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中国知识界出现的这股“苏联热”,无形中点燃了时人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三)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加强了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掠夺,甚至是赤裸裸的武力入侵。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方大市场,危机爆发后中国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的对象,美、英等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日本则直接采取武装入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富庶的东北,并将战火烧到上海。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疯狂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成立“日满经济圈”,将东三省置于其直接掌控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徒然加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知识界对中国危难局势深为忧虑,急切盼望找到一条摆脱困境、复兴民族的出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危舟将倾,惟求共济,愿国人有以教之”!“国际间政治经济之关系,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中国处此楚歌四面之下,其将何以自存!”⁽¹⁶⁾不少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社会“真正的病根乃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此一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生产手段的私有性和生产本身的社会性”。⁽¹⁷⁾“一般明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人”,“一定是不主张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¹⁸⁾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国力蒸蒸日上的苏联,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来挽救民族危机。

二

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于30年代伊始,并于苏联五年计划完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间到达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而言之,这股思潮大致可以分为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这样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有所不同的层次。

(一)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热潮的兴起。30年代初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热潮。据笔者对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等34种刊物的不完全统计,有100多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近200篇谈论苏联(尤其是苏联的“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主要文章详见下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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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作者中,也包括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早在1926年便发表了赞美社会主义的言论:“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以后的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¹⁹⁾30年代初,由于受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胡适对社会主义更是大加赞赏,尽管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不曾动摇。他说:“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²⁰⁾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表彰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申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934年底,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再次重申了1926年他在《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中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将苏联划归民治发展一路,并称苏联的“现代独裁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局面”,它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记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²¹⁾以地质学者身份考察苏联后的丁文江也对苏联产生了不少兴趣,曾申明宁做苏俄的地质技师不做巴黎的白俄。他甚至语惊四座:“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²²⁾对老朋友的这番表白,胡适作过如下解释:“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实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²³⁾胡、丁二氏甚至有过让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区域从事共产主义实验的倡议。丁氏说:“只要共产党肯放弃它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它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²⁴⁾胡适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去做共产主义实验(倒不是因为东北已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君劢、张东荪则在这时期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因素而构建了“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并于1934年组建起中国国家社会党,揭橥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张君劢说:“当此世界经济混沌之际,而共产主义下之苏联独能实现其五年计划,西欧方闭工厂,而苏联则增设工厂;西欧之失业人数日增,而苏联则失业者日减而至于无;西欧收缩种种机关,而苏联则大事扩充……”⁽²⁵⁾他还把计划经济视为人类的一条新路,“俄国给予我们的教训不是思想上的新趋向,而乃是在实行上指示许多的实施方法与经验。我们以为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张东荪也紧跟着张君劢的步调倡导“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30年张东荪便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著文宣扬其国家社会主义论调。第二年又与张君劢等在北平创立“再生社”,并出版《再生》周刊,以壮其国家社会主义之声势。罗隆基则与徐志摩、张奚若等在《新月》、《益世报》、《现代评论》上对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了好感。王造时在从苏联回来的第二年(1931年)便创办《主张与批评》,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又发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言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中谈论苏联(尤其是“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的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之所以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表达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主要是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

(二)对社会主义苏联“一五计划”成功原因的思考。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时人所说:“五年计划所以有极重要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单因为它本身的伟大的成功,最主要的还因为这个计划的实现,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卷入普遍的日益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五年计划把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²⁶⁾社会主义苏联呈现着生机与繁荣,而资本主义世界则尽显凋零和衰落。中国知识界在谈论苏联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对其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大多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苏联经济成功的原因,即制度层面与信仰层面。他们认为苏联成功的原因在于:制度上,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信仰上,苏联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下面是他们对这两个原因的普遍解释。

第一,制度层面原因的解释。英国剑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坦言:“苏联在四年三月中完成五年计划之大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同一时期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却有了很大的降落。五年计划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其能力远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²⁷⁾这话得到了中国思想界不少人的赞同,他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有制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合理性,提高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进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²⁸⁾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²⁹⁾正如他们所说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人的生产热情确实极其高涨。苏联人不论性别、年龄、职业,都尽职尽责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苏联的工农群众,没有颓废,消沉,失望和堕落的情绪,他们都是活泼的,勇敢的,坚决的,耐劳的,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孜孜矻矻,以建设新社会为前题(提),向着他们所祈望的目标热烈地从事建设”。⁽³⁰⁾“举凡苏联之国民,无论其为工人为农民,为妇女为儿童,皆尽量发挥其创造力,以建设苏联新国家,并巩固其基础。抑且每个人都充满生命之活力”。⁽³¹⁾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实行计划经济。当时许多人把苏联成功的秘诀归功于计划经济,而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因于自由经济。1933年初《东方杂志》上一篇文章写道:“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³²⁾此种言论为知识界中不少人在思考中国出路时对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对计划经济的选择提供了逻辑解释,即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诉求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第二,信仰层面原因的解释。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知识界不少人开始从思想信仰层面探寻其成功的秘诀——思想内核。他们指出苏联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人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人民才取得了“一五计划”的成功。这正如张季同所说:“现在苏俄即完全依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践,由新社会之确立,而能创造新生活”。“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有理想而非空想的人生哲学”。⁽³³⁾同时他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找到了根治危机的药方,即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为追求利益无限扩大生产,造成生产无政府状况,这势必引起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一日未灭,危机就一日不会根除。如《东方杂志》27卷上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今日经济恐慌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包容不了资本主义自己所造成的生产力,而残酷地阻碍生产力往前发达。”⁽³⁴⁾同期的另一文章也指出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即生产过剩与购买力低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的矛盾点”,“这种矛盾为资本制度永远的病态;它循环着市场的好坏而表现出病态的轻重”。⁽³⁵⁾经济危机的发生“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分离的。恐慌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利益相互间之深刻的冲突,其发生,带着有规律之周期性”。⁽³⁶⁾同时有的文章对西方某些学者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战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战债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只是加深了危机,战债赔款即使取消,危机也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继续爆发。用《东方杂志》一篇文章的话说,西方某些学者“开始向经济恐慌的原因反省了,在混乱的氛围中,他们聪明地(?)发现唯一的病根——战债赔款问题。他们认为战债赔款是世界经济的致命伤,取消战债赔款,世界经济三年来的缠绵膏肓的大病,就可霍然而起”,但事实上“赔款战债之不成为恐慌的原因,不须多说。即使没有赔款战债,恐慌也还是依资本主义之内在的自然法则而必然要爆发的,同样,即使取消赔款战债,世界经济恐慌也不会克服”。⁽³⁷⁾《申报》和《读书杂志》发表的一些时评除对西方某些学者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战债的观点提出批评外,还进一步指出根除危机不是权宜之计所能成功的,因为“今日世界经济恐慌之侵袭,其症结实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然此现象之发生,断非出于偶然,而此现象之消灭,更断非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方法所得奏功,已为识者所共信”。⁽³⁸⁾“事实告诉我们,由某种社会制度酿成的恶害,只能在那种制度根本改造过来之后,才有根本救治的可能”。⁽³⁹⁾

(三)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落后感迫使知识界要对救亡图存方式及民族复兴道路作出思考和抉择,于是30年代初知识界就“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或论争。在这些讨论或论争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已失去信心甚至不抱任何希望。“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⁴⁰⁾与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则充满了信心,并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据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这种思想在1933年《东方杂志》的“新年梦想”征文中、在同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中和1931年至1934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人们在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期待和深沉思索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取向,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初期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诉求。

1.“新年梦想”征文中的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向。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就“(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2)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这两个问题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约400份,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其中142份答案刊登在1933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没有刊登的或篇幅过于冗长,或内容与征文原旨不符)。这142份答案的作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合计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⁴¹⁾用《东方杂志》记者的话说,这些“‘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⁴²⁾就中国发展道路而言,梦想未来中国为没有阶级压迫、消除贫富差别、废除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就有20多篇,而明确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寥寥无几。这是30年代初期知识界一次较为全面、真实的民意调查,客观地反映了知识界关于立国方略的思想取向。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辛亥老人柳亚子梦想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大同世界里,“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女作家谢冰莹梦想中的未来世界也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就是这一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则表达得非常简洁,他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梦想未来的中国为“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个人为了群众而生存,群众也为了个人而生存”。艺术家徐悲鸿在征文中说道:“若乃同情之爱,及于庶物。人类无怨,以跻大同。”即也梦想未来世界为大同世界,未来中国为大同社会。《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共同劳动,共享平等的社会。“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读者张宝星梦想未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实现经济组织社会主义化。“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小说家郁达夫梦想“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有‘私有财产’”。裕丰纱厂的毕云程“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的未来中国,“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2.“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式。如果说“新年梦想”征文反映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向往,那么,“现代化讨论”则体现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出路的选择。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上发表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刊,把现代化问题作为中国发展的总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拢两个问题进行:“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⁴³⁾当时知识界名流如陶孟和、吴觉农、吴泽霖、金仲华、郑学稼、周宪文、樊仲云等人参加了讨论。粗略统计,在共发表的26篇(16篇专论,10篇短文)文章中,只有一篇明确主张走个人主义道路即私人资本主义道路,而明确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兼采社会主义之长的则达14篇之多。一位名叫杨幸之的作者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目前横在我们面前的现代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⁴⁴⁾另一位作者戴霭庐也表达了现代化应采用社会主义方式而不能走个人主义道路的观点。他说,“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引者),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我虽然看到现在中国个人主义的势力很大,但是决不能因此削足适履”。“现代化本身非社会主义不可的”。⁽⁴⁵⁾罗吟圃更明确指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而资本主义道路则不能完成改良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内外层层叠叠的高压状态底下的中国,个人的资本薄弱得可怜,试问怎样改良生产技术而增加生产力呢?如果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引者)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复兴和进展,绝对不能依靠那些很少数附庸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暴富户。”在这里罗吟圃极力强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立国道路,力主以苏联为模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⁴⁶⁾陈彬龢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与方式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处在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中,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四面楚歌中,只有学苏联实现五年计划的孤军奋斗,应当用国民资本来促进。”⁽⁴⁷⁾樊仲云认为现代化的唯一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社会主义:“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⁴⁸⁾吴觉农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一文中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应该采用社会主义方式:“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⁴⁹⁾张良辅则在《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一文中说,“至于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种方式,那么第一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⁵⁰⁾

3.“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早在1931年思想界就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论争持续了几年。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二、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读书杂志》从1931年底至1934年4月共刊登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特辑,收录中外学者论文约50余篇。参与论战的大多是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分别是新思潮派(斯大林派)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动力派(托派)的严灵峰、任曙、刘镜园、李季、王宜昌、杜威之等;新生命派(蒋介石派)的陶希圣、陈邦国、朱伯康;改组派(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等;此外还有《读书杂志》派的胡秋原、孙倬章、王礼锡等人。尽管各派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大部分论战文章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赞赏。如《读书杂志》的胡秋原写道:“世界经济的恐慌,已经日益趋于绝境。帝国主义为挽救他不可救药的恐慌,唯有磨牙吮血,向殖民地及劳动者加紧剥削,并且准备重新分割市场的战争了。”“然而,在另一世界的苏联,则在不同的状态。1928～1929到1932～1933的所谓五年计划,以庞大而惊人的计划与成功而前进,在工业化、电器化、社会化的口号之下,以‘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决心,雷厉风行地进行,确实获得了可敬的成绩。”⁽⁵¹⁾不少论战文章明确主张中国应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孙倬章在分析比较中俄两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如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幕,与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同一个时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发展的程度,不及现在的中国,此由封建势力阻碍之故。十月革命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为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所不及。故欲使中国生产力尽量发展,必彻底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社会主义革命。⁽⁵²⁾朱伯康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技术的问题”。所谓生产关系问题,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⁵³⁾陈邦国指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本国军阀的混战,因此本国经济即使有所发展但也是不充分的。如果中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程度越深,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就越趋于殖民地化。因此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只有一条路——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可能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我们应力争这一前途的发展。”“要求的终是我们的!”⁽⁵⁴⁾

三

与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比较,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二是缺少学理上的建树。

(一)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着眼的是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即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着眼,而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剥削和人人平等的话,那么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不同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此时社会主义思潮中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无疑是世风所致。1930～1935年间各国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人士云集于苏联,探寻其经济成功的秘诀。他们大多视计划经济为苏联经济成功的不二法门。于是“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开始采用“计划”。英国政府于1930年成立了经济咨询委员会,备受英政府尊重的元老索特爵士特出版了名为《复苏》的书鼓吹计划经济。年青一代的保守党人士中有不少人以计划派发言人自居,如后来任首相的麦克米伦。“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⁵⁵⁾法国和意大利则重组一些曾经存在的计划机构,如法国的国立委员会、意大利的协同组合全国会议等。

这股计划经济劲风自然也征服了中国的知识者,知识界对计划经济特别青睐。国内很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都刊登了有关计划经济的专论文章或是开辟了专栏。如《读书杂志》3卷7期的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2卷7号的笔谈会(1933.7.15),《新中华》1卷15期的统制经济特辑(1933.8.10)等。30年代初这股计划经济热潮浸染了整个知识界。因此3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充满了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苏联经济的繁荣归因于是否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人(不管是左倾者还是右倾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发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自由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自由经济下,资本家为追求利润可任意扩大生产,从而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大,最终酿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最初以自由竞争为主,虽有促进进步发明等之效力,但其流弊极大,产业受其淘汰者不知凡几,并足以召起社会之恐慌。盖自由竞争中生产者各不相谋,生产之多寡恒受物价之支配,物价高,则共同提高生产。结果供过于求,各业均发生生产过剩……社会至此发生绝大恐慌与绝大混乱”。⁽⁵⁶⁾“世界资本主义恐慌之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般的原因,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中所特有的经济组织之内在的矛盾。资本家的生产之特征,第一便是生产之无政府状态”。⁽⁵⁷⁾他们认为苏联经济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因为这一经济制度的优势在于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处于政府计划和组织之下,既不会造成生产的浪费也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⁵⁸⁾

第二,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少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视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神髓”。⁽⁵⁹⁾二者相互对立,甚至格格不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的经济体系全然异其性质,且为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⁶⁰⁾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所有制性质基础上。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1)计划经济实施的条件是公有制,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世界绝对不能够成功地实施。“在计划经济的下面,必须将一切的生产手段——土地、矿山、富源、工业、银行、交通、大商业等——社会化。这样才可以全盘自由的统计筹划,不会受到实施上的任何阻碍”。“实行计划经济,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至少是大产业主、地主,以及各种寄生阶级的必须消灭”。⁽⁶¹⁾“资本主义的神髓是消费者有需求的自由,生产者有创造的自由,这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容许的,加以各国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以资本主义下实行计划经济显然是不可能的。”⁽⁶²⁾(2)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存在某些类似但实际上却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根本不同的原因在于:“一面是从财产公有制的原则产生的,一面是从财产私有制的原则产生的”。⁽⁶³⁾“苏联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在字义上固极相似。但在其实质上则显然有极大之区别。即苏联计划经济彻底收一切生产手段为公有,否定企业自由”。⁽⁶⁴⁾(3)即使资本主义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其效果却是消极的,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底‘经济统制’是只会成为救济资本主义经济之破绽而失败的‘产业合理化’第二”。⁽⁶⁵⁾“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竞施计划经济,即为弥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发生之缺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是一种消极的救济策罢了”,“资本主义国家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以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结果反而促进这历史的命运之早日到临”。⁽⁶⁶⁾

第三,计划经济救国论。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凸显了计划经济理论的强大优势,一时间计划经济风靡全球。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计划经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包袱,实现民族复兴,绝不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只有追随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如下的优点:生产资料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由社会公用;劳动者劳动的结果不再是为资本家、地主赚取利润与地租,而是为了自身生活状态的改善;生产不是服从追求利润和盲目的价格法则,而是服从社会的需要和计划的指导;分配不是由购买力决定,而是由劳动来决定;劳动人民自身的主人翁地位能自觉地实现。总之,如张良辅所说,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⁶⁷⁾生活在战火不断、灾荒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困境中的人们易于对理想社会产生深切向往,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无疑给在痛苦在挣扎的人们带来了福音,苏联式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自然成了众望所归。于是,这时期计划经济救国的呼声甚高。《国闻周报》的马季廉曾高呼:“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现今世界经济必然的出路。”⁽⁶⁸⁾罗吟圃则在关于“现代化”讨论时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引者)是万万不能实施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地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⁶⁹⁾

(二)缺少学理上的建树。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想体现了明显的学理化趋势。甘蛰仙在1922年曾指出,所谓思想的学理化就是思想“受科学的洗礼”。“把科学的精神,明明白白告给大众,总觉是近四年思想界的最大特色”。⁽⁷⁰⁾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得以传播的,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逻辑上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自然带有深厚的学理色彩。事实亦是如此。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追随者与反对者展开了几次激烈的论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等,社会主义者对反对者的诘难均一一作了学理上的回答。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涨。当时进入论战的流派非常庞杂,有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流派。三次论战的论文共计151篇,参加论争的人数达90人之多(“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相关论文为56篇,论者30人;有关“社会主义论战”论文为37篇,论者23人;“无政府主义论争”的论文有58篇,论者37人)。⁽⁷¹⁾社会主义追随者从学理上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平等关系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李大钊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血肉联系作了初步阐述,指出这三者“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⁷²⁾在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予以尖锐的批评,坚持了中国问题应“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李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作了简洁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简单说起来,就是救经济上的不平均的主义。”⁽⁷³⁾蔡和森在批评无政府主义时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客观的,必然的”。⁽⁷⁴⁾他们不但牢牢抓住了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理论武器,而且渐渐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与诠释显得有些青涩、稚嫩,但他们显然已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丰富的内涵与广袤的外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内涵到外延的发展,体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渐进。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体现了重要的学理价值。

相比之下,30年代初知识界谈论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像李大钊等人那样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并不多,他们只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失望和对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赞赏而谈论或主张社会主义的,加上30年代初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挽救民族危亡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很少有人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主义的学理问题。所以与五四时期比较,30年代初期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学理上就显得非常的浅显。1933年初《东方杂志》“新年梦想”142篇征文中,虽然有20多篇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诉求,但几乎没有一人从学理的层面对社会主义加以阐述,只是一味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地位。同年7月《申报月刊》的“现代化论战”26篇征文中,虽有14篇明确表达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往,但所有的作者都未能对社会主义展开充分的学理论证。

诚然,“计划经济”在30年代初确实牵引了世人的心弦。“‘经济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时代的标语,世界议论的洪水了……皆鼎沸于论坛,酿成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经济统制’就不足以显其本色的样子”。⁽⁷⁵⁾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对计划经济进行孜孜不倦的解读、诠释本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倡导中国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他们漂浮于“计划经济”的洪流之上,纠缠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显然是对计划经济的误解:一方面这是对计划经济功能的误解。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的病并不是这一剂药方可以治愈的,他们犯了经济运行机制万能论的毛病。另一方面是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误解。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不带有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尺。

产生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一、他们对计划经济缺乏系统的分析,对其广泛性和实践基础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实施计划经济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亦未找到实现它的现实力量;另外,此时计划经济的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标准,多是浮于表面的争论。他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在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淡化了苏俄人民为之所作的长时间的准备,未能认识到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实际上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经济政策历经几次演变,先后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和“计划经济政策”几个发展阶段。从革命的成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俄人民已整整准备了11年,奠定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物质基础。且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兼有政治上的独立优势。和苏俄不同,此时的中国不仅民族不独立,国民经济也非常落后,到1937年,大陆居民平均每100万人只有11英里的铁路,每3万人共一辆货车,每5万人才有一辆公共汽车。⁽⁷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谈何容易。二、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风行一时的非理性反应。当时曾有人指出:“近来美国许多资本家、社会主义家的种种统制计划,和欧西人民的理论研讨,都是几年来经济衰落的反响。在我们中国,这个时髦名词,忽然的几月之间,这样风起云涌的,我疑是欧美海风带过来的余波,碰着顽石,激成大浪”,而不是对苏俄计划经济进行认真深入地研究后得出的结果。⁽⁷⁷⁾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的谈论者和主张者缺乏对计划经济精深的思考,对其本质、实施条件、优缺点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他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经济。事实上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计划经济具有事先性、整体性、宏观性和自觉性等特点,它的长处在于,能够进行经济预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宏观上规划和控制资源配置,进行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但也有不足之处,即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难以适应,信息滞后,易于产生计划脱离实际,浪费资源,效率低、效益差等缺陷。自由经济具有事后性、微观性、自发性、灵活性等特点。其长处是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让生产者在市场中自然完成优胜劣汰。但它对经济总量平衡和大的结构调整却无能为力,对垄断性行业和损人利己的经济活动也缺乏有力的制约,这是它的致命弱点。由于此时计划经济的优势因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得到彰显,其不足被慷慨地忽略了。自由经济的弱点则因经济危机的日益深重而凸显,其长处被苛刻地打了折扣。因而他们把本来不带有社会性质的经济调节手段看成是社会制度范畴内的东西,否定了资本主义实施计划手段的可能,对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能力缺乏应有的客观认识,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还是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乐观,都带有理想的主观色彩。

由于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解读,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了起来,因此和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追随者不同,30年代的社会主义谈论者和主张者在思考社会主义时涉及较多的是生产与分配的问题,而对于社会主义与人生观、社会主义与家庭、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关系等则很少有人涉及。罗吟圃算是30年代初谈论社会主义的佼佼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限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自由。他说:“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大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地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得享受的。”⁽⁷⁸⁾这种对自由的理解显然没能超过五四时期前辈们。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本家“自由虐待劳动者”,造就的是“自由的资本阶级”,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是“自由主义将他带(戴)上的”。“德谟克拉西到(倒)成了资产阶级护身符”。⁽⁷⁹⁾李大钊则在《自由与秩序》中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⁸⁰⁾

正因为缺少五四时期那样的理论建树,所以五四时期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思想明星,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而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想明星则寥寥无几。

[作者简介: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谭庆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注释】

(1)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2)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9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4页。

(3)A.Minard著,瀛洲译:《世界经济的乐观和悲观》,《东方杂志》29卷8号,1932年12月16日。

(4)Varga:《最近世界经济恐慌政治不安之总观察》,《读书杂志》3卷5期,1933年5月1日。

(5)包玉墀:《鲁易乔治最近论世界经济之危机》,《国际》1卷3号,1932年9月1日。

(6)J.Barthelemy:《欧洲民主政治的危机》,《东方杂志》26卷23号,1929年12月10日。

(7)周友苍:《通货膨胀政策与世界恐慌》,《东方杂志》30卷3号,1933年2月1日。

(8)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30卷9号,1933年5月1日。

(9)《苏联论》(一),《申报》专论,1932年1月25日。

(10)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9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0页。

(11)王祖绳:《国际关系史》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12)Frederick.A.Van Fleet著,骏声译:《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东方杂志》28卷7号,1931年4月10日。

(13)《苏联评论》(一),《申报》专论,1932年1月25日。

(14)蔼如:《苏联真的要赶上美国吗?》(上),《新生》1卷3期,1934年2月24日。

(15)1932年2月13日天津《大公报》,第1版。

(16)《新中华》发刊词,1933年1月10日。

(17)《评统制经济运动》,《申报月刊》2卷10号,1933年10月15日。

(18)孙静生:《产业革命与中国》,《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19)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1926年7月10日。(www.xing528.com)

(20)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页。

(21)胡适:《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32卷1号,1935年1月1日,第17页。

(22)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11号,1932年7月31日。

(23)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

(24)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25号,1932年11月6日。

(25)黄克剑:《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26)白苹:《苏联劳动民众的生活》,《申报月刊》2卷6号,1933年6月15日。

(27)白萍:《苏联劳动民众的生活》,《申报月刊》2卷6号,1933年6月15日。

(28)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29)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30)克多:《苏联工农生活的素描》,《东方杂志》30卷2号,1933年1月15日。

(31)穗:《为苏联考察团进一言》,《申报》时评,1933年2月15日。

(32)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30卷1号,1933年1月1日。

(33)张季同:《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续),《大公报》“世界思潮”67期,1934年3月8日。

(34)朱介民:《最近世界经济恐慌之发展》,《东方杂志》27卷24号,1930年12月25日。

(35)仲英:《最近世界经济大势与美国》,《东方杂志》27卷24号,1930年12月25日。

(36)Maximlitvinov著,许逸译:《苏维埃之国际经济政策》,《东方杂志》28卷20号,1931年10月25日。

(37)张耀华:《赔款战债问题与世界经济恐慌》,《东方杂志》,30卷3号,1933年2月1日。

(38)仁:《欧洲经济之新趋势》,《申报》时评,1932年8月14日。

(39)道明:《由自由主义经济到统制主义经济》,《读书杂志》3卷7期,1933年9月1日。

(40)季廉:《宪法能救中国?》,《国闻周报》9卷18期,1932年5月9日。

(41)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42)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43)《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4)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5)戴霭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6)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7)陈彬龢:《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8)樊仲云:《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49)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50)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51)胡秋原:《资本主义之“第三期”与日本暴行之必然性》,《读书杂志》1卷7、8期合刊(1932年1月1日),第9页。

(52)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1卷4、5期合刊(1931年11月1日),第35、73～74页。

(53)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读书杂志》2卷2、3期合刊(1932年3月30日),第33、34、46页。

(54)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续),《读书杂志》2卷11、12期合刊(1932年12月20日),第24页。

(55)〔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56)马寅初:《资本主义欤共产主义欤》,《东方杂志》28卷24号,1931年12月25日。

(57)杨秉薄:《一九三2年国际情势概观》,《青年界》1卷创刊号,1931年3月10日。

(58)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30卷1号,1933年1月1日。

(59)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10卷6期,1933年2月13日。

(60)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61)寒松:《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生活周刊》8卷46期,1933年11月18日。

(62)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10卷6期,1933年2月13日。

(63)伍忠道:《统制经济与中国农业》,《读书杂志》3卷7期,1933年9月1日。

(64)伟:《论统制经济》,《申报》(时评),1933年9月24日。

(65)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30卷9号,1933年5月1日。

(66)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30卷9号,1933年5月1日。

(67)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68)马季廉:《资本主义能否施行计划经济》,《国闻周报》10卷6期,1933年2月13日。

(69)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70)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日。

(71)此组数据是根据《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9册《总目》(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沈阳1984年)所载篇目由笔者统计所得。同一人不累计,如陈独秀、蔡元培参加3次论战,李大钊、胡适等人参加2次论战都分别计为1人。

(7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73)鹤:《社会主义的目的》,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19日。

(74)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55页。

(75)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30卷9号。

(7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77)守愚:《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独立评论》70号(1933年10月1日),第8页。

(78)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15日。

(79)陈独秀:《谈政治》,《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370页。

(80)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页。